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在主旋律電影的發展歷程中， 以明星化包裝完成民族國家正義性表達的《建國大業》曾經是不可逾越的標杆， 但《湄公河行動》以良好的口碑和近12 億元的票房完成了全面超越。 2016 年國慶檔期受到《爵跡》和《從你的全世界路過》壓制， 原本不被市場看好的《湄公河行動》之所以能夠實現反超， 原因在於把“主旋律”電影的精神訴求與警匪片的類型特徵通過“沉冤昭雪”這種主流價值觀的過渡實現了完美融合。 未來如果能從觀念與體制上解決“主旋律”電影與商業電影的融合問題， 有可能逐步形成一種體現大國氣質、類型特徵鮮明又與中國社會現實高度關聯的主流市場類型。
從2016 年9 月30 日到12 月下旬， 經過近三個月的超長放映檔期， 電影《湄公河行動》終以11.8 億元的票房成績圓滿收官， “憑藉創新的藝術表達、精彩的視覺呈現、商業化的包裝手段實現了同類題材的類型突破，
在主旋律電影發展歷程中， 以明星化包裝完成民族國家正義性表達的《建國大業》曾經是不可逾越的標杆， 但與《湄公河行動》相比， 後者無疑更具有藝術生命力與市場競爭力。 雖然“主旋律”電影的提法今天看來有其歷史局限性， 但也約定俗成， 今後不論是以“主流電影”還是“主流價值觀電影”替代，
與以往的主旋律電影不同的是， 民營身份的博納影業並沒有為《湄公河行動》申請財政專項資金， 公安部除了檔案資料、武器裝備、聯絡保障等方面的支援外也沒有資金投入， 這部電影可以說是一部比較純粹的商業片， 唯一的限制在於， 影片對案情的呈現與演繹必須在公安部劃定的紅線內。
大國意志的精神訴求
中國的崛起很大程度上改變了冷戰結束後世界的政治、經濟、文化格局，隨著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地位的確立以及軍事實力的不斷提升，中國的大國地位逐步得到東西方世界的認可，中國也在把握一切機會展現作為一個大國的實力與責任，中國海軍進入亞丁灣護航以及歷次的海外撤僑行動就是最好的證明。由於部分西方國家對中國的崛起採取了打壓甚至敵視的態度，再加上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飽受屈辱的歷史，中國人的愛國主義、民族主義情緒很容易被激發，在這種社會心理背景下，文化產品對大國意志的詮釋亟需上升為一種創作自覺，湄公河慘案的發生以及中國政府的強硬姿態正好為這種創作自覺提供了一個機會。2011年10月5日發生在湄公河金三角水域的慘案是境外販毒勢力對中國公民生命財產安全的公然挑釁，為了替無辜被殺的十三位中國船員伸張正義，中國警方成立專案組跨境追凶，在老、緬、泰三國警方配合下，歷時半年多終將毒梟糯康及其手下骨幹成員全部抓捕歸案並繩之以法，不僅為死去的中國船員伸張了正義，也極大震懾了金三角的犯罪勢力。《湄公河行動》由公安部選擇拍攝方案並提供全方位支持，意圖非常明顯，就是要通過影片實現對國家意志的宣示，“當國民安全受到威脅的時候，國家不會坐視不理”。
當陳寶國飾演的公安部部長鏗鏘有力地說出這句臺詞時，就意味著影片的敘事動力從個人或群體英雄主義上升到國家意志層面，觀眾經由對個人或群體英雄主義的認同最終達成對國家的認同。近年來像《湄公河行動》這樣以英雄敘事實現國家意志宣示的影片還有《戰狼》，《戰狼》一開始所遭遇的市場環境比《湄公河行動》要嚴峻得多，甚至沒有發行公司願意接手，但《戰狼》最終以2000 萬元的投資贏得5.4 億元票房，靠的是大國崛起時代中國軍人的那種熱血精神，“犯我中華者，雖遠必誅”所傳達的強硬立場正好滿足了民族主義情緒高漲時期民眾對於國家意志的合理想像。其實對國家意志或精神的表達一直是好萊塢主流商業片的意識形態策略，例如《黑鷹墜落》《逃離德黑蘭》《拯救大兵瑞恩》等，只是這種表達都比較隱蔽，僅僅為敘事動力提供終極解釋。《湄公河行動》雖然在開局部分以新聞紀錄片的風格實拍天安門、公安部，討論專案組的成立也在部長辦公室，看似主旋律標籤非常明顯，但郝部長“還十三名中國船員一個清白，給全國老百姓一個交代”的表態擲地有聲，而且此後的敘事也不再強調國家使命意識，而是凸顯中國員警的專業素質與職業心態，沒有再重複主旋律電影慣用的只見精神不見人的套路。不論《戰狼》還是《湄公河行動》，都非常高調宣揚了國家、國民凜然不可侵犯的政治理念，它們的成功足以證明，主旋律電影只要調整好主題表達策略與敘事策略，完全有可能與商業電影進行很好的融合，從而確立中國電影的主流形態。
主流價值的立場選擇
