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誰流下瀟湘去
王開東
千古以來， 滔滔文人， 何其多也。 我卻獨愛蘇東波。
蘇東坡是萬世文人的偶像、準則、法度， 這一點毫無例外。 如果有， 唯一的例外那就是沒有例外。
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說：
“三代以下詩人， 無過屈子、淵明、子美、子瞻者。 此四子者， 若無文學之天才， 其人格亦自足千古。 故無高尚偉大之人格， 而有高尚偉大之文章者， 殆未有之也。 ”
國學大師的人格論深得我心。 文章未嘗不是性情之袒露， 心靈之燭照， 靈魂之洞察也。
東坡為文汪洋恣肆， 雄豪擴大， 飄若浮雲， 驚若蛟龍。 首先在於他的人格美善，
蘇軾的恢弘， 即便是“鳳歌笑孔丘”的李白， 或許也要望洋興嘆。 我們可以在林語堂的《蘇東坡傳》中， 找到 “李江蘇海”的緣由。
“蘇東坡是一個不可救藥的樂天派， 一個偉大的人道主義者， 一個百姓的朋友， 一個大文豪， 大書法家， 創新的畫家， 造酒實驗家， 一個工程師， 一個假道學的憎恨者， 一位瑜珈術修行者， 佛教徒， 巨儒政治家， 一個皇帝的秘書， 酒仙， 心腸慈悲的法官， 一個政治上的堅持己見者， 一個月夜的漫步者， 一個詩人， 一個生性詼諧愛開玩笑的人。 ”
這樣的一個怪才、鬼才、奇才、全才， 歷史只能賜予我們一次。 誰也不知道， 這個上帝賜予的尤物，
窮而後工， 不平則鳴， 國家不幸詩人幸。 蘇軾的人生， 幾乎濃縮了中國歷代文人的所有命運。 或悲慨， 或昂揚， 或低沉， 或灑脫， 或狂放， 或沉靜……
20歲時， 蘇軾就以一篇《刑賞忠厚之至論》獲得主考官歐陽修的擊賞， 本來是毫無爭議的第一， 但因為歐陽修以為該文是自己的弟子曾鞏所作， 為了避嫌， 才把蘇軾署為第二。
後來， 展卷一看， 第一雄文的作者竟然是蘇軾， 歐陽修大為後悔。
對於蘇軾的才華， 歐陽修異常珍惜， 他對梅堯臣說：“老夫當避路， 放他出一頭地也。 ”這就是“出人頭地”的來歷。
歐陽修還對自己的孩子和學生們說：“幾年之後，
能得到文壇領袖如此褒獎， 蘇軾幾乎在一夜之間， 名滿天下。 但蘇軾的人生坎坷， 卻也就此拉開序幕。
高中進士之後不久， 蘇軾遭遇母憂， 倉促回川；緊接著又是父親病故， 扶喪歸裡。 這一來一去就耽誤了好幾年。
其間北宋政壇風雲變幻， 恩師歐陽修等人因反對王安石變法， 被迫離京。 蘇軾從政的黃金時期就這樣錯過了。 否則以蘇軾的雄才大略， 說不定真能挽狂瀾於既倒， 扶大廈之將傾。
蘇軾喪滿還朝途中， 親眼見到新法對老百姓的損害， 於是回京甫定， 就慨然上書， 認為新法不能便民， 結果開罪了王安石， 因而不容於朝廷。
憤怒的蘇軾自求外放，
在湖州， 蘇軾遭遇有宋以來的第一個文字獄——烏台詩案， 被整整關押103天， 最後九死一生， 被貶為黃州團練副使， 相當於現在自衛隊隊長， 而且還是副的。
最要命的是朝廷還不給俸祿， 蘇軾只能挽起袖子， 開墾荒地， 自食其力， 直接從事農業生產。 “東坡居士”的別號由此而來。
元豐七年， 蘇軾離開黃州， 奉詔赴汝州就任。 途中， 神宗駕崩。 王安石倒臺， 司馬光捲土重來， 重新被啟用為相。
蘇軾以禮部郎中被召還朝。 半月之後， 升起居舍人， 三個月後， 升中書舍人， 不久又升為翰林學士。
然而， 蘇軾就是蘇軾， 他對司馬光拼命壓制王安石集團的人物， 以及盡廢新法，
從此， 蘇軾成為新黨和舊黨的共同敵人。
好個蘇軾， 就是不知道悔改， 他在給朋友的信中說：“昔之君子唯荊是師， 今之君子唯溫是隨， 老弟與溫公相知日久， 始終無間， 但不隨耳。 ”
這裡的荊公就是指王安石， 而溫公則顯然是司馬光。 儘管蘇軾被新黨視為舊黨， 儘管他和司馬光交情不薄， 但他決不隨波逐流， 人云亦云。
而是客觀實際的指出：新黨既有其弊端， 但也有其好處， 並非一無是處；而舊黨既有其好處， 也有其弊端， 並非盡善盡美。
這種不折中、不調和的人生態度， 激怒了新舊二黨。
蘇軾不得不再次請求外調。
結果再次來到闊別了十六年之久的杭州， 不過這次是當杭州太守， 是真正的法人代表，他能夠實現他的政治理想，能夠做一些實事了。
蘇軾在杭州政績卓著，最為後人稱道的是，他在杭州修了一項重大的水利建設，疏浚西湖，用挖出的泥在西湖旁邊築了一道堤壩，也就是著名的“蘇堤”。
元佑六年，在杭州過得活色生香的蘇軾，又被徵召回朝。不久又因政見不合，被外放穎州。
元佑八年新黨再度執政，蘇軾以“譏刺先朝”的罪名，被貶為惠州安置，再貶為儋州別駕，再貶為昌化軍安置。
