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趙老實
今年奧斯卡最佳影片最終給了講述一個美國黑人孩子成長歷程的《月光男孩》。 在上個星期這個話題火熱的時候， 大家都應該被轟炸過好幾輪了。 就我個人的觀影體驗而言， 這部電影在涉及“同性戀”與“成長”這兩個中心議題的時候頗有些“強行植入”的遺憾。 如果拿掉同性戀的元素， 一個出生在貧民區、從小父親缺位、母親吸毒的孩子， 在社區裡一樣會被同齡的孩子們欺負， 當遭遇到好友背叛的時候一樣會委屈和憤怒， 當出走多年“認識自我”以後一樣可以與母親、好友甚至是自己的過去和解。
相比起來， 同樣類似的主題， 我更推崇1985年斯蒂芬·斯皮爾伯格拍攝的《紫色姐妹花》（The color purple）。 在印象裡斯皮爾伯格總是與聳人聽聞的故事和好萊塢賣座大片聯繫在一起：《大白鯊》、《印第安那鐘斯系列》、《侏羅紀公園》等。 事實上， 他也是一位善於處理人物史詩類型片的導演， 比如《辛德勒名單》、《戰馬》。 還有接下來要講的《紫色姐妹花》。
這部對於中國影迷來說也許比較偏門的電影改編自黑人女作家愛麗絲·沃克1982年的同名小說。 沃克憑藉這部小說成為了歷史上第一位拿到普利策獎的黑人女作家。 拍成電影以後參加1986年的奧斯卡評選， 獲得了包括最佳影片在內的11項提名。
電影（小說）用20世紀20年代美國南部鄉下黑人女孩茜莉的一生經歷串聯起4個黑人女性的遭遇， 描述了她們黑人女性身份所背負的“原罪”帶來的苦難人生。
茜莉， 14歲時被繼父強姦， 生出的兩個孩子也被送人。 母親死後， 她被賣給附近一個農場主阿爾伯特， 在操持家務、照顧他的孩子們之外還要供他發洩肉欲，
茜莉由烏比·戈德堡扮演， 她憑藉出色演出得到奧斯卡最佳女主角提名， 在好萊塢名聲鵲起
莎格， 阿爾伯特的戀人， 是遠近聞名的爵士女伶。 周圍的男人一邊對她的肉體垂涎欲滴，
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美國，沿襲了舊歐洲的男尊女卑和父權制家長觀念，當時美國社會關於婦女形象的主流認識是“溫柔、順從、貞潔、虔誠”。除了禮拜日上教堂之外，家庭是婦女唯一的生活領域，婦女的責任就是在家相夫教子，為丈夫和孩子提供舒適的家庭生活。如果不聽丈夫的話，不圍著家庭轉就會被斥責為“無恥、野女人”。
茜莉和莎格是圍繞著這一價值觀形成的對照。人的本質是所有社會關係的集合，女性所謂的獨立和權利，一定是和經濟地位聯繫在一起的。茜莉受盡屈辱毫無怨言，是因為她置身的傳統家庭賦予她“順從的”角色，被當做一件會呼吸會行走的物件來對待；莎格則很早就脫離了家庭，到大城市自謀生計，所以她有機會脫離傳統的角色定位。
風流瀟灑的莎格
從根本上說，茜莉與莎格的不同，是城市化發展進程中的產物。婦女離開了傳統家庭的約束，在城市找到大展拳腳的空間，尋得了獨立的人格；與之相較的是，被滯留在農村從事農業生產的男性勞力依然固守著“三從四德”的舊式觀念。所以令文明社會所詫異的買賣婦女、童養媳的事例，往往出現在自由婚戀市場競爭力比較弱的家庭中，他們只能採取某種“強制性”的手段達到婚配的目的，甚至出於整個家族區域的保守性和“攻守同盟”，這些非法的手段甚至會被縱容和包庇。
阿爾伯特訓斥茜莉
阿爾伯特虐待老婆，卻對自由的莎格無比迷戀、言聽計從。茜莉訴說和阿爾伯特上床毫無感覺，莎格表示迷惑不解。在莎格面前，阿爾伯特表現得有趣順從，甚至有點懦弱，她並不知道阿爾伯特對待茜莉的時候像個惡魔。
阿爾伯特對莎格的愛，其實是對自由的愛，他也被自己的父親困在土地上一輩子，土地是父親給的，勞動工具是父親給的，牛和羊是父親給的，住的房子是父親給的。他把生病的莎格接回家，沒過幾天父親和兄弟就上門來，要趕莎格走，因為那是一個不檢點的女人。他渴望和莎格一起去巡迴演出，可他除了做農活，什麼也不會。
所以他虐待茜莉，除了父權制家庭傳統造成的習慣之外，也是對自己生活的厭惡，他把所有對生活的憤恨和怨怒施加在無力反抗的茜莉身上，充當了施暴者和受害者的雙重角色。
《紫色姐妹情》的作者極有野心，她不僅要寫一部婦女解放的史詩，還將更深入地探討了黑人身份所遭受迫害和歧視的根源。
索菲亞，阿爾伯特的兒媳，一個厲害的女人，在家庭事務中從來不落男人的下風。哈泊學父親揍老婆，卻被索菲亞打得鼻青臉腫。而這樣一個彪悍的女人在鎮上買東西的時候與白人婦女起口角，被員警暴打一頓關進了監獄，幾年以後放出來變成了另一個沉默的茜莉。
