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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學：科學還是藝術？
朱衛斌
人大複印：《歷史學》1995 年 12 期
原發期刊：《中山大學學報：社科版》1995 年第 04 期 第 74-81 頁
摘要：
19世紀以前的史學實踐表明了史學科學化與藝術化兩種不同的學科傾向。 隨著科學概念在自然科學領域的確立， 從19世紀開始， 西方史學界展開了歷史學學科性質的爭論。 或認為其為藝術， 或相信其為科學， 或主張兩者兼而有之。 我的觀點是：就學科個性而言， 歷史學是一門科學， 遵循著從事實中得出結論、引出規律的研究途徑；就表現形式而言， 藝術對史學有重大影響。
歷史學是一門什麼樣的學科？它象自然科學那樣具有嚴密的科學性， 還是象文學藝術那樣， 屬於反映社會生活的人文學科， 或者是兼有科學與藝術的特點呢？這種對史學學科性質的定位問題， 關係到對歷史學本質的探討， 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論意義與現實意義。
一、近代以前史學實踐的兩種傾向
史學自誕生之日起， 即表示了科學化與藝術化兩種傾向。 中國自古就有“文史不分家”的說法， 表明文學對史學影響之巨。 西方神話中， 歷史女神克萊奧即是一位繆斯， 一位文藝女神。 一般認為， 神話、傳說、史詩是史學的蛹體。 它們都含有大量虛構的、非真實的成分， 都經過了人們的藝術加工， 雖然都或多或少地蘊含著歷史的真實內核， 但都談不上是史學， 仍然屬於文學藝術範疇。 可見， 史學脫胎于文學藝術， 當屬無疑。
但是， 史學一經從文學中分離， 立即表現出自己的學科個性， 即求真精神。 希羅多德（Herodotus， 約西元前484～424年）為撰《歷史》一書， 曾花費十年時間到處遊歷， 為的是搜集可信的第一手資料。
史學追求真實的特性表明了史學科學化的傾向。 然而， 歷史認識的特殊性決定了史學不可能擺脫藝術加於它的影響。 歷史在時間上的單向度性及空間上的不可接近性決定了歷史不可能重複的特點。 這給我們認識歷史帶來了很大困難。
近代科學概念誕生以前的史學實踐表明：一方面， 史學意在弄清歷史事實和過程的真相， 重在求真；另一方面， 史學又試圖扮演道德仲裁者的角色， 竭力以自己的成果去影響人們的行為，這就不可避免地使自己滑向藝術的營壘。事實上，這兩種傾向不是截然分開的，它們往往同時存在于各種史著中，只是側重方向不同而已。近代以前，史學經過兩千年的發展，取得了輝煌的成就，其間並未發生史學學科性質的爭論。史學是科學還是藝術的爭論，也只是在近代科學概念提出之後才出現的事。
二、史學學科性質的提出
自15世紀下半葉以來，自然科學在西方得到了長足的發展。天文學、數學、物理學領域湧現出許多著名的科學家，取得許多重大成果與發現，自然科學領域首先確立了近代科學的概念。與自然科學的突飛猛進相比，歷史學的發展則顯得遲緩、沉悶。當17世紀伽利略、牛頓等一大批自然科學家取得重大科學發現時，史學卻在宗教博學派史學的低谷中徘徊。史學所孜孜以求的只是發掘、整理資料，或服務於宗教傾軋，或服務於政治鬥爭。史學還不能為紛紜複雜的社會歷史現象提供哪怕是一點科學的解釋。因此，英國著名學者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年）在進行學術分類時，認為史學是基於人類的記憶而研究過去的一種學問，它在本質上是對這種記憶的描述、記載，因而史學與科學不同。它不能採用觀察、實驗、推理的方法來處理歷史資料。培根的觀點反映了那個時代史學與自然科學發展上的差距。19世紀是自然科學發展的另一個高峰。學科分化加劇，出現了一系列新興的學科。電的發現與應用，生物進化理論的確立與傳播，標誌著科學在自然研究領域的巨大成功。自然科學的發展反過來促進了歷史學的發展，也給古老的歷史學提出了嚴峻的挑戰：歷史學究竟能否成為科學？19世紀是歷史學走向科學化的關鍵時期。所謂史學的科學與藝術之爭，也正是在這個世紀提出的。
三、19世紀西方史學實踐的藝術傾向與科學傾向
19世紀在西方被譽為歷史學的世紀。浪漫主義思潮、客觀主義思潮、實證主義思潮先後衝擊著史學領域，造成了各種史學思想洶湧激蕩、史學流派紛呈迭起的局面。史學實踐的藝術傾向與科學傾向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得到了更為充分的展示。
19世紀以藝術來要求史學的當首推英國史家馬考萊（Thomas B.Macaulay，1800～1895年）。他最重要的歷史著作是《詹姆士二世即位以來的英國史》。他寫這部書的目的完全是出於為當政的資產階級與新貴族即輝格黨人的利益服務的。這部作品的最出色之處在于作者以生動的文學筆調謳歌了英國的資本主義制度。馬考萊認為，寫歷史的目的就是為現實政治提供借鑒。所以，他的著作談不上是什麼學術研究。他的史學實踐表明他完全把史學當成了一門藝術。他認為，歷史著作應當是詩意和哲學的合成品，也就是說，要把藝術的想像力與對歷史的理性認識結合起來。然而，他的所謂對歷史的理性認識不是建立在大量真實的歷史資料的基礎之上，而是出於自己的主觀認識，出於有利於輝格黨統治的偏見。他認為，歷史是由無數個微小事實構成的，歷史根本無規律可循。任何人都可以從歷史資料庫裡抽取對自己有用的材料來為自己的觀點辯護。從這個意義上說，“事實只不過是歷史的渣滓”②，歷史是一個任人隨意打扮的小姑娘，你可以把她裝扮成你喜歡的任何樣子。所以，馬考萊從不在意歷史資料的真偽，卻十分注重寫作技巧。他的著作一問世，其銷量竟超過了文學家司各脫的小說和詩歌，成了仕女梳裝臺上最時髦的讀物。可見，在馬考萊那裡，史學純粹是一門藝術，恰當小說、詩歌、歷史劇一樣。馬克思曾就此指出：“為了討好輝格黨與資產階級，馬考萊偽造了英國歷史”③。
