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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童原名童忠貴， 莫言原名管謨業， 依此推斷， 余華也該有個真名， 但事實上， 我錯了， 余華這個名字， 真的不能再真。
1960年春天， 余華在浙江杭州出生， 父親祖籍山東， 母親是紹興人， 二人最初在杭州安家， 三歲時， 余父被調往嘉興市海鹽縣任外科醫生， 余華才隨父全家遷移至海鹽縣。
我在網上搜了搜“海鹽”這地方， 給出的詞條， 十個有九個與錢塘江大潮有關， 剩下的一個說海鹽這地方多出文化名人， 金庸徐志摩余華這三人是老鄉， 事實上， 這是謬誤， 金庸與徐志摩祖籍是海寧，
在海鹽， 余華開啟了他的童年生涯。 和那個年代的大多數家庭一樣， 父母由於工作繁忙， 沒法帶孩子， 於是他們發明了一種讓孩子“自己帶自己”的方式， 這種方式主要特點是將鑰匙懸掛在孩子脖子上， 如果家裡有兩個孩子， 就讓大的看著小的， 余華就是在這種父母缺席的童年中長大的， 在他們還小的時候， 父母沒法給他們鑰匙， 他和哥哥經常被反鎖在家裡， 兩個孩子就扒在窗戶上觀察來來往往的行人， 這是余華人生初期的遊戲之一。
因為父母都在醫院工作， 余華時常往醫院跑， 他在醫院裡遊來蕩去， 很快將醫院每個角落摸清了， 無聊時， 他坐在板凳上等父親， 等來等去， 通常會等到一個穿血衣的人——余父是外科醫生， 白大褂上常年沾滿血跡， 還習慣邊走路邊摘下沾滿鮮血的手套。
作為醫生之子， 余華從小就見慣了生離死別， 成年後， 他習慣使用“刀刀見血”的文字， 有人形容——“那些字句有一種難以言說的殘忍”。 余華念小學四年級時， 全家搬到了醫院職工宿舍，
有人用三個詞概括了余華的童年經驗——“孤獨/死亡/大字報”， 當然， 這也可以說是六十年生人的集體經驗， 他們就生活在那樣荒謬入骨的時代。 余華升入海鹽中學後， 漸漸迷戀上了大字報， 每天放學回家的路上， 他總要在大字報前駐足觀看， 並反復推演其中的文學手法——虛構、誇張、比喻、諷刺.......和那個年代所有年輕人一樣， 大字報和紅色文學是余華的主要文學啟蒙。
在那個讀書無用論年代， 也沒有文學的位置， 語文課裡唯一殘存的文學氣息來自魯迅， 余華後來在一篇散文裡寫道“我在小學一年級的時候， 十分天真地認為：全世界只有一個作家名叫魯迅， 只有一個詩人名叫毛澤東。 ”就是在那樣匱乏的年代， 正值青春期的余華創作欲無處發洩， 他開始嘗試將音樂與文學結合——將魯迅的《狂人日記》譜寫成音樂。
中學畢業後， 余華參加了文革後恢復的第一次高考， 結果是——落榜， 這下他徹底沒了別的選擇， 三月， 由父母安排， 余華成為了海鹽縣武原鎮衛生院的一名牙科醫生， 他當然不喜歡那份工作， 後來他說“每天八小時的工作， 一輩子都要去別人的口腔， 這時世界上最沒有風景的地方。 ”
這時的余華年少氣盛， 工作間隙時， 他時常坐在窗口邊看對面文化館的人進進出出， 看久了就心癢了， 他開始明白——文化館和衛生院是截然不同的兩個地方， 前者輕鬆有趣， 後者乏味沉悶， 對於一個二十多歲的年輕人來說， 沒有什麼比無趣更慘了， 余華想， 他得想辦法到文化館去上班。
