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述者：黃寶生
1942年生， 上海市人。
1965年畢業於北京大學東方語言文學系， 一直從事梵文巴厘文翻譯與研究工作，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
初見錢鍾書先生
1965年大學畢業後進入外文所， 所領導臨時安排我在圖書室工作， 幫助清點外文所從文學所接收的外文圖書。 一次， 我見到一位學者來圖書室借還圖書。 這位學者氣宇軒昂， 目光炯炯有神， 面含微笑。 隨即有青年人上前請教問題。 只見他談笑風生， 說話聲音底氣很足， 還親切地捶了捶青年人的肩膀。 事後， 圖書室的工作人員告訴我， 剛才那位是錢鍾書先生。 我心中湧起驚喜：“啊， 這就是《宋詩選注》的作者錢鍾書。 ”這是我最初見到錢鍾書先生。
插
話
真是羡慕！小編無緣得見錢先生， 只在文學所大會議室見過錢先生的照片。 而說到文學所的圖書室， 那也真是令人神往的地方。 你永遠不知道在哪個書架背後就站著一位默默找書的大師級學者。
一張便條， 一部“活字典”
我也讀過一些中國古代詩文集， 遇到或想到什麼問題， 就向楊絳先生請教。 有一次， 我遇到古文中的一個典故， 手頭又沒有工具書可查，
插
話
對於學生而言， 先生的治學功夫難望項背。 不過， 可以先從讀書、做筆記開始， 比如“知識卡片”就是一個可借鑒的方法——把厚書讀薄， 拎出材料和亮點， 並“爬羅剔抉， 刮垢磨光”。 記得辛德勇老師也說過， 跟靠發現新材料做文章相比， 把已有的材料使用好， 做出好的解讀更能看出學者的工夫。
他竟也讀過許多佛經
1976年夏天， 唐山大地震， 波及北京。 為安全起見， 錢先生和楊先生與我們一起都集中住進學部的大食堂。 一次， 錢先生出來散步， 我恰好在路旁坐在馬紮上看書。 他看見我在讀一本古典詩詞， 便高興地與我攀談， 給予我種種指點。 記得還有一次， 我與錢先生一起盤坐在大食堂的通鋪上聊天。 他知道我學的是梵文， 便與我聊起佛經。 我驚訝地發現錢先生讀過許多佛經， 還能說出一些佛經用詞的梵文原詞。 比如說， “劫”的原詞是kalpa 。 我當時順口應了一句：“是的， kalpa 。 ”而錢先生的聽覺敏銳， 辨音能力極強， 對我說他是按照英文的發音念kalpa 的。
說到發音， 還有一個小故事——1935年， 楊絳與其丈夫錢鐘書首次乘船出國到英倫留學，
當時錢先生與我談論過哪些佛經， 我已經記不清了， 但不知怎麼， 我記住了其中的兩部書：一部是《法苑珠林》， 另一部是《文鏡秘府論》。 前一部是佛教類書， 相當於一部佛教“百科全書”。 後一部不算是佛經， 而是日本來華僧人遍照金剛編纂的一部中國詩學著作， 後來我在研究工作中也派上了用場。 我有時會想， 是不是因為我學的是梵文， 錢先生一直對我懷有一種特殊的好感。
即從佛經著眼， “管窺”《管錐編》
在寫作《印度古典詩學》期間， 我撰寫和發表過幾篇論文。 其中一篇是《〈管錐編〉與佛經》。錢先生的《管錐編》（全四冊）於1979 年8 月至10 月出全。這部學術巨著在中國學術界產生了強大的震撼力，第一版印刷了1 萬多套，很快就銷售一空。而對於我們這一代人文古典學養大多先天不足的青年人來說，要讀通這部著作也不是容易的。我曾經向錢先生表示：“要讀通你的這部著作，先要讀過許多書墊底。”雖然閱讀的難度不小，但我不願放過這個天賜的學習機會。我認真地將《管錐編》通讀了一遍。在閱讀過程中，著重領會錢先生的研究方法。此後，我也經常翻閱這部著作，尤其引起我興趣的是錢先生引用了不少佛經材料。1987 年，我想到可以仔細梳理一下錢先生在這部著作中是怎樣運用佛經材料的，於是，就以《〈管錐編〉與佛經》為題寫了這篇讀書劄記。