與馬考萊同時代的另兩位英國史學家卡萊爾（Thomas Carlyle，1795～1881年）、弗勞德（James A.Froude，1818～1894年）也是把史學當成一門藝術的。卡萊爾是“英雄崇拜”論的鼓吹者，寫過不少歷史著作。與馬考萊一樣，卡萊爾也認為社會歷史的發展無客觀規律可循，歷史只不過是由一幅幅生動圖畫組成的歷史場景。任何人都可以對這些圖畫進行描繪。卡萊爾的作品以文學描寫見長，但史料卻經不起推敲，為了維護自己的偏見或說明某個觀點，他有時甚至不惜歪曲史料、捏造事實。比如，他為了把克倫威爾塑造成一個英雄，一個“偉大而誠實的人”，首先勒定了一個充滿主觀偏見的框架，然後搜尋資料來論證自己的見解。當有些材料不利於自己的觀點時，他即棄而不用或加以歪曲。所以有人說，卡萊爾對許多事件的歪曲可能會使克倫威爾本人也感到困惑和驚奇。卡萊爾的這種做法其根源即在於：在他看來，歷史研究是一門不折不扣的藝術，一門適應現實需要的藝術。在這方面，弗勞德深受卡萊爾的影響。弗勞德正是在讀了卡萊爾的作品後，慕其文章風格而棄文從史的。弗勞德也寫過不少史學作品，但人們認為他更多的是個文學家而不是史學家。他主張歷史可以隨心所欲地寫。因為所謂歷史事實不過是“孩子們的一匣子字母片，我們愛把它們拼成什麼字就能拼成什麼字”④。在他看來，歷史就是戲劇，是為了教育今人，知往鑒來。所以他的書裡史料錯誤俯拾皆是，偏見、臆斷隨處可見。
上述三人都把史學當作一種藝術，一種服務于現實需要的藝術。就在同一個世紀，客觀主義史學、實證主義史學先後崛起於歐洲。它們不但把史學當作科學來研究，而且明確地宣稱史學是一門科學。
客觀主義史學以蘭克學派為代表。蘭克（Lccpold Von Ranke，1795～1885年）是19世紀蜚聲國際史壇的史學家，他的一整套治史理論和方法培養了許多弟子，以他為中心形成了蘭克學派。蘭克標榜“客觀主義”和“科學方法”。所謂“客觀主義”，用蘭克自己的話說，就是“如實直書”，在書中“消滅自我”。也就是說，歷史學欲成其為科學，必先消滅史學家的主觀偏見，消滅史學為現實服務的功利目的。史學家只需保持不偏不倚的態度，對歷史事實加以純客觀的敘述，就會求得歷史事實的真相。那麼，客觀歷史事實又怎麼得來呢？只有通過“科學方法”對史料進行搜集、整理才能得到。蘭克治史的“科學方法”也即史料批判的方法。其主要內容是：史學研究必須搜集大量的原始材料，對這些資料要進行嚴格的鑒別、辨析，考證史料及其內容的真偽，務必使史學研究建立在真實可靠的史料基礎之上。蘭克的代表作《教皇史》即浸透了他的“客觀主義”和“科學方法”。這部三卷本的巨著引用了大量經過批判處理的第一手資料，史料扎實、準確。而且，蘭克作為路德派新教徒，卻能自始至終平心靜氣地描述新教徒的敵人——羅馬教皇的歷史。他為此曾自誇道，人們無法從這部書裡判斷出作者是教皇的朋友還是敵人。
在蘭克學派那裡，歷史學是被作為科學來研究的，其科學性在於客觀地敘述歷史的本來面目和對史料的批判方法的運用。且不說史學家能否客觀地敘述歷史，即使可能，也與我們今天歷史科學的要求差距很大。實際上，蘭克史學中只有史料批判方法具有科學的性質。而蘭克史學本身還遠不是科學的歷史學，但它卻是歷史學科學化道路上不可缺少的一環。
與客觀主義史學相比，實證主義史學的科學性又前進了一步。實證主義哲學的創始人是法國社會學家、哲學家孔德（Comte，1798～1857年）。孔德認為，科學研究須以“實證的”事實為前提條件。社會歷史領域與自然科學領域一樣，同樣存在“實證的”事實。科學的任務即在於發現這些“實證的”事實之間的因果聯繫，即事物發展的一般規律。他認為，在社會歷史領域，“也可作出象幾何學結論那樣可靠的結論來”⑤。但可惜的是，孔德本人並沒有以實證主義思想寫出一部歷史著作來。真正把孔德的實證主義哲學用於歷史研究的是法國學者泰恩（Tainc，1828～1893年）和英國史家巴克爾（Henry Buckle，1821～1861年）。泰恩是一個具有多方面才能的人，精通自然科學，同時也是個歷史學家。他在1863年出版的《英國文學史》一書中認為，歷史學可以借助自然科學的理論與方法進行研究，歷史學與心理學、動物學一樣，是一門科學，其目的即在於發現一般規律。與泰恩相比，巴克爾在實證主義史學的探索道路上又向前跨進了一大步。在其所著《英國文明史》一書中，巴克爾明確指出歷史學的任務在於探究人類歷史發展的規律性，而只有揭示了人類發展的一般規律，歷史學才能上升為科學。巴克爾提出，對人類歷史起決定作用的規律主要有兩類：自然規律和精神規律。自然規律指自然環境對人類社會的制約，精神規律則是道德和知識對人類的支配作用。在這兩類規律裡，起決定作用的是知識規律。儘管巴克爾的觀點存在缺限，但他明確提出歷史學的科學性在於它對歷史發展規律的探究，並作出了大膽的嘗試，加速了史學科學化的進程。
四、史學學科性質的科學與藝術之爭