進入文化館的工作人員必須會一門文藝特長， 而余華只會研究牙齒，就是在那個時候，他被生活逼入了死胡同，打算棄醫從文，和魯迅那種為國為民的崇高氣節不同，余華的想法很單純——他不想再做牙醫了，文化館上班時間自由，不需要屁股八小時黏在同一張板凳上。
為了進文化館，余華將上班之外的所有時間都奉獻給了文學，那時他經常呆在虹橋新村26號那間自己的臨河小屋中憋稿子，也就是在同一時間，他和精神上的文學偶像川端康成相遇了，開始學習川端康成對細節的琢磨與表達。閒暇時，他也開始與當地文學圈的年輕人交朋友，交換投稿與閱讀經驗。
1983年，余華在《西湖》雜誌發表了短篇處女作《第一宿舍》，小說講的是一家醫院裡的宿舍樓，很顯然，故事取材于余華個人的真實經歷，他在小說開頭寫——“這家醫院和這幢樓一樣，都已有六十年歷史，如今全院所有進修、實習醫生全擠在樓上。樓下是醫院托兒所，與太平間隔路相望。”雜誌裡還綴上了余華的個人簡介——“男，22歲，在海鹽縣武原鎮衛生院工作。本文是處女作。”
在此之前，余華也和所有青年小說家一樣，“享受”過不少退稿待遇，他成名後說“那些發表在雜誌上的並不比我寫得好，為什麼他們能發而我不能。”傳統文學雜誌就是這樣一個壁壘森嚴的圈子，年輕小說家輕易闖不進去，大多發表位置讓給了各省市文聯的人，但只要發表一次，就等於給自己蓋了個戳，發表了處女作後，余華打上了雞血，陸續收到許多用稿通知，這其中，來自《北京文學》的肯定最為重要，對方雜誌編委邀請他赴京改稿，這給了年輕的余華以信心。
攝影師肖全鏡頭下的余華
1986年春，余華赴北京西直門上園飯店參加《北京文學》的筆會，那時，他已經成功進入夢寐以求的海鹽縣文化館，負責《海鹽文藝》的編輯工作。在席間，余華將自己的新作《十八歲出門遠行》交給著名文學評論家李駝審讀，李陀看完後說：“你已經走到了中國當代文學的最前列了。”那一年，余華27歲，李陀的話讓他膽子越來越大，接下來，他又在《北京文學》發表《十八歲出門遠行》和《西北風呼嘯的中午》，同時又在《收穫》發表《四月三日事件》和《一九八六年》。
上世紀八十年代是文學期刊的輝煌時光，文學圈內有一句話是，如果你在《收穫》上發表三部小說，就意味著你已成為一名真正的作家，《收穫》成為了余華文學生涯的轉捩點，也正是由於著名文學期刊的肯定，余華一躍成為著名先鋒小說家，並被魯迅文學院看重，吸納進了創作研究生班學習，與他同期的同學還有日後的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莫言。
當然，一個充斥著文藝青年的圈子，總是不免出現各種各樣的花邊新聞，人們在談文學談藝術談理想談人生時，通常也可以順帶談個戀愛，也就是在那時，余華認識了來自重慶的女詩人陳虹，當時的余華，是已婚身份，有個小他五歲的貌美妻子，妻子是他在海鹽縣文化館認識的年輕越劇演員，可以想像——一個從小地方到首都來的年輕人，如何在發酵的氛圍裡，漸漸感到自己與曾經的故鄉和生活越來越遠，陳虹的見識與學識令余華大開眼界，兩人聊來聊去，一下就產生了相見恨晚之感。
在魯院學習期間，余華一邊接觸包括瑪律克斯、福克納、胡安·魯爾福等大量現代作家的經典作品，一邊創作了一大批先鋒式的中短篇小說。在那段時間內，他發表了《此文獻給少女楊柳》、《往事與刑罰》、《鮮血梅花》等一批極具先鋒意味的中短篇小說，並被嘉興文聯看重，成為了《煙雨樓》的編輯。
