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孟子思想與幹部政德教育”專題系列講座上， 孟子研究院特聘專家、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王中江， 主講了題為《義利之辯與清廉執政》的課程。
一般來說，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人生觀和價值觀， 都有自己的人生目標和期待。 一個人的人生意義的高度、廣度和寬度， 是同他的人生觀分不開的。 對儒家人士來說， 這更是不言而喻的。 因為儒家具有系統的人生觀和價值觀， 這是他們的信念和信仰， 也是他們追求的目標。 這從儒家期望的“士”中也能充分看到， 孟子對“士”同樣有很高的期許。
孟子心目中的“士”是一種什麼樣的人呢?他對士有明確的自覺意識，
王子墊是齊宣王的兒子， 他向孟子請教的問題是：“士這類人從事什麼活動”， 也就是說他們都“做什麼事”， 類似今天我們問一個人他具體是做什麼的。
王子墊為什麼會問這樣的問題呢?按照朱熹的解釋， 上自公卿大夫， 下至農工商賈， 他們都很清楚自己所要做的事務和所要做的事情。 但居於他們當中的“士”， 具體是做什麼事情的， 王子墊好像並不清楚。 這說明當時人們對“士”作為一個社會階層所做的工作，
這是為什麼呢?因為當時的“士”， 同西周和春秋早期的“士”已經不同了。 不同在哪裡， 就是他們沒有固定的官職了， 他們都變成了特殊意義上的“流浪者了”， 即一般所說的“遊士”， 即君王的謀士、客卿， 卿大夫和貴族的“門客”和“食客”了。
春秋中期以前的“士”， 是封建社會的一種身份， 它是指貴族階層中的一個等級， 而且是級別比較低的一個等級。 《詩》曰：“濟濟多士， 文王以寧”。
春秋中期以後， 社會結構發生劇烈變化， 封建貴族世襲制被動搖， 政治統一共同體受到破壞， 即一般所說的“天子失尊”和“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的局面。 這種變化自然也導致了“士”的分化和轉變。 由於封建貴族世襲制的逐漸解體，
在身份和官職的一體化結構中， “士”的世襲貴族身份的喪失， 同時也意味著世襲的固定官職的喪失， 正如孟子所說：“士無世官， 官事無攝”。 這樣， 原來作為體制性階層的“士”， 就開始轉變為“非體制性階層”的“士”;原來作為世代擔任官職的貴族身份的“士”， 就轉變為“失官”“失祿”的平民身份的“士”;原來貴族等級中的低級貴族的“士”， 轉變為士農工商之首的“士”。 “士”下降為“民”， 失去貴族的身份和官職。
從一方面說， 這是身份、地位的失落和危機;但從另一方面說， 這也是他們重新塑造自身的一種機會。 他們從已有的體制和身份中解放了出來，
孟子說“士”做的事是“尚志”。 “尚”的意思是“高尚”， 它是一個使動用法。 “志”即“心志”。 按照一般的解釋， 孟子說的“尚志”， 就是使自己的心志高尚。 據此來說， 人要做修煉“心靈”的工夫， 做“靈修”， 這顯然不是一般的事務和事情， 也不同於一般所說的“靜修”和“坐禪”等。
按照孟子這裡所說， “尚志”就是去崇信“仁義”的價值， 去實行“仁義”的價值。 這正是儒家的根本精神。 追求和實踐仁義的倫理、道德價值和信念， 是孟子所說的“士”要做的事， 當然也是孔子及其儒家信奉的目標。
儒家強調人要“立志”、守志、奉行自己的志願，整體就是建立和實踐倫理道德價值和信念，建立一個道德社會，建立一個倫理社會。不能產生一個弱肉強食的社會，一個非正義的社會。其中最重要的是分配合理和分配正義，其次是大家都有愛心，都有誠信。大家覺得社會和諧，社會安全。
在儒家看來，“入仕”只是一種手段，它服務于一種崇高的目的，即“為道而仕”。《論語·裡仁》“士志於道”，《論語·衛靈公》“邦有道，則仕”，《論語·泰伯》“天下有道則見”，《論語·微子》“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這就是孔子所說的“君子謀道不謀食”“君子憂道不憂貧”“君子喻于義”。政治地位和待遇對儒家來說，都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君子不器”這個根本的原理告訴我們，君子是目的本身，而不只是作為某一特殊有用之目的的手段。即使是處於最有影響地位的人，若不具備來源於教育的這種美德，在世上便會一事無成。因此，“高等”的人所追求的是這種美德，而非營利。
孟子有強烈的天下使命感，說“故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恒過，然後能改;困于心，衡於慮，而後作;徵于色，發於聲，而後喻。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曰：‘彼一時，此一時也。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為不豫哉!’”《孟子·告子下》所載的“君子之仕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矣”等，強調指出了儒家的“入仕”，帶有強烈的“道義性”和“理想性”品格。
作為“遊士”，孟子受聘遊走了不同的國家和諸侯之間，有許多追隨他的人，跟隨著他，興師動眾，非常排場，讓彭更感到他們一是他們不做事，是吃閒飯的人，二是說孟子和弟子們太奢侈。