不久，徽宗即位，蘇軾被調為廉州安置、舒州團練副使、永州安置。元符三年宋朝大赦，蘇軾複任朝奉郎，北歸途中，卒於常州，享年六十六歲。
一代奇才的壯闊人生，終於謝幕了。整個宋代，或者是中國的整個文壇從此一片黑暗，直到又一個英雄曹雪芹的橫空出世。
蘇軾的一生既波瀾壯闊，又江河之下，一貶再貶，他憑什麼度過那些慘澹歲月？憑什麼度過那麼多的長夜和冷雨？
這一點讓後世文人豔羨不已，又讚歎不已。
我以為，蘇軾的人生有四大寶。其一是儒家，其二是道家，其三是佛家，其四是史家。
其一是儒家明知不可而為之的操守。
這個操守自小就在蘇軾的心靈裡打下烙印。蘇軾有詩雲：“一點浩然氣，千里快哉風。”
這裡的“氣”非常重要。“氣”本是普通字，是空氣，是氣體，是大氣，是精神，是力量，是內心裡的一種憤激，是一肚子不合時宜。
這種“氣”還是孟子所說的“吾善養吾浩然之氣”的“氣”，是哲學概念，是元氣，是偉大的道德動力，是儒家求善、求正義的高貴精神。
蘇軾把這種偉大精神高升到無極限的高度，至大至剛，以至“山崩與前不變色，海嘯於後不變聲”。
蘇軾十年那年，父親蘇洵遊學四方，母親程氏親授蘇軾書，聞古今成敗，輒能語其要。
程氏和蘇軾一同讀《範滂傳》，母子慨然太息。
那麼，範滂究竟何許人也？原來范滂是東漢人，年輕時被國家徵召，他“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
這個慨然就是儒家的治國平天下之志。後來范滂果真為國作出一番大事業來，但不久之後，後漢發生黨錮之爭，很多党人被關進監獄或被處死。
範滂聽說官府也在捉拿他，就想去自首，與黨人共同赴難，於是對母親說：“滂歸黃泉，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勿增感戚。”
就是說，我今天慷慨赴死，只是老母在堂，養育之恩未報，這是我唯一不能割捨的情感。
母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複求壽考，可兼得乎？”
他的母親說，能夠獲得李杜一樣的名聲，死而何憾？人怎麼可能既能獲得美好的名聲，又能富貴壽考呢？
蘇軾當即就問母親：“軾若為滂，母許之否乎？”
程氏答曰：“汝能為滂，吾顧不能為滂母邪？”
好一個偉大的母親，好一次偉大的教育！
正是這種耳濡目染，蘇軾從小就獲得了儒家的一種忠義奮發的大志，從此“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蘇軾秉承屈原的忠君愛國之心，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從來不曾為自己的命運擔心。“亦餘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
在《江城子》中，蘇軾寫道：
“老夫聊發少年狂，左牽黃，右擎蒼。錦帽貂裘，千騎卷平岡。欲報傾城隨太守，親射虎，看孫郎。
酒酣胸膽尚開張，鬢微霜，又何妨！持節雲中，何日遣馮唐？會挽雕弓如滿月，西北望，射天狼。”
天狼星主侵略，代表叛逆的象徵，蘇軾這首詞是要表現自己哪怕像馮唐一樣衰老，但仍有心要和西北敵人交戰，捍衛祖國的國土。
白羽猶能效一揮，誰信儒冠也捍城。
就算累累若喪家之犬，東奔西走，蘇軾仍不顧自己帶罪之身，盡自己最大所能，呵護社會和民眾。他曾上書武昌太守，揭露百姓因艱苦養不活孩子，成群殺死初生嬰兒的人間慘劇。
“軾啟：
昨日武昌寄居王殿直天磷見過。偶說一事，聞之辛酸，為食不下。念非吾康叔之賢，莫足告語，故專遣此人。俗人區區，了眼前事，救過不暇，豈有餘力及此度外事乎？
……
公更使令佐各以至意，誘諭地主豪戶。若實貧甚不能舉子者，薄有以碉之。人非木石，亦必樂從。
但得初生數日不殺，後雖勸之使殺，亦不肯矣。自今以往，緣公而得活者，豈可勝計哉！
佛言殺生之罪，以殺胎卵為重。六畜猶爾，而況於人。俗謂小兒病為無辜，此真可謂無辜矣。悼是殺人猶不死，況無罪而殺之乎？公能生之于萬死中，其陰德十倍於雪活壯夫也……
款向在密州遇饑年，民多棄子。因盤量勸誘米，得出剩數百石別儲之，專以收養棄兒，月給六鬥。
比期年，養者與兒，皆有父母之愛，遂不失守。所活者亦數十人。此等事在公如反手耳。恃深契故不自外，不罪不罪。此外惟為民自重，不宣。軾再拜。”
今讀此文，依然感受到蘇軾內心的淒苦之聲，不僅有懇切地勸告，還有解決問題的措施和方法。蘇軾從來就不是一個口頭政治家，他的身上閃耀著人道主義的光芒。
在《浣溪沙》中，蘇軾寫到：
“誰道人生無再少，門前流水尚能西。休將白髮唱黃雞。”
人生可以再少，青春可以常駐，何必為日月變遷，人生衰老歎息？這就是儒家的清新剛健的人生態度。
孔子就曾說自己“憤而忘食，樂而忘憂，不知老之將至雲爾”。