史學躊躇滿志地跨進科學的門檻之後，卻遭到了來自兩個方面的攻擊。一是哲學領域相對主義思潮的興起導致了人們對歷史學科學性的懷疑，分析的歷史哲學因而提出歷史學不可能成為科學，至少不能成為自然科學意義上的那種科學；二是從藝術角度對歷史學科性質的詰難，即認為歷史學是一種藝術而非科學。我們這裡談的是科學與藝術之爭。
最先從藝術的角度對“科學的”歷史學發難的是義大利哲學家克羅齊（Benedetto Crocc，1866～1952年）。1893年他寫出題為《納入藝術概念之下的歷史學》的論文，從根本上否認歷史學是一門科學。他認為，“歷史學只有一個責任，即敘述事實”，敘述單獨的、互不聯繫的個體事實。而對個體的描述恰恰是藝術的天職。人類歷史的發展根本無規律可言，實證主義史學企圖尋求人類歷史的發展規律的努力是徒勞的。克羅齊認為，歷史學甚至連“描述性的科學”也算不上。因為，歷史學既然是描述性的，不是研究事物發展規律的，就談不上是什麼科學。這就否定了蘭克學派“科學的”歷史學的概念。歷史學既然不是科學，那它是什麼呢？克羅齊認為，歷史學是一門藝術，但又不止於藝術。因為，藝術是對可能的事的表述和描繪，而史學則只限於對已經發生的事加以描述。所以，史學是一門研究過去真實的藝術。⑥
克羅齊此論一出，即受到歐洲史學界特別是德國、英國學者的批判，引起了一場熱烈的爭論。1903年，英國史學家布瑞（J.B.Bury，1861～1927年）在就任劍橋大學近代史講座欽定教授的就職演說中，作了題為《歷史科學》的演說，提出“歷史學是一門科學，不多也不少”的觀點。這實際上是對蘭克史學的辯護。所謂“不多”，即是說歷史學的目的“僅僅在於說明事實發生的真相”，此外無他；所謂“不少”，即是說，依據蘭克的批判方法已足以寫出真實可靠客觀的歷史⑦。布瑞的這一觀點受到了哲學家羅素（B.Russell，1872～1970年）和史學家屈維廉（George M.Trevelyan，1876～1962年）的批判。1913年，屈維廉發表《克萊奧——一位繆斯》，闡述了自己的看法。在屈維廉看來，歷史學既沒有自然科學的實用價值，也不能象自然科學那樣演繹出普遍適用的因果規律來。歷史學的價值不在於其科學性，而在於它的教育功能。歷史學之所以不能概括出普遍規律，原因在於其研究物件是千萬個不同的心靈，歷史學家不可能在這些心靈間找出共性。所以，“在歷史業務的最重要的方面，歷史（學）並不是一種科學的演繹，而是一種對於最可能的概括的想像的猜測”。這實際上等於否認了歷史學的科學地位。屈維廉進一步剖析道，歷史研究可以分為三個步驟，即科學的、想像的或推測的和文學的。史學家在積累資料和鑒別整理資料過程中，是遵循著一套科學方法的，只有在這個意義上歷史學是科學。史家在經整理過的史料基礎上，對有關問題作出推測和概括，但其結果並不就是歷史規律。最後，史學家用文學形式把上述兩個步驟的結果表達出來，這顯然是關於敘述的藝術。所以，歷史學的藝術特徵一方面表現在它對人類心智的教育類似於其它藝術，另一方面在於其敘述純粹是一種藝術形式。⑧
羅素的看法與屈維廉相似。他否認歷史學可以成為自然科學那種意義上的科學，因為歷史學歸根到底是一種文化或人文的科學，而“文化的終極價值乃是要提出善惡的標準來，而這卻是科學本身所無法提供的”⑨。更何況歷史學與自然科學在材料上、方法上存在著巨大的差異。但是羅素並不否認歷史學同時具有科學的性質。他認為，歷史學既是科學，又是藝術。歷史學是科學決定於下列兩個方面：從弄清歷史事實這方面來說，歷史學無疑是一門科學；從尋找歷史事實因果規律這方面來說，羅素認為，這種可能性只存在於相當有限的範圍之內。即便真的存在這類規律，其普遍適用性也令人懷疑。至於史學是藝術方面，他認為史學家撰史必須有激情，有文采，這樣才能寫出有趣味的史學作品。所以，羅素特別強調撰史技巧，認為正是撰史技巧使得歷史學成為一門藝術。
五、史學是科學而非藝術
我國史學界自確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統治地位後，從未有人懷疑過歷史學的科學性，馬克思主義史學與歷史科學是同義語。然而，自80年代中期開始，已有學者呼籲必須注意歷史學的藝術特徵，主張只有將科學性與藝術性結合起來，才能產生完美的史學作品⑩。甚至有學者乾脆把歷史學視為“科學與人文學的統一”(11)，或者主張史學既是科學又是藝術(12)，實際上是認為史學具有科學與藝術的兩重特性。
那麼，史學究竟是一門什麼樣的學科呢？這個問題的解答顯然需要我們弄清“科學”一詞的確切含義。從語源學的角度來看，拉丁文中“科學”一詞的本義是知識、學問的意思；但自近代自然科學突飛猛進以來，“科學”一詞已被賦予新的含義，在自然科學領域，它是指在觀察、實驗所得到的經驗材料的基礎上，運用歸納、分析、綜合、推理等理性方法得出關於事物的本質聯繫和內在規律的認識，而這種認識又可以反復多次經過經驗的驗證。通過上述過程形成的知識體系即是科學。所以，判斷某門學科是否科學，主要看它是否能在事實材料的基礎上依據科學方法來探討事物、現象間的本質聯繫。
以上述科學定義反觀蘭克史學與實證史學，我們發現它們都不是真正科學的歷史學。蘭克史學否認歷史發展的內在規律，把“客觀地”陳述歷史事實以及達到這個目的所使用的考證史科的方法稱為科學，顯然與科學的歷史學相差甚遠；實證史學雖然提出在“實證的”事實的基礎上探求歷史發展的因果聯繫，但卻否認在經驗的、“實證的”事實之外存在著事實，且所採取的方法也過於簡單化，幾乎是將自然科學的理論與方法照搬到史學領域，因而也不是真正科學的歷史學。而且這兩個史學流派絕對排斥藝術的做法，顯然漠視了藝術作用于史學的事實。
