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許諾的邊境稅， 宏觀戰略目的是要鼓勵出口打擊進口， 鼓勵企業將生產和利潤以及工作機會留在美國境內， 影響是全域性的， 且可能會引發全球範圍內的貿易戰， 宏觀上的綜合效果因還取決於其他國家的反應和對策， 實際上非常難以評估。
但如果從邊境稅對石油價格的影響上來看， 其影響的傳導機制是較為確定的：在需求端， 因美國國內煉油廠短期內將沒有動力使用進口原油， 且會增加對葉岩油的需求量；而在供給端， 葉岩油生產商也沒有動力向國內供油， 而是更傾向於出口。
屆時， 邊境稅將進一步提升美國葉岩油的競爭力， 擴大其市場份額， 並進一步刺激葉岩油生產， 壓低國際油價。 在價格更低的美國原油和汽油的洶湧供給面前， 本已貌合神離的OPEC或將最終壽終正寢：此時OPEC若採取共同減產對策， 不僅無法支撐價格， 還會丟失市場份額。 因此， 此種情形下OPEC成員國的理性選擇是通過最大化產能， 爭取各自的最大化收益， 最終結果將導致Brent價格加速下跌， OPEC名存實亡。
而OPEC的正式解體或將以沙特崩潰為標誌。 由於油價下跌，
一旦美國邊境稅出臺， 如上所述的傳導機制將再次讓國際油價暴跌， 各奔前途的OPEC成員國將讓跌勢來得更猛， 持續時間更長， 而沙特因手中只有“節流”牌而沒有“開源”牌， 最終不得不面對財政惡化和國內矛盾升級的雙重擠壓。 或許沙特的“願景2030”真的能夠讓其改頭換面， 但特朗普的邊境稅卻不會給沙特留出如此長的時間。
邊境稅一出將打壓國際油價
特朗普許諾將要推出的邊境稅， 將根據商品銷售地徵稅：出口商品因銷售地為美國境外， 所以將在美國免稅， 直接效果是降低出口商品成本和價格， 增強出口競爭力；同時， 進口商品因銷售地在美國， 需要對其徵稅， 直接效果是提高了進口商品價格， 有利於提升國貨在國內的競爭力。
在邊境稅實施之前， 進口商品如果是用於生產的中間產品， 美國公司可以將進口商品列入成本支出， 實現抵稅；而實施邊境稅之後， 所有進口商品不管是中間產品和最終消費品， 都將按照產地徵稅。 一言蔽之， 實施邊境稅將鼓勵出口， 打擊進口， 鼓勵企業將生產和利潤以及相關的工作機會留在美國境內。
實施邊境稅在很大程度上相當於為貿易戰打響了第一槍， 其綜合效果因還取決於其他國家的反應和對策， 實際上非常難以評估。 然而， 實施邊境稅對石油價格的影響是較為確定的：美國國內需求端和供給端因稅制的變化， 將共同把大量石油“擠向”國際市場， 打壓國際油價。
從需求端來看， 邊境稅推出之後， 美國國內煉油廠短期內會只選國內產原油。 因為按照新的稅制， 購買國產原油的支出， 其可以作為生產成本抵稅；相比之下， 購買和使用進口原油， 不僅需要支付邊境稅， 其購買成本還不能作為原料支出抵稅。 因此使用進口原油將大大減少煉油廠的稅後利潤。
同時在供給端，
在需求端和供給端的雙向擠壓下， 美國國內原油價格有望在邊境稅坐實後， 在短期內拉升， 同時打壓國際原油價格， 並出現國內原油價格高於國際原油價格的情況， 即WTI和Brent的價差出現“倒掛”， 直到溢價高到足以彌補原油生產商直銷國內的“稅收損失”。
溢價多少與國內公司稅率直接相關。 若按目前共和黨提議的20%的新稅率粗略計算， 那WTI對Brent的溢價會在20%左右。 若按現行的WTI價格計算， 20%的溢價對應65美元/桶的價格。 見智研究所此前曾在《OPEC怎樣都逃不出“如來佛的手掌心”》一文中分析過：油價一旦超過55美元/桶，美國原油生產商將重新獲得擴大產能的動力。
而根據高盛估算，原油在65美元/桶的價格上，可以讓美國原油產量年增160萬桶——這相當於完全抵消OPEC此前的所有的“減產努力”。即如果油價超過65美元，增產量將再次讓全球石油供給處於過剩狀態。
