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趙老師 | 圖源：Internet | 編輯：W2D
1932年， 坐落在北平東城北總布胡同一座有方磚鋪地的四合院， 一個男嬰降生了。 男孩的父親叫梁思成， 母親叫林徽因。
當時的總布胡同正是北平知識界“太太客廳”最為熱鬧的時候， 也是梁從誡母親林徽因文學創作的鼎盛期， 家裡自然常常聚滿了高談闊論的文藝界友人。
那是梁家一生中生活最為快樂的時期。 父親梁思成、母親林徽因共同摯愛的古建築研究也是在那段時間裡留下的回憶最為充滿詩情畫意。
兒子的誕生， 令林徽因欣喜倍至， 詩意大發， 揮毫寫下了那首著名的《你是人間四月天》：
我說你是人間的四月天，
笑聲點亮了四面風；輕靈，
在春的光焰中交舞著變。
你是四月早天裡的雲煙，
黃昏吹著風的軟，
星子在無意中閃，
細雨點灑在花前。
那輕， 那娉婷，
你是， 鮮妍。
百花的冠冕你戴著，
你是天真， 莊嚴，
你是夜夜的月圓。
雪化後那片鵝黃， 你像。
新鮮初放芽的綠， 你是。
柔嫩， 喜悅，
水光浮動著你夢中期待的白蓮。
你是一樹一樹的花開，
是燕在梁間呢喃，
你是愛，
你是人間的四月天。
可惜， 這種愉悅， 這種溫暖， 這種希望， 這種令人沉醉的美好時光， 被1937年7月7日的盧溝橋事變的槍聲徹底打斷。
5歲的梁從誡跟隨家人， 在一堆箱包中間， 踏上了流亡之路。
輾轉到達昆明時， 父親的脊椎病復發， 不願意下廚房的林徽因只能挽起袖子承擔起照顧一家人一日三餐的重任，
她常常朗誦古文給他們聽， 讀英文《米開朗基羅傳》並動情地描述他教堂繪畫的景象， 讓他和姐姐一句句地體驗屠格涅夫小說中對自然景色的描寫。
“當女人成了母親， 花便成了樹。 花兒美麗柔弱， 樹卻要遮風擋雨”。 林徽因以自己的行動， 踐行了她詩中的承諾。
流亡的生活裡， 最逼真的壓迫是衣食住行的簡陋。
林徽因在給費正清夫婦的信中寫道：“我的兩個孩子越來越像狄更斯筆下貧民窟裡的難童，從誡腿上滿是各種蚊蟲叮咬的疤痕，看上去已經不像腿了。”
1946年，經過9年的流亡生活，梁從誡一家回到了北平。1950年，梁從誡報考清華大學建築系，差了8分，子承父志的願望未能實現，當時任清華大學建築系系主任的梁思成沒有為兒子說話，梁從誡遂改上第二志願歷史系。
同班同學周承恩在梁從誡逝世後，回憶道：“在清華期間，我們班7人中，梁從誡年齡較小，大家都叫他小梁，但在政治上比我們成熟。”“校內中文、歷史、哲學三系的團員會組為一個團支部，梁從誡擔任過團支部的書記。他不但政治上先進，學習上優秀，而且待人熱情，肯幫助別人，群眾關係很好。”
1954年畢業後，梁從誡師從陳瀚笙先生攻讀世界史研究生，畢業後赴雲南大學歷史系任教。1955年，梁從誡與周如枚結婚（周培源長女）。1956年，他們的兒子梁鑒出生。
1962年，30歲的梁從誡調回北京國際關係研究所。由於父親的原因，梁從誡被打為“現行反革命分子”，成了被批鬥的物件。在批鬥時，他掛的牌子是“梁三子”，即保皇黨的孫子、 反動學術權威的兒子、修正主義的苗子。
1969年，梁從誡被下放到江西鄉下“五七幹校”參加勞動改造。此時，他與妻子周如枚的婚姻出現危機並最終離婚，兒子梁鑒隨母親離開。離婚後，周如枚把兒子的名字改為周志兵。
這段在政治重壓下分崩離析的婚姻，給梁從誡帶來什麼樣的影響，後人不得而知，一如那一時期眾多不幸的婚姻，只能留存于當事人苦澀的記憶裡。
