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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長棟:匠心達古創恢弘——從王輝斌學術創新得到的啟迪

我與輝斌先生是上世紀九十年代結識的, 後來又一起參加過許多次學術研討會。 如果追索得更早, 則實際上早在1978年我們就曾一同參加過武漢大學唐宋文學專業的研究生考試,

我們還曾同赴武漢大學參加過當年的複試, 可以說, 幾十年來在學術上我們是共同走過了一個輝煌的時代。 而在這個輝煌的時代中, 輝斌先生較一般學者取得了更輝煌的成就, 以鶴立雞群來形容絲毫未過。 他在2007年時就已出版近20部著作, 發表了300多篇論文, 這至少可夠得上當今十幾名一般學者一輩子的工作量了!在學術上他所涉足的先秦直至元明清文學打通關的廣闊研究領域, 按照高校古典文學教學與研究的通常分段法, 至少也是一般人研究領域的四倍!而其研究品質, 誠如傅璿琮先生所言, “術有專攻”、“勇於探索”、“填補了某些方面的空白”;亦如眾多評論家所言之“探幽發微,
補苴罅漏”、“多元求是, 創新迭出”、“求新求是, 精益求精”、“獨具特色, 成就卓著”、“視角獨特, 新見迭出”、“洞幽燭微, 創見迭出”(參見《王輝斌學記》, 時代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版, 以下所引亦見此著)。 以一人之力能取得如此輝煌的成就, 就不能不引發我們去思考:究竟是什麼原因成就了輝斌先生的學術成功?廣大學者究竟可以從中得到怎樣的啟迪?弄淸這些問題, 對於廣大古代文學教學與研究者, 尤其是青年一輩來說, 是頗有裨益的。 就本人而言, 其中的答案, 大致可包括以下四個方面:

一 “身心氣骨自當強”——必須具有為實現遠大理想而自強不息的氣骨。

輝斌先生《步韻戲和李爭光教授贈詩》雲:“少小即經風與雨, 身心氣骨自當強。

”正是輝斌先生年輕時所經歷的風風雨雨, 特別是十年動亂中所經歷的非凡遭遇曆煉了他, 使之變得更加堅強。 在傳統文化荒漠期的1971年, 一部郭沫若的《李白與杜甫》, 竟然激起這位早就懷著李白研究之夢的年輕人的極大學術熱情, 他不僅排隊購買了這部書, 熟讀了這部書, 而且還由此書中沒有涉及將李白樂府詩的緣故, 而將李白樂府詩逐一翻譯和評說。 當1977年他買到了長期無法買到的新版《李太白全集》後, “而立”之年的他即將“而立”之志變成了具體的行志之舉——一個以李白研究為中心的研究計畫從此開始實施, 並因此而開啟了輝斌先生輝煌學術生涯的先河。 要知道, 他的這一系列學術動向, 全都發生在中國學術界思想尚未解凍的文革時期或後文革初期,
那時搞學術研究, 動輒有飛來的“封資修”帽子, 後又有“兩個凡是”的難越雷池, 這些在思想政治上都是很容易致人傷痛或置人於危險境地的。 然而, “咬定青山不放鬆”的輝斌先生, 卻偏偏走定了這條並不為人們所看好的不歸之路。 為實現理想而自強不息的錚錚鐵骨, 使之“鑿壁驚三舍”, 發奮刻苦, 堅定不移地走上“春蘭秋菊常相系, 故紙堆中論短長”(《步韻戲和李爭光教授贈詩》)的漫漫學術之路。

幾十年過去了, 輝斌先生出版的著作和發表的論文已經可以堆成一座小山了。 休說這些都是嘔心瀝血、凝神聚氣的智慧結晶, 即使僅將之全部抄錄一遍, 也夠一個常人若干年的工作量!如果沒有對理想的執著追求,

沒有“身心氣骨當自強”的精神力量支撐, 沒有以吃苦耐勞為樂的超常毅力和工作習慣, 是休想完成如此繁重的研究任務的。 有些人在量上即算可以濫竽充數, 但在質上是絕對無法達到輝斌先生那樣的境地的。 因此, 我們從輝斌先生身上得到的最大最重要的啟示, 就是既要像輝斌先生那樣立宏偉遠大之志, 又要像輝斌先生那樣在行志時有自強不息的氣骨, 即堅韌不拔、持之以恆的毅力, 吃苦耐勞、不怕犧牲的衝力, 不怕失敗、不懼譏誚的心力。 這既是構成輝斌先生學術人格的核心, 又是我們許多未經文革歷練的新一代研究家們所缺乏的“原動力”, 因而也便是最值得我們去學習並努力具備的一個極具學術潛力的要素。