其次是道家的道法自然，自然而然的達觀和超脫之情。
蘇軾把儒家的道德文章和道家的清靜超脫，融貫在一起，並逐步調和起來，完成了自己的人格塑造。
還在蘇軾很小的時候，當他第一次讀到《莊子》時，大為感歎：“吾昔有見，口未能言，今見是書，得吾心矣。”
就是說：“我當初有一些自己的見地，但總說不出來，今日讀到這本書，發現這本書真是深得我心啊。”
後來蘇軾的弟弟蘇轍寫了一本書叫《老子解》，蘇轍把很多儒家的理論和道家思想糅合在一起了。
蘇軾給弟弟的《老子解》寫了一篇跋文，從這篇跋文，我們可以窺見蘇軾對儒道佛的見解，尤其是對道家的認識。
他說：假使西漢初年有了這本書，則“孔老可合一”；假使晉宋之間有了這本書，則“佛老不為二”。
由此看來，蘇軾認為儒道佛，本質上並不矛盾，它們有相容貫通的地方，而他自己確實就是這樣的實踐者和施行者。
另外一個證據就是蘇軾對陶淵明極其推崇，尤其是在黃州親自躬耕之後，感同身受，應和了陶淵明的很多詩歌。
陶淵明是典型的穿行在儒道佛思想之中得其精華而不拘於一家的一位詩人，他的身上，明顯閃耀著儒道佛交融的人格境界。
這種人格理想顯然給了蘇軾巨大的啟迪。正是在道家思想的涵養之下，蘇軾獲得了人生的超脫。
在《超然台記》中，蘇軾寫道：
“美惡之辨戰乎中，而去取之擇交乎前，則可樂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
意思是說：“物的好壞在你內心交戰，得失的利害總在你的眼前，這樣你整個人就被物欲壓倒了。一個人只有超然於物欲之上，才能得到自己的快樂。”
蘇軾的一生經歷了那麼多的打擊和挫折，而終究能夠完成自我的人格塑造，如果沒有隨遇而安的道家思想，沒有超越物欲的人生境界，這是不可想像的。
在《定風波》裡，蘇軾借助寫一個女孩子，表達了自己的人生感悟：
“萬里歸來年愈少，微笑，笑時猶帶嶺梅香。試問嶺南應不好？卻道：此心安處是吾鄉。”
吾鄉何在？在心安處。
而在另一首《定風波》裡，蘇軾寫道：
“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
料峭春風吹酒醒，微冷，山頭斜照卻相迎。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
東坡為何不躲雨？因為他知道“前方亦雨”。
既然躲不掉，為何不坦然接受？就像人活著，自然就有死亡，每個人都有死亡，那麼怕死有用嗎？
所以史鐵生最後感悟，死亡是一個必然會到來的節日。以這樣一種達觀迎接它的到來。
人生其實就是一場風雨，無邊無際，無可躲藏。最好的避風港就是自己的心靈，“此心安處是吾鄉。”
正因為如此，蘇軾又和陶淵明有所不同，他不隱居，他不退出江湖。
因為江湖就是人，人就是江湖，怎麼退出？
因此他不需要躲避官場，逃離塵囂，人活在世上，誰能擺脫人生這一張羅網？
無論是居廟堂之高，還是處江湖之遠，對蘇軾來說均是“外部世界”，本無區別。他最後的歸宿只能是自己的“內心世界”。此心安處，就會“也無風雨也無晴”。
正因為如此，蘇軾超越了個人的悲歡榮辱，真正做到了無欲無求，但仍然“不能學太上之忘情也”。
蘇軾到了杭州，用淤泥築成了一道長堤，便利了交通，澄清了湖水。
在傳染病流行的時候，還成立了“病坊”，這是世界醫學史上的第一個傳染病隔離治療的濫觴。
貶到杭州，他寫“水光瀲灩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若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
對手看他過得愜意，又把他貶到惠州。誰知道，蘇軾很快又找到了快樂。各種時鮮的水果，他都有得吃。
“盧浮山下四時春，盧橘楊梅次第新。
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
對手一看不行啊，又把他貶到了黃州，而且不給飯吃，蘇軾就自己耕種，又和老百姓打成一片。很快他就熱愛上了黃州的山水，喜歡起黃州的人民。
他說：“山中友，雞豚社酒，相勸老東坡。”簡直就是其樂融融嘛。
但很快調令又下來了，要把蘇軾調到汝州。這次蘇軾也開始難過了，“雲何？當此去，人生底事，來往如梭。”
因為黃州有蘇軾親手搭建的雪廬，親手栽種的柔柯，還有“把酒話桑麻”的農友。
但轉念一想，到汝州也好啊，想必汝州也會不錯。“待閑看秋風，洛水清波。”汝州是古代的中原地帶，洛水從那裡流過，想來會散發清波，驚鴻照影。
蘇軾還沒到汝州，對汝州喜歡的詩歌就已經出來了，對手很生氣，後果很嚴重。
看來汝州是不能讓蘇軾去了。乾脆把蘇軾貶到中國最南端海南島去。這次不但不給蘇軾吃的，連房子都不給蘇軾住。