我認為，在史學是科學還是藝術的問題上，必須在肯定史學科學性的前提下，承認藝術對史學的巨大影響。就學科個性而言，歷史學是科學而非藝術。歷史學是科學的特性決定於兩個方面。首先，與自然科學一樣，歷史學的研究物件也是客觀存在的事物，同樣是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研究物件的客觀實在性是任何科學得以存在的首要前提。歷史學研究的物件雖是滲透著人的主觀思維活動的社會歷史，但它作為自然界長期發展的產物，屬於整個自然界的一個組成部分，同樣具有客觀實在性。這種客觀實在性與生物學所研究的動物、植物，物理學所研究的力、電、熱等自然現象一樣，具有獨立於人的意識之外而存在的特點，都是科學研究的客觀物件。自然科學研究的第一步即是通過實驗、觀察得到經驗事實，這與史學研究首先確定事實的意義是完全一樣的，儘管兩者為達到這一目的所使用的手段和方法有很大差異。第二，科學研究的目的不能僅僅停留在確定事實並描述事實這一層面上，它必須揭示事物、現象間的內在因果聯繫，揭示事物、現象發展運動的規律。自然科學如此，歷史學也同樣如此。如果史學研究僅僅滿足於對客觀歷史進行描述，那它充其量也只是歷史事實的簡單堆積，是一堆雜亂無章、互不聯繫的事實。這樣的歷史學不是科學意義上的歷史學，而只是史料學。西方的蘭克學派、中國的乾嘉考據學其研究層次即停留在這個水準上。所以，歷史學必須在確定客觀歷史事實的基礎上，透過現象看本質，從紛紜複雜的歷史現象中抽象出歷史發展的內在規律，找到客觀歷史發展變化的內在根據，而這就是歷史學的根本任務，正是這一任務，使得歷史學得以確立自己的科學地位。所以，歷史學與自然科學儘管存在差異，但在科學性這一點上，兩者是完全一致的。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也多次稱歷史學是一門實證科學(13)。
肯定史學是科學，並不排斥藝術對史學的巨大作用。首先，歷史學離不開文字的表述，史學研究成果欲為人知，必借助文字形成書籍流布傳播。文字的表述方式即是一門藝術。歷史編纂學就是研究著史藝術的一門學科。歷史學在兩千多年的發展歷程中，出現了各種著史體裁和體例，以適應表達不同史學內容的需要。史學內容的科學性與表達形式的藝術性完美地結合起來，才能產生撼人心魄的史學佳作。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任何科學的內容，其表達形式都是一門藝術，自然科學也不例外，只是藝術本身也存在程度上的高下而已。其次，史學研究在規律的論證上雖主要採取邏輯思維、抽象思維等科學認識方式，但在對個別事物的描述上卻離不開形象思維，即藝術思維方式。如描寫戰爭場面，刻劃人物心理顯然不是歸納、推理所能解決問題的。它必須依據大量的第一手資料，做出符合歷史實際的描述。由於歷史認識的特殊性，藝術思維方式在這裡顯然非常重要。
上述觀點與主張史學既是科學又是藝術的觀點截然不同。把史學既視為科學又視為藝術必然導致史學學科性質上的模糊，最終使史學喪失作為一門學科繼續存在的資格。所以，正確的做法應該是：在肯定史學科學性的前提下，承認藝術對史學編纂、史學描述的巨大作用。這裡，史學的藝術傾向顯然是以不損害史學的科學性為先決條件的，因而，也可以這樣說，史學的內容是科學的，其表現形式是藝術的。
只有認識了史學的上述特性，我們才能在史學實踐中把史學的科學性及其表現形式的藝術性更好地結合起來，從而寫出既具有科學價值又具有感人藝術魅力的作品。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在史學實踐方面為我們做出了傑出的榜樣。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這部著作中，通過對當時法國社會各階層狀況、心理、力量的分析，揭示了這個特定時期法國階級鬥爭演變的規律，指出路易·波拿巴這個庸人發動政變並最終皇袍加身成功的原因。馬克思在對這一過程進行分析時，顯然是運用了法則歸納式和科學的演繹方法，邏輯推理嚴密，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結論。馬克思當時並預言，一旦路易·波拿巴皇袍加身，則拿破崙一世的銅像就會從旺多姆圓柱頂上被推下來。果然，在馬克思作出這個預言後的9個月，路易·波拿巴皇袍加身，再過18年，巴黎無產階級起來革命，拆毀了旺多姆圓柱，推倒了拿破倉一世的銅像。由此可見，科學研究給馬克思的著作帶來了驚人的洞察力與預見力。但同時，馬克思的這部作品又體現了高度的藝術性。馬克思對路易·波拿巴的個人經歷、性格、心理特徵以及他發動政變的經過，採取了個別描述式的研究，語言生動、準確，描繪了一幅幅動人的歷史圖畫。誰會否認馬克思的這部作品不同時是一篇藝術傑作呢？
注釋：
①⑥柯林武德：《歷史的觀念》，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年版，第216～220頁。
②湯普遜：《歷史著作史》下卷，商務印書館1992年版，第405頁。
③《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03頁注120。
