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新穎《沈從文的後半生：一九四八~一九八八》
1932年8月， 沈從文寫完《從文自傳》。 那時他剛及而立， 已是備受矚目的作家， 他愛的“正當年齡的人”也回應了他的愛， 是春風得意馬蹄疾的時光。 2005年出版的張新穎《沈從文精讀》， 第一講就是“《從文自傳》：得其‘自’而為將來準備好一個自我”， 這個自我是“為已經可以觸摸到的將來而準備的”。 而這個準備裡包含的， 不只是寫作的坦途和美滿的婚姻生活， 還有為應對十幾年後將降臨的困頓和艱辛埋下的伏筆。 《沈從文精讀》已經提到了這個伏筆， 卻還不是那本書的主體。 時隔九年，
世界上大概沒什麼一勞永逸的事， 也沒有人可以用一次自我確立應對所有的未來， 尤其是沈從文後半生所處的那樣一個龍蛇起陸的時代。 《沈從文的後半生》起始， 寫的就是沈從文的第二次自我確立。 不止沈從文， 一個不斷發展中的個人， 生命中會有很多天然的成長節點。 比較明顯的有兩次， 一次在三十歲左右， 《從文自傳》就是寫於這個時期；另一次， 差不多會發生在五十歲前後。 沈從文的第二次自我確立起始很早， 按張新穎的說法， 從1930年代中期開始， 沈從文就較為明顯地把重心從文學轉到了思想。
現在已經無法揣測， 如果不是1949年的社會大變動， 沈從文會在第二次天然成長節點完成怎樣的自我確立。 能從本書看到的只是， 沈從文第二次自我確立的過程， 相較第一次， 內中含藏的， 更多是痛苦不堪， 他要在時代的巨變中“應對各種各樣的挫折、苦難和挑戰， 要去經歷多重的困惑、痛苦的毀滅和艱難的重生”。
一個被選中的文學天才往往是不幸的， 因為敏感的靈魂會先於他人感受到即將來臨的巨大變化， 不得不具備“感受無限痛苦的能力”。 沈從文對時代即將大變的感受， 在1940年代前期完成的《長河》裡已經表露無遺，
無論後來沈從文完成了怎樣一個獨特的自我， 卻再也沒有回到原來的文學創作軌道上來， 而是“轉業”從事文物研究去了。 對沈從文的轉業， 後人有悲憤， 有感慨， 也有理解， 而所有這些， 恐怕內裡都含著對一個文學天才中途退場的無奈。 對沈從文自己來說， 在當時的處境下從事文學創作， “他不寫， 他胡寫”， 都“完了”。 張新穎明白這個無奈， 卻著力辨識這個選擇中的主動部分， 這就是他從沈從文的書信中拈出的“有情”二字， “這個情即深入的體會， 深至的愛， 以及透過事功以上的理解和認識”。 沿著這個方向，
不是每個人都能從舊文物中“還原”和“恢復”出活的氣息， 能如此， 仍與沈從文天才的感受能力有關。 或許對沈從文來說， 在經手無數文物時， 敏銳的感覺讓他可以開啟塵封， 不僅對文物的“製作過程充滿興味， 對製作者一顆心，如何融會於作品中，他的勤勞，願望，熱情，以及一點切於實際的打算，全收入我的心胸。一切美術作品都包含了那個作者生活掙扎形式，以及心智的尺衡，我理解的也就細而深”。沈從文看到那些他喜歡的文物的時候，大概會像當年看到小銀匠錘制銀鎖銀魚，“一面因事流淚，一面用小鋼模敲擊花紋”。寫《長河》時，沈從文說他要來寫寫“一些平凡人物生活上的‘常’與‘變’，以及在兩相乘除中所有的哀樂”。不妨這樣推想，研究文物的沈從文，把自己此前自身經驗的對哀樂的體味，擴展到了一個更大的時空範圍裡，由“懿文德”的“文”轉為“多識前言往行”的“史”，走向一個更寬闊的世界。沈從文的才情，也在這個世界裡放出渾厚的光。
沈從文走向這個世界，有他的勉強，卻也從中獲得歡欣，而所得的歡欣，或許可用他“八十歲的驚喜”來代表。1982年初，湖北荊州馬山一號墓發掘，八十歲的沈從文趕赴荊州，親眼目睹了其中的絲繡製品，尺幅見千里，神思接千載，他振奮地給朋友寫信讚歎：“圖紋秀雅活潑，以及色高明處，遠在過去所見十倍高明，恰恰可證明當年宋玉文章提到楚國美婦人衣著之美，均為寫實毫不誇張。還有雙用漆塗抹而成的鞋子，鞋尖、鞋幫、底全用烏光漆精塗過，上用錦緞裝飾，摩登到簡直難於令人相信是西元前四世紀生產！”張新穎說，做學問並非是一種消耗，“如果學問做得足夠好，就會滋養人的生命和精神”，這個滋養，或許就來自這些發自內心的欣悅。
