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兩天， 北京的2000萬人如何生活神奇地成為了刷屏熱點。 有人戲說：北京的中產階級們每個月都需要焦慮上兩三次， 並且養活一篇點擊300萬+的公號文章。
所以， 時不時談一談焦慮， 談一談鄙視鏈， 談一談學區房和興趣班， 總是更容易觸到互聯網主流受眾的那個“點”， 催生一次湧動的輿論潮水， 即便是書評君， 也難以避免有時被這種焦慮所感染。
但我們不曾忘記， 所謂“生活”有豐富的向度。 它不僅是收入、房子與生活方式， 它還關乎意義， 關乎德性。 這樣的說法在如今好像顯得太遠、太虛， 但就像哲學教授陳嘉映在他2015年的書《何為良好生活》中所力圖講述的那樣，
撰文 | 吳亞順
一不小心， 柏拉圖“穿越”到了穀歌總部， 與一位工程師爭論起來。
雙方的聚焦點是， 有沒有一種生活值得去過？如果有， 什麼樣的生活最值得過？對於這些問題， 軟體工程師想開發一個“道德答案搜尋引擎”， 收集所有關於美好人生的資料， 再根據每個人的個性， 進行“定制”。 一如既往， 柏拉圖認為， 值得去過的生活只有一種， 那便是哲學或愛智求真的生活。
這是美國小說家、哲學家麗蓓嘉·戈爾茨坦在其書《柏拉圖在穀歌總部》中想像的情景， 她借由此書， 帶領我們重返古希臘時期——西方文明的源頭，
柏拉圖
在中國， 學者陳嘉映亦從古希臘出發， 對“該怎樣生活”展開倫理學角度上的探究。 2015年5月， 《何為良好生活》面世。 在陳嘉映看來， “我該怎樣生活”這個命題不只是人生道路之初的問題， 也是貫穿人一生的問題。 “這個問題，
陳嘉映， 1952年生於上海，
《紅樓夢》裡誰最快樂？陳嘉映說大概是薛蟠。 “快樂有點重要， 但是跟良好生活有時候不沾邊。 步步為營地把日子過好， 這也算幸福生活， 但和良好生活比， 還是差了一些。 ”那麼何為良好生活？簡單的快樂不是良好生活嗎？陳嘉映引用亞里斯多德的話， “善好乃萬物之所向”，
“相比之下， 良好生活或亞里斯多德所說的eudaimonia則更多與品格、靈性、有所作為相連。 尼采早就指出， 在古希臘人那裡， 良好生活與行動不可分離……”談到幸福與良好生活的細微區別時， 陳嘉映寫道。 無論是在書中， 還是演講時， 他都提出， 德性與好生活“編織”在一起， 要“貼切著自己的真實天性行路”， 典範或者說德性榜樣在其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站在亞里斯多德的立場，
把道德、好生活編織在一起
用時下流行的話來說， 陳嘉映堪稱古希臘“真愛粉”。 1978年， 他考入北大， 後留校任教、赴美留學， 90年代回國， 先後在北京、上海兩地高校任教，這一路，作為古希臘的“業餘愛好者”，陳嘉映未改初心。上個月，他還在上海宣講古希臘的城邦生活。彼時，希臘人的理想是面向更高的生存，追求——希臘詞“arete”，大意是“卓越”，後人譯之為“品德”或“德性”。“不過，卓越和現在所謂‘有道德’還是很不一樣。現在所謂道德，幾乎變成了個人的甚至內心的語詞。以希臘人的率真，他們不會把卓越當作只求內心滿足的德性。”
在古希臘，柏拉圖、亞里斯多德都把哲思視作最高的生活。亞里斯多德認為，善好乃萬物之所向，而人生之所向乃eudaimonia——這個詞語譯作“良好生活”更為貼切。“我大致站在亞里斯多德的立場上，（將）道德、好生活編織在一起。”上海演講時，陳嘉映說。在北京，又笑稱，“我所講的所有有意思的東西，多多少少都是從亞里斯多德那兒偷來的”。