④轉引自郭聖銘：《西方史學史概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03頁。
⑤科恩：《19世紀至20世紀初資產階級社會學史》，上海譯文出版社1982年版，第34頁。
⑦參閱杜維運：《史學方法論》，臺灣1981年版，第359頁。
⑧屈維廉：《克萊奧——一位繆斯》，見田汝康、金重遠編：《現代西方史學流派文選》，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75～198頁。
⑨羅素：《論歷史》，三聯書店1991年版，譯序第11頁。
⑩朱本源：《漫談歷史是科學還是藝術的問題》，載《中學歷史教學參考》1986年第3期。
(11)李洪岩：《歷史學：科學與人文學的統一》，載《江漢論壇》1993年第2期。
(12)李桂海：《歷史學家也要有藝術家的創新精神》，載《社會科學研究》1989年第3期。
(13)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75頁；恩格斯《自然辯證法》，1971年版，第187～188頁 。
竭力以自己的成果去影響人們的行為，這就不可避免地使自己滑向藝術的營壘。事實上，這兩種傾向不是截然分開的，它們往往同時存在于各種史著中，只是側重方向不同而已。近代以前，史學經過兩千年的發展，取得了輝煌的成就，其間並未發生史學學科性質的爭論。史學是科學還是藝術的爭論，也只是在近代科學概念提出之後才出現的事。二、史學學科性質的提出
自15世紀下半葉以來，自然科學在西方得到了長足的發展。天文學、數學、物理學領域湧現出許多著名的科學家，取得許多重大成果與發現，自然科學領域首先確立了近代科學的概念。與自然科學的突飛猛進相比，歷史學的發展則顯得遲緩、沉悶。當17世紀伽利略、牛頓等一大批自然科學家取得重大科學發現時，史學卻在宗教博學派史學的低谷中徘徊。史學所孜孜以求的只是發掘、整理資料，或服務於宗教傾軋，或服務於政治鬥爭。史學還不能為紛紜複雜的社會歷史現象提供哪怕是一點科學的解釋。因此，英國著名學者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年）在進行學術分類時，認為史學是基於人類的記憶而研究過去的一種學問，它在本質上是對這種記憶的描述、記載，因而史學與科學不同。它不能採用觀察、實驗、推理的方法來處理歷史資料。培根的觀點反映了那個時代史學與自然科學發展上的差距。19世紀是自然科學發展的另一個高峰。學科分化加劇，出現了一系列新興的學科。電的發現與應用，生物進化理論的確立與傳播，標誌著科學在自然研究領域的巨大成功。自然科學的發展反過來促進了歷史學的發展，也給古老的歷史學提出了嚴峻的挑戰：歷史學究竟能否成為科學？19世紀是歷史學走向科學化的關鍵時期。所謂史學的科學與藝術之爭，也正是在這個世紀提出的。
三、19世紀西方史學實踐的藝術傾向與科學傾向
19世紀在西方被譽為歷史學的世紀。浪漫主義思潮、客觀主義思潮、實證主義思潮先後衝擊著史學領域，造成了各種史學思想洶湧激蕩、史學流派紛呈迭起的局面。史學實踐的藝術傾向與科學傾向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得到了更為充分的展示。
19世紀以藝術來要求史學的當首推英國史家馬考萊（Thomas B.Macaulay，1800～1895年）。他最重要的歷史著作是《詹姆士二世即位以來的英國史》。他寫這部書的目的完全是出於為當政的資產階級與新貴族即輝格黨人的利益服務的。這部作品的最出色之處在于作者以生動的文學筆調謳歌了英國的資本主義制度。馬考萊認為，寫歷史的目的就是為現實政治提供借鑒。所以，他的著作談不上是什麼學術研究。他的史學實踐表明他完全把史學當成了一門藝術。他認為，歷史著作應當是詩意和哲學的合成品，也就是說，要把藝術的想像力與對歷史的理性認識結合起來。然而，他的所謂對歷史的理性認識不是建立在大量真實的歷史資料的基礎之上，而是出於自己的主觀認識，出於有利於輝格黨統治的偏見。他認為，歷史是由無數個微小事實構成的，歷史根本無規律可循。任何人都可以從歷史資料庫裡抽取對自己有用的材料來為自己的觀點辯護。從這個意義上說，“事實只不過是歷史的渣滓”②，歷史是一個任人隨意打扮的小姑娘，你可以把她裝扮成你喜歡的任何樣子。所以，馬考萊從不在意歷史資料的真偽，卻十分注重寫作技巧。他的著作一問世，其銷量竟超過了文學家司各脫的小說和詩歌，成了仕女梳裝臺上最時髦的讀物。可見，在馬考萊那裡，史學純粹是一門藝術，恰當小說、詩歌、歷史劇一樣。馬克思曾就此指出：“為了討好輝格黨與資產階級，馬考萊偽造了英國歷史”③。
與馬考萊同時代的另兩位英國史學家卡萊爾（Thomas Carlyle，1795～1881年）、弗勞德（James A.Froude，1818～1894年）也是把史學當成一門藝術的。卡萊爾是“英雄崇拜”論的鼓吹者，寫過不少歷史著作。與馬考萊一樣，卡萊爾也認為社會歷史的發展無客觀規律可循，歷史只不過是由一幅幅生動圖畫組成的歷史場景。任何人都可以對這些圖畫進行描繪。卡萊爾的作品以文學描寫見長，但史料卻經不起推敲，為了維護自己的偏見或說明某個觀點，他有時甚至不惜歪曲史料、捏造事實。比如，他為了把克倫威爾塑造成一個英雄，一個“偉大而誠實的人”，首先勒定了一個充滿主觀偏見的框架，然後搜尋資料來論證自己的見解。當有些材料不利於自己的觀點時，他即棄而不用或加以歪曲。所以有人說，卡萊爾對許多事件的歪曲可能會使克倫威爾本人也感到困惑和驚奇。卡萊爾的這種做法其根源即在於：在他看來，歷史研究是一門不折不扣的藝術，一門適應現實需要的藝術。在這方面，弗勞德深受卡萊爾的影響。弗勞德正是在讀了卡萊爾的作品後，慕其文章風格而棄文從史的。弗勞德也寫過不少史學作品，但人們認為他更多的是個文學家而不是史學家。他主張歷史可以隨心所欲地寫。因為所謂歷史事實不過是“孩子們的一匣子字母片，我們愛把它們拼成什麼字就能拼成什麼字”④。在他看來，歷史就是戲劇，是為了教育今人，知往鑒來。所以他的書裡史料錯誤俯拾皆是，偏見、臆斷隨處可見。