不過，在《沈從文的後半生》裡，張新穎有意不把這欣悅戲劇化，而是深深地隱藏在沈從文密密麻麻的日常生活裡，如此，偶爾顯現的欣悅才扎實妥帖，是那個艱難時代應有的樣子。生活不是戲劇，傳記也不是，沈從文獨特的生命形狀，不是驚驚咋咋地跳躍完成，而是從艱難裡一天一天活出來的。
1950年，沈從文被安排到華北大學政治學習，理論測驗的成績在“丙丁之間”，卻感動于廚房的炊事員“臨事莊肅”、“為而不有”，他們“終日忙個不息，極少說話，那種實事求是樸素工作態度，使人愛敬”。沈從文自己呢，也是這樣莊肅地做著事，有一時，他“總是在兩株大松樹下去看四十萬言稿子，一行行看下去，一字字改下去”，從中得到歡喜和平靜。這也正是沈從文跟很多文人不同的地方，他不但不會偷閒，且“一生最害怕是閑”，因為“一閑，就把生存的意義全失去了”。1970年農曆十月，沈從文改畢舊體詩《喜新晴》，在跋語中，他感歎大哥沈雲麓和姐夫田真逸的去世，卻在臨結尾時寫道：“死者長已，生者實宜百年長勤，有以自勉也。”這句話，真堪摘出，置於任何一個對人世有情者的座右。
我們無法斷定，沈從文百年長勤的主張和實行，是出於天生的性情還是後來的修習，從上面提到的舊體詩中讀到的是：“只因骨格異，俗謂喜離群。”那麼，是天性的原因了，生來就“別有根芽，不是人間富貴花”？如此說來，性無適俗韻的沈從文後半生與社會格格不入，也就是難免的了。這個格格不入不光表現在他對當時的各類務虛活動不能適應，即便他試圖簡化自己的頭腦，照張新穎的說法，也是因為他一貫堅持自己的表達形式才敏感到的，結果呢，“沈從文還是那個沈從文，要‘簡化’也不容易”。拿沈從文的文字來說吧，不但他從文學轉向文物研究之後的文字仍能很容易地辨識出來，即使寫檢查，下面這種沈從文式的話，還是會不時流露：“讓我工作，頭腦還擔負得下。寫思想檢查，實在擔負沉重，不知如何是好。”這種曆困苦而不變的文字風格，或許如金介甫所言，是因為沈從文“對湘西的鄉音所特具的敏感性，使其語言昇華並對其絕對忠實”。
儘管如上所說，轉業文物研究後，沈從文仍然保持著他的文字風格，甚至重讀自己寫下的論文，他覺得“如同看宋明人作品一般”，但文物研究對社會的影響，無論如何也無法與文學相比。沈從文因其直感從文物中獲得的欣悅，又實在難以描摹傳達，而他在文物研究方面的貢獻，也只能由專家來評價。很多人對沈從文轉業的遺憾之感，或許就來源於此。這本書當然也沒有給出讓人不遺憾的理由，我只是想起張新穎曾在他以前的一篇文章《初心》中引過的一段話：“中國現代文學的一些作家，他們的作品雖然享有盛名，在我看來還算不上好。但是他們在大變動時代中的生活本身，如果能看得透徹，倒是極好的‘詩’。青年時代離開家鄉的憧憬呀，中年遇到環境壓力的種種反應呀，晚年寫不出作品的焦慮呀，所有在作品中被遮掩而沒有表達的東西，在實際生活中都已經表達出來了，這本身就是‘詩’。”《沈從文的後半生》，大約就可以看成這樣一首特殊的詩。為了寫好這首詩，作者有意收斂起自己的才華，始終貼著傳主，把研讀的欣悅和心得，細細密密地放置在這個特殊的生命流程裡。
還有一個關於本書的細節不妨一提。在寫到沈從文疲于應付種種無奈的日子裡，張新穎會適時地提到當時海外對沈從文作品的研究和翻譯情況。在幾乎令人窒息的敘述情境裡，讀到這些，會覺得有溫暖升起，卻也在這不絕如縷的人間消息中，覺察到時間不同尋常的力量，以及它壁立千仞的冷峻。
對製作者一顆心，如何融會於作品中，他的勤勞，願望，熱情，以及一點切於實際的打算，全收入我的心胸。一切美術作品都包含了那個作者生活掙扎形式，以及心智的尺衡，我理解的也就細而深”。沈從文看到那些他喜歡的文物的時候，大概會像當年看到小銀匠錘制銀鎖銀魚，“一面因事流淚，一面用小鋼模敲擊花紋”。寫《長河》時，沈從文說他要來寫寫“一些平凡人物生活上的‘常’與‘變’，以及在兩相乘除中所有的哀樂”。不妨這樣推想，研究文物的沈從文，把自己此前自身經驗的對哀樂的體味，擴展到了一個更大的時空範圍裡，由“懿文德”的“文”轉為“多識前言往行”的“史”，走向一個更寬闊的世界。沈從文的才情，也在這個世界裡放出渾厚的光。