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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平凹:信不信,我沒讀過《百年孤獨》

賈平凹, 1952年2月21日出生於陝西南部的丹鳳縣棣花村。 1972年, 進入西北大學學習漢語言文學。 此後, 一直生活在西安, 從事文學編輯兼寫作。 1992年, 創刊《美文》。 出版的主要作品有《浮躁》《廢都》《白夜》《土門》《高老莊》《懷念狼》《秦腔》《高興》《古爐》《帶燈》《老生》等, 且以英、法、德、俄、日、韓、越等文字出版了二十餘種版本。 曾獲國內各大文學獎多次, 以及美國美孚飛馬文學獎、法國費米那文學獎。

看到有人很快翻完一本書, 我就替作家心疼

傅小平:我是先看的《帶燈》, 而後才讀的《老生》。 《帶燈》後記裡寫了一句話:這是一個人到了既喜歡《離騷》, 又必須讀《山海經》的年紀了。 饒有興味的是, 《山海經》果然融入到了《老生》裡。 這兩部看似不同題材的小說之間, 是否有著隱秘的關聯?或者說, 在《帶燈》之後, 除了你在《老生》後記裡提到的寫作緣起, 是否還經歷了其他一些特別的思索?

賈平凹:這些話都是我年齡大了以後常說的。

年齡大了, 經歷的事情多了, 就更能理解《離騷》和《山海經》, 尤其在這個年代。 《離騷》讓我知道人生命運的蒼涼和蒼涼後的瑰麗, 《山海經》使我知道了中國人思維的源頭。 在寫作《帶燈》和《老生》前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 我再次讀了一些古書, 本想著能做一點解讀文章, 後來又打消了這個念頭, 投入到寫現實題材的小說中來。

傅小平:兩部小說題材不同, 形式上的探索卻有相似之處, 例如《帶燈》裡“加”進數十封帶燈寫給元天亮的信, 《老生》裡引入了《山海經》。 我想知道的是, 你在把書信體或《山海經》加進小說的不同部分時, 是怎樣把握敘事節奏的。 當然, 從閱讀的感覺看, 這般夾纏不僅讓閱讀形成了一種抑揚頓挫之感, 其故事情節也是不曾中斷的,

且自然而然地往前延伸。 這樣的創新寫法, 或許還包含了某種深意。

賈平凹:《帶燈》中加進數十封信, 主要是想給帶燈生活的焦慮、驚恐、痛苦、無助尋一個精神的出口, 此外當然也有小說節奏的問題。 小說中仍還有許多閒話, 其實都是要搖曳故事, 讓故事外的東西彌漫開來, 而避免讓讀者在閱讀時落入就事論事的逼仄境界。 《老生》中引用一些《山海經》文字, 也有小說結構和節奏的想法, 但更重要的是探究中國人思維是如何形成的, 以此來對應百十來年的故事。 讀小說的有各種人, 有的可能就跳過這些引文, 有的則唯讀這些章節。 我小時候讀《紅樓夢》, 就跳過了那些詩文, 跳過了“太虛幻境”的部分, 中年後再讀《紅樓夢》,

小時候跳過去的部分就變得有味道有興趣了。

傅小平:如你所說, 倘不是專業的讀者, 未必會細讀小說裡引用的《山海經》, 還有虛擬問答, 他們很可能會跳過去, 直接閱讀故事。 但《山海經》的引入, 除了與小說正文構成必要的對應, 客觀上也會造成奇特的閱讀效果。 正如李敬澤所說, 文字每個片斷都可以單獨拿出來讀, 非常鬆弛, 非常從容。

賈平凹:我有個想法, 就是不能讓小說寫得太順溜, 所選用的具象材料要原始的, 越生越好, 寫得時候要有生澀感。 生生不息嘛。 這方面我做得還不好。

傅小平:假如沒有《山海經》的引入, 直接把這四個故事連在一起寫, 或者像你以前寫《古爐》那樣, 不是著眼于可以單獨成篇的四個時期,

而是連續寫這百十來年的歷史, 就可能達不到這種鬆弛和從容。 你的寫作, 因為具有一種與現代生活快節奏形成很大反差的慢, 既受到一些讀者的青睞, 也受到一些讀者諸如“讀不下去”之類的批評, 而你一向是特別注重讀者的, 那麼, 《老生》之所以採用這樣獨特的結構, 除服從於故事本身的需要之外, 是不是照顧了讀者閱讀的需要?

