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學生運動改寫了新文化運動之後， 中國進入了後五四時代。 在新的世界格局中， 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 中西文化差異到底是時間性的還是空間性的， 成為後五四時代知識份子重點探討與爭論的問題。 其中， 梁漱溟與胡適在這場思想討論中所起的作用尤為重要， 關於二人的相關爭論， 學界雖有不少研究， 但是四川大學文科傑出教授羅志田認為， 此問題仍有很大的研究空間。
近期， 羅志田教授在華東師範大學做了一場學術講座， 題為“辯證的進化：後五四時代關於世界文化的辯論——側重梁漱溟與胡適”。
羅志田教授
世界文化是一元的還是多元的？
近代中國在西潮的衝擊下，
梁漱溟在這場爭論中以《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引起了極大關注， 也受到眾多批評， 而梁漱溟只對胡適的批評作了回應。 羅志田認為， 梁、胡二人關於此問題的爭論， 涉及到文化的定義與性質等基本問題， 需要予以特別研究。
世界文化是一元的還是多元的？是梁漱溟與胡適爭論的核心。 梁、胡二人都認為當時的中國，
梁漱溟強調， 問題的關鍵是， 中國文化能否“翻身”成為一種世界文化， 如果不能， 則根本不能存在；如果能， 則既適用於中國， 也可以成為世界文化。 羅志田指出， 梁漱溟的大意是在這個共時性的世界中， 只有一種文化。 如果這種文化不能成為世界文化， “就等於自認廢絕”。 胡適反駁說， 文化具有時間與空間的區別， 一種文化的存在不必成為世界文化。
羅志田說， 梁漱溟的意思是， “中國必須先全盤西化， 然後再讓中國文化翻身， 變成世界文化”， 這樣轉敗為勝。
關於梁漱溟文化觀的思想來源， 羅志田指出， 他受到孔德三段論的很大影響。 不過， 梁漱溟“把孔德的時間順序加上了空間劃分”， 以“輪轉”論證西、中、印三種文化次第成為世界文化。 羅志田認為這種修改非同小可， 因為直接挑戰了晚清以來風行的進化論。 人類發展雖然仍是目的論的， 然而不再一定是層層進步。 關於梁漱溟的這種文化觀到底是一元的還是多元的， 爭論頗多。 羅志田認為， 胡適與馮友蘭大體相同的認識比較可靠，
胡適對這種階段性的“文化一元主義”的擔憂是， 接受非我的排他性的“世界文化”之後， 被排除的本文化是否還能存在？若不能存在， 則無法“翻身”成為下一個輪回的世界文化。
中西文化：程度的差異還是性質的差異？
晚清西學東漸以來， 中國讀書人面對國勢與文化的雙重式微， 非常注重探討中西文化的差異。 這些探討的焦點在於， 中西文化的差異到底是程度的還是性質的。
羅志田指出， 杜亞泉、惲代英等認為中西文化沒有優劣之分， 而是性質有異。 與之相反， 梁啟超、傅斯年、瞿秋白等人則認為中西文化差異主要是程度上的。
羅志田分析到，這兩種中西文化差異論，都有一個大體相同的目的，就是在西強中弱的大背景下維護中國文化的自信心，論證中國具有超過西方的可能。
羅志田說，關於中西文化差異是程度的還是性質的，梁漱溟與胡適雖然都沒有側重論述，但他們的傾向卻明顯不同。胡適認為，各民族生活上可以有“時間上、空間上的一種程度上的差異”。以人力或機械力為基礎，東西文明原本程度不同，隨著時間推移，就幾乎變成兩種類別不同的文化。羅志田指出，胡適此說的措辭相當委婉，中西文化既看似類別不同，又並非真是類別不同，而似乎仍是進步程度不同。
梁漱溟既贊同過東方化、西方化是一古一今、一前一後的看法，又說中、西、印文化是三種性質不同的文化。在中西文化是程度還是性質差異的問題上，梁漱溟的態度猶豫不決。羅志田解釋到，這與梁漱溟民族論述的底線有關，梁漱溟要強調中西之別是生活“樣法”的“選擇”不同，而不是開化程度、進步能力不同造成的。