從現實的角度來說，成功人士很容易被認為過上了好生活，但如果德性缺位，“好生活”將大打折扣，甚至遭到唾棄。“有所作為跟成功學沒多大關係。今人把有所成就的人統稱為‘成功人士’，實則，成功人士和不成功人士一樣，有的過著良好生活，有的品格低下、靈魂乾癟。”陳嘉映寫道。
《何為良好生活》
作者：陳嘉映版本：上海文藝出版社 2015年4月
隨之而來的一個問題是，在不甚理想的社會環境中，能依靠品格而不鑽營取巧來獲得成功嗎？陳嘉映的回答帶著過來人的口吻，他說：“……你要是有心好好生活下去，就得在這個社會現實裡建設你自己的良好生活——毫無疑問，這種建設包括批判和改造。不過，我們仍應留意，不要讓批判流于抱怨，尤不要因習於抱怨而放鬆自己、放縱自己。說到底，並沒有誰應許過你一個良好的社會環境。”
對於社會“道德滑坡”的流行看法，陳嘉映坦承自己並不確定這是否是一個事實。“中國人的道德在下滑？我不是特別知道。比如上世紀六十年代鬧‘文革’的時候，打地主，打老師，丈夫出賣妻子，兒子出賣爸爸，也不是說道德高尚得不得了。如果那時起點特別高的話，我們可能看出下滑，但起點那麼低……”
好榜樣、壞榜樣，都有力量
在培養德性的過程中，人首先進入學習階段。“如亞里斯多德所認為的，我們通過彈琴學會彈琴，通過行正義之事學會正義。在德性領域，就像在其他實踐領域一樣，典範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陳嘉映寫道。他認為，德性上的學習，主要不靠讀書或聽課，而靠典範——來自“身邊”，而非硬行樹立起來。
這時候，成功人士又一次扮演了世俗而重要的角色。儘管陳嘉映多次對成功人士宣揚道德、售賣“心靈雞湯”感到厭惡甚至憤怒，但他也認為，在德性學習時，成功人士具有榜樣力量。“知道這樣做而不那樣做是好的，最突出的標誌是成功和名望。當然，它們並不同于卓越，然而，如維特根斯坦反問：有什麼比成功更具說服力呢？”
2015年6月，在北京一家書店舉辦講座時，陳嘉映再次強調培養德性時典範的力量。他說：“絕大多數時候，我們都是從身邊的人攫取榜樣，這個人在這裡比你做得好一點，那個人在那裡做得比你好一點，他們完全不是道德楷模，但是你能夠從這些人身上實實在在地學到東西，德性得到培養，不斷地生長。”同時，陳嘉映分享了一條“路徑”，即從夠得著的地方開始，學習成長，慢慢深入，追求自我與有德的融合。
陳嘉映在講座現場。
學習階段之後，人的主要任務是做事，此時，典範成了參照。我們要以做事的方式來實現個人進一步的成長，在實踐中漸漸明瞭自己的本性，而要培養更高的德性，實現自身，就需要對某些本能、感覺、欲望加以抑制與克服。陳嘉映解釋道：“我們在一時一事上學習何為德行，是為了學做一個整體有德之人。我本來是吝嗇，但我知道吝嗇是個缺點，我因克服缺點而感到高興——我想成為一個較為優秀的人，在優秀的人身上，吝嗇是不協調不自然的，是一種扭曲，就像城裡人在街頭撒尿不協調不自然。”
不過，在現實社會中，我們還需要面對“壞榜樣”。2009年，青年學者周濂撰文認為：“示範倫理的另一個潛在危險在於，雖然好榜樣能夠觸動我們的人性，但是壞榜樣卻往往更具誘惑力。柏拉圖在《理想國》中這樣問道：如果不正義的人過得比正義的人更幸福，那我們為什麼還要成為一個正義的人？”
