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範圍內電影教育最普遍的就是學院教育， 而有一些導演則對此存在異議。
今天， first影展官方電影論壇， 就另類的電影教育這個話題展開討論， 探討電影的非典型教育方式。
對談的兩位嘉賓是本屆影展評審會主席婁燁， 和訓練營導師貝拉·塔爾。 一位是第六代導演中獨特的世情觀察者， 鏡頭中盡顯小人物的愛情與人生；一位是“歐洲僅存的大師”， 《都靈之馬》影響了一代迷影青年， 62歲依然如初， 以影像記錄真相的貝拉·塔爾。 面對紛繁的提問， 他們的回答簡單而有力。
拍電影困難重重， 最大的禍手是電影學院
婁燁：電影學院學的是基礎課。 大部分的像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一樣， 教授的肯定是現實主義的， 新現實主義等等都是作為基礎教育。 實際上通過義大利新盛主義一直到後面的義大利的新盛主義， 包括安頓尼奧的那些影片， 我們知道電影不僅於此。
貝拉·塔爾：我的電影教育的開始， 其實沒那麼刺激， 我本來不想做一個導演的， 對我來說電影只是交流的一種形式。 對我來說現在也是交流和表達的一種形式。 我學習的其實是生活， 是人生， 不是電影。 我也在過日子當中學習、體會。 當你對生活有一定體會以後， 你才會知道要怎麼樣表達它？拍電影是什麼意思？你看到的世界是什麼樣子？你自己消化， 再把它表達出來， 與人分享， 這是在我眼中的電影拍攝。
婁燁：實際上當時有很多人考電影學院是因為能夠看電影， 我們在那兒利用這個機會看各個國家、各種風格的電影， 這實際上是一個開始， 這讓你感覺是在學習這些電影， 實際上也在感受電影呈現的那些生活。 那時對生活可能沒有什麼理解， 因為太年輕。
這些電影打開了學生的眼界， 你知道有不同的文化， 有不同的國家， 他們的怎樣生活， 怎樣談戀愛， 怎樣爭鬥。 這是快畢業的時候才感受到的， 在開始時並沒有特別清楚。 現在反回去看， 當時在電影學院看的影片，
因為我們就是這麼學過來的， 所以我們拍電影時就拍這麼拍了， 所以困難重重， 覺得特別不公平。 但實際上追本溯源， 最大的禍手還是電影學院。 （小聲話說：開玩笑的）
不過， 我不太瞭解現在的電影學院， 從我的角度來看， 比如80年代， 我們這批人， 第5代之後的那批人， 我們做了很多的拍片練習， 拍攝作業做的很多， 學校也不管我們， 你們自己想辦法把這個短片自己作業拍了， 無意識當中製造了一種可能性， 也就是在90年代初之後的10年， 中國出現的地下電影，
電影節是交流的重要管道
婁燁：你拍了電影， 你沒得通過， 你看誰要這部片子， 自然有外部電影節要這部片子， 你去放了， 你發現有銷售商買你的片子， 你就進入它的正常的銷售軌道， 就是這樣的。
《週末情人》是在被禁兩年後去了海德堡電影節， 那是第一個。 當時感受就是電影世界特別大， 有特別不一樣的作者， 你會發現你更是從零開始。
貝拉·塔爾：如果我想讓大家看到我的電影，通過電影節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管道。因為電影節是一個集合了媒體、宣傳、買家所有人的場合，是個市場行為。想得到關注，那麼就通過電影節來操作。
通過電影節首先能讓你得到更多的關注，獲得更好的市場，以此達到更好的海外發行，有時候去柏林，或者坎城，威尼斯的時候，覺得好象幾乎純粹是一個市場操作。在電影節會看到你的名字跟所有的大咖並排在一起。