有一段時間蘇軾帶著兒子就睡在桄榔樹葉下麵，有感于桄榔葉子的庇護，蘇軾後來還寫過一篇文章，叫《桄榔庵銘》。
在海南島的缺醫少藥的惡劣環境中，蘇軾還解嘲說，“因為身處蠻荒，沒有醫師，因而避免了京師庸醫可能的誤診。”
直到離開海南島時，蘇軾還揮筆寫下：“九死南荒吾不恨，茲游奇絕冠平生。”
曆九死而不恨，海南島的風景是自己一輩子所遇最好的風景。蘇軾沒有謊言，他是真把海南島當成了自己的故鄉。他說：
我本海南民，寄生兩蜀州。
忽然跨海去，譬如事遠遊。
他甚至還說，“他年誰作輿地志，海南萬里真吾鄉。”這是怎樣的胸襟？怎樣的境界？怎麼的氣度？
蘇軾有一次和自己的弟弟說：“我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兒。在我眼裡天下沒有一個不好的人。”
“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複計東西？”
人生像什麼？飛鴻踏雪。無論功名利祿，還是痛苦災難，一切皆為偶然，都是虛幻，故歡樂不可縱，痛苦不必縈，世事滄桑，過眼雲煙，求得本心清靜，便是解脫。
蘇軾棄聖絕智最典型的是下面一首詩，元豐六年，蘇軾和朝雲的愛情有了結晶，蘇軾寫詩自嘲：
人皆養子望聰明，我被聰明誤一生。
唯願我兒愚且魯，無災無難到公卿。
其三是大徹大悟的佛的境界。
佛者，覺也。得到了大智慧，能將宇宙萬物三屆諸相均看透的人就是佛。
一般來說，“佛”是理智、情感和能力都同時達到最圓滿境地的人格。換句話說，佛是大智、大悲與大能的人。佛不是萬能，佛不能賜我們以解脫，他只能教導我們，我們還是要憑自己的努力才得解脫。
蘇軾除了在《老子解》的跋文中表達了“佛老不為二”的思想，又常常和佛門中人打成一片。
比如佛印，就是蘇軾最好的朋友，還有辯才和尚。蘇軾曾經在《祭龍井辯才文》說過：
“孔老異門，儒釋分宮。又於其間，禪律相攻。我見大海，有北南東。江河雖殊，其到則同。”
再次提出儒釋道三家相反相成，他認為佛老思想一個最重要的特點就是“靜而達”。
能靜就不會被外物轉移，能達就會對生死、毀譽、貴賤有一個通達的看法。
學佛老的好處在於可以“應萬物之變”，就是不論在什麼挫折和苦難之中，都能有方法和態度去應對，都能有自己的操守和定力，不會被挫折和苦難打倒。
“靜而達”就是這樣的一種人生境界，這是東坡的人生過濾所得，以至他一生都受用無窮。
他的人道主義精神，實際上可以看成是他的慈悲之懷。
蘇軾與章惇原為好友,後則形同水火。東坡後半生的宦途，可以說都被章惇給毀了。
年輕的時候，蘇軾與章惇游蘆關,至峽谷邊,章惇堅邀蘇軾同過峽谷間一個搖搖欲墜的小木板吊橋，到對面去題字。
蘇軾不肯與章惇過橋，章惇則自攏衣袍，抓住吊索，神態自若的走過吊橋，並在峭壁上寫下“蘇軾章惇來遊”六個大字，然後泰然而回。
蘇軾拍拍他的肩膀，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說：“日後子必殺人。”
章惇反問：“何以見得？”
蘇軾答：“能玩性命於股掌，當必能殺人。”
蘇軾一輩子不善於識人，只有這一次是例外。
日後，章惇得勢，力排元祐黨人。尤其對蘇軾，更是趕盡殺絕。蘇軾不斷被遷移流放，都是他的主使。
後來新皇帝登基，蘇軾從海南島遇赦召回，即將委以重用。章惇之子章援害怕蘇軾打擊報復，就寫信給知蘇軾，說自己的父親章惇也獲罪流放海南島去了，乞求東坡能看顧其父,東坡給章惇之子的覆信如下：
“某與丞相定交四十餘年，雖中間出處稍異，交情固無所增損也。聞其高年寄跡海隅，此懷可知。但已往者更說何益？惟論其未然者而已。
主上至仁至信，草木豚魚所知。建中靖國之意可恃以安。所雲穆蔔反復究繹，必是誤聽。紛紛見及已多矣，得安此行為幸。見今病狀，死生未可必。
自半月來食米不半合，見食卻飽。今且連歸毗陵，聊自憩我裡。庶幾少休，不即死。書至此，困憊放筆，太息而已。”
蘇軾不僅以德報怨，而且還把一本詳細的海南島的生活地圖，以及注意事項都叮囑給了章惇。
嗚呼，我不知道章惇聞聽此言，作何感想？反正我看到這裡是淚流滿面。
在《東欄梨花》中蘇軾寫道：
“梨花淡白柳深青，柳絮飛時花滿城。惆悵東欄一株雪，人生看得幾清明。”
這是蘇軾和李白的不同。李白一輩子也不明白這個社會是怎麼回事，他活在自己的世界裡，完全不明白人世，所以他只能是謫仙人。
蘇軾卻不然，高朋滿座，不會昏眩；曲終人散，不會孤獨；春去秋來，不聞於耳；盛衰榮枯，不縈於懷。
他將人生看得太清明了，“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
因為懂得，所以通透。他還用自嘲的口吻，給自己的一生做了界定：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