三十歲，對大部分作家來說，還是他們寫作的嬰兒期，但對於余華來說，三十歲的到來，標誌著他已經完全進入成熟且成功的小說家行列——31歲，余華出版了第一部小說集《十八歲出門遠行》；32歲，出版了第二部小說集《偶然事件》，同年8月，他與第一任妻子離婚；33歲，余華與作家班同學陳虹結婚，受聘為浙江文學院合同製作家，並在《收穫》發表重要長篇小說《活著》，後由長江文藝出版社出版。
在三十歲的最初幾個年頭，余華走上了自己個人小說創作史的巔峰，接下來，整個中國的人都等著他寫出超越《活著》和《許三觀賣血記》的作品，但其後十年，余華在小說創作上銷聲匿跡，轉而去寫雜文隨筆去了，這十年，余華的名字不但沒有被人遺忘，反而被傳播到了全世界各地，余華的小說被翻譯成多國語言，他的名字幾乎成為了一張全新的中國名片。
不寫小說的時候，余華就寫隨筆，也是因了這個原因，他與後來的凡客總裁陳年相識，當時陳年也是個徹頭徹尾的文學青年，為《北京青年報》寫稿，同時也是報紙記者，他奉命去採訪余華，整個採訪過程誠懇而緊張，陳年視余華為文學偶像，而余華那時還沒明白到底該怎麼做個偶像，於是採訪進行到一半的時候，他把陳年扔進一個漆黑小房間，又將巴赫的唱片放進了唱片機，隨後轉身離去，半小時後，他再度進入房間，問一臉懵的陳年——“你覺得巴赫的音樂怎麼樣？”
在那個紙媒火熱的年代，《北京青年報》的影響力再度令余華走上名氣高峰，他兒子的幼稚園老師甚至親自登門造訪問是否可以幫助他的兒子上小學，那時候，余華時常就從五棵松騎上一個小時的自行車到北京大學，和陳年等文學青年討論文學，他言語中不乏自信——“我始終認為我走在中國文學的最前列。”
興許是偶像包袱太重，從三十三歲到四十三歲，余華再也沒有發表過任何一篇小說，簡直陷入了傳說中的“巴托比症候群”，不寫，或許有兩個原因——一是因為寫不出超越自己的作品；二是因為，如果沒有寫出神作，地位就不保了，他那時已經是一個孩子的爸爸了，養家糊口，帶領全家過上好生活是他更需要考慮的事情。
余華的兒子叫“漏漏”，據說這個名字有“漏網之魚”的意思，孩子的到來完全是一個意外。與余華結婚之後，詩人陳虹似乎也不再有精力創作作品，她轉而變為一心一意支持余華創作的家庭主婦——她好像在賭什麼，賭余華會成為不朽的作家。
三十三歲到四十四歲，寫作的黃金十年，余華僅有隨筆產出，他的名氣越來越大，外界對他的期待也就越來越高，這十年，中國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新一代的年輕小說家已經完全不滿於體制內的創作，也有些鄙視傳統文學期刊，他們甚至玩起了割裂，公然與各大刊物叫板。
《收穫》編輯程永新在一篇隨筆裡寫——“他們在九十年代後期，糾集一批剛剛學習寫作的新人搞了個“斷裂”，為了表示對現狀不滿，為了表示一種姿態，他們罵了很多東西，但是不應該罵《收穫》。就像莫言說的那樣，他們反對的很多東西也是我們所反對的。這是我很多年裡，第一次正面談這件事。那時的韓東和朱文從社會底層拱出來，內心比較壓抑，對此我能夠理解。其實說穿了，他倆就是嫌自己還不夠有名。他們倆喜歡來事，卻又缺乏搞運動的素質。”
余華那波先鋒作家的成名與主流文學刊物與媒體的推動不無關係，在此之後，區區數十年，時代發生巨變，文學刊物漸漸式微，各類新媒體出現，電影和遊戲等新的娛樂方式取代了閱讀，隨著傳統媒體的沒落，純文學也進入了尷尬的境遇，與此相對的是韓寒郭敬明等八零後作家以青春小說吸引了大批粉絲。
