在時代巨變的時期， 賽凡提斯通過《堂吉訶德》來記錄人文主義價值的崩塌。 《堂吉訶德》完成的十七世紀初， 正是西班牙文藝復興的黃金時代， 人文主義的思潮讓文學家們在作品中格外關注主人公們的內心世界， 同時宗教改革和科技的飛速發展也讓固有的價值體系受到嚴重衝擊。 騎士的完美人格， 折射的就是人文主義的核心理念， 文藝復興初期， 這曾是歐洲的主流思潮。 這種價值觀的集體崩塌不是個人的， 而是星火燎原般在歐陸大地上迅速蔓延開， 成為集體的精神危機。
《堂吉訶德》是賽凡提斯對騎士小說在文藝復興時期境遇的注解，
以《堂吉訶德》為藍本的諸多作品， 截取的常常是小說中冒險部分的故事主線， 發揮的是小說原作的娛樂功用。 而《我是堂吉訶德》不但捕捉到了賽凡提斯原著豐富的層次， 並且借由這部文藝復興時期的現代小說奠基之作， 讓劇中的人物與當下的觀眾實現共鳴。 導演用了許多頗具想像力的手法， 來表現兩位瘋狂迷戀小說《堂吉訶德》的囚徒的幻夢，
堂吉訶德精神上的高度理想主義與他在生活中不切實際的程度成正比， 這讓他的命運註定會成為悲劇， 相信這也是《堂吉訶德》之所以受改編者與解構者們長期青睞的緣故， 因為它將主體與客體的矛盾最大化， 並且幾乎在每個時代、每個人身上， 都會面臨這樣的困境。
事實上， 被殘酷現實擊得粉碎的堂吉訶德， 精神世界卻無比強大， 強大到完全忽視客觀世界的存在。
劇中的兩位囚犯， 不但在外形上分別繼承了原著小說中堂吉訶德的高瘦和桑丘的矮胖， 甚至兩人的道德潔癖和自己所構建出的完整價值體系， 也與小說主人公一脈相承——他們的幻想部分， 在舞臺上都有完整的場景。 而那位代入“桑丘”的囚犯之所以選擇和“堂吉訶德”絕交，
“桑丘”的出獄再次體現了現實的殘酷和個體的無能為力——他的妻子與法官進行了權色交易換得了他的人身自由。 “桑丘”出獄後， “堂吉訶德”因失去唯一的知己而精神崩潰， 自殺未遂的他被轉到了精神病院。 病榻前照顧他的女護士， 是“桑丘”走後唯一一個懂他的人。 她能用他的語言體系和他溝通， 在他遊弋於自己的精神世界裡不肯出來時， 她用動物的叫喊聲將他喚回現實生活裡吃藥。 然而護士的體貼周到並未得到這個精神病人的回報，
儘管經過了賽凡提斯和羅伊·陳的兩重闡釋， 騎士精神依舊作為故事的起點和全劇的母題。 比起原著小說裡堂吉訶德臨終前的幡然醒悟， 劇中的“堂吉訶德”一直到死都篤信自己的終身追求， 賦予他圓滿的， 正是他的偏執與堅定。 看完劇後不禁感慨：最偏執的理想主義者， 大概還是該劇的編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