周濂提到陳嘉映所寫《夢想的中國》一文，其中說：
我夢想的國土不是一條跑道，所有人都向一個目標狂奔，差別只在名次有先有後。我夢想的國土是一片原野，容得下跳的、跑的、採花的、在溪邊濯足的，容得下什麼都不幹就躺在草地上曬太陽的……
周濂表示，這樣的夢想無法寄託在幾個好榜樣身上，同時，“若要遏制壞榜樣的無窮破壞力，歸根結底還是要回到正義制度的建設上，這個社會必須要能帶來比‘靠人們的信念堅持’更多的保障”。
“德性能帶來好生活嗎？”
陳嘉映曾反復演講的一個主題是“德性能帶來好生活嗎？”這是一個開放式的問題，他通過各有側重的演講，不斷深入思考。與此同時，怎樣才能過上良好生活，也是讀者閱讀他的新書時自然追索的一個問題。
書中，陳嘉映對知行關係、善惡概念等進行了學理意義上的探究，這一探究基於實踐活動，即便如此，不能反過來，把探究當作“良好生活指南”。事實上，道德問題並沒有“路線”和“答案”。
“這類探究並不指導我們怎樣做到知行合一，怎樣從善去惡，甚至並不直接回答‘哪些品質和做法是善好的’這類實質善好問題。指望倫理學來指導倫理生活，指望‘道德哲學’來提高‘道德水準’，這些都是錯誤的想法，因為‘理論’做不到這一點而責備它無能則是錯誤的責備。”陳嘉映強調。
《價值的理由》
作者：陳嘉映
版本：中信出版社 2000年5月
在他看來，倫理學“以更加曲折的方式與倫理生活相聯繫”，其路徑可以是——比如通過分析，糾正“一切行為皆在於追求快樂”這種流俗看法，據此做出相關的調整、改變。這並不意味著說服他人，而是採取開放的態度，以加深思考，相互學習，彼此理解，使個人更通透、更豐富，最終實現自身。
在華東師範大學演講時，陳嘉映說：“每個人的好生活都是如魚飲水冷暖自知的。”除了過良好生活，那麼，是否也有人要過一種不那麼好不那麼快樂甚至自毀、作惡的生活？推理小說《八百萬種死法》中，教堂的一個常客瑪麗說：“知道嗎？我有個很棒的發現，那就是人活著，不是非覺得好過不可。誰規定我有快樂的義務？以前我老以為如果我覺得緊張或者焦慮或者不快樂，我就非得想個法子解決不可。但我覺得這不是事實。”
瑪麗雖然純屬虛構，其想法卻與現實雷同。北京講座尾聲，一位男生站起來向陳嘉映提問：“你說要把德性編織到生活中，過良好生活，但是，我們為什麼要良好的生活呢？”話音未落，現場一片笑聲。
陳嘉映先講了一個獨立、叛逆的青年讓人“心痛”的故事。這個青年人和母親極難相處，憤而離家出走，幾年後，被母親找到。為緩解關係，兩人一起遊玩了兩天，但最後決定，還是各自回歸各自的生活。分別之際，母親說，你走什麼路都行，我就希望你好。青年稍微停頓，回答她：“但不好又怎麼樣？”
“作為母親，這是人生的一種極端體驗。無論如何，我是想說你說的這個問題是存在的，但是呢，我回答不了。”陳嘉映說。
沉默了四五秒鐘，講座結束，掌聲響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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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後在北京、上海兩地高校任教，這一路，作為古希臘的“業餘愛好者”，陳嘉映未改初心。上個月，他還在上海宣講古希臘的城邦生活。彼時，希臘人的理想是面向更高的生存，追求——希臘詞“arete”，大意是“卓越”，後人譯之為“品德”或“德性”。