儘管傳統文學進入了一個不尷不尬的時代，但余華的影響力仍舊毋庸置疑。2005年，余華的小說《兄弟》的上半部出版，成為了一個顯著文化事件，許知遠跑去採訪他，這時候的余華已經不再青澀，他已經去過世界很多地方，接受過無數採訪，是一個胸有成竹的名人了，他不再像當年面對陳年那樣局促不安，在新書上市的四個星期，他已經去了四個城市，接受了數不清的重複採訪——余華幾乎變成了一個標準意義上的現代小說家，他不再恐懼媒體的聚光燈，也不再害怕暴露在主流的視線內，他已經完全清楚應該如何包裝自己，也知道應該如何談論他的作品。
那個時候網路已經完全發達，余華每天都在當當和新浪查看別人對他新書的評價，網友負面評價不少，但這並沒有阻止《兄弟》的大賣，正如上海作家陳村所言，“余華不怕你們黑他，《兄弟》就是負面評論推動大賣。在余華保持七年磨一劍的同時，同為先鋒作家的蘇童則保持著穩定的輸出節奏——三年一部長篇，每年幾個短篇，但《蛇為什麼會飛》《碧奴》《河岸》的口碑，也遠不能和他早年的名作相提並論。
這時我不禁想起一首歌，歌裡唱：“誰能告訴我，誰能告訴我，是我們改變了世界，還是世界改變了我和你？”
《兄弟》出版七年後，余華又交出了新的答卷——長篇小說《第七天》，這時已經是2013年，距離預言中的2012世界末日剛過去一年，2013年的六月，書市格外沸騰，因為余華又回來了，在頹靡的圖書市場，余華的影響力不容小覷，十多年來的“低產”，讓外界對余華的新作格外好奇。
這本書帶來了兩級分化的評論，其中的苛刻評價使用了一些極其誇張的用語——“詞語的失敗，細節的失敗，人物對白的失敗，敘事風格的失敗……”有些評論家甚至說——“如果說前作《兄弟》是給許多熱愛余華的讀者以重重一擊，或曰下馬威的話，那《第七天》就是持續的創作信譽透支了。”但與之相反，《第七天》的銷量卻出奇好，這本書在爭議聲中領跑了各大圖書銷售榜。
2013年真是一個特別的年份，這一年，余華《第七天》出版，蘇童《黃雀記》出版，金宇澄《繁花》出版，相比於前兩位的年少成名，金宇澄可以說是一個典型的“隱藏作家”，多年來，他從事編輯工作，在文壇並無任何聲音，金宇澄生於1952年，比余華還要年長八歲，沉寂多年，以《繁花》發出聲音，收穫的口碑卻不俗，在豆瓣閱讀評分中，《繁花》8.7分，而《第七天》只有6.9分。
有句話叫“文章憎命達”，許多人都會產生這種想法——“這幫知名作家知名導演的作品越來越爛，是不是生活過太滋潤了？”馮唐也在一篇雜文裡說——“《在細雨中呼喊》是余華最早的長篇，他最好的東西，也是他那撥人中最好的長篇。我不相信他這輩子能夠超越這一篇中達到的高度。不如學學格非，找個名牌大學去教書，培養下一代文學女青年。”
祖師奶奶張愛玲說過“出名要趁早啊，來得太晚，快樂也不那麼痛快。”我國的創作者都有十分強烈的年齡焦慮，好像三十歲沒有出名，這輩子也不用談功成名就了，但瞬間的財富增長後，帶來的往往是創作上的倦怠與不知所措。
他們好像在描寫這個時代，但看起來基本像新聞拼貼採樣，現實已經荒謬至此，似乎不允許小說家在上面添油加醋。
余華最近一次的出現應該是在一個名叫“騷客文藝”的公眾號上，他發表了一篇名為“爸爸出差時”的文章，閱讀量達兩萬，遠超這個公眾號日常的五六千，在文章底部，公眾號的運營人頗有心機的將“余華”的名字列在一眾作家之前，這可能也算是一種普通意義上的論資排輩，但如果你將這些作家的名字扔給現在的90後年輕人，他們可能一個也認不出來。
在一個處處十萬加文章的自媒體年代，嚴肅的寫作本身就無比荒謬，所以余華老師滿世界轉悠轉悠，替中國搞搞國際形象也挺好的，因為國內的事情本來也是關心不來的，關心了，也寫不出來，所以不如讓我們唱起那首歌——“我懷念的是無言感動，我懷念的是一起做夢。”