我在文中指出“《管錐編》立足於中國十部古籍，以文藝學為中心，打破時空界限，貫通各門學科，將中國文化研究引入一個充滿無限生機的嶄新境界”。《管錐編》研究的範圍極廣，幾乎涉及人文科學的所有門類，內容博大，識見精深。鑒於這種情況，讀者完全可以根據自己的學力或學術興趣去讀《管錐編》。我這次便是選取比較文學的角度。比較文學在《管錐編》中無疑佔據重要地位，但遠不是它的全部。而在比較文學中，我又偏重考察錢先生對佛經材料的運用。
頗采“二西”的治學之道
早在中國比較詩學開山作《談藝錄》（1948）的序中，錢先生就已揭示他的文學研究宗旨和方法：“東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學北學，道術未裂。”“凡所考論，頗采‘二西’之書，以供三隅之反。”錢先生所說的“二西”之書指的是耶穌之“西”和釋迦之“西”，也就是西方著作和佛經。而從《談藝錄》和《管錐編》可以看出，錢先生對“二西”之書流覽之廣博，讀法之精細，令人驚歎不已。
記得文學所劉躍進老師說過：“社科院文學所很多古籍的借書卡上，至今仍只有錢鍾書一人的名字。”想想自己，買的書都沒讀過多少，更別提讀得透徹了，真是慚愧得要命……
比較文學這門學科行世百餘年來，其研究格式大致可以分為三類：影響研究、平行研究和科際研究，這三類研究在《管錐編》中都有充實的反映。我便以實例分別說明錢先生在這三類研究中如何運用佛經材料，最後，說明我從這三方面分述《管錐編》中與佛經有關的比較文學，也是出於釋氏所謂的“權巧方便”。其實，《管錐編》中的比較文學，這三方面經常是互相交叉融合的。錢先生學識淵博，繁征廣引，左右逢源，觸類旁通。他不僅打通東西方文學，打通人文學科，也打通比較文學自身。其根本目的是通過廣泛、深入而不拘一格的具體比較，探索人類共同的“文心”，建立科學的文學批評。
這篇文章發表在《外國文學評論》1988 年第1 期。錢先生讀到後，在托人捎給我的一封信中，對我的這篇文章做了肯定。信中寫道：“弟之苦心，為兄明眼人拈出，如彈琴者遇知音人矣！”當然，我知道這是錢先生的行文風格，是對晚輩的勉勵，我不敢沾沾自喜，忘乎所以。
另一次通信
我對錢鍾書先生始終懷抱敬仰的心情。先是讀了《宋詩選注》，後來又讀了《舊文四篇》《七綴集》《圍城》和《管錐編》——我一心想讀遍錢先生的著作。這裡可以順便提及我此前與錢先生另一次通信。那是在1984 年夏天，醫生診斷我得了甲狀腺瘤，要我住院開刀摘除，然後進行切片檢驗是否良性。這樣，我聽從醫生安排動了手術，最後檢驗的結果是良性。我和關心我的同事們都松了口氣。出院後，董衡巽告訴我說，錢先生和楊先生也很掛念我，打聽我的情況。於是，我給他們寫了封信報平安，信中也提及我想讀《談藝錄》，到中國科學院圖書館去借閱，卻已被別人借走。還有，新印的《寫在人生邊上》，書店也已售完。隨後，我收到錢先生托人捎來的親筆回信，是用毛筆書寫的。信中寫道：“頃得來函，欣悉奏刀後霍然病除，吉人天相，才子天佑，可喜可賀。”信中還附有一冊《寫在人生邊上》新印本，說這是他“欲以自存”的一冊，送給我。他還幽默地說：“《圍城》將第四次重印，想系最近智力測驗中考題之故。”他告訴我《談藝錄》增訂本即將出版，到時候也會送我一冊。這可以說是我出院後收到的一份寶貴的禮物。
作為學生或晚輩能收到自己打心眼裡敬佩的學者的親筆信和肯定，真是一件幸事啊。