1978年，在江西鄉下勞動改造9年的梁從誡回到北京。此時，“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討論剛剛開始，經過“文革”衝擊的知識份子，尚處在驚魂未定之中。那時的梁從誡並未因這樣的討論而洗淨身上的“污點”，經過9年鄉下生活的改造，他學會了默默等待。
祖父和父親的名頭，並沒有給梁從誡帶來福佑，在各條戰線撥亂反正的時代潮音中，梁從誡個人的命運只是大潮中泛起的一朵浪花。他進入大百科出版社任編輯，他的專業等同於放棄。
未能在專業上承繼父業，也未能在世界史研究上取得成績的梁從誡，內心翻過怎樣的情思，做過怎樣的美夢，畫過怎樣的設想，現在已成永久的秘密。
出版社的工作複雜而無窮盡，梁從誡滿懷熱情地工作著。1979年，他參與創辦《百科知識》雜誌，曾任《知識份子》雜誌主編，推介了許多西方現代學術研究新成果，受到讀者的歡迎。但正直與倔強性格，使他並沒有獲得展示才華的舞臺，甚至逐漸被邊緣化。
1988年，梁從誡辭去公職，應聘到民辦中國文化書院任導師。脫離了體制的梁從誡，反倒沒有了身份的顧忌，可以尋求父輩的人脈資源一展抱負。1989年開始，任全國政協委員和常委，以及政協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委員。政協的這一身份，為他投身環保事業提供了許多方便，也使他出現在公眾的視野中。
80年代中期以後，利用名人身份及人脈資源，投身市場淘金的現象十分普遍，但梁從誡反其道而行之，選擇了直到今天依然步履艱難的民間環保事業，此番憂國憂民的情懷，與祖父梁啟超、父親梁思成一脈相承。
1992年，他在由他擔任導師的“中國文化書院”名下，成立了一個“綠色文化分院”——自然之友，創辦之初，辦公地點就設在自己家中。1993年6月5日（世界環保日），自然之友召開了第一次戶外聚會，總共有82人來到京西八裡莊的玲瓏塔，這個後來被稱為“玲瓏塔聚會”的活動，標誌著自然之友正式成立。這是改革開放後中國第一個民間環保組織。
1995年秋，自然之友根據奚志農提供的情況，參與滇西北德欽縣原始森林被砍伐而危及金絲猴生存問題調查，通過媒體向社會報導，並直接向中央寫信呼籲。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姜春雲批復給予德欽縣300萬/年的財政補貼，有效制止了事態的擴大。然而，鄰近縣紛紛仿效，也想通過砍伐原始森林的辦法，獲得財政支持，嚴重威脅到滇金絲猴生存的空間。自然之友再次聯手中央電視臺《焦點訪談》，揭露德欽縣濫伐原始森林的事實，引起中央關注，終使滇金絲猴的領地得以保存。
1998年，四川洪雅縣非法砍伐天然林活動十分猖獗，自然之友成員冒著生命危險，深入林區摸底、調查、取證，並第一時間向社會公開，最終促成四川省政府全面禁伐天然林的決定，有效地保護了許多珍稀的植物種類。
藏羚羊是我國重要珍稀物種之一，一級保護動物，體型修長，主要棲息於海拔4600-6000米的草甸高原、高原草原環境中。雌藏羚羊生育後代時都要千里迢迢的到可哥西裡生育。20世紀80年代以來，國際黑市藏羚羊製品的交易日趨活躍，交易價格不斷攀升，導致盜殺藏羚羊活動猖獗。一條用藏羚絨製成的“沙圖什”披肩，最高可賣到3-4萬美元，歐洲許多上流社會人士以擁有“沙圖什”披肩為時尚。
