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的書院運動， 首先是由湖湘學者發起的， 朱子雖然是後來者， 但他以近乎癡迷的熱情加入其中， 很快就成為運動的中堅與旗幟。
朱子的理想目標是， 官方書院和私人書院同時並行， 有著共同志趣的學人， 各以書院為大本營集結在一起， 既切磋學術， 形成學派， 又修身養性， 風化社會， 使書院在整體上真正成為道德、倫理、學問、濟世等各種功能齊全的文化教育組織。
場屋俗學的失敗兩宋之際， 金兵南掠， 潰卒作亂， 再加以農民起義， 四川往東沿江一線， 戰火連年， 北宋時期創建的書院， 多數隨戰爭灰飛煙滅， 化為廢墟。 更可怕的是， 當國家的前途與民族命運都處於危急關頭之時， 素稱“四民之首”的士人， 雖曾湧現了陳朝老、鄧肅、陳東等一批深明大義的壯烈之士， 但總體情況則不看好， 大部分由官學培養出來的士人累於功名， 見利忘義。
《三朝北盟會編》載：“金人索太學生博通經術者，
這種士風敗壞的嚴酷事實， 無情地宣告了北宋官學教育的失敗， 也將創造一種新的理論以收拾人心的任務慘痛地提了出來。 此即所謂人心淪喪， 價值觀必須重建。 這是面對士人內部的挑戰。
與此同時， 還有農民起義軍從外部提出的理論挑戰。 鐘相、楊麼等農民軍在揭竿而起的過程中， 提出了“等貴賤， 均貧富”的口號，
我們所關心的是， 新的儒家理論如何傳播而讓士人民眾普遍接受的問題。
書院建設浩浩然漢唐以來， 官學一直是儒家最主要的傳播機構。 而此時的官學系統， 因循故事， 還在津津於舉業功名， 地方州縣之學， 仍是“文具勝而利祿之意多， 老師宿儒盡向之”。 而中央官學“所謂太學者， 但為聲利之場， 而掌其教事者， 不過取其善為科舉之文， 而嘗得售於場屋者耳”。
為了改變這種現象， 理學家們曾做了大量工作。
唐以來的書院正好建于名勝風景之區， 有山川之勝， 而無市井塵聲， 且自擁學田， 富有藏書， 能使人遠離聲利之場， 安于學業， 靜心修身， 自然就成了理學家們所鍾情的佈道之地。 當年張栻一見“背陵而面壑， 木茂而泉潔”的嶽麓書院， 就“愛其山川之勝， 棟宇之安， 徘徊不忍去。 以為會友講習， 誠莫此地之宜也”， 即是此種情形的反映。 從此， 理學家即發動了一場綿延數十年之久的書院建設運動。
在南宋， 最先將理學和書院結合到一起的是湖湘學者， 而始開其風者為胡安國父子。
之後， 各地學者也開始了創建書院， 如浙江有呂祖謙乾道二年(1166)講學麗澤書院， 福建有朱子乾道六年(1170)創建寒泉精舍， 江西有朱子淳熙六年(1179)興複白鹿洞書院、陸九淵淳熙十四年(1187)講學象山精舍。
於是， 在孝宗時期， 尤其是乾道、淳熙年間(1165-1189)， 書院建設運動在全國範圍之內得以展開， 理學家們以書院為基地宣傳自己的思想主張， 擴大其學術隊伍， 浩浩然， 將進入集大成階段的理學和書院聯繫到一起， 並進而將二者同時推至其發展的高峰期， 形成理學發展史上的“乾淳之盛”和南宋書院發展的第一個高潮， 據白新良先生的統計， 是期創建興複書院的速度為年平均2.52所，共63所，占南宋確知年代書院總數的23.77%，僅次於南宋後期的理宗、度宗時期。
學派整合之操作書院不同於書齋，它是士人的公共活動場所。自從有了書院，就有了書院和士人的雙向選擇。在不同的目標下，集合著不同的學人。南宋時期，有“認科第為的則者”，以“得舉”、成進士、中狀元名甲天下為之美。在科舉時代，這是大多數人追求的目標。
