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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文明的“軸心時代” 百家爭鳴的先秦思想文化

史上千古不變的九大定律:五世而斬 富不過三

中華民族是否失去了尚武精神?

中國歷史上的三次驚人巧合, 莫非真有輪回穿越?

一聲歎息, 宋朝滅亡後中華文明的十二大倒退表現!

對百姓學法懂法大為恐慌的孔子

提到我們漢民族文化, 一般都將其成為儒家文化, 給人的感覺似乎是漢民族文化就一種思想源泉, 那就是儒家——只此一家, 別無分店。 然而, 事實上是這樣麼?

要講清這個問題, 我們先要瞭解思想史上一個重要概念, 那就是所謂文明的“軸心時代”。 據德國思想家雅斯貝爾斯在其1949年出版的《歷史的起源與目標》一書中所言:在西元前800至西元前200年之間,

尤其是西元前600至前300年間(筆者按:這正好是中國的“先秦時代”), 是人類文明的“軸心時代”。 這個“軸心時代”發生的地區大概是在北緯30度上下, 就是北緯25度至35度區間。 這段時期是人類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時期。 在軸心時代裡, 各個文明都出現了偉大的精神導師——古希臘有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斯多德, 以色列有猶太教的先知們, 古印度有釋迦牟尼, 中國有孔子、老子、韓非子、墨子……他們提出的思想原則塑造了不同的文化傳統, 也一直影響著人類的生活。 而且更重要的是, 雖然中國、印度、中東和希臘之間有千山萬水的阻隔, 但它們在軸心時代的文化卻有很多相通的地方。
可見, 真正構成中華文明“軸心時代”的思想家除了儒家的孔子外, 還有道家的老子、法家的韓非子。 墨家的墨子……絕非“只此一家, 別無分店”!

事實上, 中國先秦時代這種思想文化上的“百花齊放, 百家爭鳴”的現象, 中國人自己也早有認識和評介。 先秦時的莊子就在其《天下篇》中有雲:“天下之人各為其所欲焉以自為方”、“悲夫,

百家往而不反, 必不合矣”、“道術將為天下裂”都是對這種百家爭鳴的形象描繪。 近人呂思勉在其《先秦學術概論》中說“先秦諸子之學, 非至晚周之世, 乃突焉興起者也。 其在前此, 旁薄鬱積, 蓄之者既已久矣。 至此又遭遇時勢, 乃如水焉, 眾派爭流;如卉焉, 奇花怒放耳。 積之久, 泄之烈者, 其力必偉, 而影響於人必深。 ”根據呂氏的總結, 先秦百家的興起有二個原因:一謂出於王官之一守, 官、師分離, 故“諸子皆出於王官”。

二曰出自救時之弊。 實際上, 諸子百家的興起是經濟、社會、政治變化的直接結果, 是對政治社會進行變革的內在要求的結果。 一言以蔽之, 是應付挑戰的結果。

如《漢書·藝文志》所謂:“諸子十家, 其可觀者九家而已。 皆起于王道衰微, 諸侯力政, 時君世主, 好惡殊方。 是以九家之術, 蜂出並作, 各引一端, 崇其所善, 以此馳說, 取合諸侯。 ”

當然了, 我們說在中國思想的“軸心時代”是所謂“百家爭鳴”時代, 不過在學說和流派上真正能稱上“家”的, 正如《漢書·藝文志》中所謂“其可觀者九家而已”, 即除了後來成為國家意識形態並影響到尋常百姓的儒家而外, 還有道家、墨家、法家、縱橫家、名家、陰陽家、雜家、農家(所謂“三教九流”之“九流”), 值得注意的是:這八家在當時都是與儒家學說旗鼓相當影響相近的學派, 並且和儒家一道成為中華文明的源頭。 我們不妨來仔細看看這些儒家外的其他學派都有那些重要思想。

就道家而言, 其思想核心當然就是“道”。 “道”是改學派學說的思想中心, 是一切事物的根源。 “道”亦是迴圈不息。 道家強調凡事均無須強求, 應順應自然, 達至“道”的最高境界。 道家精神在於精神上的超脫, 不界限於形驅, 只求逍遙及心靈上的開放。 在宇宙觀上, 道家認為“道”是無形及不可見的, 是超時空的絕對精神, 是宇宙最高本體及一切事物的根源。 也因此在政治觀上, 他們主張人們必須放棄逞才、逞智、逞強、逞力、回歸樸素、無知的境界, 以“無為”治理天下, 天下才能和平安定。 最終希望回復“小國寡民”的原始社會。 而在人生觀上, 因為認為萬物都有對立面, 物極必反。 因此, 他們主張人們必須“知足寡欲”、“柔弱不爭”、“順應自然”, 拋棄一切禮教的枷鎖, 才能避免災禍。