二 “君子固窮何所畏”——必須具備不為名利所惑而堅定不移走學術正道的品德。

新一代的研究家們思想活躍,敢想敢幹,自有他們所固有的長處,然而,市場經濟時代成長起來的他們,也很容易為金錢和名利所誘惑。學術腐敗既體現在高校一些集行政、教學與科研於一肩的人員身上,也體現在不少一般教學和科研人員身上。他們認為當教師搞科研發不了財,總感到面對社會上的大款們自慚形穢,無地自容,所以有些人便一邊教書一邊做生意,有些人即使搞教學和科研也只是為了錢,還有的出了一本書上了職稱後便一勞永逸,不再搞科研了。更有甚者,寫論文出著作竟然不講道德地到處剽竊、抄襲,就是不願自己下功夫獲取成果。而這一切的背後,都隱藏著一個念頭:當教師搞科研辛苦勞累而又獲利甚微,不如撈點外快來得實在,不如剽竊、抄襲得來得輕鬆自在,也不如捨棄科研的辛苦勞累而可以保命健在。輝斌先生的看法和做法則與此截然不同,他在《贈友人》一詩中雲:“君子固窮何所畏,赤誠盡在桃李中。”該詩還借對友人的鼓勵,表達了對“詩書滿腹兩袖風”的風清氣正精神的極力推崇和讚賞。其實,這也是他自身不慕金錢名利、潛心學術研究之浩然正氣的真實寫照。

現實生活中的王輝斌,幾十年來就是按照他自己所信守的人生諾言來踐行的。在輝斌先生為自己所設計的人生路線圖中,有的只是學術上分階段實施的精心策劃,而無半點謀取個人私利的小算盤。“君子固窮”,“窮”的含義不僅只是物質財富的匱乏,也包括個人命運和出路的困窘。我雖對輝斌先生所遭遇的其他困境不太瞭解,但一個十分現實的困境是一直明擺在他面前的,這就是他一直長期任職於既非重點大學,又非處於大都市的地方性一般高校,平臺的層次決定了他必將付出較大都市之重點大學的研究家們更多的艱辛和努力。無論是學術資料和資訊的獲得,國家和省部科研課題的申報,科研論文的發表與學術著作的出版,各種學術研討會議的參加,乃至學術信用度的確認和學術權威性的樹立,都會不同程度地受到所處院校平臺高低的制約,有時甚或還會陷入某種窘境。然而,輝斌先生並不在乎這些令其“固窮”的平臺處境,他正好借處於地市院校這相對安靜而偏僻的環境,潛心於學問,這反而使他避開了因名校之聲名而帶來的不必要干擾和煩惱,如同當年諸葛亮隱居隆中,孟浩然隱居峴山,更使他作全身心的學術修煉。遠離物欲刺激的輝斌先生,雖然兩袖清風,但卻換來了“盡在桃李中”與“滿腹詩書”的無價回報。可以說,正是金錢和名利的“固窮”,促成了物質財富並不富裕的輝斌先生,變成了教學和科研成就上的“富豪”,而這樣的“富豪”才稱得上當代真正的“君子”,—即毛澤東所稱讚的“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在今天當然更是一個大益於國家、民族和人民的人。我想,那些身為教師和研究人員卻不敬業於教學和科研,心有旁騖地做著發財夢並做著發財事的先生們,即使你腰纏萬貫,在輝斌先生這樣的學術“富豪”面前,也只能堪稱學術事業和精神生活的“貧窶”了!