在80後作家孫一聖的小說下面，名為“yuhua”的ID評論道“第一個故事《褲子》妙不可言，後面的沒認真讀，眼睛糊了。我看觸控式螢幕上的文章不能超過五分鐘，以後就看不清了。”而孫一聖在文章下的回復則是“看到余華老師的評價，激動到打字手發抖。”
一個時代過去了，曾經割裂過，反叛過，到了這個年代，新一輩的80，90後純文學作者又開始如余華當年一樣——頗希望得到主流認可，但主流在哪裡呢？《收穫》與《花城》雜誌為了籠絡年輕人，開始搞APP和社群，一個叫“行距”，一個叫“愛花城”，但毫無起色，閱讀類APP極難融資，開始大批死亡，連韓寒的ONE APP也處在尷尬轉型階段，幾乎每一次改版都要流失一大批用戶。
我們無法再期待作家給出關於當下中國與時代的注解，一切淹沒在了碎片中，不知道五十七歲的余華在回望自己激情燃燒的歲月時，心裡會不會浮出一種感歎——“原來過去的就是最好的時代。”
當然，作為余華曾經的粉絲，我還是無比期待他能再寫點有意思的東西出來，哪怕是中短篇，畢竟，六十八歲高齡的村上春樹還在寫，還出了新書——《騎士團長殺人事件》。六十歲才是一個作家最好的年紀，現在說什麼都太早。
P.S. 此篇八卦寫於焦灼的七月中，人生值得焦慮的事有許多，但真正值得焦慮的事兒很少。以後寫不出小說時會寫八卦、雜文、書評，也是為了博君一笑，愛笑不笑。
(全文完)
本文作者“兔草”，現居上海，目前已發表了30篇原創文字，至今活躍在豆瓣社區。下載豆瓣App搜索用戶“兔草”關注Ta。
而余華只會研究牙齒，就是在那個時候，他被生活逼入了死胡同，打算棄醫從文，和魯迅那種為國為民的崇高氣節不同，余華的想法很單純——他不想再做牙醫了，文化館上班時間自由，不需要屁股八小時黏在同一張板凳上。為了進文化館，余華將上班之外的所有時間都奉獻給了文學，那時他經常呆在虹橋新村26號那間自己的臨河小屋中憋稿子，也就是在同一時間，他和精神上的文學偶像川端康成相遇了，開始學習川端康成對細節的琢磨與表達。閒暇時，他也開始與當地文學圈的年輕人交朋友，交換投稿與閱讀經驗。
1983年，余華在《西湖》雜誌發表了短篇處女作《第一宿舍》，小說講的是一家醫院裡的宿舍樓，很顯然，故事取材于余華個人的真實經歷，他在小說開頭寫——“這家醫院和這幢樓一樣，都已有六十年歷史，如今全院所有進修、實習醫生全擠在樓上。樓下是醫院托兒所，與太平間隔路相望。”雜誌裡還綴上了余華的個人簡介——“男，22歲，在海鹽縣武原鎮衛生院工作。本文是處女作。”
在此之前，余華也和所有青年小說家一樣，“享受”過不少退稿待遇，他成名後說“那些發表在雜誌上的並不比我寫得好，為什麼他們能發而我不能。”傳統文學雜誌就是這樣一個壁壘森嚴的圈子，年輕小說家輕易闖不進去，大多發表位置讓給了各省市文聯的人，但只要發表一次，就等於給自己蓋了個戳，發表了處女作後，余華打上了雞血，陸續收到許多用稿通知，這其中，來自《北京文學》的肯定最為重要，對方雜誌編委邀請他赴京改稿，這給了年輕的余華以信心。
攝影師肖全鏡頭下的余華
1986年春，余華赴北京西直門上園飯店參加《北京文學》的筆會，那時，他已經成功進入夢寐以求的海鹽縣文化館，負責《海鹽文藝》的編輯工作。在席間，余華將自己的新作《十八歲出門遠行》交給著名文學評論家李駝審讀，李陀看完後說：“你已經走到了中國當代文學的最前列了。”那一年，余華27歲，李陀的話讓他膽子越來越大，接下來，他又在《北京文學》發表《十八歲出門遠行》和《西北風呼嘯的中午》，同時又在《收穫》發表《四月三日事件》和《一九八六年》。