墨家的學說中心是“尚賢尚同”。在宇宙觀上,他們主張“非命”,認為命運不能主宰人的富貴貧賤,強調只要通過後天的努力就可以改變。為了求福避禍,又主張“尊天”、“事鬼”。在政治觀上,墨家提出“兼愛”,主張愛不應有親疏、上下、貴賤、等級的分別。他認為天下之所以大亂,是由於人不相愛。在用人上,他們提倡選任賢才,消除階級觀念,使天下大治,主張“非攻”,反對一切侵略戰爭。經濟上,反對奢侈的生活,主張節儉,提出“節用”、“節葬”、“非樂”的思想。

法家則對法律情有獨鍾,主張“以法治國”,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論和方法。這為後來建立的中央集權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論依據,後來的漢朝繼承了秦朝的集權體制以及法律體制,成為中國古代封建社會的政治與法制主體。法家重視法律,反對儒家的“禮”,反對貴族壟斷經濟和政治利益的世襲特權,要求土地私有和按功勞與才幹授予官職。法律的作用就是“定分止爭”,也就是明確物件的所有權。“興功懼暴”,鼓勵人們立戰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懼,興功的最終目的是為了富國強兵,取得兼併戰爭的勝利。法家反對保守的復古思想,主張銳意改革。他們認為歷史是向前發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隨歷史的發展而發展,既不能復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舊提出“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張。韓非則集法家大乘,提出“時移而治不易者亂”,把守舊的儒家諷刺為守株待兔的愚蠢之人。

縱橫家則指先秦時奉行不同外交策略的外交家。他們分別主張“合縱”(指戰國時齊、楚、燕、韓、趙、魏等六國聯合抗秦的外交策略)與“連橫”(指以上六國分別與秦國結盟的外交策略)。在外交策略上其影響深遠至今未絕,但在思想史上的影響卻不大。名家則注重辯論“名”與“實”之間的關係,是一種邏輯學。名家與各家不同之處,正是在於“正名實”的方法。他們主要是以邏輯原理來分析事物,而辯的內容,又多半是與政治實務無關的哲學問題。因此,名家的理論在中國五千年來的學術沿傳裡,一直被冠上一個“詭辯”的惡名。陰陽家乃利用《周易》經傳的陰陽觀念,提出了宇宙演化論,是所謂“五德終始”學說的創立者。至於“雜家”則不是一門有意識、有傳承的學派,所以他也並不自命為“雜家”的流派。自從《漢書.藝文志》第一次把“呂氏春秋”歸入“雜家”之後,這個學派才正式被定名。其特點是博采眾議,成為一套在思想上相容並蓄,卻又切實可行的治國方針。農家則出於農稷之官。其言多重播百谷,勸農桑,以足衣食。農家主張與民同耕,進而論及君民並耕,此可說是一個很大的自由平等之觀念,故不免引起重視“正名”的儒者之反對,認為這是棄君臣之義,徇耕稼之利,而亂上下之序。因農家書多為農圃之技,而非學理,故能免于秦始皇之《焚書令》。但其最高之理想為與民同耕,雖為一平等階級口號,但亦不容於儒者,是故其著多亡佚。

從上面的簡單介紹中,我們不難看出:雖然百家爭鳴的時代正是中國歷史上一個戰亂頻仍、兵荒馬亂的時代,但是這個時代,卻是中國歷史上最為自由、最為開放和最不可思議的一個時代。特別是對於學術發展和思想傳播而言,確實是一個黃金的時代。在這個時期裡,誕生了中國歷史上影響最為深遠的思想和學術派別。以後的朝代裡,幾乎不可能不受到這一時期百家爭鳴的思想的影響。儒家、墨家、道家、法家、縱橫家、陰陽家、雜家、農家等等學派的思想,無一不對後代產生著影響。而中華文明的思想源頭遠非儒家一家,而是百家爭鳴百花齊放,也就是因為這種博大和包容才使得中華文化以其獨特的風範屹立於世界東方,成為人類文明“軸心時代”之一極。

只是因為後來統治者為了建立自己的意識形態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而抬高儒家,使得其他學說隱而不彰。而事實上,如果中華文明只有儒家一家,則其影響力和生命力都不可能使其成為人類文明之一極——所謂“海納百川,有容乃大”!中國現在要想重新回到世界軸心,實現民族的偉大復興,唯一正確的選擇只能是打破禁忌,重新回到真正的“百家爭鳴”的時代。

易中天先生《先秦諸子百家爭鳴》的“代後記”中有雲:“痛定思痛問前哲,正道滄桑誰省得?海能為大在相容,百花殺盡非春色。洗心再讀諸子書,千絲萬縷從頭說。重整山河待輕裝,歷史當翻新一頁。”或許,這才是對待各種異質文化的科學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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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避免災禍。