賈平凹:其實任何一本書都是給一部分人寫的。 尤其是閱讀小說, 它是繁忙緊張的生活、工作之後的一種享受, 是要慢慢來的, 常說“讀書是福”, 它是有福之人讀的。 我不願意寫那些太精巧的故事, 不願意把故事寫得像那些讀書人在說書。 當我看到一些人在讀小說時, 一邊嘩嘩地揭頁一邊看, 很快便翻完了一本書,我就為作家心疼。至於“鬆弛”“從容”,它們與這部小說單獨成篇的四個故事的結構無關,把四個故事組成一個故事寫,也可以做到鬆馳和從容呀!我說過語言與身體有關,與心態有關,與文學觀有關,“鬆弛”“從容”也是一樣的。

並沒有“民間寫史”這個詞在腦子裡閃現過

傅小平:引入《帶燈》的視角來看《老生》,或許是一種有意思的參照。在《帶燈》裡,你塑造了帶燈這樣一個典型的人物形象,而在《老生》裡,你雖然寫了不下數十上百個人物,但這些形象總體上看似乎都不怎麼鮮明。如果做一番深究,你這樣反常規的寫法,或許可以如是理解:小說總體上就是一個深層的隱喻,這百十年來的歷史,事實上並沒有把完整、獨立意義上的人給“立”起來。

賈平凹:《帶燈》是一種寫法,《老生》是另一種寫法;《帶燈》是帶燈貫穿始終,《老生》裡除唱師和匡三外再沒有人能貫穿。過去的小說講究“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但現代小說很多是連人物都沒有了。《老生》是唱師的記憶之作,百十多年的歷史如河水而過,流淌的只是混沌和蒼茫。在這一點上,我同意你的看法。

傅小平:事實上,在小說第四個故事裡,你著重寫了戲生,一個半截子人,最後染上瘟疫死了,而他的妻子蕎蕎是個健全人,她是最先從隔離觀察中解脫出來的,之後她請了唱師唱陰歌,來安妥那些逝者不安的靈魂。這樣的情節設計實在是耐人尋味的。等唱師唱了三天三夜,最後唱不動陰歌了,住進了窯洞裡,且老死在窯洞裡,唱師講的故事實際上到此已經結束了。這小說裡的小說也有了一個意味深長的結局,而在這個結局裡,是能讀出類似彌漫在《紅樓夢》裡的那種蒼涼感的。

賈平凹:唱師作為小說正文裡的敘述人,他的出身、生存環境、職業,決定了他是社會最底層的、民間的且旁觀的人,是超越了制度、政治、階級、時段、生死的人,他不需要我給他強加什麼,他只有經歷。但他最後也死了,他這些經歷也該死去,必須死去,之所以叫“老生”,是因為這樣的生是到老——老就是死——的時候了。

傅小平:就我的閱讀體驗而言,貫穿作品始終的唱師和匡三這兩個人物令我印象非常深刻。如果說唱師是百十來年歷史的見證者,匡三則是一以貫之的親歷者。匡三的革命經歷,帶有濃郁的民間性和草莽氣。而第四個故事,寫到匡三接見戲生,當戲生拿出剪刀來邊剪紙花花邊表演唱歌時,匡三卻誤以為戲生對他有人身威脅,讓警衛員把戲生給一腳踹開了。感覺這樣一個細節,或可理解為匡三自民間來,最終卻導致了對民間的顛覆。這其中或許滲透了你對“民間寫史”的某些理解?