這就要說回到FIRST青年電影展，這個就跟歐洲的三大電影有一些不同，在這裡青年一代電影創作者更加有活力，沒有那麼商業化，所以更加有活力。
80年代的時候有過一段非常活躍的時期，那個時候，是真的遇到做電影的同仁一起交流，一起分享，從中得到一些經驗，他24歲的時候，在80年代的時候，真的能在電影節上，比如說安東尼奧面對面交流一小時，對於我來說有沒有教育意義呢？好象也沒有。
我很清楚的記得跟戈達爾的會面，對我來說他就是神一樣的存在。我那時候才24歲，我跟他面對面坐著，他一直在抽雪茄。當時我問他你是怎麼拍的長鏡頭？為什麼？
戈達爾沒有回答，就一直在抽雪茄看著我，我就坐在那兒嚇呆了。電影節對於我的有意義，在於能相遇不同的、有意思的人，很多朋友都是在電影節遇到，能夠讓你們相遇，通過作品，通過談話。
婁燁：對我來說，去電影節很難受，但是我告訴自己，去電影節這是一個電影導演的工作的組成部分，所以就這樣吧，因為確實可能是需要的。所以，沒有特別好的印象。印象最深的是我們的錄音師在技術檢查的時候要撒尿，就是這些亂七八糟的事。每個導演不一樣，當然。因為在終剪來說，對我來說一個電影導演的工作結束了，應該交給下面的工作人員銷售這部影片，讓更多的人看到這部影片，我覺得是有分工的，我個人覺得是這樣。
另類電影教育：差異化，不同是關鍵
貝拉·塔爾：我在2011年後暫停了導演工作，決定轉行做製片人。匈牙利的政治體制發生了一些變化，國家對電影的理解跟我的理解有一些不同，所以我有兩個選擇，要麼接受國家的理解，要麼關掉我的公司，所以我就關了我的公司。
關掉公司以後，我在思考之後做什麼？之前25年我都非常頻繁的參與世界各地的工作坊和電影學校的教學工作，也算是一名電影教育行業比較資深的從業者了。我實話實說，我覺得世界上沒有一所特別好的電影學校。
我開始思考教育的意義。教育對我來說應該是老師以自己獨特的方式教育學生，告訴學生規則是什麼，必須做什麼，給你指引方向。
這全都是錯的，教育不應該是這樣的，婁燁導演剛才提到了一個關健詞，就是差異化、不同。人跟人都是不一樣的，但是，在這樣規範化的教育體制下，老師不把學生當做不同的個體來看，如果每個人都是不同的話，教師需要體會到學生的不同。我覺得這是最關鍵的。
在波士尼亞塞拉耶佛的電影工廠就是基於這種理念創建的，持續了三年半的時間。這個電影學校是建立在一所私立大學裡面的，當我們對外宣佈以後，世界各地都有學生慕名而來，當你看到一個冰島的學生遇到了一個日本的同性戀女孩的時候，他們之間的交流會是很有意思的。因為他們有不同的膚色，不同的生活背景，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故事，所以你就會發現世界很大，人跟人真的很不一樣。當我看到我面對了這麼一大屋子人的時候，心裡還是有一絲膽怯。
我應該怎麼對待這些學生呢？用怎麼樣的方法教他們呢？他們因為相信我慕名而來，但是我教不了他們，要是能真的教他們，我需要很瞭解新加坡，很瞭解里約熱內盧，但是我不瞭解。由此我覺得我需要更加有同理心，讓教學更加個性化，我們從來不講一板一眼的理論。所有的討論都是基於每個學生不同的背景而開展的。我漸漸瞭解到了，其實教育不是最重要的，自由是最重要的。
我跟學生說，現在已經21世紀了，拍電影沒有什麼局限性，可以拿手機拍電影了，你就放手去做吧，不要害怕，自由一點，不要規則，不要有預設的來拍電影，打破規則，打破局限。這就是我們的電影工廠，我的電影語言只是我自己的電影語言，不是你的電影語言，你需要建立你自己的電影拍攝手法和你自己對電影的理解。每個電影創作者都是不一樣的，電影創作者都有自己不同的、都有自己富有個性化的電影語言。
