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歷史上看， “打虎”是皇帝從臣子手中收回權力， 穩固皇權。 然而， 在同治時期， “打虎”並未加強皇權， 這是為什麼呢？
淵源：排擠“大股東”的中央集權
清廷的中央領導體制， 類似於私人家族股份制企業管理模式。 在這個龐大的公司中， 就權力的分配而言， 帝王控股， 皇族是大股東， 八旗滿人是小股東， 漢族官員屬於管理層。 一言以蔽之， 這是董事會與職業經理人制度的結合。
開國之際， 清廷的中央決策方式乃“八王議政”。 所謂“八王議政”， 即滿族最嫡系的皇親貴胄一起商議軍國大事， 推舉皇位繼承人。 隨著由偏居關外到一統江山的轉變， “八王議政”的弊端逐漸顯露。 首先， 在具體政務決策上， 貴族集團各執己見， 掣肘太多， 容易導致扯皮， 效率低下；更為致命的是， 各位議政王都是大股東， 一旦其利益或政見與皇帝發生激烈衝突， 如果幾人聯合， 就會掌握最高權力的控股權，
為削弱“八王議政”， 掌握絕對股權， 康熙、雍正父子可謂前仆後繼， 費盡心機。 先是康熙利用乾清宮西南的南書房， “擇詞臣才品兼優者”入值。 由於南書房“非崇班貴檁、上所親信者不得入”， 故它完全是由康熙嚴密控制的一個核心權力機構，
較之其父， 親歷奪嫡之事的“四爺”雍正， 可謂青出於藍而勝於藍， 設立了軍機處這個升級版的權力機構。 軍機處不設官署， 除了奉命辦事之外， 自己不能作出任何決定， 也無權對外發出任何指示。 從此清代皇帝真正實現了乾綱獨斷、專制集權。 康乾百年朝局穩定的出現， 與此中央權力構架密不可分。
“錯位”：最高層權力結構不穩固
不過到咸豐朝， 這種權力架構開始出現鬆動。 登基後第三年， 咸豐就打破祖制， 允許大股東之一的六弟恭王入值軍機處。 雖然恭王甚堪重任， 朝局氣象一新， 但咸豐擔心其坐大成勢， 威脅自己的權力， 於是一年半後即解除六弟一切職務。 不過七載之後， 咸豐北逃熱河， 身患重疾， 實際大權旁落於以肅順、端華、載垣等為首的“八人幫”手中， 久被閒置的大股東們再度染指最高權力。
咸豐並沒有病糊塗， 於彌留之際， 他一面任命八人為顧命大臣， 一面又將“禦賞”和“同道堂”兩枚隨身私章賜予慈安與同治皇帝，
奈何此階段清廷的最高權力架構依舊錯位，甚或是一錯再錯。
肅黨“崩塌式倒臺”的最大贏家非恭王莫屬，新一屆軍機處班子皆是其親信，改革派暫居優勢。因打虎有功，恭王遂集萬千恩寵於一身。兩宮先是打破祖制，封其為議政王。又任命其出任軍機大臣和宗人府宗令。時隔一周，兩宮又以幼帝名義，賜給恭王世襲罔替“親王”爵位，亦是違背常例之舉。兩宮如此重賞恭王，本意無非望其感謝天恩，忠心輔佐小皇帝。
然而這卻恰恰使得本已錯位的權力格局愈發倒置。須知，作為一國之君，同治皇帝控股名正言順，太后垂簾即意味著兩位本無資格染指股份的婦人卻替小皇帝暫代控股大權，而權勢煊赫的恭王作為大股東，其距離御座實際僅一步之遙，難保無絲毫非分之念。說穿了，彼時的情形是：該控股的人沒有控股，不該控股的人卻控股，想控股且有能力控股的人看到了控股的希望。於是叔嫂間必然要經過一場激烈的“排位賽”，來最終確立各自在最高權力結構中的序列與地位。因而發生于同治四年（1865年）春天的“罷黜恭親王”事件，標誌著慈禧最終將控股權牢牢攥在手心。
奈何此階段清廷的最高權力架構依舊錯位，甚或是一錯再錯。
肅黨“崩塌式倒臺”的最大贏家非恭王莫屬，新一屆軍機處班子皆是其親信，改革派暫居優勢。因打虎有功，恭王遂集萬千恩寵於一身。兩宮先是打破祖制，封其為議政王。又任命其出任軍機大臣和宗人府宗令。時隔一周，兩宮又以幼帝名義，賜給恭王世襲罔替“親王”爵位，亦是違背常例之舉。兩宮如此重賞恭王，本意無非望其感謝天恩，忠心輔佐小皇帝。
然而這卻恰恰使得本已錯位的權力格局愈發倒置。須知，作為一國之君，同治皇帝控股名正言順，太后垂簾即意味著兩位本無資格染指股份的婦人卻替小皇帝暫代控股大權，而權勢煊赫的恭王作為大股東，其距離御座實際僅一步之遙，難保無絲毫非分之念。說穿了，彼時的情形是：該控股的人沒有控股，不該控股的人卻控股，想控股且有能力控股的人看到了控股的希望。於是叔嫂間必然要經過一場激烈的“排位賽”，來最終確立各自在最高權力結構中的序列與地位。因而發生于同治四年（1865年）春天的“罷黜恭親王”事件，標誌著慈禧最終將控股權牢牢攥在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