狀元姚勉在當官之後，就曾在正誼書院、西澗書院祭奠魁星，祭文稱：“科第當作狀元，仕官當作宰相，學術當至聖人，言皆當第一也。士之遠大自期，立志要當若是，此吾正誼師友平日之所以講明也。”很明顯，姚狀元是想將狀元、宰相、聖人三者皆立為第一，以作為書院諸生的追求目標。
但事實是，人們往往只想當狀元，做宰相，而不想成聖人，科第的目標墮落成唯利是圖、見利忘義。於是，就有理學家起而指責其為“科舉俗學”，思以講學匡救，並得到有識之士的積極回應。這樣，“講學”的目標之下，就集合了一批學人。他們志趣相投，性味相同，相互切磋，勸善改過，相聚書院，久而久之，就形成了有著共同目標的學派。
不同書院追求的目標各不相同，進入其中者則例多目標相同之人。如麗澤書院規定：“凡預此集者，以孝弟忠信為本……既預集而或犯，同志者，規之;規之不可，責之;責之不可，告於眾而共勉之;終不悛者，除其籍。”由此可知，呂祖謙在麗澤書院的做法，手段比較強硬，這是書院集合學人結成學派的一種操作形式。
朱子、陸九淵等都有過同樣的實踐，但他們的方法則趨於軟性。陸九淵曾發佈《示象山學者》，希望各人“奉警”“自省”。朱子的《白鹿洞書院揭示》，與“諸君其相與講明遵守而責之於身焉”。他們的做法是想避免用“規矩禁防之具”“淺待”學者，希望以“自尊”來調動各成員的“自覺”，這又是完成學派整合的另一種形式。
書院整合學人而成學派，做得最成功的是書院情結最深的朱子。應該指出的是，在理學家掀起的書院運動中，朱子雖然未能首開其端，但卻是運動的中堅與旗幟，終其一生，他以極大的熱情投入到了書院建設之中，與至少67所書院發生直接或間接的關係，數量之多，遠遠在同時代其他理學大師之上，其對於南宋書院運動的貢獻，由此可見一斑。
朝廷又為書院賜額書院本來起自民間，而自慶曆興學，官方力量基本退出書院以來，書院建設即由民間力量獨立承擔。因此，民間力量進入書院建設是不請自來，不成問題，理學家們所要謀求的是恢復官方對書院的支持與投入。為了達到這個目標，他們的基本做法是：從興複宋初“天下三書院”入手，反復強調先朝對書院的獎勵褒揚，以祖宗賜書、賜額、賜田、賜官等舉措來誇耀和要求，意在官方承認書院運動的合法性，並出資出力以實際行動支援書院的建設。
白鹿洞書院的修復，由朱子自己以南康軍知軍這樣一個地方最高行政長官的身份主持，時在淳熙六年(1179)，雖是大旱之年，但有長官意志在，修建院舍的工作，很快就交由軍學教授和屬邑知縣辦理妥當，其他聚書、置田、聘師、招生、訂立學規、設立課程、請陸九淵講學，甚至假期招舉人集訓等活動，皆順利推進。但朱子的目標是希望得到皇帝的賜額、朝廷的肯定。於是，他“昧萬死具奏以聞”，在淳熙八年(1181)三月離任前，向中央政府呈送了《乞賜白鹿洞書院敕額》的報告。
朝廷久已不涉書院之事，儘管朱子搬出了宋太宗、真宗兩位皇帝相要求，但並沒有起到半點作用，反而是“朝野喧傳以為怪事”，遭到譏笑和諷刺。面對如此困境，朱子並未放棄。這一年十一月，機會終於來了，孝宗皇帝有事在延和殿接見他，他不顧“執政”“切宜勿言”的警告，向皇帝當面提出為白鹿洞書院賜書賜額的請求，終於獲得批准。有志者事竟成，朱子此舉打破百餘年堅冰，實現自己的目標，讓朝廷又回到以實際行動支持書院建設的道路上來了。
從此，書院又獲得了官府以及民間力量的共同支持，理學家們實現了書院建設的第一個追求目標，恢復性地開創了官民兩種力量共同推動書院發展的新時期。