三 “四海文章一攬中”——必須博覽群書而具備通觀全域、連貫思維的宏觀學術眼光。

如果說,前面兩點講的只是有關輝斌先生學術動力的啟示,那麼,作為一個學術大師,輝斌先生在學術研究方法上更有著許多令人認真思索的奧妙。做學問的一般方法當然是由點及面,逐步鋪開,輝斌先生其實也是由對李白的研究而逐漸擴及孟浩然、杜甫、王維等,然後再達于整個唐代這個“面”的。然而遺憾的是,大多數研究家的學術之路幾乎都會到這個“面”便就此而止。在高校教學古代文學的分段法制約下,大都認為不侵犯別人的學術“領地”是天經地義的;或者認為搞通一個段的文學都不容易,還去搞別的段又何必,於是就將自己箍死在一塊狹小的天地。有的小到只是一個課題的一個小小的側面,卻已心滿意足,不再關心任何其他的學術資訊。這些長期固步自封於一個小天地的先生們,應該從輝斌先生的弘闊學術觸覺和視野中吸取靈感,並得到啟發。輝斌先生于1986年在貴陽編審《中國古代文學史》後,對於古代文學研究者所應具備的廣博知識視野和宏觀學術眼光有了更深的體會,其《貴陽贈別》一詩雲:“築城把酒石門淚,四海文章一攬中。”正是流覽來自各地的文學史書稿,使他更堅信博覽群書、增進對各史段文學的瞭解,是一個古代文學研究家所必備的素質。他在《咬定青山不放鬆》一文中說:“雖然,做學問講究‘專’,但在以竹刻為文本讀物的漢代,主張‘通一經’是極可理解的,但在科學技術高度發達、各種文獻資料已幾乎全部‘光碟化’與‘網路化’、電腦寫作已進入‘尋常百姓家’的今天,對‘通一經’這一因漢人而流傳下來的‘古訓’,顯然就值得反思了。”他還引用臺灣政治大學唐翼明教授的話,將“通一經”現象下產生的“博士”,戲稱為“窄士”,而“博導”則被戲稱為“窄導”。正是基於新時代現代化的研究條件,輝斌先生于1993年做出了自己可以文學史打通關的判斷,並將之付諸以後學術研究的實踐。輝斌先生所謂的打通關,“並非是指如文學史之類著作的純敘述性文編寫,而是屬於一種朝代相接、專題性較強的縱向研究,即以每一個朝代或幾個相近朝代的文學為單元,串珠似的將文學史上的這些‘單元文學’進行逐一研究”(《咬定青山不放鬆》)。因此,這是一種科學的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按照這一方法,哪怕你研究的只是某一看似較小的課題,但如果有了宏觀視野,有了發展的眼光,將之置於文學史的漫長歷程中加以動態化研究,就可以有更多實質性的新發現,就可以在僵死凝固的某個點或側面發現活著的基因。而這,是只有博覽與此點或此側面前後相關的史籍與資料才能實現的。這一充滿智慧的宏觀研究法,對於有志者來說看似難而實則易,對於缺乏志向的人來說就只是看似易而實則難了。那些有志于古代文學研究的人們,我們何不都來一試?

四 洞幽燭微出新見——必須對研究物件具有敏銳感知、準確分析判斷乃至確切考證的微觀研究能力。

其實,宏觀研究還需靠微觀研究作基礎才能最終實現。輝斌先生的宏觀大學問,都是建立在微觀研究的不斷累積基礎上的。關於這點,輝斌先生在他的著述中多有敘述。例如當他談到《唐代詩人婚姻研究》一書時,就說過全書是本著“先微觀再宏觀”這一研究模式的,即“先選取若干代表性的詩人進行個案研究,以弄淸他(她)們各自包括子女在內的婚姻史況,然後再藉之以進行宏觀的理論分析”(參見蕭蘭英《洞幽燭微 創見迭出》一文)。而此書的個案研究中,就包括了從陳子昂、王維、李白直至李商隱、杜牧、皮日休等有唐一代眾多詩人婚姻狀況的扎實考證。一般來說,考證中所涉及的史料常繁雜紊亂,或相互矛盾,或真假難辨,或前後難續,是既需要有實事求是的精神,又需要有較強邏輯辯證能力的。但若能在幽微難明中憑可靠史料而得出不同前人的新結論,則又是難能可貴的以舊創新。蕭蘭英女士評輝斌先生該著的大標題為《洞幽燭微 創見迭出》,小標題則謂“立足史實,勇立新論”、“思維敏銳,絕處逢春”,可見輝斌先生的微觀考證能力是何等地強勁與過硬。除了考證,輝斌先生在作家作品研究的每一個環節,都有著扎實研究的基本功,就猶如一個全能武士的十八般武藝樣樣在行一樣。正是因為有著這多樣而又扎實的微觀研究能力,才使得輝斌先生築起了打通關的宏觀研究之大廈。我以為,有志于古代文學宏觀研究的年輕後生們,都應該好好練就你們扎實的基本功。欲成就你們更宏偉的古代文學事業,就得向輝斌先生學習,先從加強自身的微觀研究能力開始。