圖：高盛對美國油價與產量間關係的預測
當然，這20%的溢價是建立在經典經濟學“無摩擦”的假設之上的。在實際中，相對價格的變動不會如此直線，因為現實中中存在諸多摩擦因素：如WTI代表的是美國輕質原油價格，而Brent代表的是國際重質原油的價格，多年以來因美國對進口來自中東、加拿大和墨西哥灣地區重油的依賴，其煉油廠向提煉重油的設備進行了大量投資，並未充分預期國內葉岩油技術革命會帶來大量的輕質原料。
但隨著時間的推移，美國煉油廠正在向輕質原油傾斜，如果邊境稅的真的出臺，將為煉油廠提供更大的經濟動機改造煉油設備，煉油廠面向國內輕質原油的調整速度將加速，消除相關“摩擦”僅是時間問題。
圖：向輕質原油的傾斜早已開始(2015年AFPM對代表美國產能61%的煉油廠的調查結果)
邊境稅出臺將導致OPEC和沙特“解體”
很顯然，由於邊境稅刺激的美國葉岩油產量大爆發，對WTI和Brent價差的效果也會與2011-2013年間情況大相徑庭。當時，由於美國原油出口禁令的存在和煉油廠對輕質原油加工能力有限等原因，讓葉岩油在美國境內出現了嚴重過剩，繼而導致在此期間WTI與Brent在這兩年間的價差平均高達17美元/桶，而國際油價卻一直保持堅挺。最終以WTI向Brent價格靠攏結束了罕見的超級價差。
圖：2011-2013年間WTI與Brent價格及價差走勢
然而此次若受到邊境稅刺激，再疊加已經解除的美國原油出口禁令和已大幅提升的輕質原油加工能力，本身品質高於Brent重質原油的WTI輕質原油的大量供給，將通過更多更便宜的出口原油和汽油拉低國際油價。此時或將重現Brent與WTI間的超級價差，只是這一次的表現將與上一次截然相反：國際油價將向下與WTI拉開差距。
在價格更低的美國原油和汽油的洶湧供應面前，本已貌合神離的OPEC或將最終壽終正寢：在油價尚不足以刺激葉岩油大規模增產的情況下，美國解除石油出口禁令的效果並沒有充分顯現(剛剛解除禁令後因市場預期，WTI曾短暫出現過對Brent的溢價；此外，目前美國仍是原油淨進口國)，因此OPEC本次減產在當前環境下是有一定效果的。然而，一旦邊境稅出臺，受美國國內供給端和需求的共同擠壓，大量原油將湧向國際市場，此時OPEC若採取共同減產對策，不僅無法支撐價格，還會丟失市場份額。因此，此種情形下OPEC成員國的理性選擇是通過最大化產能，爭取各自的最大化收益，最終結果將導致Brent價格加速下跌，OPEC名存實亡。
而OPEC的正式解體或將以沙特崩潰為標誌。在如今的OPEC當中，沙特是當之無愧的領導者，除了石油產量最大之外，其他主要成員國，要麼“小得不成氣候”，如科威特、卡特爾和阿聯酋等，要麼早已國不成國，如伊拉克、利比亞和委內瑞拉等；而唯一的大國伊朗，已被美國制裁了30多年，沒有意願和能力來領導OPEC。而OPEC“唯一的希望”沙特，在經濟和社會等多方面卻已然走在了懸崖邊上。
經濟方面，沙特經濟結構單一且嚴重依賴石油出口，其政府收入的95%均來自於石油，而政府在將阿美公司從美國公司手中私有化後的40年間並沒有將收入進行有效投資，而是將收入多數用於消費——維持沙特天堂般的高福利。這種安排在油價保持高位的時候在表面上來看不會有任何問題，另外還讓沙特的外匯儲備連年上升，但在2014年油價崩塌後，沙特的經濟情況開始急轉直下。
2015年沙特出現了歷史上最高的政府赤字——980億美元，占GDP的15%，2016年受油價回升和削減福利開支的影響，赤字規模料將縮窄，但仍會高達870億美元。因沙特對葉門的戰爭成本並未計算在內，實際赤字規模可能接近1200億美元。沙特政府為維持社會平穩和經濟正常運轉，被迫拿外匯儲備來堵財政赤字的缺口：沙特外儲在2014年8月達到歷史峰值的7460億美元後一路以月均80億美元的速度下降，短短2年半時間內外儲下降了近30%，共減少超2000億美元，目前僅剩5300億美元。IMF預計，若按此趨勢，沙特將在2020年宣告破產。
