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貨幣政策分化 我國貨幣政策承壓
2016年末， 美聯儲進入加息週期， 美國貨幣政策開始逐漸向常態回歸；2017年6月， 美聯儲決定6個月內第三次上調基準利率25個基點， 且公佈了今年開始縮減資產負債表的計畫， 進一步明確了美國貨幣政策向常態化回歸的趨勢。 7月， 加拿大央行決定加息25個基點至0.75%， 7年來首次加息， 成為繼美聯儲之後第二家加息的西方發達經濟體。 此外， 全球多個主要國家央行也陸續表現出加息傾向。 歐洲央行行長德拉吉不斷重申對於歐元區經濟前景非常樂觀， 政策方向將逐步從“超寬鬆政策”轉為“利率正常化”；英國央行行長卡尼此前也表示，
發達經濟體貨幣政策的轉向無疑將對全球經濟產生重大影響， 最直接的影響就是國際資本的外流。 從我國的情況來看， 比較直觀的現象是我國實際使用外資金額出現下降， 今年1至6月， 我國實際使用外資金額4415.4億元人民幣， 同比下降0.1%， 雖然6月當月實際使用外資金額同比增長2.3%， 但此前兩個月我國使用外資金額連續出現下降。
在開放經濟條件下， 我國宏觀經濟對外聯繫日益緊密， 貨幣政策的外溢性效果也愈發明顯，
貨幣政策需配合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從戰略高度來看， 我國宏觀經濟正處於改革開放以來近40年的“命運攸關”時期， 經濟結構轉型、產業結構升級的效率與效果將直接決定我國經濟在新的全球經濟週期中的地位。 因此， 此前中央召開的多次會議都將經濟結構轉型升級作為我國經濟發展的關鍵字， 並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推動提升經濟轉型的效率。 需要明確的是， 我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同於經典經濟學理論中應對經濟滯漲或通縮的對策手段， 而是在我國面臨人口紅利衰減、“中等收入陷阱”、部分傳統產業產能過剩、房地產庫存嚴重、金融杠杆風險累積、國際經濟格局深刻調整等一系列發展變化背景下的制度創新安排。
作為我國經濟戰略舉措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需要穩健中性的貨幣政策予以配合。
首先，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強調經濟結構調整， 而貨幣供給應與經濟增長情況相符合， 保持總量穩健。 2016年我國GDP增長6.7%， 2017年預期增長6.5%左右， 並“在實際工作中爭取更好結果”， GDP增長遵循“穩中求進”的總基調。 在貨幣周轉速度大致不變的情況下， 貨幣供給對應GDP增速進行安排， 維護流動性基本穩定。
其次， 反過來看， 過松或過緊的貨幣政策環境均不利於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假設貨幣供給寬鬆，將在慣性作用下對沖結構改革初衷。生產處於價值鏈中低端的產品、從高耗能高污染行業攫取利益已經成為我國改革開放30年來經濟發展的慣性，在新動能尚未培育成形的前提下，可以設想，一旦貨幣供給寬鬆，經濟模式將再次回到簡單易行的“老路上”，不利於實現結構改革目標。而過緊的貨幣供給，則會抬升社會融資成本，抑制經濟正常增長，甚至影響社會穩定，更談不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創新貨幣政策工具 提升政策現實效果
近年來，隨著外匯占款逐漸下降並轉為負增長，我國央行重新增強了主動供給和調節銀行體系流動性的功能，並相應豐富和補充了流動性管理工具。同時，對一些市場力量不願參與但從國家戰略上亟待發展的領域，貨幣政策在保持總量穩定的前提下，探索發揮邊際的、輔助性的作用，通過適度“精准滴灌”，加大對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的金融支持。
其一，盯住流動性供需變化，利用創新工具加強預調微調。央行通過完善公開市場操作機制、增加工具期限品種，更多借助公開市場操作、常備借貸便利（SLF）、中期借貸便利（MLF）以及抵押補充貸款（PSL）等貨幣政策工具，提供不同期限的流動性，保持了流動性的合理適度，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防範金融機構期限錯配和流動性風險的作用。
其二，央行擴展PSL的機構範圍和支持領域，注重發揮好信貸政策支持再貸款、再貼現的定向支持作用，將民營銀行納入支小再貸款的支持範圍，創設扶貧再貸款助力脫貧攻堅戰略，扶貧再貸款執行比支農再貸款更為優惠的利率。這些措施對引導金融機構加大對小微企業、“三農”等國民經濟薄弱環節和重點領域的信貸支持發揮了積極作用。
貨幣政策配合實現供給側關鍵領域的改革和突破，重點還在於疏通貨幣政策傳導管道和機制，唯有如此，才能促進金融體系健康發展、防範金融風險，才能提升金融資源配置效率，解決好金融與實體經濟失衡問題，才能遮罩“資金空轉”、防止“脫實向虛”，才能進一步提高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品質和效益。
具體來說，其一，完善利率期限結構，進一步深入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督促金融機構增強自主合理定價能力和風險管理水準，著力培育市場基準利率和收益率曲線，完善利率走廊，提高常備借貸便利操作效率，有效發揮利率走廊上限作用，增強中央銀行利率調控能力。