(本文選 自黃山書社2016年版《王輝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第53—59頁)

二 “君子固窮何所畏”——必須具備不為名利所惑而堅定不移走學術正道的品德。

新一代的研究家們思想活躍,敢想敢幹,自有他們所固有的長處,然而,市場經濟時代成長起來的他們,也很容易為金錢和名利所誘惑。學術腐敗既體現在高校一些集行政、教學與科研於一肩的人員身上,也體現在不少一般教學和科研人員身上。他們認為當教師搞科研發不了財,總感到面對社會上的大款們自慚形穢,無地自容,所以有些人便一邊教書一邊做生意,有些人即使搞教學和科研也只是為了錢,還有的出了一本書上了職稱後便一勞永逸,不再搞科研了。更有甚者,寫論文出著作竟然不講道德地到處剽竊、抄襲,就是不願自己下功夫獲取成果。而這一切的背後,都隱藏著一個念頭:當教師搞科研辛苦勞累而又獲利甚微,不如撈點外快來得實在,不如剽竊、抄襲得來得輕鬆自在,也不如捨棄科研的辛苦勞累而可以保命健在。輝斌先生的看法和做法則與此截然不同,他在《贈友人》一詩中雲:“君子固窮何所畏,赤誠盡在桃李中。”該詩還借對友人的鼓勵,表達了對“詩書滿腹兩袖風”的風清氣正精神的極力推崇和讚賞。其實,這也是他自身不慕金錢名利、潛心學術研究之浩然正氣的真實寫照。

現實生活中的王輝斌,幾十年來就是按照他自己所信守的人生諾言來踐行的。在輝斌先生為自己所設計的人生路線圖中,有的只是學術上分階段實施的精心策劃,而無半點謀取個人私利的小算盤。“君子固窮”,“窮”的含義不僅只是物質財富的匱乏,也包括個人命運和出路的困窘。我雖對輝斌先生所遭遇的其他困境不太瞭解,但一個十分現實的困境是一直明擺在他面前的,這就是他一直長期任職於既非重點大學,又非處於大都市的地方性一般高校,平臺的層次決定了他必將付出較大都市之重點大學的研究家們更多的艱辛和努力。無論是學術資料和資訊的獲得,國家和省部科研課題的申報,科研論文的發表與學術著作的出版,各種學術研討會議的參加,乃至學術信用度的確認和學術權威性的樹立,都會不同程度地受到所處院校平臺高低的制約,有時甚或還會陷入某種窘境。然而,輝斌先生並不在乎這些令其“固窮”的平臺處境,他正好借處於地市院校這相對安靜而偏僻的環境,潛心於學問,這反而使他避開了因名校之聲名而帶來的不必要干擾和煩惱,如同當年諸葛亮隱居隆中,孟浩然隱居峴山,更使他作全身心的學術修煉。遠離物欲刺激的輝斌先生,雖然兩袖清風,但卻換來了“盡在桃李中”與“滿腹詩書”的無價回報。可以說,正是金錢和名利的“固窮”,促成了物質財富並不富裕的輝斌先生,變成了教學和科研成就上的“富豪”,而這樣的“富豪”才稱得上當代真正的“君子”,—即毛澤東所稱讚的“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在今天當然更是一個大益於國家、民族和人民的人。我想,那些身為教師和研究人員卻不敬業於教學和科研,心有旁騖地做著發財夢並做著發財事的先生們,即使你腰纏萬貫,在輝斌先生這樣的學術“富豪”面前,也只能堪稱學術事業和精神生活的“貧窶”了!