“不過，卓越和現在所謂‘有道德’還是很不一樣。現在所謂道德，幾乎變成了個人的甚至內心的語詞。以希臘人的率真，他們不會把卓越當作只求內心滿足的德性。”在古希臘，柏拉圖、亞里斯多德都把哲思視作最高的生活。亞里斯多德認為，善好乃萬物之所向，而人生之所向乃eudaimonia——這個詞語譯作“良好生活”更為貼切。“我大致站在亞里斯多德的立場上，（將）道德、好生活編織在一起。”上海演講時，陳嘉映說。在北京，又笑稱，“我所講的所有有意思的東西，多多少少都是從亞里斯多德那兒偷來的”。
從現實的角度來說，成功人士很容易被認為過上了好生活，但如果德性缺位，“好生活”將大打折扣，甚至遭到唾棄。“有所作為跟成功學沒多大關係。今人把有所成就的人統稱為‘成功人士’，實則，成功人士和不成功人士一樣，有的過著良好生活，有的品格低下、靈魂乾癟。”陳嘉映寫道。
《何為良好生活》
作者：陳嘉映版本：上海文藝出版社 2015年4月
隨之而來的一個問題是，在不甚理想的社會環境中，能依靠品格而不鑽營取巧來獲得成功嗎？陳嘉映的回答帶著過來人的口吻，他說：“……你要是有心好好生活下去，就得在這個社會現實裡建設你自己的良好生活——毫無疑問，這種建設包括批判和改造。不過，我們仍應留意，不要讓批判流于抱怨，尤不要因習於抱怨而放鬆自己、放縱自己。說到底，並沒有誰應許過你一個良好的社會環境。”
對於社會“道德滑坡”的流行看法，陳嘉映坦承自己並不確定這是否是一個事實。“中國人的道德在下滑？我不是特別知道。比如上世紀六十年代鬧‘文革’的時候，打地主，打老師，丈夫出賣妻子，兒子出賣爸爸，也不是說道德高尚得不得了。如果那時起點特別高的話，我們可能看出下滑，但起點那麼低……”
好榜樣、壞榜樣，都有力量
在培養德性的過程中，人首先進入學習階段。“如亞里斯多德所認為的，我們通過彈琴學會彈琴，通過行正義之事學會正義。在德性領域，就像在其他實踐領域一樣，典範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陳嘉映寫道。他認為，德性上的學習，主要不靠讀書或聽課，而靠典範——來自“身邊”，而非硬行樹立起來。
這時候，成功人士又一次扮演了世俗而重要的角色。儘管陳嘉映多次對成功人士宣揚道德、售賣“心靈雞湯”感到厭惡甚至憤怒，但他也認為，在德性學習時，成功人士具有榜樣力量。“知道這樣做而不那樣做是好的，最突出的標誌是成功和名望。當然，它們並不同于卓越，然而，如維特根斯坦反問：有什麼比成功更具說服力呢？”
2015年6月，在北京一家書店舉辦講座時，陳嘉映再次強調培養德性時典範的力量。他說：“絕大多數時候，我們都是從身邊的人攫取榜樣，這個人在這裡比你做得好一點，那個人在那裡做得比你好一點，他們完全不是道德楷模，但是你能夠從這些人身上實實在在地學到東西，德性得到培養，不斷地生長。”同時，陳嘉映分享了一條“路徑”，即從夠得著的地方開始，學習成長，慢慢深入，追求自我與有德的融合。
陳嘉映在講座現場。
學習階段之後，人的主要任務是做事，此時，典範成了參照。我們要以做事的方式來實現個人進一步的成長，在實踐中漸漸明瞭自己的本性，而要培養更高的德性，實現自身，就需要對某些本能、感覺、欲望加以抑制與克服。陳嘉映解釋道：“我們在一時一事上學習何為德行，是為了學做一個整體有德之人。我本來是吝嗇，但我知道吝嗇是個缺點，我因克服缺點而感到高興——我想成為一個較為優秀的人，在優秀的人身上，吝嗇是不協調不自然的，是一種扭曲，就像城裡人在街頭撒尿不協調不自然。”