學派整合之操作書院不同於書齋，它是士人的公共活動場所。自從有了書院，就有了書院和士人的雙向選擇。在不同的目標下，集合著不同的學人。南宋時期，有“認科第為的則者”，以“得舉”、成進士、中狀元名甲天下為之美。在科舉時代，這是大多數人追求的目標。
狀元姚勉在當官之後，就曾在正誼書院、西澗書院祭奠魁星，祭文稱：“科第當作狀元，仕官當作宰相，學術當至聖人，言皆當第一也。士之遠大自期，立志要當若是，此吾正誼師友平日之所以講明也。”很明顯，姚狀元是想將狀元、宰相、聖人三者皆立為第一，以作為書院諸生的追求目標。
但事實是，人們往往只想當狀元，做宰相，而不想成聖人，科第的目標墮落成唯利是圖、見利忘義。於是，就有理學家起而指責其為“科舉俗學”，思以講學匡救，並得到有識之士的積極回應。這樣，“講學”的目標之下，就集合了一批學人。他們志趣相投，性味相同，相互切磋，勸善改過，相聚書院，久而久之，就形成了有著共同目標的學派。
不同書院追求的目標各不相同，進入其中者則例多目標相同之人。如麗澤書院規定：“凡預此集者，以孝弟忠信為本……既預集而或犯，同志者，規之;規之不可，責之;責之不可，告於眾而共勉之;終不悛者，除其籍。”由此可知，呂祖謙在麗澤書院的做法，手段比較強硬，這是書院集合學人結成學派的一種操作形式。
朱子、陸九淵等都有過同樣的實踐，但他們的方法則趨於軟性。陸九淵曾發佈《示象山學者》，希望各人“奉警”“自省”。朱子的《白鹿洞書院揭示》，與“諸君其相與講明遵守而責之於身焉”。他們的做法是想避免用“規矩禁防之具”“淺待”學者，希望以“自尊”來調動各成員的“自覺”，這又是完成學派整合的另一種形式。
書院整合學人而成學派，做得最成功的是書院情結最深的朱子。應該指出的是，在理學家掀起的書院運動中，朱子雖然未能首開其端，但卻是運動的中堅與旗幟，終其一生，他以極大的熱情投入到了書院建設之中，與至少67所書院發生直接或間接的關係，數量之多，遠遠在同時代其他理學大師之上，其對於南宋書院運動的貢獻，由此可見一斑。
朝廷又為書院賜額書院本來起自民間，而自慶曆興學，官方力量基本退出書院以來，書院建設即由民間力量獨立承擔。因此，民間力量進入書院建設是不請自來，不成問題，理學家們所要謀求的是恢復官方對書院的支持與投入。為了達到這個目標，他們的基本做法是：從興複宋初“天下三書院”入手，反復強調先朝對書院的獎勵褒揚，以祖宗賜書、賜額、賜田、賜官等舉措來誇耀和要求，意在官方承認書院運動的合法性，並出資出力以實際行動支援書院的建設。
白鹿洞書院的修復，由朱子自己以南康軍知軍這樣一個地方最高行政長官的身份主持，時在淳熙六年(1179)，雖是大旱之年，但有長官意志在，修建院舍的工作，很快就交由軍學教授和屬邑知縣辦理妥當，其他聚書、置田、聘師、招生、訂立學規、設立課程、請陸九淵講學，甚至假期招舉人集訓等活動，皆順利推進。但朱子的目標是希望得到皇帝的賜額、朝廷的肯定。於是，他“昧萬死具奏以聞”，在淳熙八年(1181)三月離任前，向中央政府呈送了《乞賜白鹿洞書院敕額》的報告。
朝廷久已不涉書院之事，儘管朱子搬出了宋太宗、真宗兩位皇帝相要求，但並沒有起到半點作用，反而是“朝野喧傳以為怪事”，遭到譏笑和諷刺。面對如此困境，朱子並未放棄。這一年十一月，機會終於來了，孝宗皇帝有事在延和殿接見他，他不顧“執政”“切宜勿言”的警告，向皇帝當面提出為白鹿洞書院賜書賜額的請求，終於獲得批准。有志者事竟成，朱子此舉打破百餘年堅冰，實現自己的目標，讓朝廷又回到以實際行動支持書院建設的道路上來了。
從此，書院又獲得了官府以及民間力量的共同支持，理學家們實現了書院建設的第一個追求目標，恢復性地開創了官民兩種力量共同推動書院發展的新時期。