其二，組織實施好宏觀審慎評估（MPA）。通過設置廣義信貸指標，將表外理財業務納入考核，收縮房地產等領域的資產泡沫；通過設置同業負債指標，將在一定程度上壓縮當前部分商業銀行通過資產負債期限錯配賺取利差的空間，有利於引導金融機構更加審慎經營。
其三，儘快制定出臺我國資產管理業務的統一規範，加強對嵌套投資的監管，強化穿透式管理，縮短融資鏈條，進而降低社會融資成本。同時，對游離於考核之外的同業存單予以關注，從負債端發行同業存單再到資產端委外投資，其中潛在的“以錢炒錢”以及不合理的加杠杆風險不容忽視。
其四，繼續加強支農再貸款、支小再貸款、再貼現、抵押補充貸款管理，加大扶貧再貸款支持力度，繼續發揮定向降准持續考核的作用，完善政策效果評估。同時，要注意避免過量使用結構性工具導致總量偏多的問題。
應對外部壓力、支持國內經濟改革，貨幣政策管理需要高超的操作技巧和調控藝術。在把好貨幣總閘門、維護流動性基本穩定、確保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的基礎上，統籌內外、預調微調，加強定向調控、相機調控，提高操作的預見性、精准性和有效性，這應是新形勢下我國貨幣政策管理的題中應有之義。
過松或過緊的貨幣政策環境均不利於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假設貨幣供給寬鬆，將在慣性作用下對沖結構改革初衷。生產處於價值鏈中低端的產品、從高耗能高污染行業攫取利益已經成為我國改革開放30年來經濟發展的慣性，在新動能尚未培育成形的前提下，可以設想，一旦貨幣供給寬鬆，經濟模式將再次回到簡單易行的“老路上”，不利於實現結構改革目標。而過緊的貨幣供給，則會抬升社會融資成本，抑制經濟正常增長，甚至影響社會穩定，更談不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創新貨幣政策工具 提升政策現實效果
近年來，隨著外匯占款逐漸下降並轉為負增長，我國央行重新增強了主動供給和調節銀行體系流動性的功能，並相應豐富和補充了流動性管理工具。同時，對一些市場力量不願參與但從國家戰略上亟待發展的領域，貨幣政策在保持總量穩定的前提下，探索發揮邊際的、輔助性的作用，通過適度“精准滴灌”，加大對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的金融支持。
其一，盯住流動性供需變化，利用創新工具加強預調微調。央行通過完善公開市場操作機制、增加工具期限品種，更多借助公開市場操作、常備借貸便利（SLF）、中期借貸便利（MLF）以及抵押補充貸款（PSL）等貨幣政策工具，提供不同期限的流動性，保持了流動性的合理適度，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防範金融機構期限錯配和流動性風險的作用。
其二，央行擴展PSL的機構範圍和支持領域，注重發揮好信貸政策支持再貸款、再貼現的定向支持作用，將民營銀行納入支小再貸款的支持範圍，創設扶貧再貸款助力脫貧攻堅戰略，扶貧再貸款執行比支農再貸款更為優惠的利率。這些措施對引導金融機構加大對小微企業、“三農”等國民經濟薄弱環節和重點領域的信貸支持發揮了積極作用。
貨幣政策配合實現供給側關鍵領域的改革和突破，重點還在於疏通貨幣政策傳導管道和機制，唯有如此，才能促進金融體系健康發展、防範金融風險，才能提升金融資源配置效率，解決好金融與實體經濟失衡問題，才能遮罩“資金空轉”、防止“脫實向虛”，才能進一步提高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品質和效益。
具體來說，其一，完善利率期限結構，進一步深入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督促金融機構增強自主合理定價能力和風險管理水準，著力培育市場基準利率和收益率曲線，完善利率走廊，提高常備借貸便利操作效率，有效發揮利率走廊上限作用，增強中央銀行利率調控能力。
其二，組織實施好宏觀審慎評估（MPA）。通過設置廣義信貸指標，將表外理財業務納入考核，收縮房地產等領域的資產泡沫；通過設置同業負債指標，將在一定程度上壓縮當前部分商業銀行通過資產負債期限錯配賺取利差的空間，有利於引導金融機構更加審慎經營。
其三，儘快制定出臺我國資產管理業務的統一規範，加強對嵌套投資的監管，強化穿透式管理，縮短融資鏈條，進而降低社會融資成本。同時，對游離於考核之外的同業存單予以關注，從負債端發行同業存單再到資產端委外投資，其中潛在的“以錢炒錢”以及不合理的加杠杆風險不容忽視。
其四，繼續加強支農再貸款、支小再貸款、再貼現、抵押補充貸款管理，加大扶貧再貸款支持力度，繼續發揮定向降准持續考核的作用，完善政策效果評估。同時，要注意避免過量使用結構性工具導致總量偏多的問題。
應對外部壓力、支持國內經濟改革，貨幣政策管理需要高超的操作技巧和調控藝術。在把好貨幣總閘門、維護流動性基本穩定、確保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的基礎上，統籌內外、預調微調，加強定向調控、相機調控，提高操作的預見性、精准性和有效性，這應是新形勢下我國貨幣政策管理的題中應有之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