最後，是蘇軾的大徹大悟的歷史觀。
大凡詩人要超脫世俗的重壓，常常有兩個好去處，一個是看你能否與大自然融合，在自然中望峰息心，窺穀忘反。一個是在廣闊的歷史之中，能否找到知音，了然徹悟。
柳宗元就是這樣的一個人。蘇軾曾經說：
“宗元之論出，而諸子之論廢矣，雖聖人複起，不能易也。”
他對柳宗元的歷史觀給於了高度評價。實際上也反映了蘇軾的歷史觀。既能在山水中得到陶醉，又能在歷史中找到因果。
凡是具有史觀和曠達的人，都能對盛衰、得失、成敗抱有一種超然的通達看法。凡有具有這種看法的人，都能讓歷史人物分擔他的這種感慨和悲苦。
歷史上那些超然於世俗榮辱，成敗利害之外的偉人，他們對人生的意義和價值，都有一種真切認識。這份真切的認識又很自然的會融入後來者的心中，並使得他們具有一種後天的免疫力。
因為凡能發生的，歷史皆已發生，凡能承受的，前人皆已承受，凡能思考的，前人皆已思考，我們現在發生的一切，無非是歷史的重新演繹和我們的重新承受，我們的苦思冥想，無非是對前人的重新思考，如此而已。
我並不是天底下最倒楣的那一個，有很多前人和我們唱過“同一首歌”。歷史的經驗足夠用來借鑒，未來之路還正漫長。
孟浩然仕途失意之後，曾寫過一首詩，非常有代表性：
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
江山留勝跡，我輩複登臨。
水落魚梁淺，天寒夢澤深。
羊公碑尚在，讀罷淚沾襟。
江山到處有勝跡，這些勝跡又能讓我們借古人之酒杯，澆自己之塊壘，從中獲得激勵，得大自在。我們千萬不能忽視這種史觀對蘇軾人生的積極影響。蘇軾很多詠懷詩都有這種意味。
從海南回來，到達常州，蘇軾最好的學生秦少游突然去世，這對蘇軾是一個巨大的打擊。
他把少遊的名句“郴江幸自繞郴山，為誰流下瀟湘去”寫在扇子上，每讀一遍，未嘗不眼淚縱橫，歎息說：“少遊已矣，百死莫贖。”
今天，我花這麼多時間來寫蘇軾，也有“為誰流下瀟湘去”之歎。
是真正的法人代表，他能夠實現他的政治理想，能夠做一些實事了。蘇軾在杭州政績卓著，最為後人稱道的是，他在杭州修了一項重大的水利建設，疏浚西湖，用挖出的泥在西湖旁邊築了一道堤壩，也就是著名的“蘇堤”。
元佑六年，在杭州過得活色生香的蘇軾，又被徵召回朝。不久又因政見不合，被外放穎州。
元佑八年新黨再度執政，蘇軾以“譏刺先朝”的罪名，被貶為惠州安置，再貶為儋州別駕，再貶為昌化軍安置。
不久，徽宗即位，蘇軾被調為廉州安置、舒州團練副使、永州安置。元符三年宋朝大赦，蘇軾複任朝奉郎，北歸途中，卒於常州，享年六十六歲。
一代奇才的壯闊人生，終於謝幕了。整個宋代，或者是中國的整個文壇從此一片黑暗，直到又一個英雄曹雪芹的橫空出世。
蘇軾的一生既波瀾壯闊，又江河之下，一貶再貶，他憑什麼度過那些慘澹歲月？憑什麼度過那麼多的長夜和冷雨？
這一點讓後世文人豔羨不已，又讚歎不已。
我以為，蘇軾的人生有四大寶。其一是儒家，其二是道家，其三是佛家，其四是史家。
其一是儒家明知不可而為之的操守。
這個操守自小就在蘇軾的心靈裡打下烙印。蘇軾有詩雲：“一點浩然氣，千里快哉風。”
這裡的“氣”非常重要。“氣”本是普通字，是空氣，是氣體，是大氣，是精神，是力量，是內心裡的一種憤激，是一肚子不合時宜。
這種“氣”還是孟子所說的“吾善養吾浩然之氣”的“氣”，是哲學概念，是元氣，是偉大的道德動力，是儒家求善、求正義的高貴精神。
蘇軾把這種偉大精神高升到無極限的高度，至大至剛，以至“山崩與前不變色，海嘯於後不變聲”。
蘇軾十年那年，父親蘇洵遊學四方，母親程氏親授蘇軾書，聞古今成敗，輒能語其要。
程氏和蘇軾一同讀《範滂傳》，母子慨然太息。
那麼，範滂究竟何許人也？原來范滂是東漢人，年輕時被國家徵召，他“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
這個慨然就是儒家的治國平天下之志。後來范滂果真為國作出一番大事業來，但不久之後，後漢發生黨錮之爭，很多党人被關進監獄或被處死。
範滂聽說官府也在捉拿他，就想去自首，與黨人共同赴難，於是對母親說：“滂歸黃泉，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勿增感戚。”
就是說，我今天慷慨赴死，只是老母在堂，養育之恩未報，這是我唯一不能割捨的情感。
母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複求壽考，可兼得乎？”
他的母親說，能夠獲得李杜一樣的名聲，死而何憾？人怎麼可能既能獲得美好的名聲，又能富貴壽考呢？
蘇軾當即就問母親：“軾若為滂，母許之否乎？”