舉辦舉人培訓班需要指出的是，朱子等南宋理學家追求的這一書院建設目標，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人們往往過分強調私人講學的傳統，認為書院是私學或私學的制度化，而忽視理學家對官府的訴求、官府對書院的影響，以及書院中的官學成分。
我們認為，書院起源於官民二途，書院既有官辦，又有民辦。民辦書院和私學同創於私人，具有同根性。這種同根性，使書院可以贏得民間廣大士紳留意斯文的熱情與世世代代的支持，其力較之官府的強大，雖顯單薄，但它綿長、持久而深厚;它也同樣帶來了私學的傳統與影響，使書院具有某些與私學相似相同的精神風貌，形成自由講學、為己求學、注重師承等氣質性特色。但民辦書院受官辦書院的影響與制約，也不至於變成私學。
官辦書院與官學同創於官府，具有同源性。這種同源性使書院擁有官府的強大力量，可以獲取合法甚至正統的社會身份，克服官本位社會大環境對其造成的生存困難，從而發展壯大;它也帶來了官學的影響與傳統，使書院具有某些與官學相若相同的組織形態特徵，形成正規化、制度化特色。同樣，官辦書院受民辦書院的制約與影響，又不至於變成官學。
官私兩種勢力的長期並存，使書院可以長期保持某種官學與私學成分共存的結構態勢，形成一種似官學而非官學，似私學而非私學的整體生存特色，並成長為獨立於官學與私學之外的全新的教育體制。
從批評“學校科舉之教”入手，建立官方書院，使之成為與州縣官學並存而又能修正其沉迷科舉弊端的另一種官方教育模式，這是理學家們追求的第二大目標。張栻在《重修嶽麓書院記》中，指出建設的目的是“豈將使子群居佚譚，但為決科利祿計乎?抑豈使子習為言語文詞之工而已乎?蓋欲成就人才，以傳斯道而濟斯民也”。可見嶽麓書院並不反對科舉，但反對僅僅為了科舉。這種態度比較現實，意在科舉之外另辟新徑，以達到其傳斯道而濟斯民的書院教育目標。
白鹿洞書院的做法更為靈活、奇特，朱子為即將奔赴臨安參加省試的舉人辦起了培訓班。為此，他發佈《招舉人入書院狀》。十分明顯，利用書院舉辦舉人培訓班的目的，是想利用集訓的機會，以理學家講學修身的一套來修正世俗的科舉觀念，以期明瞭國家取士與士之所以為學待用的真正意義。其用心仍然是在以書院來匡正迷失方向的官學教育，做法比較平和，是從理解出發而予以補救。
以“講學”來糾偏對抗科舉利誘，反對場屋俗學，是以朱子為代表的南宋理學家的長期任務，也一直是書院自別於官學的努力所在。
朱子修復白鹿洞書院，用心更為良苦。當他一方面和呂祖謙商訂裁量《白鹿洞書院記》，“惟恐一語之差，將變秀才為學究，而隨緣說法，應病與藥”，開出了“挹先儒淳固質實之餘風，服《大學》離經辨志之始教，于以尋關洛之緒言”的方子，有講明儒家道統之意;另一方面，他又請論敵陸九淵講“君子喻于義，小人喻於利”，拿學者“隱微深痼之病”開刀。
陸九淵以義、利判君子、小人，教諸生志乎義，習乎義，並且以科舉場屋的得失為例作了進一步的引申，其“發明敷暢”“懇到明白”，“聽者莫不悚然動心”，成為書院史上最經典的講義。朱子聽了非常感動，將其視作治學入德之方，撰寫跋語，要求“凡我同志，于此反身而深察之”，並令人將其刻成石碑，傳流後世。今天，我們還可以在白鹿洞書院看到名為《二賢洞教碑》的講義和跋語。
由上所述，我們可以知道，南宋前期學者，不分派系，無論朱陸，在對待場屋科舉的問題上是基本一致的，既認為“今為士固不能免此”，又對其不可勝言之害深惡痛絕，而希望以“講學”來予以救正。其“大要”在“續洙泗之正傳”，而“淑諸人者”，無外乎為“忠君、孝親、誠身、信友，用則澤及天下，不用則無愧俯仰，如是而已”。