圖：沙特外匯儲備變動趨勢(單位：百萬裡亞爾；1美元=3.75裡亞爾)
雖然沙特在油價低至35美元時“緊急”制定了旨在多元化沙特經濟結構的“願景2030”計畫，但計畫的核心仍是用出售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股權籌措的資金，通過主權財富投資基金的投資收益來讓沙特擺脫對石油的依賴。然而，出售阿美5%的股權獲得的資金預計也僅在1000億美元左右，僅夠沙特再“揮霍”一年。此外，僅有4000億美元市值的沙特股市能否一次性承受阿美1000億美元的IPO體量仍是個未知數。而本身與沙特政府關聯密切的阿美要理清其財務狀況達到上市標準，恐怕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所以沙特政府的短期注意力並不在“開源”，而是在“節流”，經濟方面的壓力也已很快傳導至社會層面。為了減少赤字壓力，沙特政府在油價下跌後開始著手削減民眾福利：曾經享受巨額政府補貼的水、電和燃油價格開始上漲，預計2017年這些基本民生消費品價格將再度上調20-40%，沙特政府計畫用5年時間逐步取消對水電和住房等基本民生消費品的政府補貼，使其與市場價格接軌。同時，沙特政府實施了10年來首次的公務員降薪(政府部門雇傭了沙特75%的本地勞動力，且多數公務職位僅是為了吸收不斷進入勞動力市場的新增人口而設)。此外，沙特還在考慮開徵新稅，其中包括對非生活必需品徵收5%的增值稅、煙酒稅和土地閒置稅等。
所有的這些節支措施都將以降低普通民眾的生活水準為代價。沙特是全球少有的君主掌控國家實權的現代國家，其權威政權統治的基礎建立在不斷將石油收入轉化成民眾福利。一旦民眾福利降低到一定限度，無疑將動搖沙特王室的執政基礎。收買執政權存在的“剛性支出”，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為何沙特在長達40年時間內遲遲沒有實現轉型。
更要命的是，沙特的人口結構極其年輕，城市化水準也極高：70%的沙特人不到30歲，城市化率接近100%。從二次世界大戰和俄國十月革命的歷史經驗來看，高比例的年輕人口和較高程度的城市化率，是爆發重要歷史事件的必要不充分條件。
而沙特皇室內部統治秩序即將發生的統治交接也將讓沙特處在風雨飄搖之中。自沙特王朝創立者伊本·沙特於1953年駕崩後，其皇位繼承就按兒子的長幼順序進行，第一位繼任者是伊本·沙特的長子，2015年剛上任的Salman是其第25個兒子。但伊本·沙特在世的兒子們基本上都已經80歲左右了，所以目前在位Salman(今年82歲)乾脆讓自己30多歲的兒子“提前”實際掌權。這種安排自然招致了諸多不滿，畢竟5000名沙特王子中有相當多的人與Salman的兒子一樣，實際上處於相同的繼承位置上——自己的父親也像Salman一樣曾是沙特的國王。在Salman駕崩時，若還有伊本·沙特的兒子在世，Salman的兒子對政權的實際控制將讓沙特皇室內部的矛盾顯性化。
沙特近年削減民眾福利開支的政策幾乎都是由Salman的兒子實施，由其在背後主導的OPEC減產雖然讓沙特暫時獲得了喘息的機會，但並不能從根本上改變沙特的基本面：沙特在短期內根本無望改變嚴重依賴石油的單一經濟結構，同時沙特的人力資源結構也意味著最快也需要至少一代人的時間才有可能支撐起多元化的經濟結構(沙特的經濟活動嚴重依賴外來勞工支撐，三分之二的本地人都在政府上班混日子，即便不工作也可以過得很舒適).