產生這種疑問的，還有他的弟子公孫醜。他引用《詩經》的話：“《詩》曰：‘不素餐兮。’說：‘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對於彭更的質問，孟子認為他們不是不做事，他們從事的工作很重要。“志”與“通功易事”，他們有功於“國家”。對於公孫醜，孟子回答“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悌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
孟子一生的經歷，也很像孔子，過著長期的私人講學生活，中年以後懷著政治抱負，帶著學生周遊列國。隨從的學生最盛的時候，是“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他也是到處受到當權人物的款待。他到了哪一國，都無所顧忌地批評國君，甚至責備得國君“顧左右而言他”，而他的政治主張卻不被接受。
孟子晚年回到故鄉，從事教育和著述。他說：“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是最快樂的事。孟子的弟子雖沒有孔子那麼多，但他是戰國時期著名的教育家。他的學說不符合他所周遊的那些國家的需要，回到家鄉與萬章等人整理《經》《書經》，闡發孔丘的思想學說，寫成《孟子》一書，共七篇。
如何看待隱士和儒家的命運?在隱者看來，他想做的事，實際上是他無法做到的，所以這些隱者就嘲諷他，規勸他不要不識時務、自討苦吃。《論語·微子》篇記載了他們對孔子的嘲諷：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
孔子可能很想聽聽這位“狂人”究竟是如何想的，但這位“狂人”不近人情，拒絕同孔子作更多的交流。孔子的超凡精神和魅力正在於，他堅定不移地守護自己的道德良知。他雖然不斷遇到挫折和打擊，但他始終不放棄他的理想和責任，不為自己的選擇而感到後悔，一直堅持他的信念，坦然面對一切不幸和遭遇。
堅持尋求實現政治抱負的儒家，面對無奈的現實，也不是完全沒有放棄的考慮。在周遊列國經歷了一連串的挫折之後，孔子也到了晚年。他說：“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他甚至還產生了做隱者的念頭，“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因此，孔子說的“用之則行，舍之則藏”，不能從一般意義上的善於變通來變通，它是決斷意義上的追求，也是決斷意義上的隔離和放棄。而且隔離和放棄也決不意味著沉淪，它只是將直接的“淑世”變為“潔身自好”。
儒家的隔離和退隱，同他們選擇參與政治的一般傾向並不矛盾。“入仕”是為了他們的道德信念，同樣“不仕”也是為了他們的道德信念，差別在於他們認為前者可以直接產生普遍的道德效果，而後者則是直接保持一個人自身的道德行為。由於屈原只能以直接的淑世的方式而存在，當他的這種願望破滅之後，他就只能選擇“自殺”。但儒家還有一個選擇，即通過“自我隔離”而保持自我的道德理性和價值，並在潛移默化中產生出間接淑世的意義。
羅素在《社會改造原理》一書的最後，提出一個問題：“什麼是我們能夠做的”。開頭他說：“當我們活著的時候，我們能為這個世界做些什麼?有許多男女要想為人類服務，但是他們迷惑不解，而且他們的力量似乎非常渺小，他們為失望所控制。熱情最高的人，因為感覺到自己的無力，痛苦最深，而且因為缺乏希望的緣故，最容易造成精神的衰敗”。但孔子始終沒有為他的熱情“造成精神的衰敗”，雖然有時也有點無奈和悲觀，但他確實又是一位“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而不是莊子所說的那樣“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
杜維明氏對孔子周遊世界的“意義”有一個說明，認為孔子的追求不能用通常成功與失敗的標準加以評判。在羅素看來，有四個人比任何人都更有力量，他們是釋迦牟尼、耶穌、畢達哥拉斯和伽利略，其實至少應該加上孔子。他們生前都沒有獲得很大的成功。如果他們都以追求現實權力為目的，他們後來就不可能對人類產生巨大的影響。(趙星燦 房亞南)
儒家強調人要“立志”、守志、奉行自己的志願，整體就是建立和實踐倫理道德價值和信念，建立一個道德社會，建立一個倫理社會。不能產生一個弱肉強食的社會，一個非正義的社會。其中最重要的是分配合理和分配正義，其次是大家都有愛心，都有誠信。大家覺得社會和諧，社會安全。
在儒家看來，“入仕”只是一種手段，它服務于一種崇高的目的，即“為道而仕”。《論語·裡仁》“士志於道”，《論語·衛靈公》“邦有道，則仕”，《論語·泰伯》“天下有道則見”，《論語·微子》“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這就是孔子所說的“君子謀道不謀食”“君子憂道不憂貧”“君子喻于義”。政治地位和待遇對儒家來說，都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君子不器”這個根本的原理告訴我們，君子是目的本身，而不只是作為某一特殊有用之目的的手段。即使是處於最有影響地位的人，若不具備來源於教育的這種美德，在世上便會一事無成。因此，“高等”的人所追求的是這種美德，而非營利。