至於救之之方，也就是講學的內容，則各家各派已呈現不同特色，“天理人欲之分”剖析章明，是張栻、朱子的長處;“喻義喻利之論”敷闡精至，是陸九淵的強項。
書院精神的象徵制訂學規、章程，規範和約束書院師生的言行舉止，勸善規過，提升品位，是書院制度確立的一個重要標誌，也是南宋理學家們對書院建設所作的重大貢獻。南宋書院學規中，最早的是呂祖謙的《麗澤書院學規》，最有名的是朱子的《白鹿洞書院揭示》。
《揭示》針對當時務記覽、取利祿的學風，回歸傳統，將“學”定義於五教五倫，並提出為學的目標和程式。經過如此重新定義，“學”就落實到了現實的人倫世界，而維持人倫世界的秩序就變成了“學”的最終目標。為達此目標，必須窮理而篤行。也就是說，窮理和篤行構成“為學”的兩大部分。兩大部分中，《揭示》只點到學、問、思、辨，而詳述“篤行”，這表明理學家對蘊含經世之志的道德踐履的高度重視。這是典型的理學家的教育理念。
《揭示》既是書院精神的象徵，後來也成為天下書院共同遵守的準則。先是，紹熙五年(1194)朱子任潭州知州重建嶽麓書院，將《揭示》移錄其中，史稱《朱子教條》。淳祐元年(1241)，宋理宗皇帝視察太學，手書《白鹿洞書院學規》賜示諸生，其後遍及全國書院及地方官學。於是，一院之“揭示”，遂成天下共遵之學規。
(作者鄧洪波，湖南大學岳麓書院教授、中國書院研究中心主任、《書院文化書庫》首席專家。)
是期創建興複書院的速度為年平均2.52所，共63所，占南宋確知年代書院總數的23.77%，僅次於南宋後期的理宗、度宗時期。學派整合之操作書院不同於書齋，它是士人的公共活動場所。自從有了書院，就有了書院和士人的雙向選擇。在不同的目標下，集合著不同的學人。南宋時期，有“認科第為的則者”，以“得舉”、成進士、中狀元名甲天下為之美。在科舉時代，這是大多數人追求的目標。
狀元姚勉在當官之後，就曾在正誼書院、西澗書院祭奠魁星，祭文稱：“科第當作狀元，仕官當作宰相，學術當至聖人，言皆當第一也。士之遠大自期，立志要當若是，此吾正誼師友平日之所以講明也。”很明顯，姚狀元是想將狀元、宰相、聖人三者皆立為第一，以作為書院諸生的追求目標。
但事實是，人們往往只想當狀元，做宰相，而不想成聖人，科第的目標墮落成唯利是圖、見利忘義。於是，就有理學家起而指責其為“科舉俗學”，思以講學匡救，並得到有識之士的積極回應。這樣，“講學”的目標之下，就集合了一批學人。他們志趣相投，性味相同，相互切磋，勸善改過，相聚書院，久而久之，就形成了有著共同目標的學派。
不同書院追求的目標各不相同，進入其中者則例多目標相同之人。如麗澤書院規定：“凡預此集者，以孝弟忠信為本……既預集而或犯，同志者，規之;規之不可，責之;責之不可，告於眾而共勉之;終不悛者，除其籍。”由此可知，呂祖謙在麗澤書院的做法，手段比較強硬，這是書院集合學人結成學派的一種操作形式。
朱子、陸九淵等都有過同樣的實踐，但他們的方法則趨於軟性。陸九淵曾發佈《示象山學者》，希望各人“奉警”“自省”。朱子的《白鹿洞書院揭示》，與“諸君其相與講明遵守而責之於身焉”。他們的做法是想避免用“規矩禁防之具”“淺待”學者，希望以“自尊”來調動各成員的“自覺”，這又是完成學派整合的另一種形式。
書院整合學人而成學派，做得最成功的是書院情結最深的朱子。應該指出的是，在理學家掀起的書院運動中，朱子雖然未能首開其端，但卻是運動的中堅與旗幟，終其一生，他以極大的熱情投入到了書院建設之中，與至少67所書院發生直接或間接的關係，數量之多，遠遠在同時代其他理學大師之上，其對於南宋書院運動的貢獻，由此可見一斑。