對我來說開一個電影學校和開一個製片公司有相似的地方，都是為了培育人才，保護人才，挖掘新的專案，挖掘新的聲音，不同的個性，我需要保護這些人才，對我來說，我從來不希望我的學生、我的同事，只是給我一個劇本，因為電影對我來說不是詞彙，而是畫面。當我不管是做教育還是做製片，如果你的描繪的畫面能夠說服我，我就會盡全力來幫助你。
於是，我邀請了一些我在電影圈的同仁一起跟我的學生們進行探討。我很自豪的說當時邀請了30多名電影界的同仁跟學生進行交流和探討，比如阿皮差朋、拉夫·迪亞斯。交流中，讓每個學生能開展或者建立自己獨特的表達方式。你能想像跟著學生們一起進入到森林開始冥想嗎？或者著名墨西哥導演跟著學生們一起游泳嗎？
婁燁：曾經我在羅馬見到貝納爾多·貝托魯奇，我想問他一個一直困擾我的問題：導演在拍攝的現場最重要的是什麼？他的回答是睡覺。我有點生氣，這不是應付我呢。他說是真的睡覺，四小時布一個光，我怎麼能不睡覺呢？哪怕是這樣的回答，我覺得還是獲得了一些東西。我會跟攝影師說補光時間短一點，不然我要睡著了。交流中，雖然哪怕是一些細枝末節的資訊，都會説明你思考一些事情，或者重新看那些影片。
貝拉·塔爾：我們每個人是不同的，每個學生是不同的，打開每個學生的鎖是不同的，大家有不同的情感，一切都是基於情感得來的。
我再舉一個例子，我拍攝我自己第一部片子的時候，我對拍電影的基本要素一無所知，我唯一有的是一個16毫米的攝像機，我就是跟著自己的感覺走，覺得我應該把這個人的臉拍進來，應該把那個人的臉拍進來。22歲的時候拍第一個劇情場片，只有5天的時間。
我拍完每部片以後有一個新的問題產生，當然這個新的問題不能用老的答案來解釋，一部片一部片這樣拍下來就形成了自己的鏡頭語言，就形成了自己的電影語言，當然每一部片更加的深刻，越深刻下去，就能越純粹。當然你也會犯錯誤，當你真正認識到了自己的錯誤，覺得很羞愧，並且從這個錯誤當中汲取到以後，你下次絕對不會再犯同樣的錯誤，而不是其他的人來告訴你，你犯了什麼錯，他強調的是自己的反省、自己的學習，在這個過程中。當然，一定會一直犯新的錯誤，不同的錯誤，因為人無完人。
婁燁：剛才說是不是有一些最基本的東西需要學習，我的看法是根本沒有基礎的東西，不需要有基礎的東西，不存在基礎的東西，因為電影怎麼拍都可以。
創作自由，想拍就去拍吧
貝拉·塔爾：我一直是很自由的，這可能是我很幸運，也可能是因為我太不在乎了，以致於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勇敢，從而變的很自由，我相信如果一直很關注一些外在的東西的話，那是拍不出好東西的，所以只有一直瞭解自己想要什麼、想拍什麼，才能拍出好內容。
我從92到94年一直在拍《撒旦探戈》這部片子，兩年中，劇組的同事不斷的在跟我說，從來沒有一部電影有7個小時，這樣是行不通的，你瘋了嗎？我就是瘋了，那又怎樣呢？在我之前也許沒有7個小時的片子，但是我就做出了7個小時的片子。如果你一直特別關注別人的想法，這樣行不行得通。後來他把相機往桌上一摔說，我不拍7分鐘一個的鏡頭。扔完相機以後，我和顏悅色的抱了抱他，說喝點東西，兩個半小時他又冷靜下來了，我把他找回來，說咱們看看攝像機有沒有摔壞吧。我們一起回到了拍攝現場，修了攝像機以後，一直拍到第二天早上5點。這之後情況也沒有改變，我們還是長鏡頭加一個長鏡頭的拍。拍了100天之後這個拍攝還在繼續，每個人都近於瘋狂。所以大家每天都不知道自己今天要拍什麼？