上述三人都把史學當作一種藝術，一種服務于現實需要的藝術。就在同一個世紀，客觀主義史學、實證主義史學先後崛起於歐洲。它們不但把史學當作科學來研究，而且明確地宣稱史學是一門科學。
客觀主義史學以蘭克學派為代表。蘭克（Lccpold Von Ranke，1795～1885年）是19世紀蜚聲國際史壇的史學家，他的一整套治史理論和方法培養了許多弟子，以他為中心形成了蘭克學派。蘭克標榜“客觀主義”和“科學方法”。所謂“客觀主義”，用蘭克自己的話說，就是“如實直書”，在書中“消滅自我”。也就是說，歷史學欲成其為科學，必先消滅史學家的主觀偏見，消滅史學為現實服務的功利目的。史學家只需保持不偏不倚的態度，對歷史事實加以純客觀的敘述，就會求得歷史事實的真相。那麼，客觀歷史事實又怎麼得來呢？只有通過“科學方法”對史料進行搜集、整理才能得到。蘭克治史的“科學方法”也即史料批判的方法。其主要內容是：史學研究必須搜集大量的原始材料，對這些資料要進行嚴格的鑒別、辨析，考證史料及其內容的真偽，務必使史學研究建立在真實可靠的史料基礎之上。蘭克的代表作《教皇史》即浸透了他的“客觀主義”和“科學方法”。這部三卷本的巨著引用了大量經過批判處理的第一手資料，史料扎實、準確。而且，蘭克作為路德派新教徒，卻能自始至終平心靜氣地描述新教徒的敵人——羅馬教皇的歷史。他為此曾自誇道，人們無法從這部書裡判斷出作者是教皇的朋友還是敵人。
在蘭克學派那裡，歷史學是被作為科學來研究的，其科學性在於客觀地敘述歷史的本來面目和對史料的批判方法的運用。且不說史學家能否客觀地敘述歷史，即使可能，也與我們今天歷史科學的要求差距很大。實際上，蘭克史學中只有史料批判方法具有科學的性質。而蘭克史學本身還遠不是科學的歷史學，但它卻是歷史學科學化道路上不可缺少的一環。
與客觀主義史學相比，實證主義史學的科學性又前進了一步。實證主義哲學的創始人是法國社會學家、哲學家孔德（Comte，1798～1857年）。孔德認為，科學研究須以“實證的”事實為前提條件。社會歷史領域與自然科學領域一樣，同樣存在“實證的”事實。科學的任務即在於發現這些“實證的”事實之間的因果聯繫，即事物發展的一般規律。他認為，在社會歷史領域，“也可作出象幾何學結論那樣可靠的結論來”⑤。但可惜的是，孔德本人並沒有以實證主義思想寫出一部歷史著作來。真正把孔德的實證主義哲學用於歷史研究的是法國學者泰恩（Tainc，1828～1893年）和英國史家巴克爾（Henry Buckle，1821～1861年）。泰恩是一個具有多方面才能的人，精通自然科學，同時也是個歷史學家。他在1863年出版的《英國文學史》一書中認為，歷史學可以借助自然科學的理論與方法進行研究，歷史學與心理學、動物學一樣，是一門科學，其目的即在於發現一般規律。與泰恩相比，巴克爾在實證主義史學的探索道路上又向前跨進了一大步。在其所著《英國文明史》一書中，巴克爾明確指出歷史學的任務在於探究人類歷史發展的規律性，而只有揭示了人類發展的一般規律，歷史學才能上升為科學。巴克爾提出，對人類歷史起決定作用的規律主要有兩類：自然規律和精神規律。自然規律指自然環境對人類社會的制約，精神規律則是道德和知識對人類的支配作用。在這兩類規律裡，起決定作用的是知識規律。儘管巴克爾的觀點存在缺限，但他明確提出歷史學的科學性在於它對歷史發展規律的探究，並作出了大膽的嘗試，加速了史學科學化的進程。
四、史學學科性質的科學與藝術之爭
史學躊躇滿志地跨進科學的門檻之後，卻遭到了來自兩個方面的攻擊。一是哲學領域相對主義思潮的興起導致了人們對歷史學科學性的懷疑，分析的歷史哲學因而提出歷史學不可能成為科學，至少不能成為自然科學意義上的那種科學；二是從藝術角度對歷史學科性質的詰難，即認為歷史學是一種藝術而非科學。我們這裡談的是科學與藝術之爭。
最先從藝術的角度對“科學的”歷史學發難的是義大利哲學家克羅齊（Benedetto Crocc，1866～1952年）。1893年他寫出題為《納入藝術概念之下的歷史學》的論文，從根本上否認歷史學是一門科學。他認為，“歷史學只有一個責任，即敘述事實”，敘述單獨的、互不聯繫的個體事實。而對個體的描述恰恰是藝術的天職。人類歷史的發展根本無規律可言，實證主義史學企圖尋求人類歷史的發展規律的努力是徒勞的。克羅齊認為，歷史學甚至連“描述性的科學”也算不上。因為，歷史學既然是描述性的，不是研究事物發展規律的，就談不上是什麼科學。這就否定了蘭克學派“科學的”歷史學的概念。歷史學既然不是科學，那它是什麼呢？克羅齊認為，歷史學是一門藝術，但又不止於藝術。因為，藝術是對可能的事的表述和描繪，而史學則只限於對已經發生的事加以描述。所以，史學是一門研究過去真實的藝術。⑥