程氏答曰：“汝能為滂，吾顧不能為滂母邪？”
好一個偉大的母親，好一次偉大的教育！
正是這種耳濡目染，蘇軾從小就獲得了儒家的一種忠義奮發的大志，從此“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蘇軾秉承屈原的忠君愛國之心，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從來不曾為自己的命運擔心。“亦餘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
在《江城子》中，蘇軾寫道：
“老夫聊發少年狂，左牽黃，右擎蒼。錦帽貂裘，千騎卷平岡。欲報傾城隨太守，親射虎，看孫郎。
酒酣胸膽尚開張，鬢微霜，又何妨！持節雲中，何日遣馮唐？會挽雕弓如滿月，西北望，射天狼。”
天狼星主侵略，代表叛逆的象徵，蘇軾這首詞是要表現自己哪怕像馮唐一樣衰老，但仍有心要和西北敵人交戰，捍衛祖國的國土。
白羽猶能效一揮，誰信儒冠也捍城。
就算累累若喪家之犬，東奔西走，蘇軾仍不顧自己帶罪之身，盡自己最大所能，呵護社會和民眾。他曾上書武昌太守，揭露百姓因艱苦養不活孩子，成群殺死初生嬰兒的人間慘劇。
“軾啟：
昨日武昌寄居王殿直天磷見過。偶說一事，聞之辛酸，為食不下。念非吾康叔之賢，莫足告語，故專遣此人。俗人區區，了眼前事，救過不暇，豈有餘力及此度外事乎？
……
公更使令佐各以至意，誘諭地主豪戶。若實貧甚不能舉子者，薄有以碉之。人非木石，亦必樂從。
但得初生數日不殺，後雖勸之使殺，亦不肯矣。自今以往，緣公而得活者，豈可勝計哉！
佛言殺生之罪，以殺胎卵為重。六畜猶爾，而況於人。俗謂小兒病為無辜，此真可謂無辜矣。悼是殺人猶不死，況無罪而殺之乎？公能生之于萬死中，其陰德十倍於雪活壯夫也……
款向在密州遇饑年，民多棄子。因盤量勸誘米，得出剩數百石別儲之，專以收養棄兒，月給六鬥。
比期年，養者與兒，皆有父母之愛，遂不失守。所活者亦數十人。此等事在公如反手耳。恃深契故不自外，不罪不罪。此外惟為民自重，不宣。軾再拜。”
今讀此文，依然感受到蘇軾內心的淒苦之聲，不僅有懇切地勸告，還有解決問題的措施和方法。蘇軾從來就不是一個口頭政治家，他的身上閃耀著人道主義的光芒。
在《浣溪沙》中，蘇軾寫到：
“誰道人生無再少，門前流水尚能西。休將白髮唱黃雞。”
人生可以再少，青春可以常駐，何必為日月變遷，人生衰老歎息？這就是儒家的清新剛健的人生態度。
孔子就曾說自己“憤而忘食，樂而忘憂，不知老之將至雲爾”。
其次是道家的道法自然，自然而然的達觀和超脫之情。
蘇軾把儒家的道德文章和道家的清靜超脫，融貫在一起，並逐步調和起來，完成了自己的人格塑造。
還在蘇軾很小的時候，當他第一次讀到《莊子》時，大為感歎：“吾昔有見，口未能言，今見是書，得吾心矣。”
就是說：“我當初有一些自己的見地，但總說不出來，今日讀到這本書，發現這本書真是深得我心啊。”
後來蘇軾的弟弟蘇轍寫了一本書叫《老子解》，蘇轍把很多儒家的理論和道家思想糅合在一起了。
蘇軾給弟弟的《老子解》寫了一篇跋文，從這篇跋文，我們可以窺見蘇軾對儒道佛的見解，尤其是對道家的認識。
他說：假使西漢初年有了這本書，則“孔老可合一”；假使晉宋之間有了這本書，則“佛老不為二”。
由此看來，蘇軾認為儒道佛，本質上並不矛盾，它們有相容貫通的地方，而他自己確實就是這樣的實踐者和施行者。
另外一個證據就是蘇軾對陶淵明極其推崇，尤其是在黃州親自躬耕之後，感同身受，應和了陶淵明的很多詩歌。
陶淵明是典型的穿行在儒道佛思想之中得其精華而不拘於一家的一位詩人，他的身上，明顯閃耀著儒道佛交融的人格境界。
這種人格理想顯然給了蘇軾巨大的啟迪。正是在道家思想的涵養之下，蘇軾獲得了人生的超脫。
在《超然台記》中，蘇軾寫道：
“美惡之辨戰乎中，而去取之擇交乎前，則可樂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
意思是說：“物的好壞在你內心交戰，得失的利害總在你的眼前，這樣你整個人就被物欲壓倒了。一個人只有超然於物欲之上，才能得到自己的快樂。”
蘇軾的一生經歷了那麼多的打擊和挫折，而終究能夠完成自我的人格塑造，如果沒有隨遇而安的道家思想，沒有超越物欲的人生境界，這是不可想像的。
在《定風波》裡，蘇軾借助寫一個女孩子，表達了自己的人生感悟：
“萬里歸來年愈少，微笑，笑時猶帶嶺梅香。試問嶺南應不好？卻道：此心安處是吾鄉。”
吾鄉何在？在心安處。
而在另一首《定風波》裡，蘇軾寫道：
“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
