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在翻閱1932年第2卷第1期的《現代》雜誌時,無意中在其“社中日記”欄發現郭沫若書信一封,未見於此前出版的郭沫若書信集中(包括《三葉草》《沫若書信集》《郭沫若書簡——致容庚》《櫻花書簡》《郭沫若書信集》《郭沫若致文求堂書簡》),也不見其他研究者提及闡釋,可斷定為佚信。 為保存史料,照錄如下:
郭沫若先生本來答應給《現代》寫一篇萬字左右的小說《紫薇花》,但今天來信說已不及寫了,改寄了兩首詩來。 詩後附著一段聲明,為編輯方面便利起見,特移錄在這裡:
《現代》月刊要出創作專號,要我作一篇小說,並因期促的關係,叫我在十天之內就要交稿。
這兩首詩並列在這兒似乎有點矛盾,但這個世界正是充滿著矛盾的世界,要緊的是要解消這個矛盾。 我所希望的是在《夜半》之後有《牧歌》的世界出現。
《紫薇花》呢?在最近期內能寫出時,希望能在本志上和讀者見面。
一九三二年九月二十五日
《現代》雜誌於1932年5月在上海創刊,現代書局發行。 前兩卷由施蟄存編輯,第3卷起由施蟄存、杜衡合編。 6卷1期出版後,改由汪馥泉接編。 出至6卷4期(1935年5月)後,因現代書局關閉而停刊。 其中《社中日記》欄大多談的是約稿情況,在向讀者訴說編者(施蟄存)是怎樣約到一些著名作家的作品的同時,傳達出編者的編輯思想以及當時的文壇動向。
此外,在筆者看來,《現代》(不限於《現代》)中的“社中日記”“編輯座談”等欄目有較高的史料價值,以近年來學界流行的“副文本”和“文學史前史”視角進行切入研究,將會有一定的學術空間和學術價值。
郭沫若的這封佚信就出現在“社中日記”欄中,有可能因為它是作為“一段聲明”附在正文後面,所以一直沒有引起人們的注意。 信的內容比較簡單,因為“《現代》月刊要出創作專號”,編輯施蟄存之前曾寫信向當時身在日本的郭沫若約稿,郭沫若也答應十天之內寫一篇名為《紫薇花》的小說出來給《現代》發表。
事實上,郭沫若的一生創作豐富,擅長各種體裁;與小說相比,其詩歌、戲劇等方面的創作成就似乎更為突出。 郭沫若從日記上抄下來的兩首《夜半》與《牧歌》就發表在2卷1期的《現代》上,正如作者所說:“這兩首詩並列在這兒似乎有點矛盾。 ”它們一個是“狂暴的寒風怒號”,一個卻是“春風吹入了我們的心房”;然而,它們對於光明和美好的嚮往卻是一致的,這也讓人們願意相信“《夜半》之後有《牧歌》的世界出現”。
值得一提的是,筆者還在1932年第2卷第2期的《現代》雜誌“社中日記”欄發現郁達夫的材料一則:“郁達夫先生自杭州來信,說為《現代》新作《遲桂花》一篇,已寄滬寓。 即晚便到赫德路鬱宅去取了來。 郁夫人並示以達夫家書,關於此作,有語雲:‘這一回的一篇沒有一段敗筆,我很得意。 ’”郁達夫寫給施蟄存的這封信不見於《郁達夫全集·書信卷》,當為佚信。 但此信件並未像郭沫若信一樣附在後面,所以我們只能從中瞭解到郁達夫對《遲桂花》的“得意”。 信是郁達夫從杭州寄往上海的,裡面提到為《現代》新寫了一篇小說《遲桂花》,已經寄到上海王映霞的住所,囑施蟄存去那裡拿稿。
查《郁達夫全集·書信卷》,郁達夫在1932年10月20日寫給王映霞的信中說道:“這一忽《遲桂花》正寫好,共五十三張,有兩萬一千字,《現代》當去信通知,大約三日後會來拿。 ”“《遲桂花》我自以為做得很好,不知世評如何耳。”這就可以與郁達夫寫給施蟄存的這封信相互印證了。
(作者單位:南京大學)
”“《遲桂花》我自以為做得很好,不知世評如何耳。”這就可以與郁達夫寫給施蟄存的這封信相互印證了。(作者單位:南京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