賈平凹:《老生》出版後,我讀過許多評論文章,這些文章總在說“民間寫史”這個詞,而我在寫作時這個詞並沒有在腦子裡閃現過,我只是寫老一輩人曾經給我講的故事,其中的人和事都是真實的,絕不是一種戲說。這如同小說裡那些奇異的事並不是要故意“魔幻”,我的故鄉在以前發生過很多這樣的事,那裡的生活就是如此。我之所以採用一些材料而不採用另一些材料,那是小說的需要,而如何使用這些材料,那當然有我的主觀意願。小說是我營造的另一個世界,這個世界是多義的,任由讀者去理解。我喜歡《紅樓夢》的“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

傅小平:評論文章說“民間寫史”,多半是出於小說理解的需要。你“找”到唱師這位民間中人來“寫”這個“史”,而他是個“半人半神”的角色,他講的故事既有親見的真實歷史,也自然有道聼塗説來的傳奇。如此說來,所謂“民間寫史”,當然寫的不會是關於歷史的信史。那換成知識份子寫史,是否就能寫出一部信史呢?他們寫出的卻常常是被時代偏見左右的,或為意識形態固化的歷史。以此看來,民間寫史反而有可能從民間的角度寫出某種真實。

賈平凹:小說裡有這樣一個情節:遊擊隊的人都犧牲後,留下來的匡三就當了司令,他讓人寫遊擊隊的回憶錄,結果回憶錄裡就全寫了匡三的英雄事蹟,那些死去的人做過的事情也都成了匡三所做。但唱師知道事實真相,他後來就退出了編寫組。什麼是信史呢?《史記》現在是我們最相信的,而當年司馬遷卻因此受了宮刑。

傅小平:如果引入“史”的視角看唱師和匡三,我總覺得他們是同一個人的兩個分身。他們一個虛,一個實,正是從這一虛一實的兩個側面,構成了整體意義上的“民間寫史”。倘使做一延伸會發現,你寫人物並不以塑造典型為要義,而是有著更為切己的深層指向。比如,你讓很多人物在小說裡串場,以散點透視的方式形成漫溢卻又聚合的生活流,乍一看,像是對人物造成了“遮蔽”。

賈平凹:你可以信小說家言,也可以不信小說家言,它是小說,小說只能發生小說應該發生的事。《老生》,包括《帶燈》《古爐》《秦腔》,甚或以前的《廢都》,任何實,都是指向虛的。我並不是說我的小說如何如何,但若順著這一認知去看,該思量的是他為什麼寫這些,為什麼這樣寫,他的立場和環境又意味著什麼。

這個社會需要招魂,讓人能尋到自己的家園

傅小平:雖是“民間寫史”,但一個小說家,畢竟寫的不是歷史,而是小說,或說,他只是以小說的方式去“寫”歷史。從這個意義上說,我贊同你說的“如果把文學變成歷史,那就沒有文學了,就沒有意思了”。而小說寫歷史,當然不是戲說,也不是胡說,而是寫那個有文學、有意思,甚或是有必要的、合理的、虛構的歷史。所以,你才會進一步自問:文學寫到歷史的時候,怎麼把歷史歸化到這個文學裡面呢?你不妨說說,這到底是怎麼歸化的呢?

賈平凹:現在寫小說,如果寫的是現實生活題材,誰能擺脫這百年的歷史呢?“十七年文學”是寫,“文革”後是寫,進入新世紀也是寫,各有各的寫法,時間若往後推,以後的讀者讀這些小說,該信誰呢?不管是歌頌還是批判,有多少是文學呢?這百年是歷史,也是我們的經歷和命運,既然我們要把它寫成小說,我認為最好還是像《紅樓夢》那樣,寫出“大荒”,而遺憾的是我們達不到曹雪芹那般才能。不過,心嚮往之是必要的,當我們面對這百年歷史時,我們要勇敢、真誠,而當寫作的時候則要忘掉這是歷史。我是很欣賞陳思和與李敬澤的一些觀點的,他們是評論家因此能概括出來,而我僅僅只有感覺,而這感覺又尋不到明晰的話說出來。

傅小平:如果對照“史”的維度,就會發現你寫在後記裡的“寫小說何嘗不也就在說公道話嗎”的設問,意味尤其深長。正因為你要通過老生來說“公道話”,他就得“老老實實地去呈現過去的國情、世情、民情”。但我總覺得,唱師要呈現的,並非歷史的“實有”,而恰恰是歷史的荒誕與虛無。同時,小說通過對歷史意義的解構或懸置,讓小說講述的故事超出了歷史的局限,從而獲得某種與老生一樣“老生”的意義。要這一理解成立的話,《老生》是足夠震撼靈魂的。

