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中，余華可以成為半個陀思妥耶夫斯基嗎

我們平時看到的作家評傳大概的有兩種典型寫法：一種像我一直所推崇的上海學者王曉明先生的《無法直面的人生：魯迅傳》那樣，

借他人之酒杯， 消心中之憂愁， 說的是魯迅， 但時時的可在字裡行間發現作者自己精神焦慮的影子；另外一種就是自認為站在客觀的立場， 用挑剔的眼神， 對作家的生平進行研究和評判。 王世誠先生的《向死而生：余華》就是其中的一個顯例。

坦白說， 給一個創作的生活力正處於旺盛時期的作家作傳實際上是一種極大的冒險， 不用說會招致非議， 這種非議不僅是來自讀者， 更加致命的也許會來自傳主。 世界上有很多的作家都反對在有生之年對他們進行評判， 俄國的那個卷毛鬍子老頭托爾斯泰就是這樣一個老頑固， 一聽說有批評家對他的生平和作品指手畫腳就暴跳如雷。 他認為批評家的存在本身就是十分的荒誕，

但具有諷刺意義的是這並不妨礙在他去後關於他的傳記多如牛毛。 從這個角度講， 對於余華這位現在正炙手可熱、紅得發紫的中國當代作家來說， 作傳未免太早了一些。 但是本書的作者王世誠先生在書的前言中已經預料到如此疑惑的反應並對此作出了自己合理的解釋。 他認為， 與其將“評傳”當作為某人“樹碑立傳”的工具， 還不如將其視作是批評者用以進行文化研究的一種方式， 並強調說明， 本書的重點不在傳主的生平佚事、傳奇冒險， 而是傳主的“文本世界以及這一世界與我們現實世界的關係”。

根據這種寫作的出發點， 在這本傳記中， 作者重點考察了作家余華在20世紀80年代橫空出世， 一躍為中國的先鋒派後的幾篇代表作品所反映出的作家內心世界與外界世界的距離和對壘， 以及在20世紀90年代經過短暫的蟄伏後的大幅度的轉型， 並對此作出了令人信服的原因分析。 可以說這些分析也是本書的精彩之處。 對於20世紀80年代的余華， 他通過《十八歲出門遠行》、《現實一種》、《一九八六》《河邊的錯誤》等小說，

用眼花繚亂的敘事手法， 無比冷靜的向我們講述著這個看似理性、秩序的世界背後是如何的荒誕、殘忍、暴力、瘋狂。 可以說這個時期的小說幾乎每一篇都是一種新的敘述故事的方式， 但是主題一直都是那麼的尖銳、固執， 甚至令讀者都不寒而慄。 而到了20世紀的90年代後， 短暫沉寂後的余華向我們拋出了兩部長篇小說《活著》和《許三觀賣血記》後才真正的讓批評界和那些津津樂道先鋒派的批評家大跌眼鏡。 他們對此轉變大惑不解：怎麼， 余華怎麼向世俗生活妥協了麼？他向市民社會“投降”了麼？這麼溫和、平和的作品怎麼可能是那個一直敘說著“我永遠都是個先鋒派”的余華所為？這樣的問題不僅充斥著批評家的腦中， 也同時讓一直習慣他的讀者有了某種程度的失望。 但是與這種失望情緒相對的卻是《活著》以及《許三觀賣血記》不僅在國內大賣、同名電影在國際上獲獎， 更重要的是被翻譯成了多國文字並暢銷， 余華同時也被譽為很有希望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中國作家。

對於這種怪現象，在《向死而生：余華》中，作者通過余華的一系列文本尤其是關於創作隨筆和談話來尋找著蛛絲馬跡。他認為20世紀80年代的余華和在20世紀90年代的余華的創作處在了兩個極端：最初的時候是對世界極端的不信任，極力的想尋找這個秩序背後的混亂和非理性；而後的余華發現“事實永遠比看法更重要”，“人是為了活著本身而活著的，而不是為了活著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著的”，所以對於那些經歷無數風雨滄桑依然能樂觀的面對生活的小人物他們的活著才是最值得稱頌的，對於他們的書寫才能顯示我們對於人類和整個世界的悲憫和愛。這是余華在創作道路上的兩個極端，根據作者的斷言，如果余華能在兩種極端中一直的堅持一種就可以成為大師，但是他沒有，所以他只能是半個陀斯妥耶夫斯基，而如果能把這兩種極端結合在一起就是一個完整的陀斯妥耶夫斯基了。可以看出這種分析暴露了作者內心的某種矛盾。因為在本書的開篇中，作者就已經聲明，對20世紀的中國作家用20世紀西方作家取得的高度來衡量是不公正的不合理的。對於用僅僅二三十年的時間就走過西方上百年歷程的中國作家我們要看到他們的獨創性以及進步性，要多一些寬容和理解。但是走到最後，作者還是走到了用西方作家的標準來衡量中國作家的困境當中，這暴露了作者內心的某種惶惑不安，以及缺乏本土化的文化身份確認的意識。換言之，中國的作家需要迫切的建立起一種良性的、本土的、民族的、文化的作品評價和衡量機制。

當然退一步說，這並不是想渴求本書的作者，也不是說不能拿余華和陀斯妥耶夫斯基作比較，但是現在說余華是半個陀斯妥耶夫斯基還未免為時過早。也許他永遠不能成為陀斯妥耶夫斯基，也許他的下一部作品一出世就可能高過陀斯妥耶夫斯基，總之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意思。畢竟還不到蓋棺定論的時候，但是我們永遠在期待。

對於這種怪現象，在《向死而生：余華》中，作者通過余華的一系列文本尤其是關於創作隨筆和談話來尋找著蛛絲馬跡。他認為20世紀80年代的余華和在20世紀90年代的余華的創作處在了兩個極端：最初的時候是對世界極端的不信任，極力的想尋找這個秩序背後的混亂和非理性；而後的余華發現“事實永遠比看法更重要”，“人是為了活著本身而活著的，而不是為了活著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著的”，所以對於那些經歷無數風雨滄桑依然能樂觀的面對生活的小人物他們的活著才是最值得稱頌的，對於他們的書寫才能顯示我們對於人類和整個世界的悲憫和愛。這是余華在創作道路上的兩個極端，根據作者的斷言，如果余華能在兩種極端中一直的堅持一種就可以成為大師，但是他沒有，所以他只能是半個陀斯妥耶夫斯基，而如果能把這兩種極端結合在一起就是一個完整的陀斯妥耶夫斯基了。可以看出這種分析暴露了作者內心的某種矛盾。因為在本書的開篇中，作者就已經聲明，對20世紀的中國作家用20世紀西方作家取得的高度來衡量是不公正的不合理的。對於用僅僅二三十年的時間就走過西方上百年歷程的中國作家我們要看到他們的獨創性以及進步性，要多一些寬容和理解。但是走到最後，作者還是走到了用西方作家的標準來衡量中國作家的困境當中，這暴露了作者內心的某種惶惑不安，以及缺乏本土化的文化身份確認的意識。換言之，中國的作家需要迫切的建立起一種良性的、本土的、民族的、文化的作品評價和衡量機制。

當然退一步說，這並不是想渴求本書的作者，也不是說不能拿余華和陀斯妥耶夫斯基作比較，但是現在說余華是半個陀斯妥耶夫斯基還未免為時過早。也許他永遠不能成為陀斯妥耶夫斯基，也許他的下一部作品一出世就可能高過陀斯妥耶夫斯基，總之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意思。畢竟還不到蓋棺定論的時候，但是我們永遠在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