上世紀八十年代是文學期刊的輝煌時光，文學圈內有一句話是，如果你在《收穫》上發表三部小說，就意味著你已成為一名真正的作家，《收穫》成為了余華文學生涯的轉捩點，也正是由於著名文學期刊的肯定，余華一躍成為著名先鋒小說家，並被魯迅文學院看重，吸納進了創作研究生班學習，與他同期的同學還有日後的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莫言。
當然，一個充斥著文藝青年的圈子，總是不免出現各種各樣的花邊新聞，人們在談文學談藝術談理想談人生時，通常也可以順帶談個戀愛，也就是在那時，余華認識了來自重慶的女詩人陳虹，當時的余華，是已婚身份，有個小他五歲的貌美妻子，妻子是他在海鹽縣文化館認識的年輕越劇演員，可以想像——一個從小地方到首都來的年輕人，如何在發酵的氛圍裡，漸漸感到自己與曾經的故鄉和生活越來越遠，陳虹的見識與學識令余華大開眼界，兩人聊來聊去，一下就產生了相見恨晚之感。
在魯院學習期間，余華一邊接觸包括瑪律克斯、福克納、胡安·魯爾福等大量現代作家的經典作品，一邊創作了一大批先鋒式的中短篇小說。在那段時間內，他發表了《此文獻給少女楊柳》、《往事與刑罰》、《鮮血梅花》等一批極具先鋒意味的中短篇小說，並被嘉興文聯看重，成為了《煙雨樓》的編輯。
三十歲，對大部分作家來說，還是他們寫作的嬰兒期，但對於余華來說，三十歲的到來，標誌著他已經完全進入成熟且成功的小說家行列——31歲，余華出版了第一部小說集《十八歲出門遠行》；32歲，出版了第二部小說集《偶然事件》，同年8月，他與第一任妻子離婚；33歲，余華與作家班同學陳虹結婚，受聘為浙江文學院合同製作家，並在《收穫》發表重要長篇小說《活著》，後由長江文藝出版社出版。
在三十歲的最初幾個年頭，余華走上了自己個人小說創作史的巔峰，接下來，整個中國的人都等著他寫出超越《活著》和《許三觀賣血記》的作品，但其後十年，余華在小說創作上銷聲匿跡，轉而去寫雜文隨筆去了，這十年，余華的名字不但沒有被人遺忘，反而被傳播到了全世界各地，余華的小說被翻譯成多國語言，他的名字幾乎成為了一張全新的中國名片。
不寫小說的時候，余華就寫隨筆，也是因了這個原因，他與後來的凡客總裁陳年相識，當時陳年也是個徹頭徹尾的文學青年，為《北京青年報》寫稿，同時也是報紙記者，他奉命去採訪余華，整個採訪過程誠懇而緊張，陳年視余華為文學偶像，而余華那時還沒明白到底該怎麼做個偶像，於是採訪進行到一半的時候，他把陳年扔進一個漆黑小房間，又將巴赫的唱片放進了唱片機，隨後轉身離去，半小時後，他再度進入房間，問一臉懵的陳年——“你覺得巴赫的音樂怎麼樣？”
在那個紙媒火熱的年代，《北京青年報》的影響力再度令余華走上名氣高峰，他兒子的幼稚園老師甚至親自登門造訪問是否可以幫助他的兒子上小學，那時候，余華時常就從五棵松騎上一個小時的自行車到北京大學，和陳年等文學青年討論文學，他言語中不乏自信——“我始終認為我走在中國文學的最前列。”
興許是偶像包袱太重，從三十三歲到四十三歲，余華再也沒有發表過任何一篇小說，簡直陷入了傳說中的“巴托比症候群”，不寫，或許有兩個原因——一是因為寫不出超越自己的作品；二是因為，如果沒有寫出神作，地位就不保了，他那時已經是一個孩子的爸爸了，養家糊口，帶領全家過上好生活是他更需要考慮的事情。