賈平凹:有位電影攝影師跟我說過,有的攝影師在拍攝時是極力證明攝影的存在,有的攝影師在拍攝時是極力隱藏自己在攝影。我更喜歡後者,這樣的故事表達讓人覺得這不是我在寫故事,而是天地間就存在著這樣的故事。我也明白,這幾十年來,由於受西方理論的影響,電影更流行強調攝影師的存在,這樣使電影更強烈、更刺激,更適應年輕觀眾,但我還堅持攝影師隱藏這一方式,我覺得這樣會使作品更長久些,時過境遷那些觀念就不時尚了。這也符合中國人的思維,或許,我也只能這樣。

傅小平:以我的感覺吧,《老生》寫的是四個歷史時期,也可以說是寫的各式小人物的苦難史。你寫苦難,寫得如此冷靜超然,能把悲劇寫出喜劇的意味來,能把殘酷寫出幽默的感覺來,從寫作技藝角度看,這是極為高明的。當然,我也知道,你一向對你親身經歷的苦難特別地敏感,而且也會在一些言說中說到這些苦難,以及它在你心裡烙下的悲苦烙印。於是給人一種感覺,你對苦難的書寫,既是深入骨髓的,又是冷靜超然的。該怎麼理解這種看似矛盾的狀態?

賈平凹:在現實生活裡,有理不在聲高,武術高手都是不露聲色的,而那些叫囂的、恫嚇的其實是一種膽怯和恐懼。我們常說舉重若輕,輕就有了境界,是藝術。

傅小平:對比閱讀你近些年的幾部小說,我還有一種矛盾的感覺。總體上看,當你的小說志在“寫史”時,你寫到的敘述人,比如引生、狗尿苔、唱師等,不是畸人,就是奇人,或諸如此類的奇異人物,他們或是不明所以的狂亂,或是其來有自的超然;而到了“寫當下”時,你寫到的敘述人或主人公子路、莊之蝶、帶燈等,雖然也很獨特,卻並非奇異人物,他們縱有出世之心,但到底是入世的,而且他們的精神世界總是在矛盾中撕扯、掙扎。對於這樣一種矛盾,又該如何理解?

賈平凹:不同的題材、不同的內容寫法是不一樣的,但總的都是強調品種、招魂、家園。這個時代形成了我們這樣的品種,文學也是如此,而這個社會需要招魂,讓人能尋到自己的家園。

書名:四分之三的沉默:當代文學對話錄

作者:傅小平

出 版 社: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定價:¥58.00

很快便翻完了一本書,我就為作家心疼。至於“鬆弛”“從容”,它們與這部小說單獨成篇的四個故事的結構無關,把四個故事組成一個故事寫,也可以做到鬆馳和從容呀!我說過語言與身體有關,與心態有關,與文學觀有關,“鬆弛”“從容”也是一樣的。

並沒有“民間寫史”這個詞在腦子裡閃現過

傅小平:引入《帶燈》的視角來看《老生》,或許是一種有意思的參照。在《帶燈》裡,你塑造了帶燈這樣一個典型的人物形象,而在《老生》裡,你雖然寫了不下數十上百個人物,但這些形象總體上看似乎都不怎麼鮮明。如果做一番深究,你這樣反常規的寫法,或許可以如是理解:小說總體上就是一個深層的隱喻,這百十年來的歷史,事實上並沒有把完整、獨立意義上的人給“立”起來。

賈平凹:《帶燈》是一種寫法,《老生》是另一種寫法;《帶燈》是帶燈貫穿始終,《老生》裡除唱師和匡三外再沒有人能貫穿。過去的小說講究“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但現代小說很多是連人物都沒有了。《老生》是唱師的記憶之作,百十多年的歷史如河水而過,流淌的只是混沌和蒼茫。在這一點上,我同意你的看法。

傅小平:事實上,在小說第四個故事裡,你著重寫了戲生,一個半截子人,最後染上瘟疫死了,而他的妻子蕎蕎是個健全人,她是最先從隔離觀察中解脫出來的,之後她請了唱師唱陰歌,來安妥那些逝者不安的靈魂。這樣的情節設計實在是耐人尋味的。等唱師唱了三天三夜,最後唱不動陰歌了,住進了窯洞裡,且老死在窯洞裡,唱師講的故事實際上到此已經結束了。這小說裡的小說也有了一個意味深長的結局,而在這個結局裡,是能讀出類似彌漫在《紅樓夢》裡的那種蒼涼感的。