您說到《宋詩選注》，當時在臺灣的胡適就看過這本書，他還在晚年回憶錄中說“注確實寫得不錯”呢。
高山仰止
錢鍾書先生是中國20 世紀的一位學術大師。他既從事文學創作（包括小說、散文和詩歌），也從事文藝學和人文學術研究，憑其天賦和勤奮，既精通中學，又掌握多種外語，精通西學。他對東西方文化典籍熟悉的程度，令人歎為觀止。可以說錢先生是東西方文化傳統共同孕育和造就的一位文化學術通才，他在文化學術研究中，“打通”古今中外，“打通”東西方文化，這種研究方法尤其值得我們重視和發揚。
從錢先生的文學創作和學術研究中可以看出，他始終關注世界和人類，關注社會和人生，絕非是一個躲進象牙塔的學究。即使你認為他看待社會和人生的目光冷峻，那也說明他是一位真正的智者。他能深刻揭示社會和人性中根深蒂固的病症，提供的是苦口的良藥。
老作家柯靈曾在《促膝閒話鍾書君》一文中這樣稱讚錢先生——他“站得高，望得遠，看得透，撒得開，靈心慧眼，明辨深思，熱愛人生而超然物外，洞達世情而不染一塵”。
錢先生的《談藝錄》和《管錐編》都採用劄記文體形式，這會引起一些人產生錢先生擅長考證而缺少理論的錯覺。其實，只要認真讀過這兩部著作，就會認識到錢先生的學術研究充分體現宏觀和微觀的結合，理論和實際的結合。因為脫離微觀的研究，宏觀的視野就會流於空疏。而缺乏宏觀的視野，微觀的研究就會流於瑣屑。理論和實際也是這樣一種辯證關係。錢先生的學術研究始終保持兩者的緊密結合，他所展現的微觀研究的精細和宏觀視野的廣闊以及融會貫通而達到的理論深度是令人欽佩的。
曹聚仁在《我與我的世界》（1972年）一書中說：“勝利以後，回到上海，讀了錢鐘書先生的《談藝錄》，才算懂得一點舊詩詞”；夏志清認為“錢著《談藝錄》是中國詩話裡集大成的一部巨著，也是第一部廣采西洋批評來譯注中國詩學的創新之作”。另，夏承燾在1948年9月17日的《天風閣學詞日記》中提到，“閱錢鐘書《談藝錄》，博聞強記，殊堪愛佩。但疑其書乃積卡片而成，取證稠疊，無優遊不迫之致。近人著書每多此病”。也算一家之言吧。
錢鍾書先生為我們留下了博大精深的學術和思想遺產，他是20 世紀中國學術的光榮和驕傲。近二三十年來，對錢先生的學術和思想的研究還是初步的。就我自己的閱讀經驗而言，隨著知識學養的積累和人生閱歷的豐富，每讀一次錢先生的著作就會有新的發現和體會。正如文藝批評中“說不盡的莎士比亞”，在中國的現代學術研究中，同樣會形成“說不盡的錢鍾書”。錢先生的學術和思想遺產必定會滋養一代又一代學人，顯示它的強大生命力。
終
話
不覺已談到深夜，我突然想起那篇《魔鬼夜訪錢鍾書先生》，便忍不住摘錄最後一段：
他不說了。他的淒涼佈滿了空氣，減退了火盆的溫暖。我正想關於我自己的靈魂有所詢問，他忽然立起來，說不再坐了，祝你晚安，還說也許有機會再相見。我開門相送，無邊際的夜色在等候著他。他走出了門，消溶而吞併在夜色之中，仿佛一滴雨歸於大海。
黃寶生/自述
2017年6月/59.00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下期預告：圍爐夜談│季羨林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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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篇是《〈管錐編〉與佛經》。錢先生的《管錐編》（全四冊）於1979 年8 月至10 月出全。