墨家的學說中心是“尚賢尚同”。在宇宙觀上,他們主張“非命”,認為命運不能主宰人的富貴貧賤,強調只要通過後天的努力就可以改變。為了求福避禍,又主張“尊天”、“事鬼”。在政治觀上,墨家提出“兼愛”,主張愛不應有親疏、上下、貴賤、等級的分別。他認為天下之所以大亂,是由於人不相愛。在用人上,他們提倡選任賢才,消除階級觀念,使天下大治,主張“非攻”,反對一切侵略戰爭。經濟上,反對奢侈的生活,主張節儉,提出“節用”、“節葬”、“非樂”的思想。

法家則對法律情有獨鍾,主張“以法治國”,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論和方法。這為後來建立的中央集權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論依據,後來的漢朝繼承了秦朝的集權體制以及法律體制,成為中國古代封建社會的政治與法制主體。法家重視法律,反對儒家的“禮”,反對貴族壟斷經濟和政治利益的世襲特權,要求土地私有和按功勞與才幹授予官職。法律的作用就是“定分止爭”,也就是明確物件的所有權。“興功懼暴”,鼓勵人們立戰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懼,興功的最終目的是為了富國強兵,取得兼併戰爭的勝利。法家反對保守的復古思想,主張銳意改革。他們認為歷史是向前發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隨歷史的發展而發展,既不能復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舊提出“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張。韓非則集法家大乘,提出“時移而治不易者亂”,把守舊的儒家諷刺為守株待兔的愚蠢之人。

縱橫家則指先秦時奉行不同外交策略的外交家。他們分別主張“合縱”(指戰國時齊、楚、燕、韓、趙、魏等六國聯合抗秦的外交策略)與“連橫”(指以上六國分別與秦國結盟的外交策略)。在外交策略上其影響深遠至今未絕,但在思想史上的影響卻不大。名家則注重辯論“名”與“實”之間的關係,是一種邏輯學。名家與各家不同之處,正是在於“正名實”的方法。他們主要是以邏輯原理來分析事物,而辯的內容,又多半是與政治實務無關的哲學問題。因此,名家的理論在中國五千年來的學術沿傳裡,一直被冠上一個“詭辯”的惡名。陰陽家乃利用《周易》經傳的陰陽觀念,提出了宇宙演化論,是所謂“五德終始”學說的創立者。至於“雜家”則不是一門有意識、有傳承的學派,所以他也並不自命為“雜家”的流派。自從《漢書.藝文志》第一次把“呂氏春秋”歸入“雜家”之後,這個學派才正式被定名。其特點是博采眾議,成為一套在思想上相容並蓄,卻又切實可行的治國方針。農家則出於農稷之官。其言多重播百谷,勸農桑,以足衣食。農家主張與民同耕,進而論及君民並耕,此可說是一個很大的自由平等之觀念,故不免引起重視“正名”的儒者之反對,認為這是棄君臣之義,徇耕稼之利,而亂上下之序。因農家書多為農圃之技,而非學理,故能免于秦始皇之《焚書令》。但其最高之理想為與民同耕,雖為一平等階級口號,但亦不容於儒者,是故其著多亡佚。

從上面的簡單介紹中,我們不難看出:雖然百家爭鳴的時代正是中國歷史上一個戰亂頻仍、兵荒馬亂的時代,但是這個時代,卻是中國歷史上最為自由、最為開放和最不可思議的一個時代。特別是對於學術發展和思想傳播而言,確實是一個黃金的時代。在這個時期裡,誕生了中國歷史上影響最為深遠的思想和學術派別。以後的朝代裡,幾乎不可能不受到這一時期百家爭鳴的思想的影響。儒家、墨家、道家、法家、縱橫家、陰陽家、雜家、農家等等學派的思想,無一不對後代產生著影響。而中華文明的思想源頭遠非儒家一家,而是百家爭鳴百花齊放,也就是因為這種博大和包容才使得中華文化以其獨特的風範屹立於世界東方,成為人類文明“軸心時代”之一極。

只是因為後來統治者為了建立自己的意識形態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而抬高儒家,使得其他學說隱而不彰。而事實上,如果中華文明只有儒家一家,則其影響力和生命力都不可能使其成為人類文明之一極——所謂“海納百川,有容乃大”!中國現在要想重新回到世界軸心,實現民族的偉大復興,唯一正確的選擇只能是打破禁忌,重新回到真正的“百家爭鳴”的時代。

易中天先生《先秦諸子百家爭鳴》的“代後記”中有雲:“痛定思痛問前哲,正道滄桑誰省得?海能為大在相容,百花殺盡非春色。洗心再讀諸子書,千絲萬縷從頭說。重整山河待輕裝,歷史當翻新一頁。”或許,這才是對待各種異質文化的科學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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