沈從文走向這個世界，有他的勉強，卻也從中獲得歡欣，而所得的歡欣，或許可用他“八十歲的驚喜”來代表。1982年初，湖北荊州馬山一號墓發掘，八十歲的沈從文趕赴荊州，親眼目睹了其中的絲繡製品，尺幅見千里，神思接千載，他振奮地給朋友寫信讚歎：“圖紋秀雅活潑，以及色高明處，遠在過去所見十倍高明，恰恰可證明當年宋玉文章提到楚國美婦人衣著之美，均為寫實毫不誇張。還有雙用漆塗抹而成的鞋子，鞋尖、鞋幫、底全用烏光漆精塗過，上用錦緞裝飾，摩登到簡直難於令人相信是西元前四世紀生產！”張新穎說，做學問並非是一種消耗，“如果學問做得足夠好，就會滋養人的生命和精神”，這個滋養，或許就來自這些發自內心的欣悅。
不過，在《沈從文的後半生》裡，張新穎有意不把這欣悅戲劇化，而是深深地隱藏在沈從文密密麻麻的日常生活裡，如此，偶爾顯現的欣悅才扎實妥帖，是那個艱難時代應有的樣子。生活不是戲劇，傳記也不是，沈從文獨特的生命形狀，不是驚驚咋咋地跳躍完成，而是從艱難裡一天一天活出來的。
1950年，沈從文被安排到華北大學政治學習，理論測驗的成績在“丙丁之間”，卻感動于廚房的炊事員“臨事莊肅”、“為而不有”，他們“終日忙個不息，極少說話，那種實事求是樸素工作態度，使人愛敬”。沈從文自己呢，也是這樣莊肅地做著事，有一時，他“總是在兩株大松樹下去看四十萬言稿子，一行行看下去，一字字改下去”，從中得到歡喜和平靜。這也正是沈從文跟很多文人不同的地方，他不但不會偷閒，且“一生最害怕是閑”，因為“一閑，就把生存的意義全失去了”。1970年農曆十月，沈從文改畢舊體詩《喜新晴》，在跋語中，他感歎大哥沈雲麓和姐夫田真逸的去世，卻在臨結尾時寫道：“死者長已，生者實宜百年長勤，有以自勉也。”這句話，真堪摘出，置於任何一個對人世有情者的座右。
我們無法斷定，沈從文百年長勤的主張和實行，是出於天生的性情還是後來的修習，從上面提到的舊體詩中讀到的是：“只因骨格異，俗謂喜離群。”那麼，是天性的原因了，生來就“別有根芽，不是人間富貴花”？如此說來，性無適俗韻的沈從文後半生與社會格格不入，也就是難免的了。這個格格不入不光表現在他對當時的各類務虛活動不能適應，即便他試圖簡化自己的頭腦，照張新穎的說法，也是因為他一貫堅持自己的表達形式才敏感到的，結果呢，“沈從文還是那個沈從文，要‘簡化’也不容易”。拿沈從文的文字來說吧，不但他從文學轉向文物研究之後的文字仍能很容易地辨識出來，即使寫檢查，下面這種沈從文式的話，還是會不時流露：“讓我工作，頭腦還擔負得下。寫思想檢查，實在擔負沉重，不知如何是好。”這種曆困苦而不變的文字風格，或許如金介甫所言，是因為沈從文“對湘西的鄉音所特具的敏感性，使其語言昇華並對其絕對忠實”。
儘管如上所說，轉業文物研究後，沈從文仍然保持著他的文字風格，甚至重讀自己寫下的論文，他覺得“如同看宋明人作品一般”，但文物研究對社會的影響，無論如何也無法與文學相比。沈從文因其直感從文物中獲得的欣悅，又實在難以描摹傳達，而他在文物研究方面的貢獻，也只能由專家來評價。很多人對沈從文轉業的遺憾之感，或許就來源於此。這本書當然也沒有給出讓人不遺憾的理由，我只是想起張新穎曾在他以前的一篇文章《初心》中引過的一段話：“中國現代文學的一些作家，他們的作品雖然享有盛名，在我看來還算不上好。但是他們在大變動時代中的生活本身，如果能看得透徹，倒是極好的‘詩’。青年時代離開家鄉的憧憬呀，中年遇到環境壓力的種種反應呀，晚年寫不出作品的焦慮呀，所有在作品中被遮掩而沒有表達的東西，在實際生活中都已經表達出來了，這本身就是‘詩’。”《沈從文的後半生》，大約就可以看成這樣一首特殊的詩。為了寫好這首詩，作者有意收斂起自己的才華，始終貼著傳主，把研讀的欣悅和心得，細細密密地放置在這個特殊的生命流程裡。
還有一個關於本書的細節不妨一提。在寫到沈從文疲于應付種種無奈的日子裡，張新穎會適時地提到當時海外對沈從文作品的研究和翻譯情況。在幾乎令人窒息的敘述情境裡，讀到這些，會覺得有溫暖升起，卻也在這不絕如縷的人間消息中，覺察到時間不同尋常的力量，以及它壁立千仞的冷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