余華的兒子叫“漏漏”，據說這個名字有“漏網之魚”的意思，孩子的到來完全是一個意外。與余華結婚之後，詩人陳虹似乎也不再有精力創作作品，她轉而變為一心一意支持余華創作的家庭主婦——她好像在賭什麼，賭余華會成為不朽的作家。
三十三歲到四十四歲，寫作的黃金十年，余華僅有隨筆產出，他的名氣越來越大，外界對他的期待也就越來越高，這十年，中國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新一代的年輕小說家已經完全不滿於體制內的創作，也有些鄙視傳統文學期刊，他們甚至玩起了割裂，公然與各大刊物叫板。
《收穫》編輯程永新在一篇隨筆裡寫——“他們在九十年代後期，糾集一批剛剛學習寫作的新人搞了個“斷裂”，為了表示對現狀不滿，為了表示一種姿態，他們罵了很多東西，但是不應該罵《收穫》。就像莫言說的那樣，他們反對的很多東西也是我們所反對的。這是我很多年裡，第一次正面談這件事。那時的韓東和朱文從社會底層拱出來，內心比較壓抑，對此我能夠理解。其實說穿了，他倆就是嫌自己還不夠有名。他們倆喜歡來事，卻又缺乏搞運動的素質。”
余華那波先鋒作家的成名與主流文學刊物與媒體的推動不無關係，在此之後，區區數十年，時代發生巨變，文學刊物漸漸式微，各類新媒體出現，電影和遊戲等新的娛樂方式取代了閱讀，隨著傳統媒體的沒落，純文學也進入了尷尬的境遇，與此相對的是韓寒郭敬明等八零後作家以青春小說吸引了大批粉絲。
儘管傳統文學進入了一個不尷不尬的時代，但余華的影響力仍舊毋庸置疑。2005年，余華的小說《兄弟》的上半部出版，成為了一個顯著文化事件，許知遠跑去採訪他，這時候的余華已經不再青澀，他已經去過世界很多地方，接受過無數採訪，是一個胸有成竹的名人了，他不再像當年面對陳年那樣局促不安，在新書上市的四個星期，他已經去了四個城市，接受了數不清的重複採訪——余華幾乎變成了一個標準意義上的現代小說家，他不再恐懼媒體的聚光燈，也不再害怕暴露在主流的視線內，他已經完全清楚應該如何包裝自己，也知道應該如何談論他的作品。
那個時候網路已經完全發達，余華每天都在當當和新浪查看別人對他新書的評價，網友負面評價不少，但這並沒有阻止《兄弟》的大賣，正如上海作家陳村所言，“余華不怕你們黑他，《兄弟》就是負面評論推動大賣。在余華保持七年磨一劍的同時，同為先鋒作家的蘇童則保持著穩定的輸出節奏——三年一部長篇，每年幾個短篇，但《蛇為什麼會飛》《碧奴》《河岸》的口碑，也遠不能和他早年的名作相提並論。
這時我不禁想起一首歌，歌裡唱：“誰能告訴我，誰能告訴我，是我們改變了世界，還是世界改變了我和你？”
《兄弟》出版七年後，余華又交出了新的答卷——長篇小說《第七天》，這時已經是2013年，距離預言中的2012世界末日剛過去一年，2013年的六月，書市格外沸騰，因為余華又回來了，在頹靡的圖書市場，余華的影響力不容小覷，十多年來的“低產”，讓外界對余華的新作格外好奇。
這本書帶來了兩級分化的評論，其中的苛刻評價使用了一些極其誇張的用語——“詞語的失敗，細節的失敗，人物對白的失敗，敘事風格的失敗……”有些評論家甚至說——“如果說前作《兄弟》是給許多熱愛余華的讀者以重重一擊，或曰下馬威的話，那《第七天》就是持續的創作信譽透支了。”但與之相反，《第七天》的銷量卻出奇好，這本書在爭議聲中領跑了各大圖書銷售榜。