不過，在現實社會中，我們還需要面對“壞榜樣”。2009年，青年學者周濂撰文認為：“示範倫理的另一個潛在危險在於，雖然好榜樣能夠觸動我們的人性，但是壞榜樣卻往往更具誘惑力。柏拉圖在《理想國》中這樣問道：如果不正義的人過得比正義的人更幸福，那我們為什麼還要成為一個正義的人？”
周濂提到陳嘉映所寫《夢想的中國》一文，其中說：
我夢想的國土不是一條跑道，所有人都向一個目標狂奔，差別只在名次有先有後。我夢想的國土是一片原野，容得下跳的、跑的、採花的、在溪邊濯足的，容得下什麼都不幹就躺在草地上曬太陽的……
周濂表示，這樣的夢想無法寄託在幾個好榜樣身上，同時，“若要遏制壞榜樣的無窮破壞力，歸根結底還是要回到正義制度的建設上，這個社會必須要能帶來比‘靠人們的信念堅持’更多的保障”。
“德性能帶來好生活嗎？”
陳嘉映曾反復演講的一個主題是“德性能帶來好生活嗎？”這是一個開放式的問題，他通過各有側重的演講，不斷深入思考。與此同時，怎樣才能過上良好生活，也是讀者閱讀他的新書時自然追索的一個問題。
書中，陳嘉映對知行關係、善惡概念等進行了學理意義上的探究，這一探究基於實踐活動，即便如此，不能反過來，把探究當作“良好生活指南”。事實上，道德問題並沒有“路線”和“答案”。
“這類探究並不指導我們怎樣做到知行合一，怎樣從善去惡，甚至並不直接回答‘哪些品質和做法是善好的’這類實質善好問題。指望倫理學來指導倫理生活，指望‘道德哲學’來提高‘道德水準’，這些都是錯誤的想法，因為‘理論’做不到這一點而責備它無能則是錯誤的責備。”陳嘉映強調。
《價值的理由》
作者：陳嘉映
版本：中信出版社 2000年5月
在他看來，倫理學“以更加曲折的方式與倫理生活相聯繫”，其路徑可以是——比如通過分析，糾正“一切行為皆在於追求快樂”這種流俗看法，據此做出相關的調整、改變。這並不意味著說服他人，而是採取開放的態度，以加深思考，相互學習，彼此理解，使個人更通透、更豐富，最終實現自身。
在華東師範大學演講時，陳嘉映說：“每個人的好生活都是如魚飲水冷暖自知的。”除了過良好生活，那麼，是否也有人要過一種不那麼好不那麼快樂甚至自毀、作惡的生活？推理小說《八百萬種死法》中，教堂的一個常客瑪麗說：“知道嗎？我有個很棒的發現，那就是人活著，不是非覺得好過不可。誰規定我有快樂的義務？以前我老以為如果我覺得緊張或者焦慮或者不快樂，我就非得想個法子解決不可。但我覺得這不是事實。”
瑪麗雖然純屬虛構，其想法卻與現實雷同。北京講座尾聲，一位男生站起來向陳嘉映提問：“你說要把德性編織到生活中，過良好生活，但是，我們為什麼要良好的生活呢？”話音未落，現場一片笑聲。
陳嘉映先講了一個獨立、叛逆的青年讓人“心痛”的故事。這個青年人和母親極難相處，憤而離家出走，幾年後，被母親找到。為緩解關係，兩人一起遊玩了兩天，但最後決定，還是各自回歸各自的生活。分別之際，母親說，你走什麼路都行，我就希望你好。青年稍微停頓，回答她：“但不好又怎麼樣？”
“作為母親，這是人生的一種極端體驗。無論如何，我是想說你說的這個問題是存在的，但是呢，我回答不了。”陳嘉映說。
沉默了四五秒鐘，講座結束，掌聲響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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