朝廷又為書院賜額書院本來起自民間，而自慶曆興學，官方力量基本退出書院以來，書院建設即由民間力量獨立承擔。因此，民間力量進入書院建設是不請自來，不成問題，理學家們所要謀求的是恢復官方對書院的支持與投入。為了達到這個目標，他們的基本做法是：從興複宋初“天下三書院”入手，反復強調先朝對書院的獎勵褒揚，以祖宗賜書、賜額、賜田、賜官等舉措來誇耀和要求，意在官方承認書院運動的合法性，並出資出力以實際行動支援書院的建設。
白鹿洞書院的修復，由朱子自己以南康軍知軍這樣一個地方最高行政長官的身份主持，時在淳熙六年(1179)，雖是大旱之年，但有長官意志在，修建院舍的工作，很快就交由軍學教授和屬邑知縣辦理妥當，其他聚書、置田、聘師、招生、訂立學規、設立課程、請陸九淵講學，甚至假期招舉人集訓等活動，皆順利推進。但朱子的目標是希望得到皇帝的賜額、朝廷的肯定。於是，他“昧萬死具奏以聞”，在淳熙八年(1181)三月離任前，向中央政府呈送了《乞賜白鹿洞書院敕額》的報告。
朝廷久已不涉書院之事，儘管朱子搬出了宋太宗、真宗兩位皇帝相要求，但並沒有起到半點作用，反而是“朝野喧傳以為怪事”，遭到譏笑和諷刺。面對如此困境，朱子並未放棄。這一年十一月，機會終於來了，孝宗皇帝有事在延和殿接見他，他不顧“執政”“切宜勿言”的警告，向皇帝當面提出為白鹿洞書院賜書賜額的請求，終於獲得批准。有志者事竟成，朱子此舉打破百餘年堅冰，實現自己的目標，讓朝廷又回到以實際行動支持書院建設的道路上來了。
從此，書院又獲得了官府以及民間力量的共同支持，理學家們實現了書院建設的第一個追求目標，恢復性地開創了官民兩種力量共同推動書院發展的新時期。
學派整合之操作書院不同於書齋，它是士人的公共活動場所。自從有了書院，就有了書院和士人的雙向選擇。在不同的目標下，集合著不同的學人。南宋時期，有“認科第為的則者”，以“得舉”、成進士、中狀元名甲天下為之美。在科舉時代，這是大多數人追求的目標。
狀元姚勉在當官之後，就曾在正誼書院、西澗書院祭奠魁星，祭文稱：“科第當作狀元，仕官當作宰相，學術當至聖人，言皆當第一也。士之遠大自期，立志要當若是，此吾正誼師友平日之所以講明也。”很明顯，姚狀元是想將狀元、宰相、聖人三者皆立為第一，以作為書院諸生的追求目標。
但事實是，人們往往只想當狀元，做宰相，而不想成聖人，科第的目標墮落成唯利是圖、見利忘義。於是，就有理學家起而指責其為“科舉俗學”，思以講學匡救，並得到有識之士的積極回應。這樣，“講學”的目標之下，就集合了一批學人。他們志趣相投，性味相同，相互切磋，勸善改過，相聚書院，久而久之，就形成了有著共同目標的學派。
不同書院追求的目標各不相同，進入其中者則例多目標相同之人。如麗澤書院規定：“凡預此集者，以孝弟忠信為本……既預集而或犯，同志者，規之;規之不可，責之;責之不可，告於眾而共勉之;終不悛者，除其籍。”由此可知，呂祖謙在麗澤書院的做法，手段比較強硬，這是書院集合學人結成學派的一種操作形式。
朱子、陸九淵等都有過同樣的實踐，但他們的方法則趨於軟性。陸九淵曾發佈《示象山學者》，希望各人“奉警”“自省”。朱子的《白鹿洞書院揭示》，與“諸君其相與講明遵守而責之於身焉”。他們的做法是想避免用“規矩禁防之具”“淺待”學者，希望以“自尊”來調動各成員的“自覺”，這又是完成學派整合的另一種形式。
