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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線怎麼發展?全國人大代表賴坤洪建議支持新型研發機構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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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週刊-經濟網 (鄒錫蘭 ● 實習生 伍素文)

新型研發機構已發展成為集聚高端創新資源的新載體, 然而在粵東西北地方, 研發機構的數量卻屈指可數。

“粵東西北的發展對廣東來說很重要的。 粵東西北不發展, 珠三角也難以發展。 但是粵東西北不吸引人才、團隊、項目, 那怎麼發展?所以我覺得相關政策、標準可以適當傾斜。 ”兩會期間, 全國人大代表、廣東省進田企業董事長賴坤洪表示。

三四線城市先天不足, 政策力度不夠

當前, 新型研發機構已發展成為集聚高端創新資源的新載體。

據瞭解, 深圳清華大學研究通過模式創新, 累計孵化企業1508家, 其中在孵企業807家, 培育上市公司18家。 目前該研究院可控資產超過70億元, 創辦和投資了180多家高科技企業。 通過科技研發、技術服務, 及成果轉化、企業孵化, 這些研發機構為我國提升原始創新能力, 推動應用研究和產業轉型升級發揮了關鍵支撐作用。

近年來, 地處粵東西北的清遠也在科研創新方面有了較大的推進。 以廣東聚航新材料研究院為例, 其以“政產學研金用”協同創新模式, 建立“科技成果轉化為生產力最後一公里”通道的新型研發機構。 在成立不到一年的時間已通過新型商業模式, 引進了3個創新人才項目團隊, 共引進入孵項目6個,

成功轉化4個, 2個項目初步實現產業化, 新成立了3個新材料專案高科技企業;設立了雙創投資資金, 已投資項目6個。

然而相比于廣州、深圳、佛山等一二線城市在科研機構支持上的“財大氣粗”, 三四線城市由於其地方財政投入乏力, 科技資源匱乏, 當地語系化高端人才團隊和產學研協同創新支撐不足等因素制約了新型研發機構發展的步伐。

新型研發機構的數量和規模, 也一定程度反映了地方的創新能力。 截至目前為止, 廣東省科技廳認定了二批共一百多家新型研發機構名單中, 屬於清遠的只有兩家。

對此, 賴坤洪顯得有些“著急”。 作為全國人大代表, 他已經連續兩年提出關於推動廣東省三四線城市科研創新方面的建議。

“清遠市的新型研發機構發展僅為起步階段, 面臨許多困難與問題, 與珠三角地區相比, 在政策、資金、技術、人才等方面存在明顯的差距。 ”

在他看來, 除了自身的先天不足外, 三四線城市在新興科研機構發展, 也跟國家科技發展的先期政策導向力度不夠強有很大關係。

加大財政投入, 完善配套政策

據瞭解, 東莞市明確從20億元“科技東莞”資金中安排足額經費用於新型研發機構的建設, 平均每機構的投入強度約1.5億元;珠海市則明確3年內安排10億元財政經費鼓勵新型研發機構的建設, 並於2014年底投入了上億元, 提供土地與華南理工大學合作共建現代產業創新研究院。

然而, 清遠在創新科研機構建設的資金投入方面,

還有很大的差距。 以廣東聚航新材料研究院為例, 企業是投入主體, 項目總投入3億元, 現已投入超億元, 去年政府扶持資金投入約占5%, 僅為東莞的1/30。

全國人大代表、廣東省進田企業董事長賴坤洪

與一二線城市相比, 三四線城市財力薄弱是客觀事實。

因此, 賴坤洪建議加大財政投入, 降低初創階段的新型研發機構認定門檻。 “促進創新型國家的建設, 區劃間協調均衡發展很重要。 建議重點加大中央財政對三四線新型研發機構發展投入, 以解決三四線城市因投入乏力導致發展滯後的問題。 ”

賴坤洪認為, 一二線城市有著優越的資源, 其公共技術平臺、科技服務平臺到三四線城市設立分支機搆, 幫助當地企業轉型升級和技術創新。

在標準認定上, 由於城市發展存在先天差距, 科研機構水準參差不齊是合理的情況。 “以一二線城市的標準要求三四線城市未免有些苛刻, 可能會使後者的科研難度更大。 ”賴坤洪表示, 通過制定專項政策, 對初創階段的新型研發機構認定適當降低認定門檻, 放鬆硬體條件要求,轉而把其發展潛力及項目發展前景列入評定條件當中。同時,針對三四線城市新型研發機構的平臺建設、中試設備及應用技術研發各個環節,適度加大對能力建設與R&D補貼的投入,以改善其創新基礎、提升創新能力。

在政策配套上,賴坤洪認為當前三四線城市的人才、金融政策並不完善。對此,他提出要加大力度,加快完善風險資本投資、智慧財產權質押、科技擔保、科技保險等方面的金融政策措施;探索“連人帶成果轉入企業”的技術轉移轉化模式,允許流入三四線城市的科技人才在一二線城市享受包括醫療和教育在內的高等級公共服務和社會福利,切實解決科技人才流動的後顧之憂。

發揮好實體經濟的“中流砥柱”作用

作為實體經濟的企業家代表,賴坤洪今年也針對振興我國實體經濟支援民營企業發展提出了建議。

2016年實體經濟出現了一些回暖跡象,但這些跡象主要是由短期內房地產和基建投資回暖拉動的,從長期看,中國經濟仍存在過度依賴投資,消費不足,房地產、金融、虛擬經濟對實體經濟吸血等結構性問題。對此,黨中央和各級政府已出臺了一些方案和意見,也取得了一定成績。

但要從根本上解決實體經濟目前面臨的困境,賴坤洪認為要圍繞解決“工業增長與投資相背離”這一基本矛盾入手,優化產業結構,推動企業創新升級,真正發揮好實體經濟的“中流砥柱”作用。