電影導演一方面來說需要非常冷酷，不應該關注別人到底在想什麼，同時又要非常有同理心，一定要關注別人在想什麼。所有的事情都關乎情感，我前幾天跟人說過，不要用腦子工作，要用心工作。當然最好的狀況是頭腦和心靈同時工作。每個人都不同，每個人都有自己不同的一把鎖，想打開這個人需要不同的鑰匙。
婁燁：剛才我聽貝拉·塔爾說你必須不管別人，但你又得管別人，這個是電影導演工作最重要的部分，我深有體會，也是很難做到的。有時候也很困難，你沒法做一些決定，在事情發生的時候。有些決定沒法預測它的未來，或者從另一個角度你不用預測它的未來，不用管吧。不用想太多，我的感覺是這樣的。
我不太一樣，我老覺得不自由。各種問題，電影審查，沒有足夠的錢，找不到好的場景，找不到最有力量的表達，時間長了，我認為這是一個電影工作的一部分，也就不是特別在乎了。
觀眾提問
Q：電影創作有時候會被政策影響，我們到底該怎麼面對這樣的情況？
婁燁：我沒什麼建議。我沒主意，沒建議，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唯一可以做的可能是拿起攝影機去拍，拍你想拍的電影，這是我唯一的建議，你去拍就完了。
貝拉·塔爾：每個人都可以拍片子，用啊，用起來啊。
婁燁：要是沒錢，先掙點錢，打打工，到公司或者是公務員，但是得去電影檢查部門，那是一個特別要命的地方，而且電影審查員是一個特別可悲和可憐的職業。
貝拉·塔爾：如果我想讓大家看到我的電影，通過電影節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管道。因為電影節是一個集合了媒體、宣傳、買家所有人的場合，是個市場行為。想得到關注，那麼就通過電影節來操作。
通過電影節首先能讓你得到更多的關注，獲得更好的市場，以此達到更好的海外發行，有時候去柏林，或者坎城，威尼斯的時候，覺得好象幾乎純粹是一個市場操作。在電影節會看到你的名字跟所有的大咖並排在一起。
這就要說回到FIRST青年電影展，這個就跟歐洲的三大電影有一些不同，在這裡青年一代電影創作者更加有活力，沒有那麼商業化，所以更加有活力。
80年代的時候有過一段非常活躍的時期，那個時候，是真的遇到做電影的同仁一起交流，一起分享，從中得到一些經驗，他24歲的時候，在80年代的時候，真的能在電影節上，比如說安東尼奧面對面交流一小時，對於我來說有沒有教育意義呢？好象也沒有。
我很清楚的記得跟戈達爾的會面，對我來說他就是神一樣的存在。我那時候才24歲，我跟他面對面坐著，他一直在抽雪茄。當時我問他你是怎麼拍的長鏡頭？為什麼？
戈達爾沒有回答，就一直在抽雪茄看著我，我就坐在那兒嚇呆了。電影節對於我的有意義，在於能相遇不同的、有意思的人，很多朋友都是在電影節遇到，能夠讓你們相遇，通過作品，通過談話。
婁燁：對我來說，去電影節很難受，但是我告訴自己，去電影節這是一個電影導演的工作的組成部分，所以就這樣吧，因為確實可能是需要的。所以，沒有特別好的印象。印象最深的是我們的錄音師在技術檢查的時候要撒尿，就是這些亂七八糟的事。每個導演不一樣，當然。因為在終剪來說，對我來說一個電影導演的工作結束了，應該交給下面的工作人員銷售這部影片，讓更多的人看到這部影片，我覺得是有分工的，我個人覺得是這樣。
另類電影教育：差異化，不同是關鍵
貝拉·塔爾：我在2011年後暫停了導演工作，決定轉行做製片人。匈牙利的政治體制發生了一些變化，國家對電影的理解跟我的理解有一些不同，所以我有兩個選擇，要麼接受國家的理解，要麼關掉我的公司，所以我就關了我的公司。