克羅齊此論一出，即受到歐洲史學界特別是德國、英國學者的批判，引起了一場熱烈的爭論。1903年，英國史學家布瑞（J.B.Bury，1861～1927年）在就任劍橋大學近代史講座欽定教授的就職演說中，作了題為《歷史科學》的演說，提出“歷史學是一門科學，不多也不少”的觀點。這實際上是對蘭克史學的辯護。所謂“不多”，即是說歷史學的目的“僅僅在於說明事實發生的真相”，此外無他；所謂“不少”，即是說，依據蘭克的批判方法已足以寫出真實可靠客觀的歷史⑦。布瑞的這一觀點受到了哲學家羅素（B.Russell，1872～1970年）和史學家屈維廉（George M.Trevelyan，1876～1962年）的批判。1913年，屈維廉發表《克萊奧——一位繆斯》，闡述了自己的看法。在屈維廉看來，歷史學既沒有自然科學的實用價值，也不能象自然科學那樣演繹出普遍適用的因果規律來。歷史學的價值不在於其科學性，而在於它的教育功能。歷史學之所以不能概括出普遍規律，原因在於其研究物件是千萬個不同的心靈，歷史學家不可能在這些心靈間找出共性。所以，“在歷史業務的最重要的方面，歷史（學）並不是一種科學的演繹，而是一種對於最可能的概括的想像的猜測”。這實際上等於否認了歷史學的科學地位。屈維廉進一步剖析道，歷史研究可以分為三個步驟，即科學的、想像的或推測的和文學的。史學家在積累資料和鑒別整理資料過程中，是遵循著一套科學方法的，只有在這個意義上歷史學是科學。史家在經整理過的史料基礎上，對有關問題作出推測和概括，但其結果並不就是歷史規律。最後，史學家用文學形式把上述兩個步驟的結果表達出來，這顯然是關於敘述的藝術。所以，歷史學的藝術特徵一方面表現在它對人類心智的教育類似於其它藝術，另一方面在於其敘述純粹是一種藝術形式。⑧
羅素的看法與屈維廉相似。他否認歷史學可以成為自然科學那種意義上的科學，因為歷史學歸根到底是一種文化或人文的科學，而“文化的終極價值乃是要提出善惡的標準來，而這卻是科學本身所無法提供的”⑨。更何況歷史學與自然科學在材料上、方法上存在著巨大的差異。但是羅素並不否認歷史學同時具有科學的性質。他認為，歷史學既是科學，又是藝術。歷史學是科學決定於下列兩個方面：從弄清歷史事實這方面來說，歷史學無疑是一門科學；從尋找歷史事實因果規律這方面來說，羅素認為，這種可能性只存在於相當有限的範圍之內。即便真的存在這類規律，其普遍適用性也令人懷疑。至於史學是藝術方面，他認為史學家撰史必須有激情，有文采，這樣才能寫出有趣味的史學作品。所以，羅素特別強調撰史技巧，認為正是撰史技巧使得歷史學成為一門藝術。
五、史學是科學而非藝術
我國史學界自確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統治地位後，從未有人懷疑過歷史學的科學性，馬克思主義史學與歷史科學是同義語。然而，自80年代中期開始，已有學者呼籲必須注意歷史學的藝術特徵，主張只有將科學性與藝術性結合起來，才能產生完美的史學作品⑩。甚至有學者乾脆把歷史學視為“科學與人文學的統一”(11)，或者主張史學既是科學又是藝術(12)，實際上是認為史學具有科學與藝術的兩重特性。
那麼，史學究竟是一門什麼樣的學科呢？這個問題的解答顯然需要我們弄清“科學”一詞的確切含義。從語源學的角度來看，拉丁文中“科學”一詞的本義是知識、學問的意思；但自近代自然科學突飛猛進以來，“科學”一詞已被賦予新的含義，在自然科學領域，它是指在觀察、實驗所得到的經驗材料的基礎上，運用歸納、分析、綜合、推理等理性方法得出關於事物的本質聯繫和內在規律的認識，而這種認識又可以反復多次經過經驗的驗證。通過上述過程形成的知識體系即是科學。所以，判斷某門學科是否科學，主要看它是否能在事實材料的基礎上依據科學方法來探討事物、現象間的本質聯繫。
以上述科學定義反觀蘭克史學與實證史學，我們發現它們都不是真正科學的歷史學。蘭克史學否認歷史發展的內在規律，把“客觀地”陳述歷史事實以及達到這個目的所使用的考證史科的方法稱為科學，顯然與科學的歷史學相差甚遠；實證史學雖然提出在“實證的”事實的基礎上探求歷史發展的因果聯繫，但卻否認在經驗的、“實證的”事實之外存在著事實，且所採取的方法也過於簡單化，幾乎是將自然科學的理論與方法照搬到史學領域，因而也不是真正科學的歷史學。而且這兩個史學流派絕對排斥藝術的做法，顯然漠視了藝術作用于史學的事實。
我認為，在史學是科學還是藝術的問題上，必須在肯定史學科學性的前提下，承認藝術對史學的巨大影響。就學科個性而言，歷史學是科學而非藝術。歷史學是科學的特性決定於兩個方面。首先，與自然科學一樣，歷史學的研究物件也是客觀存在的事物，同樣是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研究物件的客觀實在性是任何科學得以存在的首要前提。歷史學研究的物件雖是滲透著人的主觀思維活動的社會歷史，但它作為自然界長期發展的產物，屬於整個自然界的一個組成部分，同樣具有客觀實在性。這種客觀實在性與生物學所研究的動物、植物，物理學所研究的力、電、熱等自然現象一樣，具有獨立於人的意識之外而存在的特點，都是科學研究的客觀物件。自然科學研究的第一步即是通過實驗、觀察得到經驗事實，這與史學研究首先確定事實的意義是完全一樣的，儘管兩者為達到這一目的所使用的手段和方法有很大差異。第二，科學研究的目的不能僅僅停留在確定事實並描述事實這一層面上，它必須揭示事物、現象間的內在因果聯繫，揭示事物、現象發展運動的規律。自然科學如此，歷史學也同樣如此。如果史學研究僅僅滿足於對客觀歷史進行描述，那它充其量也只是歷史事實的簡單堆積，是一堆雜亂無章、互不聯繫的事實。這樣的歷史學不是科學意義上的歷史學，而只是史料學。西方的蘭克學派、中國的乾嘉考據學其研究層次即停留在這個水準上。所以，歷史學必須在確定客觀歷史事實的基礎上，透過現象看本質，從紛紜複雜的歷史現象中抽象出歷史發展的內在規律，找到客觀歷史發展變化的內在根據，而這就是歷史學的根本任務，正是這一任務，使得歷史學得以確立自己的科學地位。所以，歷史學與自然科學儘管存在差異，但在科學性這一點上，兩者是完全一致的。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也多次稱歷史學是一門實證科學(13)。