自然之友自1995年開始參與藏羚羊的保護工作，通過多種形式呼籲政府和百姓關注、保護藏羚羊。並與一線反盜獵組織——治多縣西部工委，俗稱“野耗牛隊”密切合作，邀請隊長紮巴多傑來京介紹情況，安排媒體見面會及多所在京大學巡迴講演，在社會上引起巨大反響，直接促成了1999年的“可哥西裡反盜獵一號行動”獲得重大戰果。
事後，梁從誡上書國家林業局、環保局等相關部門，呼籲建立藏、青、新三省聯防機制，為草原的精靈保駕護航。他以67歲高齡，登上4000多米的可哥西裡，親自點燃火把焚毀400張藏羚羊皮。野耗牛隊的康巴漢子們，在極端困苦的反盜獵工作中沒有流過一滴眼淚，但當老人看到他們時，只說了一句“我像是回家了”，這群堅強的康巴漢子摟住他哭成一團。
梁從誡不放過任何機會宣傳他的環保觀念，呼籲人們從點滴做起、從自身做起。一次，他應邀到某國家機關做環保講演，只來了五位聽眾。先生說：“如果我能在你們5個人心中種下五顆綠色的種子，我就很欣慰了。”他情真意切講：“環境保護不僅僅是政府的事情，也不僅僅是專家的事情，如果我們作為普通的公民，不參與、不支持、不關注環境保護，反靠政府和專家，任何國家都是不可能把環境治理好的”。
1998年7月，克林頓總統訪問桂林，梁從誡作為民間環保人士陪同。他抓住機會讓總統看了滇金絲猴照片，克林頓問，“有多少只？”“1200只”。梁先生看著照片說：“這是靈長類中除人類之外的唯一紅嘴唇的動物。”他若有所思，接著說：“哦，那是我的表親”。是的，滇金絲猴處境的艱難與梁從誡民間環保處境的艱難一樣，也處在瀕危之中。
儘管力量式微，但他面對污染環境的行為，眼不摻沙口不懷柔。在山西的一個小縣，他指著前來敬酒的縣長斥問：“這裡的水跟醬油湯一樣，你們還好意思喝酒！”
在1999年上海舉辦的世界500強財富論壇上，梁從誡對著台下坐著的經濟巨頭們，大聲質問：“如果十幾億中國人都過上你們那種生活，中國的資源能支撐得起嗎？這不僅是中國的災難，也是世界的災難。你們想過要承擔什麼責任沒有？！”
對GDP主義，他說：“一個國家在發展經濟的同時，只有注重對環境的保護，才能保持發展的可能性。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完全可以協調一致。否則，那種短勢行為必將遭到自然的懲罰，結果是得不償失。”
在公共事務領域，民間組織的發聲尚沒有健全的管道，政府也遠遠沒有做好接受民間組織監督的思想準備。在這種情況下，自然之友積極的行為，常常得到的是政府消極的回應。加之因人口問題，經濟發展不平衡問題，政府績效考核導向問題等的影響，環境不是“還我綠水，還我藍天”這類口號所能解決的。
對此，梁先生深有感觸，他自嘲說：“這是一場打不贏的戰爭。不能因為贏不了就不打，就像你知道人總是要死的，不能因為這個就不好好活了。”
他說：“我們是一群積極的悲觀主義者。”
他說：“自然之友的每一個呼籲，都會在一些人的心裡留下一個回音，總有一天，這些回音將引起一種巨大的社會共鳴。”
他說：“我們不求波瀾壯闊，但的確需要水滴石穿的耐心，一點一滴的堅持。”
他說：“人還是應該有一種精神、有一點追求。在這樣一個時代，我們可以選擇另一種生活。”
他說：“或許，當今的人類就像坐在泰坦尼克號上，你有一等艙的樂趣，我有三等艙的活法。突然有一天撞上冰山，停也停不下來，拐也拐不了彎，大家只能同歸於盡。”
在自然之友的辦公室，掛著梁先生的一幅書法作品——真心實意，身體力行。
從先生言辭犀利的質問中，我們感受到了他的真心；從先生娓娓不倦的演講中，我們感受到了他的實意；從先生騎車的堅持裡，我們感受到了他的身體；從先生廢舊的名片上，我們感受到了他的力行。
