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謇與柳詒徵的通信

新編《張謇全集》裡的《致柳詒徵函》， 其來源是錄自一篇論文所引， 其中有缺字而無從補足， 頗留遺憾。 好在此信的原件近年在拍賣會上出現， 這才能使我們看到全豹。 現將信文錄於下：

翼謀學兄惠鑒：前承惠《學衡》， 未暇觀覽尋繹也， 頃於日間人事紛擾之後， 獨處濠陽， 燈下覓友， 取而讀之。 其論新教育， 論白話詩， 乃無一非吾意所欲言。 不意近日白門乃有此勝流群萃之樂也。 望更寄全分三部， 欲分與中學、師範諸校， 為流行病之藥。 吾惡知惡風之不已侵吾域耶？得此庶以多自證， 以同自衛。 該值隨示， 即可寄還。 敬頌著安。

張謇頓首。 十月廿五日， 九月六日。

信的最後另有一行文字為：“致任丈書乞轉致， 孝若敬托， 並念道範。 ”看內容和字跡， 知是張謇之子張孝若所寫的附言， 提及的“任丈”， 乃是對梁啟超（任公）的尊稱。

本信的寫作年代容易斷定， 因為信的落款時間是中西曆並署， 那個時間段裡西曆9月6日為農曆十月廿五的只有民國十一年， 也就是1922年。 就信的內容看， 是張謇因暇翻閱先前所得《學衡》雜誌， 看到雜誌中的對教育及白話文的論點甚合己意， 這才寫信索購全套三份雜誌， 以備向本地各中等學校推廣。 《學衡》雜誌創刊於1922年1月， 而張謇之所以能夠讀到， 應是本年8月柳詒徵來南通參加中國科學社年會時帶贈的。 至於張孝若附言請柳詒徵帶信，

也是因為梁啟超那時正旅居南京為各學校作學術講演， 柳詒徵與之時有接觸的緣故。 此前不久在南通開科學會年會時， 梁啟超與張孝若有晤對；而更早些時， 張孝若因希望效法美國， 變南通的紳治而為全民自治， 創辦了自治會， 曾印有報告書。 梁啟超得書後有信致張謇， 還有“昨得睹《南通縣自治會報告書》， 頗有生子當如孫仲謀之感， 想公當掀髯以笑”之語。 不過此次張孝若給梁啟超的信無緣得見， 所說的內容也就無從知曉了。

最近整理家中雜物， 翻出十多年卜元先生所贈其藏箋的影本， 看到一通柳詒徵致張謇函， 細細一讀， 竟然是對張謇那信的回復！有來有往， 這事頓時就增加了些許趣味。

此信共兩頁， 用的是印有“國立東南大學”校名的八行箋，

應是校方的專用箋紙。 箋紙縱29.5釐米， 橫17.5釐米， 其尺寸要大於一般通行的信箋， 或許是為著表示其大學氣派。 信的全文為：

季直先生道座：奉教屬續呈《學衡》， 謹檢自六冊以下寄呈三份。 一期至五期現已售罄， 或向上海中華書局購之， 當可得也。 社中諸友， 既病舊學之荒蕪， 複患新趨之謬誤， 期以綿力稍圖救濟。 出版以來， 海內人士贊許者頗夥。 第恐論學如扶醉人， 不東倒則西傾， 猥以持平之言， 夷於復古之幟， 則匪同人之素志也。 無論中西， 皆自有其真正文化導揚之責， 殊非少數所能勝。 尚祈先生隨時指教， 或錫以高文（有新詩未刊佈者， 亦祈錄賜）， 為耆宿與少年共進之模範。 通海人士或各地名賢， 有與本社同志欲發表言論者，

亦希先生廣為介紹， 以張吾軍。 學術為天下公器， 非一人一家一黨一校所得私， 同人夙秉微尚， 不敢自是。 所欲求教者尚多， 先布區區， 敬祈鑒納。 即頌道安。 後學柳詒徵頓首。 十一月十號。

孝若兄並候， 複任公書已轉致。

柳詒徵回信的11月10日用的是西曆， 距張謇來信正好半個月時間， 而就信的內容看， 也完全是對張謇前信的回應。 既應張謇求索， 檢其編印的《學衡》寄奉， 還就張謇對《學衡》的讚譽， 進一步申述其志意， 並希望能給予導揚。 可見張謇的讚譽， 是讓柳詒徵有如逢知音之感的。