三 “四海文章一攬中”——必須博覽群書而具備通觀全域、連貫思維的宏觀學術眼光。

如果說,前面兩點講的只是有關輝斌先生學術動力的啟示,那麼,作為一個學術大師,輝斌先生在學術研究方法上更有著許多令人認真思索的奧妙。做學問的一般方法當然是由點及面,逐步鋪開,輝斌先生其實也是由對李白的研究而逐漸擴及孟浩然、杜甫、王維等,然後再達于整個唐代這個“面”的。然而遺憾的是,大多數研究家的學術之路幾乎都會到這個“面”便就此而止。在高校教學古代文學的分段法制約下,大都認為不侵犯別人的學術“領地”是天經地義的;或者認為搞通一個段的文學都不容易,還去搞別的段又何必,於是就將自己箍死在一塊狹小的天地。有的小到只是一個課題的一個小小的側面,卻已心滿意足,不再關心任何其他的學術資訊。這些長期固步自封於一個小天地的先生們,應該從輝斌先生的弘闊學術觸覺和視野中吸取靈感,並得到啟發。輝斌先生于1986年在貴陽編審《中國古代文學史》後,對於古代文學研究者所應具備的廣博知識視野和宏觀學術眼光有了更深的體會,其《貴陽贈別》一詩雲:“築城把酒石門淚,四海文章一攬中。”正是流覽來自各地的文學史書稿,使他更堅信博覽群書、增進對各史段文學的瞭解,是一個古代文學研究家所必備的素質。他在《咬定青山不放鬆》一文中說:“雖然,做學問講究‘專’,但在以竹刻為文本讀物的漢代,主張‘通一經’是極可理解的,但在科學技術高度發達、各種文獻資料已幾乎全部‘光碟化’與‘網路化’、電腦寫作已進入‘尋常百姓家’的今天,對‘通一經’這一因漢人而流傳下來的‘古訓’,顯然就值得反思了。”他還引用臺灣政治大學唐翼明教授的話,將“通一經”現象下產生的“博士”,戲稱為“窄士”,而“博導”則被戲稱為“窄導”。正是基於新時代現代化的研究條件,輝斌先生于1993年做出了自己可以文學史打通關的判斷,並將之付諸以後學術研究的實踐。輝斌先生所謂的打通關,“並非是指如文學史之類著作的純敘述性文編寫,而是屬於一種朝代相接、專題性較強的縱向研究,即以每一個朝代或幾個相近朝代的文學為單元,串珠似的將文學史上的這些‘單元文學’進行逐一研究”(《咬定青山不放鬆》)。因此,這是一種科學的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按照這一方法,哪怕你研究的只是某一看似較小的課題,但如果有了宏觀視野,有了發展的眼光,將之置於文學史的漫長歷程中加以動態化研究,就可以有更多實質性的新發現,就可以在僵死凝固的某個點或側面發現活著的基因。而這,是只有博覽與此點或此側面前後相關的史籍與資料才能實現的。這一充滿智慧的宏觀研究法,對於有志者來說看似難而實則易,對於缺乏志向的人來說就只是看似易而實則難了。那些有志于古代文學研究的人們,我們何不都來一試?

四 洞幽燭微出新見——必須對研究物件具有敏銳感知、準確分析判斷乃至確切考證的微觀研究能力。

其實,宏觀研究還需靠微觀研究作基礎才能最終實現。輝斌先生的宏觀大學問,都是建立在微觀研究的不斷累積基礎上的。關於這點,輝斌先生在他的著述中多有敘述。例如當他談到《唐代詩人婚姻研究》一書時,就說過全書是本著“先微觀再宏觀”這一研究模式的,即“先選取若干代表性的詩人進行個案研究,以弄淸他(她)們各自包括子女在內的婚姻史況,然後再藉之以進行宏觀的理論分析”(參見蕭蘭英《洞幽燭微 創見迭出》一文)。而此書的個案研究中,就包括了從陳子昂、王維、李白直至李商隱、杜牧、皮日休等有唐一代眾多詩人婚姻狀況的扎實考證。一般來說,考證中所涉及的史料常繁雜紊亂,或相互矛盾,或真假難辨,或前後難續,是既需要有實事求是的精神,又需要有較強邏輯辯證能力的。但若能在幽微難明中憑可靠史料而得出不同前人的新結論,則又是難能可貴的以舊創新。蕭蘭英女士評輝斌先生該著的大標題為《洞幽燭微 創見迭出》,小標題則謂“立足史實,勇立新論”、“思維敏銳,絕處逢春”,可見輝斌先生的微觀考證能力是何等地強勁與過硬。除了考證,輝斌先生在作家作品研究的每一個環節,都有著扎實研究的基本功,就猶如一個全能武士的十八般武藝樣樣在行一樣。正是因為有著這多樣而又扎實的微觀研究能力,才使得輝斌先生築起了打通關的宏觀研究之大廈。我以為,有志于古代文學宏觀研究的年輕後生們,都應該好好練就你們扎實的基本功。欲成就你們更宏偉的古代文學事業,就得向輝斌先生學習,先從加強自身的微觀研究能力開始。

(本文選 自黃山書社2016年版《王輝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第53—5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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