關掉公司以後，我在思考之後做什麼？之前25年我都非常頻繁的參與世界各地的工作坊和電影學校的教學工作，也算是一名電影教育行業比較資深的從業者了。我實話實說，我覺得世界上沒有一所特別好的電影學校。
我開始思考教育的意義。教育對我來說應該是老師以自己獨特的方式教育學生，告訴學生規則是什麼，必須做什麼，給你指引方向。
這全都是錯的，教育不應該是這樣的，婁燁導演剛才提到了一個關健詞，就是差異化、不同。人跟人都是不一樣的，但是，在這樣規範化的教育體制下，老師不把學生當做不同的個體來看，如果每個人都是不同的話，教師需要體會到學生的不同。我覺得這是最關鍵的。
在波士尼亞塞拉耶佛的電影工廠就是基於這種理念創建的，持續了三年半的時間。這個電影學校是建立在一所私立大學裡面的，當我們對外宣佈以後，世界各地都有學生慕名而來，當你看到一個冰島的學生遇到了一個日本的同性戀女孩的時候，他們之間的交流會是很有意思的。因為他們有不同的膚色，不同的生活背景，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故事，所以你就會發現世界很大，人跟人真的很不一樣。當我看到我面對了這麼一大屋子人的時候，心裡還是有一絲膽怯。
我應該怎麼對待這些學生呢？用怎麼樣的方法教他們呢？他們因為相信我慕名而來，但是我教不了他們，要是能真的教他們，我需要很瞭解新加坡，很瞭解里約熱內盧，但是我不瞭解。由此我覺得我需要更加有同理心，讓教學更加個性化，我們從來不講一板一眼的理論。所有的討論都是基於每個學生不同的背景而開展的。我漸漸瞭解到了，其實教育不是最重要的，自由是最重要的。
我跟學生說，現在已經21世紀了，拍電影沒有什麼局限性，可以拿手機拍電影了，你就放手去做吧，不要害怕，自由一點，不要規則，不要有預設的來拍電影，打破規則，打破局限。這就是我們的電影工廠，我的電影語言只是我自己的電影語言，不是你的電影語言，你需要建立你自己的電影拍攝手法和你自己對電影的理解。每個電影創作者都是不一樣的，電影創作者都有自己不同的、都有自己富有個性化的電影語言。
對我來說開一個電影學校和開一個製片公司有相似的地方，都是為了培育人才，保護人才，挖掘新的專案，挖掘新的聲音，不同的個性，我需要保護這些人才，對我來說，我從來不希望我的學生、我的同事，只是給我一個劇本，因為電影對我來說不是詞彙，而是畫面。當我不管是做教育還是做製片，如果你的描繪的畫面能夠說服我，我就會盡全力來幫助你。
於是，我邀請了一些我在電影圈的同仁一起跟我的學生們進行探討。我很自豪的說當時邀請了30多名電影界的同仁跟學生進行交流和探討，比如阿皮差朋、拉夫·迪亞斯。交流中，讓每個學生能開展或者建立自己獨特的表達方式。你能想像跟著學生們一起進入到森林開始冥想嗎？或者著名墨西哥導演跟著學生們一起游泳嗎？
婁燁：曾經我在羅馬見到貝納爾多·貝托魯奇，我想問他一個一直困擾我的問題：導演在拍攝的現場最重要的是什麼？他的回答是睡覺。我有點生氣，這不是應付我呢。他說是真的睡覺，四小時布一個光，我怎麼能不睡覺呢？哪怕是這樣的回答，我覺得還是獲得了一些東西。我會跟攝影師說補光時間短一點，不然我要睡著了。交流中，雖然哪怕是一些細枝末節的資訊，都會説明你思考一些事情，或者重新看那些影片。
貝拉·塔爾：我們每個人是不同的，每個學生是不同的，打開每個學生的鎖是不同的，大家有不同的情感，一切都是基於情感得來的。
我再舉一個例子，我拍攝我自己第一部片子的時候，我對拍電影的基本要素一無所知，我唯一有的是一個16毫米的攝像機，我就是跟著自己的感覺走，覺得我應該把這個人的臉拍進來，應該把那個人的臉拍進來。22歲的時候拍第一個劇情場片，只有5天的時間。