羅志田認為，梁漱溟這種猶豫不決的態度不能自圓其說。因為無論梁漱溟怎樣論證中西文化在性質上是不同的，都無法隱藏西強中弱這個實際。按照梁漱溟的邏輯，要改變實際情況，必須先接受全盤西化。但這樣又涉及到中國文化的主體性問題，在文化上世界化之後，中國文化的地位怎樣安放？
梁漱溟（左）與胡適
從歷史中尋找中國文化的主體性
進化論風行中國，在西強中弱的大背景下，中國文化是選擇皈依還是能夠趕超，是困擾中國讀書人的一個大問題。
後五四時期，提倡全盤西化的梁漱溟，以文化輪轉說“一舉化解了兩個問題，既挽回了追趕中的‘皈依’意味，又因中國文化轉成世界化而直接超越”。羅志田指出，梁漱溟此觀點具有學理層面的內在緊張。既然中西文化是性質不同的兩種文化，那麼中國文化又怎麼全盤西化呢？
羅志田認為，關於“西化的世界何以會以及怎樣轉向中國化，然後再轉向印度化”等問題，梁漱溟都沒有做深入而周全的論證。梁漱溟既強調文化的個性，又注重個體文化的整體性，他所主張的先在操作層面上全盤西化，再徐圖文化“翻身”的方案，其實非常困難。進而論之，在“西洋化的時代”，中國文化被擱置以全盤西化之後，還能否回來？如果世界文化是一元的，“全盤西化”不過是“走向世界”的表像；如果世界文化是多元的，“全盤西化”則可能是中國文化對西方文化的屈服。所以，梁漱溟的觀點存在兩難困境。
胡適指出，梁漱溟“自己推算這個世界走的‘一條線’上，現在是西洋化的時代，下去便是中國化復興成為世界文化的時代，再下去便是印度化復興成為世界文化的時代”。胡適認為，從東漢到北宋，佛教對中國國民生活的危害既深且巨。他既反傳統，更反對中國“印度化”。因此，梁漱溟的主張自然為胡適所反對。
對於“現在是西洋化的時代”這個“此刻”，胡適強調，必須研究雙方文化的具體特點，以歷史的精神與方法去尋求雙方接觸時代的選擇問題。羅志田認為，胡適以“雙方文化接觸的時代”取代梁漱溟“西洋化的時代”意義深刻，這樣民族生活的樣法就落在了具體的時空之中，給任何文化都留了“存在的餘地”，而這種存在並不必然與能否成為世界文化有關。
按照梁漱溟的主張，在“西洋化的時代”這個相當長的時期，人類共同發展的道路專屬於西方。西方的工業社會是從其傳統中發展出來的，而中西屬於兩種不同的文化，則中國又如何能從傳統中進入工業社會呢？胡適則認為，人類的生理構造根本上是大致相同的，所面臨的問題與解決的辦法也大同小異。中西文化的差異，“不過是時間上、空間上的一種程度的差異”，並非根本不同。
羅志田指出，胡適“拿歷史的眼光去觀察文化”，便可看到因為各民族在其歷史道路上，所處的環境難易不同，遇到的問題緩急不同，所以其發展有快慢、先後的差異。這種程度的差異是可以通過自身的努力來改變的。羅志田認為，胡適正是從歷史中找到了中國文化存在的基礎，並看到了復興的希望。胡適又看到守舊者是國家進步的重要障礙，所以他後來主動提出全盤西化，這正是其內心緊張的表現。
講座的最後，羅志田總結說，胡適主張文化多元，又無意使中國文化屈服于西方文化，他對全盤西化的反對與提倡，都是指發展道路，他採取魚與熊掌兼得的方式，追求進步的同時，保持原有文化的存在基礎。而梁漱溟在形式上主張文化多元論，但實際上更傾向于文化一元論。他不甘心僅僅走向西方主導的“世界”，更希望中國文化能夠“翻身”成為世界文化。
（羅志田教授的論文《辯證的進化：後五四時代關於世界文化的辯論——側重梁漱溟與胡適》已經發表在《天津社會科學》2017年第3期，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閱。）
羅志田分析到，這兩種中西文化差異論，都有一個大體相同的目的，就是在西強中弱的大背景下維護中國文化的自信心，論證中國具有超過西方的可能。
羅志田說，關於中西文化差異是程度的還是性質的，梁漱溟與胡適雖然都沒有側重論述，但他們的傾向卻明顯不同。胡適認為，各民族生活上可以有“時間上、空間上的一種程度上的差異”。以人力或機械力為基礎，東西文明原本程度不同，隨著時間推移，就幾乎變成兩種類別不同的文化。羅志田指出，胡適此說的措辭相當委婉，中西文化既看似類別不同，又並非真是類別不同，而似乎仍是進步程度不同。
