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在《買〈小學大全〉記》中談論到當時的書價：“線裝書真是買不起了。 乾隆時候刻本的價錢， 幾乎等於那時的宋本。 明版小說， 是五四運動以後飛漲的；從今年起， 洪運怕要輪到小品文身上去了。 至於清朝禁書， 則民元革命後就是寶貝， 即使並無足觀的著作， 也常要百餘元至數十元。 ”
現代學者與琉璃廠書肆之間的關係， 並不都是其樂融融的。 琉璃廠畢竟是個商業場所， 商人所謀者利， 決不做賠本的買賣。 而學者大抵還是清寒之輩， 於是商業和文化就不可避免地起了衝突。
自乾隆以來， 琉璃廠書肆的特色就是“學者按圖索驥，
辛亥以還， 達官武人豪于資， 雅慕文墨， 視蓄書亦為揮霍之一事。 而海外學者提倡東方文化， 自大學圖書館以逮私人， 所需無限量， 就地之書不足給， 於是搜書之客四出， 始直隸、河南、山東、山西、次江、浙、閩、粵、兩湖， 又次川、陝、甘肅， 各省域中， 先通都大邑， 次窮鄉僻壤， 遠者歲一往返， 近者歲三四往返。
下這麼大的工夫和本錢， 當然是指望搜回來的書能大賺一筆。 不過舊書與新書不同，
一九二四年徐世昌柄公前後， 主編晚晴簃詩匯時， 廣為搜集清人詩集， 而當時一般附庸風雅之人， 爭相購取， 書價乃隨之陡增。
民國三四年間， 袁世凱盜國， 其子克文廣購宋槧精本， 於是宋板書籍， 價值奇昂， 而嗜此者乃風靡一時。
北京圖書館成立後， 在民國十五六年間， 極力搜集清代禁書， 書價亦遂因之而漲。
日本人喜研究漢文書籍， 民國二十年左右， 東方文化委員會搜購經史考據之書， 即如皇清經解， 所購動至數十部， 書賈動至數十部， 書賈因而大飽欲壑， 而國粹外流， 至可痛惜也。
小說戲曲之書， 民初值甚廉，
民國二十年前後， 北京圖書館、燕京大學出重資購取明清兩代地方誌；私家如張國淦、任鳳苞， 亦不惜重資收買。
地方誌最初由日本人來購求時價極廉， 一羅（一手杖的高度）才賣一銀元， 後來學風轉移， 大家越來越重視， 價格登時騰貴， 到1935年， 一部《香河縣誌》就能賣80元。 著名學者的提倡也能左右琉璃廠的價格， “胡適之先生談了談‘傳記文學’， 談到汪輝祖的《病榻夢痕錄》， 《夢痕錄》立刻漲價， 林語堂先生表表袁中郎， 《中郎集》又漲起。 ” 魯迅在《買〈小學大全〉記》中談論到當時的書價：“線裝書真是買不起了。 乾隆時候刻本的價錢， 幾乎等於那時的宋本。 明版小說， 是五四運動以後飛漲的；從今年起， 洪運怕要輪到小品文身上去了。
《病榻夢痕錄》
這樣一來， 書價對於購書者的壓力就越來越大。 有力如胡適之者， 一逢到年節， 也不免在日記裡哭窮：“這兩天共還書店債乙百貳十元，
劉半農
審自五月至年莫，凡八月間而購書百六十餘元，然無善本。京師視古籍為骨董，唯大力者能致之耳。今人處世不必讀書，而我輩複無購書之力，尚複月擲二十余金，收拾破書數冊以自怡說，亦可笑歎人也。
朱自清為了買一本14元的新版韋伯斯特大字典，當掉了結婚時候父親給做的一件紫毛水獺領大氅； 吳虞家人來信，反復強調“在京可少買書”，理由是“恐馬路不成運回時費力至巨”，但是真實原因是同信提及的家中“余錢不過二十餘元，如有錢，希從速寄數十元回家。”所以吳虞讀後“殊深感歎”。 周作人稱自己買書“大約十元以內的書總還想設法收買，十元以上便是貴，十五元以上則是很貴了”，劉大傑《春波樓隨筆》稱生平有五恨，其中便是“古書價昂”。 難怪潘際雲的這首絕句，會成為琉璃廠詩文中“最受讚揚和常被引用的”：“細雨無塵駕小車，廠橋東畔晚行徐。奚童私向輿夫語，莫典春衣又買書。”
朱自清
劉半農
審自五月至年莫，凡八月間而購書百六十餘元，然無善本。京師視古籍為骨董，唯大力者能致之耳。今人處世不必讀書，而我輩複無購書之力，尚複月擲二十余金，收拾破書數冊以自怡說，亦可笑歎人也。
朱自清為了買一本14元的新版韋伯斯特大字典，當掉了結婚時候父親給做的一件紫毛水獺領大氅； 吳虞家人來信，反復強調“在京可少買書”，理由是“恐馬路不成運回時費力至巨”，但是真實原因是同信提及的家中“余錢不過二十餘元，如有錢，希從速寄數十元回家。”所以吳虞讀後“殊深感歎”。 周作人稱自己買書“大約十元以內的書總還想設法收買，十元以上便是貴，十五元以上則是很貴了”，劉大傑《春波樓隨筆》稱生平有五恨，其中便是“古書價昂”。 難怪潘際雲的這首絕句，會成為琉璃廠詩文中“最受讚揚和常被引用的”：“細雨無塵駕小車，廠橋東畔晚行徐。奚童私向輿夫語，莫典春衣又買書。”
朱自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