我拍完每部片以後有一個新的問題產生，當然這個新的問題不能用老的答案來解釋，一部片一部片這樣拍下來就形成了自己的鏡頭語言，就形成了自己的電影語言，當然每一部片更加的深刻，越深刻下去，就能越純粹。當然你也會犯錯誤，當你真正認識到了自己的錯誤，覺得很羞愧，並且從這個錯誤當中汲取到以後，你下次絕對不會再犯同樣的錯誤，而不是其他的人來告訴你，你犯了什麼錯，他強調的是自己的反省、自己的學習，在這個過程中。當然，一定會一直犯新的錯誤，不同的錯誤，因為人無完人。
婁燁：剛才說是不是有一些最基本的東西需要學習，我的看法是根本沒有基礎的東西，不需要有基礎的東西，不存在基礎的東西，因為電影怎麼拍都可以。
創作自由，想拍就去拍吧
貝拉·塔爾：我一直是很自由的，這可能是我很幸運，也可能是因為我太不在乎了，以致於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勇敢，從而變的很自由，我相信如果一直很關注一些外在的東西的話，那是拍不出好東西的，所以只有一直瞭解自己想要什麼、想拍什麼，才能拍出好內容。
我從92到94年一直在拍《撒旦探戈》這部片子，兩年中，劇組的同事不斷的在跟我說，從來沒有一部電影有7個小時，這樣是行不通的，你瘋了嗎？我就是瘋了，那又怎樣呢？在我之前也許沒有7個小時的片子，但是我就做出了7個小時的片子。如果你一直特別關注別人的想法，這樣行不行得通。後來他把相機往桌上一摔說，我不拍7分鐘一個的鏡頭。扔完相機以後，我和顏悅色的抱了抱他，說喝點東西，兩個半小時他又冷靜下來了，我把他找回來，說咱們看看攝像機有沒有摔壞吧。我們一起回到了拍攝現場，修了攝像機以後，一直拍到第二天早上5點。這之後情況也沒有改變，我們還是長鏡頭加一個長鏡頭的拍。拍了100天之後這個拍攝還在繼續，每個人都近於瘋狂。所以大家每天都不知道自己今天要拍什麼？
電影導演一方面來說需要非常冷酷，不應該關注別人到底在想什麼，同時又要非常有同理心，一定要關注別人在想什麼。所有的事情都關乎情感，我前幾天跟人說過，不要用腦子工作，要用心工作。當然最好的狀況是頭腦和心靈同時工作。每個人都不同，每個人都有自己不同的一把鎖，想打開這個人需要不同的鑰匙。
婁燁：剛才我聽貝拉·塔爾說你必須不管別人，但你又得管別人，這個是電影導演工作最重要的部分，我深有體會，也是很難做到的。有時候也很困難，你沒法做一些決定，在事情發生的時候。有些決定沒法預測它的未來，或者從另一個角度你不用預測它的未來，不用管吧。不用想太多，我的感覺是這樣的。
我不太一樣，我老覺得不自由。各種問題，電影審查，沒有足夠的錢，找不到好的場景，找不到最有力量的表達，時間長了，我認為這是一個電影工作的一部分，也就不是特別在乎了。
觀眾提問
Q：電影創作有時候會被政策影響，我們到底該怎麼面對這樣的情況？
婁燁：我沒什麼建議。我沒主意，沒建議，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唯一可以做的可能是拿起攝影機去拍，拍你想拍的電影，這是我唯一的建議，你去拍就完了。
貝拉·塔爾：每個人都可以拍片子，用啊，用起來啊。
婁燁：要是沒錢，先掙點錢，打打工，到公司或者是公務員，但是得去電影檢查部門，那是一個特別要命的地方，而且電影審查員是一個特別可悲和可憐的職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