先生曾寫了篇《我的憂慮》：貧與富和儉與奢是兩個不同的範疇。人們完全可能貧而不儉，貧困地區的貪官照樣可以大吃大喝，建豪宅、置豪車；人們也完全可以富而不奢，收入雖豐卻安于樸實的生活。奢靡的風氣不僅將無謂地消耗我們的資源，惡化我們的環境，而且也將毀掉一個民族的精神。
先生曾留下這樣的抒懷：江水輕拍船舷，船在微微晃動，有人難眠。遙想當年，李白遇赦，從奉節東下，一路神采飛揚，留下“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的不朽名句。寥寥數字，向我們透露了一千多年前三峽森林茂密，野生動物出沒的環境、生態消息。李白詩中景色，已無法想像：森林與猴子什麼年代從這裡消失，也不可考。若詩仙再世，于我輩同行，又會寫下怎樣的詩句留給後人？歷史的冷眼將始終注視著三峽，注視著長江，注視著我們！
先生從花甲之年投身民間環保事業，不僅費心、費力、費財，而且還要面對冷漠、嘲諷、人身危險，個中艱辛非常人可以忍受。
祖父選擇了作中國維新變法的開拓者，因為祖國需要；父親選擇了作中國古代建築史研究的開拓者，因為祖國需要；他選擇了作中國民間環保事業的開拓者，因為祖國需要。梁從誡在接受採訪時說：“我們一家三代都是失敗的英雄，可以說是屢戰屢敗，但也屢敗屢戰。如果說我從祖父和父母身上繼承了點兒什麼的話，那就是信念：一個人要有社會責任感。”
先生的這種責任感，像一束光，照亮了許多人心底的希望。人們把許多敬重給了他：“亞洲環境獎”、“大熊貓獎”、“傑出成就獎”……，2009年12月15日，《中國新聞週刊》十年影響力評選，梁從誡的獲獎理由——不簡單的簡單：
讓常識成為常識，這很簡單，也很艱難。過去的十年，梁從誡一直希望接受自然常識的人更多一些。我們崇敬這個老人是因為這些他對於環保初衷始終沒有改變，就像他這些年始終如一的簡約生活，始終堅持騎自行車，其實說白了，之於每個人，環保就是這麼簡單。
先生甘於簡單，是源於“這是我們國家，地髒了，總得有人掃吧”的一種自覺，但是太多的人已經失去了知覺，變得麻木。麻木是可怕的，是冷漠的，是自殘的。
在眾多麻木的人群中，先生是孤獨的。
2006年，一場車禍終止了先生四處奔走的腳步，也嚴重侵害了他的健康。在先生生命最後的日子裡，他整日沉默不語，直到逝世。
2010年11月2日，先生病逝于北京世紀壇醫院，1000多人自發前來陪伴這位從60歲開始重新行走的啟蒙者，他離開了，與他摯愛的山水融合在一起，一副挽聯寫道：
三代精英，一身正氣，自然之友，公益楷模
兩袖清風，八方奔走，精神領袖，社會樂活
—— The end ——
林徽因在給費正清夫婦的信中寫道：“我的兩個孩子越來越像狄更斯筆下貧民窟裡的難童，從誡腿上滿是各種蚊蟲叮咬的疤痕，看上去已經不像腿了。”
1946年，經過9年的流亡生活，梁從誡一家回到了北平。1950年，梁從誡報考清華大學建築系，差了8分，子承父志的願望未能實現，當時任清華大學建築系系主任的梁思成沒有為兒子說話，梁從誡遂改上第二志願歷史系。
同班同學周承恩在梁從誡逝世後，回憶道：“在清華期間，我們班7人中，梁從誡年齡較小，大家都叫他小梁，但在政治上比我們成熟。”“校內中文、歷史、哲學三系的團員會組為一個團支部，梁從誡擔任過團支部的書記。他不但政治上先進，學習上優秀，而且待人熱情，肯幫助別人，群眾關係很好。”