書院整合學人而成學派，做得最成功的是書院情結最深的朱子。應該指出的是，在理學家掀起的書院運動中，朱子雖然未能首開其端，但卻是運動的中堅與旗幟，終其一生，他以極大的熱情投入到了書院建設之中，與至少67所書院發生直接或間接的關係，數量之多，遠遠在同時代其他理學大師之上，其對於南宋書院運動的貢獻，由此可見一斑。
朝廷又為書院賜額書院本來起自民間，而自慶曆興學，官方力量基本退出書院以來，書院建設即由民間力量獨立承擔。因此，民間力量進入書院建設是不請自來，不成問題，理學家們所要謀求的是恢復官方對書院的支持與投入。為了達到這個目標，他們的基本做法是：從興複宋初“天下三書院”入手，反復強調先朝對書院的獎勵褒揚，以祖宗賜書、賜額、賜田、賜官等舉措來誇耀和要求，意在官方承認書院運動的合法性，並出資出力以實際行動支援書院的建設。
白鹿洞書院的修復，由朱子自己以南康軍知軍這樣一個地方最高行政長官的身份主持，時在淳熙六年(1179)，雖是大旱之年，但有長官意志在，修建院舍的工作，很快就交由軍學教授和屬邑知縣辦理妥當，其他聚書、置田、聘師、招生、訂立學規、設立課程、請陸九淵講學，甚至假期招舉人集訓等活動，皆順利推進。但朱子的目標是希望得到皇帝的賜額、朝廷的肯定。於是，他“昧萬死具奏以聞”，在淳熙八年(1181)三月離任前，向中央政府呈送了《乞賜白鹿洞書院敕額》的報告。
朝廷久已不涉書院之事，儘管朱子搬出了宋太宗、真宗兩位皇帝相要求，但並沒有起到半點作用，反而是“朝野喧傳以為怪事”，遭到譏笑和諷刺。面對如此困境，朱子並未放棄。這一年十一月，機會終於來了，孝宗皇帝有事在延和殿接見他，他不顧“執政”“切宜勿言”的警告，向皇帝當面提出為白鹿洞書院賜書賜額的請求，終於獲得批准。有志者事竟成，朱子此舉打破百餘年堅冰，實現自己的目標，讓朝廷又回到以實際行動支持書院建設的道路上來了。
從此，書院又獲得了官府以及民間力量的共同支持，理學家們實現了書院建設的第一個追求目標，恢復性地開創了官民兩種力量共同推動書院發展的新時期。
舉辦舉人培訓班需要指出的是，朱子等南宋理學家追求的這一書院建設目標，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人們往往過分強調私人講學的傳統，認為書院是私學或私學的制度化，而忽視理學家對官府的訴求、官府對書院的影響，以及書院中的官學成分。
我們認為，書院起源於官民二途，書院既有官辦，又有民辦。民辦書院和私學同創於私人，具有同根性。這種同根性，使書院可以贏得民間廣大士紳留意斯文的熱情與世世代代的支持，其力較之官府的強大，雖顯單薄，但它綿長、持久而深厚;它也同樣帶來了私學的傳統與影響，使書院具有某些與私學相似相同的精神風貌，形成自由講學、為己求學、注重師承等氣質性特色。但民辦書院受官辦書院的影響與制約，也不至於變成私學。
官辦書院與官學同創於官府，具有同源性。這種同源性使書院擁有官府的強大力量，可以獲取合法甚至正統的社會身份，克服官本位社會大環境對其造成的生存困難，從而發展壯大;它也帶來了官學的影響與傳統，使書院具有某些與官學相若相同的組織形態特徵，形成正規化、制度化特色。同樣，官辦書院受民辦書院的制約與影響，又不至於變成官學。
官私兩種勢力的長期並存，使書院可以長期保持某種官學與私學成分共存的結構態勢，形成一種似官學而非官學，似私學而非私學的整體生存特色，並成長為獨立於官學與私學之外的全新的教育體制。