柳詒徵的這個反應也自有其原因， 因為他與梅光迪、吳宓等創辦《學衡》， 本來就有著針對陳獨秀、胡適等宣導的新文化運動的目的，

他們反對新文化運動對中國傳統道德和文化的全盤否定， 而主張“昌明國粹﹐融化新知”。 這種對傳統道德和文化的堅持， 在當時被視為復古保守， 頗受詬病， 所以一旦得到德高望重的張謇的讚揚， 他們自然會引為同調。

張謇

柳詒徵把張謇引為同調， 可能還有更深切的一層理解。 因為此前參加中國科學社年會時他參觀過南通， 對張謇經營新南通的做法有了直觀的瞭解， 甚至在張謇的實踐裡看到與《學衡》主張的相通之處。 他在科學社年會上作題為《文化之權威》的講演， 就是以張謇建設南通為例的， 比如他說：“十九年前， 吾因應張嗇公之召商榷師範校事初至南通， 彼時學校唯有師範校一所， 實業亦極幼稚， 道路狹仄， 唯有獨輪車可乘， 一切事業俱極簡陋。及此次重來，教育發達無論，而軍山有氣象臺，唐閘用機械之工廠林立，其他若道路、若橋樑、若公共建築，無不煥然一新，含有科學之意味。自普泛之眼光觀察，此新南通似為西洋文化所產生，其實新南通為張嗇公一人所經營締造，乃舊文化之產物。何以故？嗇公之出身，科舉而非學生，乃舊社會的人物。舊社會的人物甚眾，而獨嗇公能新其邑者，蓋嗇公天才卓絕，又有張廉卿、翁叔平等碩學之士為其師友，故能擷取舊文化之精蘊，而本其固有之學術，利用科學發展南通種種之事業，是以中國文化吸收西洋文化，並非以西洋文化征服中國文化。反之，上海之新事業非不多於南通，而所以遠不及南通者，即由其盡失卻中國文化之精神，而為西洋文化之奴隸也。”這個分析還是甚具見地的。

說張謇的“能擷取舊文化之精蘊，而本其固有之學術，利用科學發展南通種種之事業，是以中國文化吸收西洋文化，並非以西洋文化征服中國文化”，不似上海的“盡失卻中國文化之精神，而為西洋文化之奴隸”，在柳詒徵看來，這正是與《學衡》主張如合一轍。而張謇前信之所以讚譽《學衡》，也即出於同此的原因。只是柳詒徵在回信中向張謇約稿，張謇似乎未曾響應，或許覺得《學衡》只是作文字上的學術闡述，而自己則更多的是在躬行實踐罷。

（本文刊發于《江海晚報》2017年3月9日，澎湃新聞經授權轉載。）

一切事業俱極簡陋。及此次重來，教育發達無論，而軍山有氣象臺，唐閘用機械之工廠林立，其他若道路、若橋樑、若公共建築，無不煥然一新，含有科學之意味。自普泛之眼光觀察，此新南通似為西洋文化所產生，其實新南通為張嗇公一人所經營締造，乃舊文化之產物。何以故？嗇公之出身，科舉而非學生，乃舊社會的人物。舊社會的人物甚眾，而獨嗇公能新其邑者，蓋嗇公天才卓絕，又有張廉卿、翁叔平等碩學之士為其師友，故能擷取舊文化之精蘊，而本其固有之學術，利用科學發展南通種種之事業，是以中國文化吸收西洋文化，並非以西洋文化征服中國文化。反之，上海之新事業非不多於南通，而所以遠不及南通者，即由其盡失卻中國文化之精神，而為西洋文化之奴隸也。”這個分析還是甚具見地的。

說張謇的“能擷取舊文化之精蘊，而本其固有之學術，利用科學發展南通種種之事業，是以中國文化吸收西洋文化，並非以西洋文化征服中國文化”，不似上海的“盡失卻中國文化之精神，而為西洋文化之奴隸”，在柳詒徵看來，這正是與《學衡》主張如合一轍。而張謇前信之所以讚譽《學衡》，也即出於同此的原因。只是柳詒徵在回信中向張謇約稿，張謇似乎未曾響應，或許覺得《學衡》只是作文字上的學術闡述，而自己則更多的是在躬行實踐罷。

（本文刊發于《江海晚報》2017年3月9日，澎湃新聞經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