2013年真是一個特別的年份，這一年，余華《第七天》出版，蘇童《黃雀記》出版，金宇澄《繁花》出版，相比於前兩位的年少成名，金宇澄可以說是一個典型的“隱藏作家”，多年來，他從事編輯工作，在文壇並無任何聲音，金宇澄生於1952年，比余華還要年長八歲，沉寂多年，以《繁花》發出聲音，收穫的口碑卻不俗，在豆瓣閱讀評分中，《繁花》8.7分，而《第七天》只有6.9分。
有句話叫“文章憎命達”，許多人都會產生這種想法——“這幫知名作家知名導演的作品越來越爛，是不是生活過太滋潤了？”馮唐也在一篇雜文裡說——“《在細雨中呼喊》是余華最早的長篇，他最好的東西，也是他那撥人中最好的長篇。我不相信他這輩子能夠超越這一篇中達到的高度。不如學學格非，找個名牌大學去教書，培養下一代文學女青年。”
祖師奶奶張愛玲說過“出名要趁早啊，來得太晚，快樂也不那麼痛快。”我國的創作者都有十分強烈的年齡焦慮，好像三十歲沒有出名，這輩子也不用談功成名就了，但瞬間的財富增長後，帶來的往往是創作上的倦怠與不知所措。
他們好像在描寫這個時代，但看起來基本像新聞拼貼採樣，現實已經荒謬至此，似乎不允許小說家在上面添油加醋。
余華最近一次的出現應該是在一個名叫“騷客文藝”的公眾號上，他發表了一篇名為“爸爸出差時”的文章，閱讀量達兩萬，遠超這個公眾號日常的五六千，在文章底部，公眾號的運營人頗有心機的將“余華”的名字列在一眾作家之前，這可能也算是一種普通意義上的論資排輩，但如果你將這些作家的名字扔給現在的90後年輕人，他們可能一個也認不出來。
在一個處處十萬加文章的自媒體年代，嚴肅的寫作本身就無比荒謬，所以余華老師滿世界轉悠轉悠，替中國搞搞國際形象也挺好的，因為國內的事情本來也是關心不來的，關心了，也寫不出來，所以不如讓我們唱起那首歌——“我懷念的是無言感動，我懷念的是一起做夢。”
在80後作家孫一聖的小說下面，名為“yuhua”的ID評論道“第一個故事《褲子》妙不可言，後面的沒認真讀，眼睛糊了。我看觸控式螢幕上的文章不能超過五分鐘，以後就看不清了。”而孫一聖在文章下的回復則是“看到余華老師的評價，激動到打字手發抖。”
一個時代過去了，曾經割裂過，反叛過，到了這個年代，新一輩的80，90後純文學作者又開始如余華當年一樣——頗希望得到主流認可，但主流在哪裡呢？《收穫》與《花城》雜誌為了籠絡年輕人，開始搞APP和社群，一個叫“行距”，一個叫“愛花城”，但毫無起色，閱讀類APP極難融資，開始大批死亡，連韓寒的ONE APP也處在尷尬轉型階段，幾乎每一次改版都要流失一大批用戶。
我們無法再期待作家給出關於當下中國與時代的注解，一切淹沒在了碎片中，不知道五十七歲的余華在回望自己激情燃燒的歲月時，心裡會不會浮出一種感歎——“原來過去的就是最好的時代。”
當然，作為余華曾經的粉絲，我還是無比期待他能再寫點有意思的東西出來，哪怕是中短篇，畢竟，六十八歲高齡的村上春樹還在寫，還出了新書——《騎士團長殺人事件》。六十歲才是一個作家最好的年紀，現在說什麼都太早。
P.S. 此篇八卦寫於焦灼的七月中，人生值得焦慮的事有許多，但真正值得焦慮的事兒很少。以後寫不出小說時會寫八卦、雜文、書評，也是為了博君一笑，愛笑不笑。
(全文完)
本文作者“兔草”，現居上海，目前已發表了30篇原創文字，至今活躍在豆瓣社區。下載豆瓣App搜索用戶“兔草”關注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