料峭春風吹酒醒，微冷，山頭斜照卻相迎。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
東坡為何不躲雨？因為他知道“前方亦雨”。
既然躲不掉，為何不坦然接受？就像人活著，自然就有死亡，每個人都有死亡，那麼怕死有用嗎？
所以史鐵生最後感悟，死亡是一個必然會到來的節日。以這樣一種達觀迎接它的到來。
人生其實就是一場風雨，無邊無際，無可躲藏。最好的避風港就是自己的心靈，“此心安處是吾鄉。”
正因為如此，蘇軾又和陶淵明有所不同，他不隱居，他不退出江湖。
因為江湖就是人，人就是江湖，怎麼退出？
因此他不需要躲避官場，逃離塵囂，人活在世上，誰能擺脫人生這一張羅網？
無論是居廟堂之高，還是處江湖之遠，對蘇軾來說均是“外部世界”，本無區別。他最後的歸宿只能是自己的“內心世界”。此心安處，就會“也無風雨也無晴”。
正因為如此，蘇軾超越了個人的悲歡榮辱，真正做到了無欲無求，但仍然“不能學太上之忘情也”。
蘇軾到了杭州，用淤泥築成了一道長堤，便利了交通，澄清了湖水。
在傳染病流行的時候，還成立了“病坊”，這是世界醫學史上的第一個傳染病隔離治療的濫觴。
貶到杭州，他寫“水光瀲灩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若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
對手看他過得愜意，又把他貶到惠州。誰知道，蘇軾很快又找到了快樂。各種時鮮的水果，他都有得吃。
“盧浮山下四時春，盧橘楊梅次第新。
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
對手一看不行啊，又把他貶到了黃州，而且不給飯吃，蘇軾就自己耕種，又和老百姓打成一片。很快他就熱愛上了黃州的山水，喜歡起黃州的人民。
他說：“山中友，雞豚社酒，相勸老東坡。”簡直就是其樂融融嘛。
但很快調令又下來了，要把蘇軾調到汝州。這次蘇軾也開始難過了，“雲何？當此去，人生底事，來往如梭。”
因為黃州有蘇軾親手搭建的雪廬，親手栽種的柔柯，還有“把酒話桑麻”的農友。
但轉念一想，到汝州也好啊，想必汝州也會不錯。“待閑看秋風，洛水清波。”汝州是古代的中原地帶，洛水從那裡流過，想來會散發清波，驚鴻照影。
蘇軾還沒到汝州，對汝州喜歡的詩歌就已經出來了，對手很生氣，後果很嚴重。
看來汝州是不能讓蘇軾去了。乾脆把蘇軾貶到中國最南端海南島去。這次不但不給蘇軾吃的，連房子都不給蘇軾住。
有一段時間蘇軾帶著兒子就睡在桄榔樹葉下麵，有感于桄榔葉子的庇護，蘇軾後來還寫過一篇文章，叫《桄榔庵銘》。
在海南島的缺醫少藥的惡劣環境中，蘇軾還解嘲說，“因為身處蠻荒，沒有醫師，因而避免了京師庸醫可能的誤診。”
直到離開海南島時，蘇軾還揮筆寫下：“九死南荒吾不恨，茲游奇絕冠平生。”
曆九死而不恨，海南島的風景是自己一輩子所遇最好的風景。蘇軾沒有謊言，他是真把海南島當成了自己的故鄉。他說：
我本海南民，寄生兩蜀州。
忽然跨海去，譬如事遠遊。
他甚至還說，“他年誰作輿地志，海南萬里真吾鄉。”這是怎樣的胸襟？怎樣的境界？怎麼的氣度？
蘇軾有一次和自己的弟弟說：“我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兒。在我眼裡天下沒有一個不好的人。”
“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複計東西？”
人生像什麼？飛鴻踏雪。無論功名利祿，還是痛苦災難，一切皆為偶然，都是虛幻，故歡樂不可縱，痛苦不必縈，世事滄桑，過眼雲煙，求得本心清靜，便是解脫。
蘇軾棄聖絕智最典型的是下面一首詩，元豐六年，蘇軾和朝雲的愛情有了結晶，蘇軾寫詩自嘲：
人皆養子望聰明，我被聰明誤一生。
唯願我兒愚且魯，無災無難到公卿。
其三是大徹大悟的佛的境界。
佛者，覺也。得到了大智慧，能將宇宙萬物三屆諸相均看透的人就是佛。
一般來說，“佛”是理智、情感和能力都同時達到最圓滿境地的人格。換句話說，佛是大智、大悲與大能的人。佛不是萬能，佛不能賜我們以解脫，他只能教導我們，我們還是要憑自己的努力才得解脫。
蘇軾除了在《老子解》的跋文中表達了“佛老不為二”的思想，又常常和佛門中人打成一片。
比如佛印，就是蘇軾最好的朋友，還有辯才和尚。蘇軾曾經在《祭龍井辯才文》說過：
“孔老異門，儒釋分宮。又於其間，禪律相攻。我見大海，有北南東。江河雖殊，其到則同。”
再次提出儒釋道三家相反相成，他認為佛老思想一個最重要的特點就是“靜而達”。
能靜就不會被外物轉移，能達就會對生死、毀譽、貴賤有一個通達的看法。