1954年畢業後，梁從誡師從陳瀚笙先生攻讀世界史研究生，畢業後赴雲南大學歷史系任教。1955年，梁從誡與周如枚結婚（周培源長女）。1956年，他們的兒子梁鑒出生。
1962年，30歲的梁從誡調回北京國際關係研究所。由於父親的原因，梁從誡被打為“現行反革命分子”，成了被批鬥的物件。在批鬥時，他掛的牌子是“梁三子”，即保皇黨的孫子、 反動學術權威的兒子、修正主義的苗子。
1969年，梁從誡被下放到江西鄉下“五七幹校”參加勞動改造。此時，他與妻子周如枚的婚姻出現危機並最終離婚，兒子梁鑒隨母親離開。離婚後，周如枚把兒子的名字改為周志兵。
這段在政治重壓下分崩離析的婚姻，給梁從誡帶來什麼樣的影響，後人不得而知，一如那一時期眾多不幸的婚姻，只能留存于當事人苦澀的記憶裡。
1978年，在江西鄉下勞動改造9年的梁從誡回到北京。此時，“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討論剛剛開始，經過“文革”衝擊的知識份子，尚處在驚魂未定之中。那時的梁從誡並未因這樣的討論而洗淨身上的“污點”，經過9年鄉下生活的改造，他學會了默默等待。
祖父和父親的名頭，並沒有給梁從誡帶來福佑，在各條戰線撥亂反正的時代潮音中，梁從誡個人的命運只是大潮中泛起的一朵浪花。他進入大百科出版社任編輯，他的專業等同於放棄。
未能在專業上承繼父業，也未能在世界史研究上取得成績的梁從誡，內心翻過怎樣的情思，做過怎樣的美夢，畫過怎樣的設想，現在已成永久的秘密。
出版社的工作複雜而無窮盡，梁從誡滿懷熱情地工作著。1979年，他參與創辦《百科知識》雜誌，曾任《知識份子》雜誌主編，推介了許多西方現代學術研究新成果，受到讀者的歡迎。但正直與倔強性格，使他並沒有獲得展示才華的舞臺，甚至逐漸被邊緣化。
1988年，梁從誡辭去公職，應聘到民辦中國文化書院任導師。脫離了體制的梁從誡，反倒沒有了身份的顧忌，可以尋求父輩的人脈資源一展抱負。1989年開始，任全國政協委員和常委，以及政協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委員。政協的這一身份，為他投身環保事業提供了許多方便，也使他出現在公眾的視野中。
80年代中期以後，利用名人身份及人脈資源，投身市場淘金的現象十分普遍，但梁從誡反其道而行之，選擇了直到今天依然步履艱難的民間環保事業，此番憂國憂民的情懷，與祖父梁啟超、父親梁思成一脈相承。
1992年，他在由他擔任導師的“中國文化書院”名下，成立了一個“綠色文化分院”——自然之友，創辦之初，辦公地點就設在自己家中。1993年6月5日（世界環保日），自然之友召開了第一次戶外聚會，總共有82人來到京西八裡莊的玲瓏塔，這個後來被稱為“玲瓏塔聚會”的活動，標誌著自然之友正式成立。這是改革開放後中國第一個民間環保組織。
1995年秋，自然之友根據奚志農提供的情況，參與滇西北德欽縣原始森林被砍伐而危及金絲猴生存問題調查，通過媒體向社會報導，並直接向中央寫信呼籲。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姜春雲批復給予德欽縣300萬/年的財政補貼，有效制止了事態的擴大。然而，鄰近縣紛紛仿效，也想通過砍伐原始森林的辦法，獲得財政支持，嚴重威脅到滇金絲猴生存的空間。自然之友再次聯手中央電視臺《焦點訪談》，揭露德欽縣濫伐原始森林的事實，引起中央關注，終使滇金絲猴的領地得以保存。