孟子有強烈的天下使命感，說“故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恒過，然後能改;困于心，衡於慮，而後作;徵于色，發於聲，而後喻。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曰：‘彼一時，此一時也。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為不豫哉!’”《孟子·告子下》所載的“君子之仕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矣”等，強調指出了儒家的“入仕”，帶有強烈的“道義性”和“理想性”品格。
作為“遊士”，孟子受聘遊走了不同的國家和諸侯之間，有許多追隨他的人，跟隨著他，興師動眾，非常排場，讓彭更感到他們一是他們不做事，是吃閒飯的人，二是說孟子和弟子們太奢侈。
產生這種疑問的，還有他的弟子公孫醜。他引用《詩經》的話：“《詩》曰：‘不素餐兮。’說：‘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對於彭更的質問，孟子認為他們不是不做事，他們從事的工作很重要。“志”與“通功易事”，他們有功於“國家”。對於公孫醜，孟子回答“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悌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
孟子一生的經歷，也很像孔子，過著長期的私人講學生活，中年以後懷著政治抱負，帶著學生周遊列國。隨從的學生最盛的時候，是“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他也是到處受到當權人物的款待。他到了哪一國，都無所顧忌地批評國君，甚至責備得國君“顧左右而言他”，而他的政治主張卻不被接受。
孟子晚年回到故鄉，從事教育和著述。他說：“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是最快樂的事。孟子的弟子雖沒有孔子那麼多，但他是戰國時期著名的教育家。他的學說不符合他所周遊的那些國家的需要，回到家鄉與萬章等人整理《經》《書經》，闡發孔丘的思想學說，寫成《孟子》一書，共七篇。
如何看待隱士和儒家的命運?在隱者看來，他想做的事，實際上是他無法做到的，所以這些隱者就嘲諷他，規勸他不要不識時務、自討苦吃。《論語·微子》篇記載了他們對孔子的嘲諷：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
孔子可能很想聽聽這位“狂人”究竟是如何想的，但這位“狂人”不近人情，拒絕同孔子作更多的交流。孔子的超凡精神和魅力正在於，他堅定不移地守護自己的道德良知。他雖然不斷遇到挫折和打擊，但他始終不放棄他的理想和責任，不為自己的選擇而感到後悔，一直堅持他的信念，坦然面對一切不幸和遭遇。
堅持尋求實現政治抱負的儒家，面對無奈的現實，也不是完全沒有放棄的考慮。在周遊列國經歷了一連串的挫折之後，孔子也到了晚年。他說：“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他甚至還產生了做隱者的念頭，“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因此，孔子說的“用之則行，舍之則藏”，不能從一般意義上的善於變通來變通，它是決斷意義上的追求，也是決斷意義上的隔離和放棄。而且隔離和放棄也決不意味著沉淪，它只是將直接的“淑世”變為“潔身自好”。
儒家的隔離和退隱，同他們選擇參與政治的一般傾向並不矛盾。“入仕”是為了他們的道德信念，同樣“不仕”也是為了他們的道德信念，差別在於他們認為前者可以直接產生普遍的道德效果，而後者則是直接保持一個人自身的道德行為。由於屈原只能以直接的淑世的方式而存在，當他的這種願望破滅之後，他就只能選擇“自殺”。但儒家還有一個選擇，即通過“自我隔離”而保持自我的道德理性和價值，並在潛移默化中產生出間接淑世的意義。
羅素在《社會改造原理》一書的最後，提出一個問題：“什麼是我們能夠做的”。開頭他說：“當我們活著的時候，我們能為這個世界做些什麼?有許多男女要想為人類服務，但是他們迷惑不解，而且他們的力量似乎非常渺小，他們為失望所控制。熱情最高的人，因為感覺到自己的無力，痛苦最深，而且因為缺乏希望的緣故，最容易造成精神的衰敗”。但孔子始終沒有為他的熱情“造成精神的衰敗”，雖然有時也有點無奈和悲觀，但他確實又是一位“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而不是莊子所說的那樣“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
杜維明氏對孔子周遊世界的“意義”有一個說明，認為孔子的追求不能用通常成功與失敗的標準加以評判。在羅素看來，有四個人比任何人都更有力量，他們是釋迦牟尼、耶穌、畢達哥拉斯和伽利略，其實至少應該加上孔子。他們生前都沒有獲得很大的成功。如果他們都以追求現實權力為目的，他們後來就不可能對人類產生巨大的影響。(趙星燦 房亞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