梁漱溟既贊同過東方化、西方化是一古一今、一前一後的看法，又說中、西、印文化是三種性質不同的文化。在中西文化是程度還是性質差異的問題上，梁漱溟的態度猶豫不決。羅志田解釋到，這與梁漱溟民族論述的底線有關，梁漱溟要強調中西之別是生活“樣法”的“選擇”不同，而不是開化程度、進步能力不同造成的。
羅志田認為，梁漱溟這種猶豫不決的態度不能自圓其說。因為無論梁漱溟怎樣論證中西文化在性質上是不同的，都無法隱藏西強中弱這個實際。按照梁漱溟的邏輯，要改變實際情況，必須先接受全盤西化。但這樣又涉及到中國文化的主體性問題，在文化上世界化之後，中國文化的地位怎樣安放？
梁漱溟（左）與胡適
從歷史中尋找中國文化的主體性
進化論風行中國，在西強中弱的大背景下，中國文化是選擇皈依還是能夠趕超，是困擾中國讀書人的一個大問題。
後五四時期，提倡全盤西化的梁漱溟，以文化輪轉說“一舉化解了兩個問題，既挽回了追趕中的‘皈依’意味，又因中國文化轉成世界化而直接超越”。羅志田指出，梁漱溟此觀點具有學理層面的內在緊張。既然中西文化是性質不同的兩種文化，那麼中國文化又怎麼全盤西化呢？
羅志田認為，關於“西化的世界何以會以及怎樣轉向中國化，然後再轉向印度化”等問題，梁漱溟都沒有做深入而周全的論證。梁漱溟既強調文化的個性，又注重個體文化的整體性，他所主張的先在操作層面上全盤西化，再徐圖文化“翻身”的方案，其實非常困難。進而論之，在“西洋化的時代”，中國文化被擱置以全盤西化之後，還能否回來？如果世界文化是一元的，“全盤西化”不過是“走向世界”的表像；如果世界文化是多元的，“全盤西化”則可能是中國文化對西方文化的屈服。所以，梁漱溟的觀點存在兩難困境。
胡適指出，梁漱溟“自己推算這個世界走的‘一條線’上，現在是西洋化的時代，下去便是中國化復興成為世界文化的時代，再下去便是印度化復興成為世界文化的時代”。胡適認為，從東漢到北宋，佛教對中國國民生活的危害既深且巨。他既反傳統，更反對中國“印度化”。因此，梁漱溟的主張自然為胡適所反對。
對於“現在是西洋化的時代”這個“此刻”，胡適強調，必須研究雙方文化的具體特點，以歷史的精神與方法去尋求雙方接觸時代的選擇問題。羅志田認為，胡適以“雙方文化接觸的時代”取代梁漱溟“西洋化的時代”意義深刻，這樣民族生活的樣法就落在了具體的時空之中，給任何文化都留了“存在的餘地”，而這種存在並不必然與能否成為世界文化有關。
按照梁漱溟的主張，在“西洋化的時代”這個相當長的時期，人類共同發展的道路專屬於西方。西方的工業社會是從其傳統中發展出來的，而中西屬於兩種不同的文化，則中國又如何能從傳統中進入工業社會呢？胡適則認為，人類的生理構造根本上是大致相同的，所面臨的問題與解決的辦法也大同小異。中西文化的差異，“不過是時間上、空間上的一種程度的差異”，並非根本不同。
羅志田指出，胡適“拿歷史的眼光去觀察文化”，便可看到因為各民族在其歷史道路上，所處的環境難易不同，遇到的問題緩急不同，所以其發展有快慢、先後的差異。這種程度的差異是可以通過自身的努力來改變的。羅志田認為，胡適正是從歷史中找到了中國文化存在的基礎，並看到了復興的希望。胡適又看到守舊者是國家進步的重要障礙，所以他後來主動提出全盤西化，這正是其內心緊張的表現。
講座的最後，羅志田總結說，胡適主張文化多元，又無意使中國文化屈服于西方文化，他對全盤西化的反對與提倡，都是指發展道路，他採取魚與熊掌兼得的方式，追求進步的同時，保持原有文化的存在基礎。而梁漱溟在形式上主張文化多元論，但實際上更傾向于文化一元論。他不甘心僅僅走向西方主導的“世界”，更希望中國文化能夠“翻身”成為世界文化。
（羅志田教授的論文《辯證的進化：後五四時代關於世界文化的辯論——側重梁漱溟與胡適》已經發表在《天津社會科學》2017年第3期，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