1998年，四川洪雅縣非法砍伐天然林活動十分猖獗，自然之友成員冒著生命危險，深入林區摸底、調查、取證，並第一時間向社會公開，最終促成四川省政府全面禁伐天然林的決定，有效地保護了許多珍稀的植物種類。
藏羚羊是我國重要珍稀物種之一，一級保護動物，體型修長，主要棲息於海拔4600-6000米的草甸高原、高原草原環境中。雌藏羚羊生育後代時都要千里迢迢的到可哥西裡生育。20世紀80年代以來，國際黑市藏羚羊製品的交易日趨活躍，交易價格不斷攀升，導致盜殺藏羚羊活動猖獗。一條用藏羚絨製成的“沙圖什”披肩，最高可賣到3-4萬美元，歐洲許多上流社會人士以擁有“沙圖什”披肩為時尚。
自然之友自1995年開始參與藏羚羊的保護工作，通過多種形式呼籲政府和百姓關注、保護藏羚羊。並與一線反盜獵組織——治多縣西部工委，俗稱“野耗牛隊”密切合作，邀請隊長紮巴多傑來京介紹情況，安排媒體見面會及多所在京大學巡迴講演，在社會上引起巨大反響，直接促成了1999年的“可哥西裡反盜獵一號行動”獲得重大戰果。
事後，梁從誡上書國家林業局、環保局等相關部門，呼籲建立藏、青、新三省聯防機制，為草原的精靈保駕護航。他以67歲高齡，登上4000多米的可哥西裡，親自點燃火把焚毀400張藏羚羊皮。野耗牛隊的康巴漢子們，在極端困苦的反盜獵工作中沒有流過一滴眼淚，但當老人看到他們時，只說了一句“我像是回家了”，這群堅強的康巴漢子摟住他哭成一團。
梁從誡不放過任何機會宣傳他的環保觀念，呼籲人們從點滴做起、從自身做起。一次，他應邀到某國家機關做環保講演，只來了五位聽眾。先生說：“如果我能在你們5個人心中種下五顆綠色的種子，我就很欣慰了。”他情真意切講：“環境保護不僅僅是政府的事情，也不僅僅是專家的事情，如果我們作為普通的公民，不參與、不支持、不關注環境保護，反靠政府和專家，任何國家都是不可能把環境治理好的”。
1998年7月，克林頓總統訪問桂林，梁從誡作為民間環保人士陪同。他抓住機會讓總統看了滇金絲猴照片，克林頓問，“有多少只？”“1200只”。梁先生看著照片說：“這是靈長類中除人類之外的唯一紅嘴唇的動物。”他若有所思，接著說：“哦，那是我的表親”。是的，滇金絲猴處境的艱難與梁從誡民間環保處境的艱難一樣，也處在瀕危之中。
儘管力量式微，但他面對污染環境的行為，眼不摻沙口不懷柔。在山西的一個小縣，他指著前來敬酒的縣長斥問：“這裡的水跟醬油湯一樣，你們還好意思喝酒！”
在1999年上海舉辦的世界500強財富論壇上，梁從誡對著台下坐著的經濟巨頭們，大聲質問：“如果十幾億中國人都過上你們那種生活，中國的資源能支撐得起嗎？這不僅是中國的災難，也是世界的災難。你們想過要承擔什麼責任沒有？！”
對GDP主義，他說：“一個國家在發展經濟的同時，只有注重對環境的保護，才能保持發展的可能性。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完全可以協調一致。否則，那種短勢行為必將遭到自然的懲罰，結果是得不償失。”
在公共事務領域，民間組織的發聲尚沒有健全的管道，政府也遠遠沒有做好接受民間組織監督的思想準備。在這種情況下，自然之友積極的行為，常常得到的是政府消極的回應。加之因人口問題，經濟發展不平衡問題，政府績效考核導向問題等的影響，環境不是“還我綠水，還我藍天”這類口號所能解決的。
對此，梁先生深有感觸，他自嘲說：“這是一場打不贏的戰爭。不能因為贏不了就不打，就像你知道人總是要死的，不能因為這個就不好好活了。”
他說：“我們是一群積極的悲觀主義者。”