從批評“學校科舉之教”入手，建立官方書院，使之成為與州縣官學並存而又能修正其沉迷科舉弊端的另一種官方教育模式，這是理學家們追求的第二大目標。張栻在《重修嶽麓書院記》中，指出建設的目的是“豈將使子群居佚譚，但為決科利祿計乎?抑豈使子習為言語文詞之工而已乎?蓋欲成就人才，以傳斯道而濟斯民也”。可見嶽麓書院並不反對科舉，但反對僅僅為了科舉。這種態度比較現實，意在科舉之外另辟新徑，以達到其傳斯道而濟斯民的書院教育目標。
白鹿洞書院的做法更為靈活、奇特，朱子為即將奔赴臨安參加省試的舉人辦起了培訓班。為此，他發佈《招舉人入書院狀》。十分明顯，利用書院舉辦舉人培訓班的目的，是想利用集訓的機會，以理學家講學修身的一套來修正世俗的科舉觀念，以期明瞭國家取士與士之所以為學待用的真正意義。其用心仍然是在以書院來匡正迷失方向的官學教育，做法比較平和，是從理解出發而予以補救。
以“講學”來糾偏對抗科舉利誘，反對場屋俗學，是以朱子為代表的南宋理學家的長期任務，也一直是書院自別於官學的努力所在。
朱子修復白鹿洞書院，用心更為良苦。當他一方面和呂祖謙商訂裁量《白鹿洞書院記》，“惟恐一語之差，將變秀才為學究，而隨緣說法，應病與藥”，開出了“挹先儒淳固質實之餘風，服《大學》離經辨志之始教，于以尋關洛之緒言”的方子，有講明儒家道統之意;另一方面，他又請論敵陸九淵講“君子喻于義，小人喻於利”，拿學者“隱微深痼之病”開刀。
陸九淵以義、利判君子、小人，教諸生志乎義，習乎義，並且以科舉場屋的得失為例作了進一步的引申，其“發明敷暢”“懇到明白”，“聽者莫不悚然動心”，成為書院史上最經典的講義。朱子聽了非常感動，將其視作治學入德之方，撰寫跋語，要求“凡我同志，于此反身而深察之”，並令人將其刻成石碑，傳流後世。今天，我們還可以在白鹿洞書院看到名為《二賢洞教碑》的講義和跋語。
由上所述，我們可以知道，南宋前期學者，不分派系，無論朱陸，在對待場屋科舉的問題上是基本一致的，既認為“今為士固不能免此”，又對其不可勝言之害深惡痛絕，而希望以“講學”來予以救正。其“大要”在“續洙泗之正傳”，而“淑諸人者”，無外乎為“忠君、孝親、誠身、信友，用則澤及天下，不用則無愧俯仰，如是而已”。
至於救之之方，也就是講學的內容，則各家各派已呈現不同特色，“天理人欲之分”剖析章明，是張栻、朱子的長處;“喻義喻利之論”敷闡精至，是陸九淵的強項。
書院精神的象徵制訂學規、章程，規範和約束書院師生的言行舉止，勸善規過，提升品位，是書院制度確立的一個重要標誌，也是南宋理學家們對書院建設所作的重大貢獻。南宋書院學規中，最早的是呂祖謙的《麗澤書院學規》，最有名的是朱子的《白鹿洞書院揭示》。
《揭示》針對當時務記覽、取利祿的學風，回歸傳統，將“學”定義於五教五倫，並提出為學的目標和程式。經過如此重新定義，“學”就落實到了現實的人倫世界，而維持人倫世界的秩序就變成了“學”的最終目標。為達此目標，必須窮理而篤行。也就是說，窮理和篤行構成“為學”的兩大部分。兩大部分中，《揭示》只點到學、問、思、辨，而詳述“篤行”，這表明理學家對蘊含經世之志的道德踐履的高度重視。這是典型的理學家的教育理念。
《揭示》既是書院精神的象徵，後來也成為天下書院共同遵守的準則。先是，紹熙五年(1194)朱子任潭州知州重建嶽麓書院，將《揭示》移錄其中，史稱《朱子教條》。淳祐元年(1241)，宋理宗皇帝視察太學，手書《白鹿洞書院學規》賜示諸生，其後遍及全國書院及地方官學。於是，一院之“揭示”，遂成天下共遵之學規。
(作者鄧洪波，湖南大學岳麓書院教授、中國書院研究中心主任、《書院文化書庫》首席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