國家要振興實體經濟,就要主動引導企業加大科研技術投入,鼓勵創新型企業發展,推動企業創新轉型。賴坤洪建議政府除了通過建設產業園、實驗室提供補助、減免、優惠這些主動引導措施之外,還能做更多平臺性的服務工作。

實體企業一般以傳統行業居多,技術含量偏低,對高精尖技術掌握不夠。很多情況下實體企業不是不搞創新,是不會、不懂、不敢搞創新。賴坤洪認為,建議政府如果能夠利用好當前的互聯網和大資料技術工具,在搭建人才平臺時更加面向企業需求,把吸引人才政策更好地與企業研發創新結合起來,推動核心技術供給和成果轉化,更好地對接實驗室與市場需求,實現產學研更密切合作,將對企業向科技密集型模式轉型起更實在的幫助。

另外,他還認為,應該適當提高實體經濟企業員工工資所得稅起征點;研究用工資抵扣增值稅;取消辭退工人補償,建議勞資雙方建立雙向自由選擇,取消無限期勞動合同。由於五險一金是國家強制性政策,企業和勞動者雙方共同承擔繳納了失業保險的費用,主要是為了勞動者失業時有所保障,那解約補償金應由政府補償。

工業產出與投資背離的一大重要原因在於,資本總是向虛擬經濟和房地產、金融領域流動,實體經濟一方面承擔了最重的稅收和用人成本,一方面又要和虛擬經濟、房地產競爭,融資貴融資難已經嚴重制約實體企業,尤其是中小微實體企業的發展。

因此,賴坤洪建議國家應從國家頂層設計,銀行每年給實體企業融資要有一定比例,貸款利率保持基準利率或下浮10%。大力推動金融創新,降低實體經濟的融資難度,給中小微企業一個合理、公平的競爭環境。另一方面,政府的產業引導基金應讓行業和社會組織高度參與,並在一定程度上承擔兜底風險。這樣既切實保障了政府產業基金的引導作用,又通過頂層制度建設控制了風險,並推動了創新金融的健康發展。

放鬆硬體條件要求,轉而把其發展潛力及項目發展前景列入評定條件當中。同時,針對三四線城市新型研發機構的平臺建設、中試設備及應用技術研發各個環節,適度加大對能力建設與R&D補貼的投入,以改善其創新基礎、提升創新能力。

在政策配套上,賴坤洪認為當前三四線城市的人才、金融政策並不完善。對此,他提出要加大力度,加快完善風險資本投資、智慧財產權質押、科技擔保、科技保險等方面的金融政策措施;探索“連人帶成果轉入企業”的技術轉移轉化模式,允許流入三四線城市的科技人才在一二線城市享受包括醫療和教育在內的高等級公共服務和社會福利,切實解決科技人才流動的後顧之憂。

發揮好實體經濟的“中流砥柱”作用

作為實體經濟的企業家代表,賴坤洪今年也針對振興我國實體經濟支援民營企業發展提出了建議。

2016年實體經濟出現了一些回暖跡象,但這些跡象主要是由短期內房地產和基建投資回暖拉動的,從長期看,中國經濟仍存在過度依賴投資,消費不足,房地產、金融、虛擬經濟對實體經濟吸血等結構性問題。對此,黨中央和各級政府已出臺了一些方案和意見,也取得了一定成績。

但要從根本上解決實體經濟目前面臨的困境,賴坤洪認為要圍繞解決“工業增長與投資相背離”這一基本矛盾入手,優化產業結構,推動企業創新升級,真正發揮好實體經濟的“中流砥柱”作用。

國家要振興實體經濟,就要主動引導企業加大科研技術投入,鼓勵創新型企業發展,推動企業創新轉型。賴坤洪建議政府除了通過建設產業園、實驗室提供補助、減免、優惠這些主動引導措施之外,還能做更多平臺性的服務工作。

實體企業一般以傳統行業居多,技術含量偏低,對高精尖技術掌握不夠。很多情況下實體企業不是不搞創新,是不會、不懂、不敢搞創新。賴坤洪認為,建議政府如果能夠利用好當前的互聯網和大資料技術工具,在搭建人才平臺時更加面向企業需求,把吸引人才政策更好地與企業研發創新結合起來,推動核心技術供給和成果轉化,更好地對接實驗室與市場需求,實現產學研更密切合作,將對企業向科技密集型模式轉型起更實在的幫助。

另外,他還認為,應該適當提高實體經濟企業員工工資所得稅起征點;研究用工資抵扣增值稅;取消辭退工人補償,建議勞資雙方建立雙向自由選擇,取消無限期勞動合同。由於五險一金是國家強制性政策,企業和勞動者雙方共同承擔繳納了失業保險的費用,主要是為了勞動者失業時有所保障,那解約補償金應由政府補償。

工業產出與投資背離的一大重要原因在於,資本總是向虛擬經濟和房地產、金融領域流動,實體經濟一方面承擔了最重的稅收和用人成本,一方面又要和虛擬經濟、房地產競爭,融資貴融資難已經嚴重制約實體企業,尤其是中小微實體企業的發展。

因此,賴坤洪建議國家應從國家頂層設計,銀行每年給實體企業融資要有一定比例,貸款利率保持基準利率或下浮10%。大力推動金融創新,降低實體經濟的融資難度,給中小微企業一個合理、公平的競爭環境。另一方面,政府的產業引導基金應讓行業和社會組織高度參與,並在一定程度上承擔兜底風險。這樣既切實保障了政府產業基金的引導作用,又通過頂層制度建設控制了風險,並推動了創新金融的健康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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