他說：“自然之友的每一個呼籲，都會在一些人的心裡留下一個回音，總有一天，這些回音將引起一種巨大的社會共鳴。”
他說：“我們不求波瀾壯闊，但的確需要水滴石穿的耐心，一點一滴的堅持。”
他說：“人還是應該有一種精神、有一點追求。在這樣一個時代，我們可以選擇另一種生活。”
他說：“或許，當今的人類就像坐在泰坦尼克號上，你有一等艙的樂趣，我有三等艙的活法。突然有一天撞上冰山，停也停不下來，拐也拐不了彎，大家只能同歸於盡。”
在自然之友的辦公室，掛著梁先生的一幅書法作品——真心實意，身體力行。
從先生言辭犀利的質問中，我們感受到了他的真心；從先生娓娓不倦的演講中，我們感受到了他的實意；從先生騎車的堅持裡，我們感受到了他的身體；從先生廢舊的名片上，我們感受到了他的力行。
先生曾寫了篇《我的憂慮》：貧與富和儉與奢是兩個不同的範疇。人們完全可能貧而不儉，貧困地區的貪官照樣可以大吃大喝，建豪宅、置豪車；人們也完全可以富而不奢，收入雖豐卻安于樸實的生活。奢靡的風氣不僅將無謂地消耗我們的資源，惡化我們的環境，而且也將毀掉一個民族的精神。
先生曾留下這樣的抒懷：江水輕拍船舷，船在微微晃動，有人難眠。遙想當年，李白遇赦，從奉節東下，一路神采飛揚，留下“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的不朽名句。寥寥數字，向我們透露了一千多年前三峽森林茂密，野生動物出沒的環境、生態消息。李白詩中景色，已無法想像：森林與猴子什麼年代從這裡消失，也不可考。若詩仙再世，于我輩同行，又會寫下怎樣的詩句留給後人？歷史的冷眼將始終注視著三峽，注視著長江，注視著我們！
先生從花甲之年投身民間環保事業，不僅費心、費力、費財，而且還要面對冷漠、嘲諷、人身危險，個中艱辛非常人可以忍受。
祖父選擇了作中國維新變法的開拓者，因為祖國需要；父親選擇了作中國古代建築史研究的開拓者，因為祖國需要；他選擇了作中國民間環保事業的開拓者，因為祖國需要。梁從誡在接受採訪時說：“我們一家三代都是失敗的英雄，可以說是屢戰屢敗，但也屢敗屢戰。如果說我從祖父和父母身上繼承了點兒什麼的話，那就是信念：一個人要有社會責任感。”
先生的這種責任感，像一束光，照亮了許多人心底的希望。人們把許多敬重給了他：“亞洲環境獎”、“大熊貓獎”、“傑出成就獎”……，2009年12月15日，《中國新聞週刊》十年影響力評選，梁從誡的獲獎理由——不簡單的簡單：
讓常識成為常識，這很簡單，也很艱難。過去的十年，梁從誡一直希望接受自然常識的人更多一些。我們崇敬這個老人是因為這些他對於環保初衷始終沒有改變，就像他這些年始終如一的簡約生活，始終堅持騎自行車，其實說白了，之於每個人，環保就是這麼簡單。
先生甘於簡單，是源於“這是我們國家，地髒了，總得有人掃吧”的一種自覺，但是太多的人已經失去了知覺，變得麻木。麻木是可怕的，是冷漠的，是自殘的。
在眾多麻木的人群中，先生是孤獨的。
2006年，一場車禍終止了先生四處奔走的腳步，也嚴重侵害了他的健康。在先生生命最後的日子裡，他整日沉默不語，直到逝世。
2010年11月2日，先生病逝于北京世紀壇醫院，1000多人自發前來陪伴這位從60歲開始重新行走的啟蒙者，他離開了，與他摯愛的山水融合在一起，一副挽聯寫道：
三代精英，一身正氣，自然之友，公益楷模
兩袖清風，八方奔走，精神領袖，社會樂活
—— The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