肯定史學是科學，並不排斥藝術對史學的巨大作用。首先，歷史學離不開文字的表述，史學研究成果欲為人知，必借助文字形成書籍流布傳播。文字的表述方式即是一門藝術。歷史編纂學就是研究著史藝術的一門學科。歷史學在兩千多年的發展歷程中，出現了各種著史體裁和體例，以適應表達不同史學內容的需要。史學內容的科學性與表達形式的藝術性完美地結合起來，才能產生撼人心魄的史學佳作。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任何科學的內容，其表達形式都是一門藝術，自然科學也不例外，只是藝術本身也存在程度上的高下而已。其次，史學研究在規律的論證上雖主要採取邏輯思維、抽象思維等科學認識方式，但在對個別事物的描述上卻離不開形象思維，即藝術思維方式。如描寫戰爭場面，刻劃人物心理顯然不是歸納、推理所能解決問題的。它必須依據大量的第一手資料，做出符合歷史實際的描述。由於歷史認識的特殊性，藝術思維方式在這裡顯然非常重要。
上述觀點與主張史學既是科學又是藝術的觀點截然不同。把史學既視為科學又視為藝術必然導致史學學科性質上的模糊，最終使史學喪失作為一門學科繼續存在的資格。所以，正確的做法應該是：在肯定史學科學性的前提下，承認藝術對史學編纂、史學描述的巨大作用。這裡，史學的藝術傾向顯然是以不損害史學的科學性為先決條件的，因而，也可以這樣說，史學的內容是科學的，其表現形式是藝術的。
只有認識了史學的上述特性，我們才能在史學實踐中把史學的科學性及其表現形式的藝術性更好地結合起來，從而寫出既具有科學價值又具有感人藝術魅力的作品。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在史學實踐方面為我們做出了傑出的榜樣。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這部著作中，通過對當時法國社會各階層狀況、心理、力量的分析，揭示了這個特定時期法國階級鬥爭演變的規律，指出路易·波拿巴這個庸人發動政變並最終皇袍加身成功的原因。馬克思在對這一過程進行分析時，顯然是運用了法則歸納式和科學的演繹方法，邏輯推理嚴密，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結論。馬克思當時並預言，一旦路易·波拿巴皇袍加身，則拿破崙一世的銅像就會從旺多姆圓柱頂上被推下來。果然，在馬克思作出這個預言後的9個月，路易·波拿巴皇袍加身，再過18年，巴黎無產階級起來革命，拆毀了旺多姆圓柱，推倒了拿破倉一世的銅像。由此可見，科學研究給馬克思的著作帶來了驚人的洞察力與預見力。但同時，馬克思的這部作品又體現了高度的藝術性。馬克思對路易·波拿巴的個人經歷、性格、心理特徵以及他發動政變的經過，採取了個別描述式的研究，語言生動、準確，描繪了一幅幅動人的歷史圖畫。誰會否認馬克思的這部作品不同時是一篇藝術傑作呢？
注釋：
①⑥柯林武德：《歷史的觀念》，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年版，第216～220頁。
②湯普遜：《歷史著作史》下卷，商務印書館1992年版，第405頁。
③《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03頁注120。
④轉引自郭聖銘：《西方史學史概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03頁。
⑤科恩：《19世紀至20世紀初資產階級社會學史》，上海譯文出版社1982年版，第34頁。
⑦參閱杜維運：《史學方法論》，臺灣1981年版，第359頁。
⑧屈維廉：《克萊奧——一位繆斯》，見田汝康、金重遠編：《現代西方史學流派文選》，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75～198頁。
⑨羅素：《論歷史》，三聯書店1991年版，譯序第11頁。
⑩朱本源：《漫談歷史是科學還是藝術的問題》，載《中學歷史教學參考》1986年第3期。
(11)李洪岩：《歷史學：科學與人文學的統一》，載《江漢論壇》1993年第2期。
(12)李桂海：《歷史學家也要有藝術家的創新精神》，載《社會科學研究》1989年第3期。
(13)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75頁；恩格斯《自然辯證法》，1971年版，第187～188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