賈平凹:唱師作為小說正文裡的敘述人,他的出身、生存環境、職業,決定了他是社會最底層的、民間的且旁觀的人,是超越了制度、政治、階級、時段、生死的人,他不需要我給他強加什麼,他只有經歷。但他最後也死了,他這些經歷也該死去,必須死去,之所以叫“老生”,是因為這樣的生是到老——老就是死——的時候了。

傅小平:就我的閱讀體驗而言,貫穿作品始終的唱師和匡三這兩個人物令我印象非常深刻。如果說唱師是百十來年歷史的見證者,匡三則是一以貫之的親歷者。匡三的革命經歷,帶有濃郁的民間性和草莽氣。而第四個故事,寫到匡三接見戲生,當戲生拿出剪刀來邊剪紙花花邊表演唱歌時,匡三卻誤以為戲生對他有人身威脅,讓警衛員把戲生給一腳踹開了。感覺這樣一個細節,或可理解為匡三自民間來,最終卻導致了對民間的顛覆。這其中或許滲透了你對“民間寫史”的某些理解?

賈平凹:《老生》出版後,我讀過許多評論文章,這些文章總在說“民間寫史”這個詞,而我在寫作時這個詞並沒有在腦子裡閃現過,我只是寫老一輩人曾經給我講的故事,其中的人和事都是真實的,絕不是一種戲說。這如同小說裡那些奇異的事並不是要故意“魔幻”,我的故鄉在以前發生過很多這樣的事,那裡的生活就是如此。我之所以採用一些材料而不採用另一些材料,那是小說的需要,而如何使用這些材料,那當然有我的主觀意願。小說是我營造的另一個世界,這個世界是多義的,任由讀者去理解。我喜歡《紅樓夢》的“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

傅小平:評論文章說“民間寫史”,多半是出於小說理解的需要。你“找”到唱師這位民間中人來“寫”這個“史”,而他是個“半人半神”的角色,他講的故事既有親見的真實歷史,也自然有道聼塗説來的傳奇。如此說來,所謂“民間寫史”,當然寫的不會是關於歷史的信史。那換成知識份子寫史,是否就能寫出一部信史呢?他們寫出的卻常常是被時代偏見左右的,或為意識形態固化的歷史。以此看來,民間寫史反而有可能從民間的角度寫出某種真實。

賈平凹:小說裡有這樣一個情節:遊擊隊的人都犧牲後,留下來的匡三就當了司令,他讓人寫遊擊隊的回憶錄,結果回憶錄裡就全寫了匡三的英雄事蹟,那些死去的人做過的事情也都成了匡三所做。但唱師知道事實真相,他後來就退出了編寫組。什麼是信史呢?《史記》現在是我們最相信的,而當年司馬遷卻因此受了宮刑。

傅小平:如果引入“史”的視角看唱師和匡三,我總覺得他們是同一個人的兩個分身。他們一個虛,一個實,正是從這一虛一實的兩個側面,構成了整體意義上的“民間寫史”。倘使做一延伸會發現,你寫人物並不以塑造典型為要義,而是有著更為切己的深層指向。比如,你讓很多人物在小說裡串場,以散點透視的方式形成漫溢卻又聚合的生活流,乍一看,像是對人物造成了“遮蔽”。

賈平凹:你可以信小說家言,也可以不信小說家言,它是小說,小說只能發生小說應該發生的事。《老生》,包括《帶燈》《古爐》《秦腔》,甚或以前的《廢都》,任何實,都是指向虛的。我並不是說我的小說如何如何,但若順著這一認知去看,該思量的是他為什麼寫這些,為什麼這樣寫,他的立場和環境又意味著什麼。

這個社會需要招魂,讓人能尋到自己的家園

傅小平:雖是“民間寫史”,但一個小說家,畢竟寫的不是歷史,而是小說,或說,他只是以小說的方式去“寫”歷史。從這個意義上說,我贊同你說的“如果把文學變成歷史,那就沒有文學了,就沒有意思了”。而小說寫歷史,當然不是戲說,也不是胡說,而是寫那個有文學、有意思,甚或是有必要的、合理的、虛構的歷史。所以,你才會進一步自問:文學寫到歷史的時候,怎麼把歷史歸化到這個文學裡面呢?你不妨說說,這到底是怎麼歸化的呢?