這部學術巨著在中國學術界產生了強大的震撼力，第一版印刷了1 萬多套，很快就銷售一空。而對於我們這一代人文古典學養大多先天不足的青年人來說，要讀通這部著作也不是容易的。我曾經向錢先生表示：“要讀通你的這部著作，先要讀過許多書墊底。”雖然閱讀的難度不小，但我不願放過這個天賜的學習機會。我認真地將《管錐編》通讀了一遍。在閱讀過程中，著重領會錢先生的研究方法。此後，我也經常翻閱這部著作，尤其引起我興趣的是錢先生引用了不少佛經材料。1987 年，我想到可以仔細梳理一下錢先生在這部著作中是怎樣運用佛經材料的，於是，就以《〈管錐編〉與佛經》為題寫了這篇讀書劄記。我在文中指出“《管錐編》立足於中國十部古籍，以文藝學為中心，打破時空界限，貫通各門學科，將中國文化研究引入一個充滿無限生機的嶄新境界”。《管錐編》研究的範圍極廣，幾乎涉及人文科學的所有門類，內容博大，識見精深。鑒於這種情況，讀者完全可以根據自己的學力或學術興趣去讀《管錐編》。我這次便是選取比較文學的角度。比較文學在《管錐編》中無疑佔據重要地位，但遠不是它的全部。而在比較文學中，我又偏重考察錢先生對佛經材料的運用。
頗采“二西”的治學之道
早在中國比較詩學開山作《談藝錄》（1948）的序中，錢先生就已揭示他的文學研究宗旨和方法：“東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學北學，道術未裂。”“凡所考論，頗采‘二西’之書，以供三隅之反。”錢先生所說的“二西”之書指的是耶穌之“西”和釋迦之“西”，也就是西方著作和佛經。而從《談藝錄》和《管錐編》可以看出，錢先生對“二西”之書流覽之廣博，讀法之精細，令人驚歎不已。
記得文學所劉躍進老師說過：“社科院文學所很多古籍的借書卡上，至今仍只有錢鍾書一人的名字。”想想自己，買的書都沒讀過多少，更別提讀得透徹了，真是慚愧得要命……
比較文學這門學科行世百餘年來，其研究格式大致可以分為三類：影響研究、平行研究和科際研究，這三類研究在《管錐編》中都有充實的反映。我便以實例分別說明錢先生在這三類研究中如何運用佛經材料，最後，說明我從這三方面分述《管錐編》中與佛經有關的比較文學，也是出於釋氏所謂的“權巧方便”。其實，《管錐編》中的比較文學，這三方面經常是互相交叉融合的。錢先生學識淵博，繁征廣引，左右逢源，觸類旁通。他不僅打通東西方文學，打通人文學科，也打通比較文學自身。其根本目的是通過廣泛、深入而不拘一格的具體比較，探索人類共同的“文心”，建立科學的文學批評。
這篇文章發表在《外國文學評論》1988 年第1 期。錢先生讀到後，在托人捎給我的一封信中，對我的這篇文章做了肯定。信中寫道：“弟之苦心，為兄明眼人拈出，如彈琴者遇知音人矣！”當然，我知道這是錢先生的行文風格，是對晚輩的勉勵，我不敢沾沾自喜，忘乎所以。
另一次通信
我對錢鍾書先生始終懷抱敬仰的心情。先是讀了《宋詩選注》，後來又讀了《舊文四篇》《七綴集》《圍城》和《管錐編》——我一心想讀遍錢先生的著作。這裡可以順便提及我此前與錢先生另一次通信。那是在1984 年夏天，醫生診斷我得了甲狀腺瘤，要我住院開刀摘除，然後進行切片檢驗是否良性。這樣，我聽從醫生安排動了手術，最後檢驗的結果是良性。我和關心我的同事們都松了口氣。出院後，董衡巽告訴我說，錢先生和楊先生也很掛念我，打聽我的情況。於是，我給他們寫了封信報平安，信中也提及我想讀《談藝錄》，到中國科學院圖書館去借閱，卻已被別人借走。還有，新印的《寫在人生邊上》，書店也已售完。隨後，我收到錢先生托人捎來的親筆回信，是用毛筆書寫的。信中寫道：“頃得來函，欣悉奏刀後霍然病除，吉人天相，才子天佑，可喜可賀。”信中還附有一冊《寫在人生邊上》新印本，說這是他“欲以自存”的一冊，送給我。他還幽默地說：“《圍城》將第四次重印，想系最近智力測驗中考題之故。”他告訴我《談藝錄》增訂本即將出版，到時候也會送我一冊。這可以說是我出院後收到的一份寶貴的禮物。