茜莉的妹妹奈蒂為了避免走和姐姐一樣的路，離家出走到鎮上給牧師一家當傭人，後跟隨他們遠赴非洲傳教，建設教會學校。她在非洲見到了白人殖民者粗暴地對待土著黑人，壓榨他們的勞動力。兩人用各自的方式避免了家庭對於女性的戕害，可是沒有辦法逃離人種的歧視。
原來，女性被歧視源於她們處在家庭經濟關係的從屬地位，黑人被歧視源於他們在社會、國際經濟中的邊緣地位。黑人、女性、貧窮，這是三重的壓迫和歧視。相較之下，《月光男孩》沒有觸及到這一深層次的主題，於是只是清湯寡水而已。
然而最終，作者將解決的辦法歸於上帝的愛和個人奮鬥。茜莉常年向上帝寫信求助卻沒有改變境遇，在莎格的啟發下最終靠自己改變命運。她離家出走到鎮上開了裁縫店，不久繼父去世後她繼承了家裡的莊園。阿爾伯特在孤單敗落的日子裡沒有選擇把茜莉抓回家暴打一頓，而是選擇了自我反省，還幫助奈蒂拿到了移民局的申請，讓她得以回國和姐姐團聚。而莎格在教堂唱詩班的歌聲中和多年視如仇寇的父親取得了和解。一個正能量的大團圓結局。
可是，假如沒有上帝呢？
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美國，沿襲了舊歐洲的男尊女卑和父權制家長觀念，當時美國社會關於婦女形象的主流認識是“溫柔、順從、貞潔、虔誠”。除了禮拜日上教堂之外，家庭是婦女唯一的生活領域，婦女的責任就是在家相夫教子，為丈夫和孩子提供舒適的家庭生活。如果不聽丈夫的話，不圍著家庭轉就會被斥責為“無恥、野女人”。
茜莉和莎格是圍繞著這一價值觀形成的對照。人的本質是所有社會關係的集合，女性所謂的獨立和權利，一定是和經濟地位聯繫在一起的。茜莉受盡屈辱毫無怨言，是因為她置身的傳統家庭賦予她“順從的”角色，被當做一件會呼吸會行走的物件來對待；莎格則很早就脫離了家庭，到大城市自謀生計，所以她有機會脫離傳統的角色定位。
風流瀟灑的莎格
從根本上說，茜莉與莎格的不同，是城市化發展進程中的產物。婦女離開了傳統家庭的約束，在城市找到大展拳腳的空間，尋得了獨立的人格；與之相較的是，被滯留在農村從事農業生產的男性勞力依然固守著“三從四德”的舊式觀念。所以令文明社會所詫異的買賣婦女、童養媳的事例，往往出現在自由婚戀市場競爭力比較弱的家庭中，他們只能採取某種“強制性”的手段達到婚配的目的，甚至出於整個家族區域的保守性和“攻守同盟”，這些非法的手段甚至會被縱容和包庇。
阿爾伯特訓斥茜莉
阿爾伯特虐待老婆，卻對自由的莎格無比迷戀、言聽計從。茜莉訴說和阿爾伯特上床毫無感覺，莎格表示迷惑不解。在莎格面前，阿爾伯特表現得有趣順從，甚至有點懦弱，她並不知道阿爾伯特對待茜莉的時候像個惡魔。
阿爾伯特對莎格的愛，其實是對自由的愛，他也被自己的父親困在土地上一輩子，土地是父親給的，勞動工具是父親給的，牛和羊是父親給的，住的房子是父親給的。他把生病的莎格接回家，沒過幾天父親和兄弟就上門來，要趕莎格走，因為那是一個不檢點的女人。他渴望和莎格一起去巡迴演出，可他除了做農活，什麼也不會。
所以他虐待茜莉，除了父權制家庭傳統造成的習慣之外，也是對自己生活的厭惡，他把所有對生活的憤恨和怨怒施加在無力反抗的茜莉身上，充當了施暴者和受害者的雙重角色。
《紫色姐妹情》的作者極有野心，她不僅要寫一部婦女解放的史詩，還將更深入地探討了黑人身份所遭受迫害和歧視的根源。
索菲亞，阿爾伯特的兒媳，一個厲害的女人，在家庭事務中從來不落男人的下風。哈泊學父親揍老婆，卻被索菲亞打得鼻青臉腫。而這樣一個彪悍的女人在鎮上買東西的時候與白人婦女起口角，被員警暴打一頓關進了監獄，幾年以後放出來變成了另一個沉默的茜莉。
茜莉的妹妹奈蒂為了避免走和姐姐一樣的路，離家出走到鎮上給牧師一家當傭人，後跟隨他們遠赴非洲傳教，建設教會學校。她在非洲見到了白人殖民者粗暴地對待土著黑人，壓榨他們的勞動力。兩人用各自的方式避免了家庭對於女性的戕害，可是沒有辦法逃離人種的歧視。
原來，女性被歧視源於她們處在家庭經濟關係的從屬地位，黑人被歧視源於他們在社會、國際經濟中的邊緣地位。黑人、女性、貧窮，這是三重的壓迫和歧視。相較之下，《月光男孩》沒有觸及到這一深層次的主題，於是只是清湯寡水而已。
然而最終，作者將解決的辦法歸於上帝的愛和個人奮鬥。茜莉常年向上帝寫信求助卻沒有改變境遇，在莎格的啟發下最終靠自己改變命運。她離家出走到鎮上開了裁縫店，不久繼父去世後她繼承了家裡的莊園。阿爾伯特在孤單敗落的日子裡沒有選擇把茜莉抓回家暴打一頓，而是選擇了自我反省，還幫助奈蒂拿到了移民局的申請，讓她得以回國和姐姐團聚。而莎格在教堂唱詩班的歌聲中和多年視如仇寇的父親取得了和解。一個正能量的大團圓結局。
可是，假如沒有上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