學佛老的好處在於可以“應萬物之變”，就是不論在什麼挫折和苦難之中，都能有方法和態度去應對，都能有自己的操守和定力，不會被挫折和苦難打倒。
“靜而達”就是這樣的一種人生境界，這是東坡的人生過濾所得，以至他一生都受用無窮。
他的人道主義精神，實際上可以看成是他的慈悲之懷。
蘇軾與章惇原為好友,後則形同水火。東坡後半生的宦途，可以說都被章惇給毀了。
年輕的時候，蘇軾與章惇游蘆關,至峽谷邊,章惇堅邀蘇軾同過峽谷間一個搖搖欲墜的小木板吊橋，到對面去題字。
蘇軾不肯與章惇過橋，章惇則自攏衣袍，抓住吊索，神態自若的走過吊橋，並在峭壁上寫下“蘇軾章惇來遊”六個大字，然後泰然而回。
蘇軾拍拍他的肩膀，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說：“日後子必殺人。”
章惇反問：“何以見得？”
蘇軾答：“能玩性命於股掌，當必能殺人。”
蘇軾一輩子不善於識人，只有這一次是例外。
日後，章惇得勢，力排元祐黨人。尤其對蘇軾，更是趕盡殺絕。蘇軾不斷被遷移流放，都是他的主使。
後來新皇帝登基，蘇軾從海南島遇赦召回，即將委以重用。章惇之子章援害怕蘇軾打擊報復，就寫信給知蘇軾，說自己的父親章惇也獲罪流放海南島去了，乞求東坡能看顧其父,東坡給章惇之子的覆信如下：
“某與丞相定交四十餘年，雖中間出處稍異，交情固無所增損也。聞其高年寄跡海隅，此懷可知。但已往者更說何益？惟論其未然者而已。
主上至仁至信，草木豚魚所知。建中靖國之意可恃以安。所雲穆蔔反復究繹，必是誤聽。紛紛見及已多矣，得安此行為幸。見今病狀，死生未可必。
自半月來食米不半合，見食卻飽。今且連歸毗陵，聊自憩我裡。庶幾少休，不即死。書至此，困憊放筆，太息而已。”
蘇軾不僅以德報怨，而且還把一本詳細的海南島的生活地圖，以及注意事項都叮囑給了章惇。
嗚呼，我不知道章惇聞聽此言，作何感想？反正我看到這裡是淚流滿面。
在《東欄梨花》中蘇軾寫道：
“梨花淡白柳深青，柳絮飛時花滿城。惆悵東欄一株雪，人生看得幾清明。”
這是蘇軾和李白的不同。李白一輩子也不明白這個社會是怎麼回事，他活在自己的世界裡，完全不明白人世，所以他只能是謫仙人。
蘇軾卻不然，高朋滿座，不會昏眩；曲終人散，不會孤獨；春去秋來，不聞於耳；盛衰榮枯，不縈於懷。
他將人生看得太清明了，“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
因為懂得，所以通透。他還用自嘲的口吻，給自己的一生做了界定：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
最後，是蘇軾的大徹大悟的歷史觀。
大凡詩人要超脫世俗的重壓，常常有兩個好去處，一個是看你能否與大自然融合，在自然中望峰息心，窺穀忘反。一個是在廣闊的歷史之中，能否找到知音，了然徹悟。
柳宗元就是這樣的一個人。蘇軾曾經說：
“宗元之論出，而諸子之論廢矣，雖聖人複起，不能易也。”
他對柳宗元的歷史觀給於了高度評價。實際上也反映了蘇軾的歷史觀。既能在山水中得到陶醉，又能在歷史中找到因果。
凡是具有史觀和曠達的人，都能對盛衰、得失、成敗抱有一種超然的通達看法。凡有具有這種看法的人，都能讓歷史人物分擔他的這種感慨和悲苦。
歷史上那些超然於世俗榮辱，成敗利害之外的偉人，他們對人生的意義和價值，都有一種真切認識。這份真切的認識又很自然的會融入後來者的心中，並使得他們具有一種後天的免疫力。
因為凡能發生的，歷史皆已發生，凡能承受的，前人皆已承受，凡能思考的，前人皆已思考，我們現在發生的一切，無非是歷史的重新演繹和我們的重新承受，我們的苦思冥想，無非是對前人的重新思考，如此而已。
我並不是天底下最倒楣的那一個，有很多前人和我們唱過“同一首歌”。歷史的經驗足夠用來借鑒，未來之路還正漫長。
孟浩然仕途失意之後，曾寫過一首詩，非常有代表性：
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
江山留勝跡，我輩複登臨。
水落魚梁淺，天寒夢澤深。
羊公碑尚在，讀罷淚沾襟。
江山到處有勝跡，這些勝跡又能讓我們借古人之酒杯，澆自己之塊壘，從中獲得激勵，得大自在。我們千萬不能忽視這種史觀對蘇軾人生的積極影響。蘇軾很多詠懷詩都有這種意味。
從海南回來，到達常州，蘇軾最好的學生秦少游突然去世，這對蘇軾是一個巨大的打擊。
他把少遊的名句“郴江幸自繞郴山，為誰流下瀟湘去”寫在扇子上，每讀一遍，未嘗不眼淚縱橫，歎息說：“少遊已矣，百死莫贖。”
今天，我花這麼多時間來寫蘇軾，也有“為誰流下瀟湘去”之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