作為學生或晚輩能收到自己打心眼裡敬佩的學者的親筆信和肯定，真是一件幸事啊。
您說到《宋詩選注》，當時在臺灣的胡適就看過這本書，他還在晚年回憶錄中說“注確實寫得不錯”呢。
高山仰止
錢鍾書先生是中國20 世紀的一位學術大師。他既從事文學創作（包括小說、散文和詩歌），也從事文藝學和人文學術研究，憑其天賦和勤奮，既精通中學，又掌握多種外語，精通西學。他對東西方文化典籍熟悉的程度，令人歎為觀止。可以說錢先生是東西方文化傳統共同孕育和造就的一位文化學術通才，他在文化學術研究中，“打通”古今中外，“打通”東西方文化，這種研究方法尤其值得我們重視和發揚。
從錢先生的文學創作和學術研究中可以看出，他始終關注世界和人類，關注社會和人生，絕非是一個躲進象牙塔的學究。即使你認為他看待社會和人生的目光冷峻，那也說明他是一位真正的智者。他能深刻揭示社會和人性中根深蒂固的病症，提供的是苦口的良藥。
老作家柯靈曾在《促膝閒話鍾書君》一文中這樣稱讚錢先生——他“站得高，望得遠，看得透，撒得開，靈心慧眼，明辨深思，熱愛人生而超然物外，洞達世情而不染一塵”。
錢先生的《談藝錄》和《管錐編》都採用劄記文體形式，這會引起一些人產生錢先生擅長考證而缺少理論的錯覺。其實，只要認真讀過這兩部著作，就會認識到錢先生的學術研究充分體現宏觀和微觀的結合，理論和實際的結合。因為脫離微觀的研究，宏觀的視野就會流於空疏。而缺乏宏觀的視野，微觀的研究就會流於瑣屑。理論和實際也是這樣一種辯證關係。錢先生的學術研究始終保持兩者的緊密結合，他所展現的微觀研究的精細和宏觀視野的廣闊以及融會貫通而達到的理論深度是令人欽佩的。
曹聚仁在《我與我的世界》（1972年）一書中說：“勝利以後，回到上海，讀了錢鐘書先生的《談藝錄》，才算懂得一點舊詩詞”；夏志清認為“錢著《談藝錄》是中國詩話裡集大成的一部巨著，也是第一部廣采西洋批評來譯注中國詩學的創新之作”。另，夏承燾在1948年9月17日的《天風閣學詞日記》中提到，“閱錢鐘書《談藝錄》，博聞強記，殊堪愛佩。但疑其書乃積卡片而成，取證稠疊，無優遊不迫之致。近人著書每多此病”。也算一家之言吧。
錢鍾書先生為我們留下了博大精深的學術和思想遺產，他是20 世紀中國學術的光榮和驕傲。近二三十年來，對錢先生的學術和思想的研究還是初步的。就我自己的閱讀經驗而言，隨著知識學養的積累和人生閱歷的豐富，每讀一次錢先生的著作就會有新的發現和體會。正如文藝批評中“說不盡的莎士比亞”，在中國的現代學術研究中，同樣會形成“說不盡的錢鍾書”。錢先生的學術和思想遺產必定會滋養一代又一代學人，顯示它的強大生命力。
終
話
不覺已談到深夜，我突然想起那篇《魔鬼夜訪錢鍾書先生》，便忍不住摘錄最後一段：
他不說了。他的淒涼佈滿了空氣，減退了火盆的溫暖。我正想關於我自己的靈魂有所詢問，他忽然立起來，說不再坐了，祝你晚安，還說也許有機會再相見。我開門相送，無邊際的夜色在等候著他。他走出了門，消溶而吞併在夜色之中，仿佛一滴雨歸於大海。
黃寶生/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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