一旦美國邊境稅出臺，如上所述的傳導機制將再次讓國際油價暴跌，各奔前途的OPEC成員國將讓跌勢來得更猛，持續時間更長，而沙特因手中只有“節流”牌而沒有“開源”牌，最終不得不面對財政惡化和國內矛盾升級的雙重擠壓。或許“願景2030”真的能夠將沙特改頭換面，但特朗普的邊境稅卻不會留給沙特如此長的時間。
見智研究所此前曾在《OPEC怎樣都逃不出“如來佛的手掌心”》一文中分析過：油價一旦超過55美元/桶，美國原油生產商將重新獲得擴大產能的動力。而根據高盛估算，原油在65美元/桶的價格上，可以讓美國原油產量年增160萬桶——這相當於完全抵消OPEC此前的所有的“減產努力”。即如果油價超過65美元，增產量將再次讓全球石油供給處於過剩狀態。
圖：高盛對美國油價與產量間關係的預測
當然，這20%的溢價是建立在經典經濟學“無摩擦”的假設之上的。在實際中，相對價格的變動不會如此直線，因為現實中中存在諸多摩擦因素：如WTI代表的是美國輕質原油價格，而Brent代表的是國際重質原油的價格，多年以來因美國對進口來自中東、加拿大和墨西哥灣地區重油的依賴，其煉油廠向提煉重油的設備進行了大量投資，並未充分預期國內葉岩油技術革命會帶來大量的輕質原料。
但隨著時間的推移，美國煉油廠正在向輕質原油傾斜，如果邊境稅的真的出臺，將為煉油廠提供更大的經濟動機改造煉油設備，煉油廠面向國內輕質原油的調整速度將加速，消除相關“摩擦”僅是時間問題。
圖：向輕質原油的傾斜早已開始(2015年AFPM對代表美國產能61%的煉油廠的調查結果)
邊境稅出臺將導致OPEC和沙特“解體”
很顯然，由於邊境稅刺激的美國葉岩油產量大爆發，對WTI和Brent價差的效果也會與2011-2013年間情況大相徑庭。當時，由於美國原油出口禁令的存在和煉油廠對輕質原油加工能力有限等原因，讓葉岩油在美國境內出現了嚴重過剩，繼而導致在此期間WTI與Brent在這兩年間的價差平均高達17美元/桶，而國際油價卻一直保持堅挺。最終以WTI向Brent價格靠攏結束了罕見的超級價差。
圖：2011-2013年間WTI與Brent價格及價差走勢
然而此次若受到邊境稅刺激，再疊加已經解除的美國原油出口禁令和已大幅提升的輕質原油加工能力，本身品質高於Brent重質原油的WTI輕質原油的大量供給，將通過更多更便宜的出口原油和汽油拉低國際油價。此時或將重現Brent與WTI間的超級價差，只是這一次的表現將與上一次截然相反：國際油價將向下與WTI拉開差距。
在價格更低的美國原油和汽油的洶湧供應面前，本已貌合神離的OPEC或將最終壽終正寢：在油價尚不足以刺激葉岩油大規模增產的情況下，美國解除石油出口禁令的效果並沒有充分顯現(剛剛解除禁令後因市場預期，WTI曾短暫出現過對Brent的溢價；此外，目前美國仍是原油淨進口國)，因此OPEC本次減產在當前環境下是有一定效果的。然而，一旦邊境稅出臺，受美國國內供給端和需求的共同擠壓，大量原油將湧向國際市場，此時OPEC若採取共同減產對策，不僅無法支撐價格，還會丟失市場份額。因此，此種情形下OPEC成員國的理性選擇是通過最大化產能，爭取各自的最大化收益，最終結果將導致Brent價格加速下跌，OPEC名存實亡。
而OPEC的正式解體或將以沙特崩潰為標誌。在如今的OPEC當中，沙特是當之無愧的領導者，除了石油產量最大之外，其他主要成員國，要麼“小得不成氣候”，如科威特、卡特爾和阿聯酋等，要麼早已國不成國，如伊拉克、利比亞和委內瑞拉等；而唯一的大國伊朗，已被美國制裁了30多年，沒有意願和能力來領導OPEC。而OPEC“唯一的希望”沙特，在經濟和社會等多方面卻已然走在了懸崖邊上。
經濟方面，沙特經濟結構單一且嚴重依賴石油出口，其政府收入的95%均來自於石油，而政府在將阿美公司從美國公司手中私有化後的40年間並沒有將收入進行有效投資，而是將收入多數用於消費——維持沙特天堂般的高福利。這種安排在油價保持高位的時候在表面上來看不會有任何問題，另外還讓沙特的外匯儲備連年上升，但在2014年油價崩塌後，沙特的經濟情況開始急轉直下。