賈平凹:現在寫小說,如果寫的是現實生活題材,誰能擺脫這百年的歷史呢?“十七年文學”是寫,“文革”後是寫,進入新世紀也是寫,各有各的寫法,時間若往後推,以後的讀者讀這些小說,該信誰呢?不管是歌頌還是批判,有多少是文學呢?這百年是歷史,也是我們的經歷和命運,既然我們要把它寫成小說,我認為最好還是像《紅樓夢》那樣,寫出“大荒”,而遺憾的是我們達不到曹雪芹那般才能。不過,心嚮往之是必要的,當我們面對這百年歷史時,我們要勇敢、真誠,而當寫作的時候則要忘掉這是歷史。我是很欣賞陳思和與李敬澤的一些觀點的,他們是評論家因此能概括出來,而我僅僅只有感覺,而這感覺又尋不到明晰的話說出來。

傅小平:如果對照“史”的維度,就會發現你寫在後記裡的“寫小說何嘗不也就在說公道話嗎”的設問,意味尤其深長。正因為你要通過老生來說“公道話”,他就得“老老實實地去呈現過去的國情、世情、民情”。但我總覺得,唱師要呈現的,並非歷史的“實有”,而恰恰是歷史的荒誕與虛無。同時,小說通過對歷史意義的解構或懸置,讓小說講述的故事超出了歷史的局限,從而獲得某種與老生一樣“老生”的意義。要這一理解成立的話,《老生》是足夠震撼靈魂的。

賈平凹:有位電影攝影師跟我說過,有的攝影師在拍攝時是極力證明攝影的存在,有的攝影師在拍攝時是極力隱藏自己在攝影。我更喜歡後者,這樣的故事表達讓人覺得這不是我在寫故事,而是天地間就存在著這樣的故事。我也明白,這幾十年來,由於受西方理論的影響,電影更流行強調攝影師的存在,這樣使電影更強烈、更刺激,更適應年輕觀眾,但我還堅持攝影師隱藏這一方式,我覺得這樣會使作品更長久些,時過境遷那些觀念就不時尚了。這也符合中國人的思維,或許,我也只能這樣。

傅小平:以我的感覺吧,《老生》寫的是四個歷史時期,也可以說是寫的各式小人物的苦難史。你寫苦難,寫得如此冷靜超然,能把悲劇寫出喜劇的意味來,能把殘酷寫出幽默的感覺來,從寫作技藝角度看,這是極為高明的。當然,我也知道,你一向對你親身經歷的苦難特別地敏感,而且也會在一些言說中說到這些苦難,以及它在你心裡烙下的悲苦烙印。於是給人一種感覺,你對苦難的書寫,既是深入骨髓的,又是冷靜超然的。該怎麼理解這種看似矛盾的狀態?

賈平凹:在現實生活裡,有理不在聲高,武術高手都是不露聲色的,而那些叫囂的、恫嚇的其實是一種膽怯和恐懼。我們常說舉重若輕,輕就有了境界,是藝術。

傅小平:對比閱讀你近些年的幾部小說,我還有一種矛盾的感覺。總體上看,當你的小說志在“寫史”時,你寫到的敘述人,比如引生、狗尿苔、唱師等,不是畸人,就是奇人,或諸如此類的奇異人物,他們或是不明所以的狂亂,或是其來有自的超然;而到了“寫當下”時,你寫到的敘述人或主人公子路、莊之蝶、帶燈等,雖然也很獨特,卻並非奇異人物,他們縱有出世之心,但到底是入世的,而且他們的精神世界總是在矛盾中撕扯、掙扎。對於這樣一種矛盾,又該如何理解?

賈平凹:不同的題材、不同的內容寫法是不一樣的,但總的都是強調品種、招魂、家園。這個時代形成了我們這樣的品種,文學也是如此,而這個社會需要招魂,讓人能尋到自己的家園。

書名:四分之三的沉默:當代文學對話錄

作者:傅小平

出 版 社: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定價:¥5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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