2015年沙特出現了歷史上最高的政府赤字——980億美元，占GDP的15%，2016年受油價回升和削減福利開支的影響，赤字規模料將縮窄，但仍會高達870億美元。因沙特對葉門的戰爭成本並未計算在內，實際赤字規模可能接近1200億美元。沙特政府為維持社會平穩和經濟正常運轉，被迫拿外匯儲備來堵財政赤字的缺口：沙特外儲在2014年8月達到歷史峰值的7460億美元後一路以月均80億美元的速度下降，短短2年半時間內外儲下降了近30%，共減少超2000億美元，目前僅剩5300億美元。IMF預計，若按此趨勢，沙特將在2020年宣告破產。
圖：沙特外匯儲備變動趨勢(單位：百萬裡亞爾；1美元=3.75裡亞爾)
雖然沙特在油價低至35美元時“緊急”制定了旨在多元化沙特經濟結構的“願景2030”計畫，但計畫的核心仍是用出售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股權籌措的資金，通過主權財富投資基金的投資收益來讓沙特擺脫對石油的依賴。然而，出售阿美5%的股權獲得的資金預計也僅在1000億美元左右，僅夠沙特再“揮霍”一年。此外，僅有4000億美元市值的沙特股市能否一次性承受阿美1000億美元的IPO體量仍是個未知數。而本身與沙特政府關聯密切的阿美要理清其財務狀況達到上市標準，恐怕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所以沙特政府的短期注意力並不在“開源”，而是在“節流”，經濟方面的壓力也已很快傳導至社會層面。為了減少赤字壓力，沙特政府在油價下跌後開始著手削減民眾福利：曾經享受巨額政府補貼的水、電和燃油價格開始上漲，預計2017年這些基本民生消費品價格將再度上調20-40%，沙特政府計畫用5年時間逐步取消對水電和住房等基本民生消費品的政府補貼，使其與市場價格接軌。同時，沙特政府實施了10年來首次的公務員降薪(政府部門雇傭了沙特75%的本地勞動力，且多數公務職位僅是為了吸收不斷進入勞動力市場的新增人口而設)。此外，沙特還在考慮開徵新稅，其中包括對非生活必需品徵收5%的增值稅、煙酒稅和土地閒置稅等。
所有的這些節支措施都將以降低普通民眾的生活水準為代價。沙特是全球少有的君主掌控國家實權的現代國家，其權威政權統治的基礎建立在不斷將石油收入轉化成民眾福利。一旦民眾福利降低到一定限度，無疑將動搖沙特王室的執政基礎。收買執政權存在的“剛性支出”，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為何沙特在長達40年時間內遲遲沒有實現轉型。
更要命的是，沙特的人口結構極其年輕，城市化水準也極高：70%的沙特人不到30歲，城市化率接近100%。從二次世界大戰和俄國十月革命的歷史經驗來看，高比例的年輕人口和較高程度的城市化率，是爆發重要歷史事件的必要不充分條件。
而沙特皇室內部統治秩序即將發生的統治交接也將讓沙特處在風雨飄搖之中。自沙特王朝創立者伊本·沙特於1953年駕崩後，其皇位繼承就按兒子的長幼順序進行，第一位繼任者是伊本·沙特的長子，2015年剛上任的Salman是其第25個兒子。但伊本·沙特在世的兒子們基本上都已經80歲左右了，所以目前在位Salman(今年82歲)乾脆讓自己30多歲的兒子“提前”實際掌權。這種安排自然招致了諸多不滿，畢竟5000名沙特王子中有相當多的人與Salman的兒子一樣，實際上處於相同的繼承位置上——自己的父親也像Salman一樣曾是沙特的國王。在Salman駕崩時，若還有伊本·沙特的兒子在世，Salman的兒子對政權的實際控制將讓沙特皇室內部的矛盾顯性化。
沙特近年削減民眾福利開支的政策幾乎都是由Salman的兒子實施，由其在背後主導的OPEC減產雖然讓沙特暫時獲得了喘息的機會，但並不能從根本上改變沙特的基本面：沙特在短期內根本無望改變嚴重依賴石油的單一經濟結構，同時沙特的人力資源結構也意味著最快也需要至少一代人的時間才有可能支撐起多元化的經濟結構(沙特的經濟活動嚴重依賴外來勞工支撐，三分之二的本地人都在政府上班混日子，即便不工作也可以過得很舒適).
一旦美國邊境稅出臺，如上所述的傳導機制將再次讓國際油價暴跌，各奔前途的OPEC成員國將讓跌勢來得更猛，持續時間更長，而沙特因手中只有“節流”牌而沒有“開源”牌，最終不得不面對財政惡化和國內矛盾升級的雙重擠壓。或許“願景2030”真的能夠將沙特改頭換面，但特朗普的邊境稅卻不會留給沙特如此長的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