《湄公河行動》雖然旨在彰顯國家保護國民安全、打擊境外犯罪勢力的堅定意志，但影片並沒有在這個宏大層面展開，而是交代清楚案情後迅速切入高剛帶隊的專案組以及情報員方興武的抓捕行動，直到影片結束也沒有再回到宏大敘事層面，鏡頭甚至都沒有切回北京，對毒梟糯康及其手下骨幹成員的審判也僅以字幕的方式予以交代，這樣的結構安排就是要確保類型化敘事的完整性，而類型化敘事所著重傳達的則是主流價值或普世價值。
在當前中國電影界價值觀表達出現混亂或者偏移的時候，《湄公河行動》的出現猶如一股激越的清流，讓觀者為之感奮，進而思考生命、尊嚴、感情、責任、忠誠這些人類生活的基本命題，它所帶來的社會正向價值是顯而易見的。由於是根據真實案件改編，電影的時空、人物、情節具有高度的還原性，毒品氾濫、恐怖襲擊、伸張正義、犧牲奉獻這些主題又與當下中國的現實生活有很高的關聯性，因此，《湄公河行動》很容易引發觀眾的共鳴，它對觀眾的情感立場與價值取向的影響不是普通的虛構影片所能比的。
在以往的主旋律影片中，我們習慣了個體利益服從集體利益、國家利益、個體生命融入社會發展進步、人類理想信念的英模敘事模式，很少看到國家、集體對個體生命價值、情感追求、自我實現、人格尊嚴的重視與保護。2007 年，《集結號》率先在這方面發出了錐心的詰問，《湄公河行動》則把對個體生命尊嚴的維護上升到國家意志層面，從“人人為國家”的詢喚到“國家為人人”的莊嚴承諾，《湄公河行動》體現了大國時代主旋律電影意識形態策略的轉換。十三位中國船員的生命雖已無可挽救，但背負的汙名亟待洗刷，沉冤昭雪是對無辜死難者最大的安慰，他們雖然平凡，也可能懦弱，但公民的生命尊嚴不容踐踏，國家有責任查清真相還他們一個清白，這是影片最令人感佩的地方。
對每一個個體生命的尊重是《湄公河行動》在價值立場選擇上的突破，這也是影片激發國家認同的一個重要共鳴點，影片傳達的另一個重要主流價值是懲惡揚善，正義必勝。懲惡揚善是藝術作品永恆的主題，但“主旋律”電影往往忽視這些基本的價值觀，一味宣揚超凡的政治覺悟，很容易陷入自說自話與市場脫節的境地。毒品犯罪一直是電影題材的一個敏感領域，畫面呈現尺度尤其難以把握，《湄公河行動》在這方面有重要突破，從吸毒者、毒品到毒品生產、販毒集團、娃娃兵，影片都做了突破性的表現，把善與惡的對立充分渲染，這樣不僅暗示了鬥爭的正義性與殘酷性，也為最後的勝利積累了情感的強度。
因此，雖然《湄公河行動》沒有終極懸念，但觀眾的情緒波動依然強烈，就得益於這種兩極化的對立。影片為了強化懲惡揚善的主題，甚至不惜讓主人公在政治立場上處於灰色地帶，方新武嚴刑逼供、槍殺俘虜，雖然有比較充分的鋪墊，但還是可以看出影片試圖突破政治正確模式強化懲惡揚善主題的努力。
在懲惡揚善的敘事模式下，《湄公河行動》對英雄的塑造也與一般的主旋律電影不同，雖說這些人物都脫胎于禁毒英雄，有的也已經犧牲，但影片在英雄塑造上不僅沒有拔高反而做了降格處理，並且通過增加感情戲的方式，突出人物的愛與責任這些基本的人格品質。專案組組長高剛是“出了名的倔驢”，婚姻破裂但也沒有刻意強調是工作原因導致，急躁、自負又有些冒險，幾次讓專案組陷入絕境。方新武則容易感情用事，女友的死他也負有一定責任，到金三角做情報員以後更是“變了”，他的所作所為與傳統臥底員警的形象相去甚遠，以至於禁毒局局長郁平都對他有些不放心，需要高剛去替他解釋。但影片在緝毒英雄塑造上的降格處理與險惡的工作環境、與毒販走鋼絲般的周旋是相匹配的，降格處理一方面讓人物具有一種差異性，更具有生活質感，另一方面也是為了起到欲揚先抑的效果，當情節推進到他們義無反顧為正義事業不惜以身殉職的時候，觀眾油然而生的那種崇敬之情是強烈而持久的，是能夠在情感記憶中刻下印記的，不是簡單的煽情手段所能比的。雖說英模人物的世俗化是近些年主旋律電影的共識，但《湄公河行動》把人物置於愛恨情仇的漩渦並著重突出人格魅力的處理方式更容易獲得觀眾認同，也成就了高剛、方新武這兩個中國電影中少有的硬漢形象。
一以貫之的商業精神
以詮釋中國革命歷程、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基本功能定位的主旋律電影在商業價值的追求上歷來是個悖論，少數通過明星化、類型化包裝獲得市場認可的主旋律電影往往又容易被貼上“媚俗”“妥協”“投機”的標籤，因此，隨著中國電影產業化進程的推進，主旋律電影逐漸成為一種遠離市場規則的類型，投資普遍較低，票房成功與否並不重要，成本回收主要依靠專項資金、政府獎勵、社會贊助以及版權收入等多元化管道。《湄公河行動》顯然不屬於這種類型，或者說《湄公河行動》已不再屬於經驗中的主旋律電影類型，博納影業民營上市公司的身份以及兩億元的大投資，都決定了《湄公河行動》必須把商業價值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而這一訴求恰與電視劇《湄公河大案》取得成功後公安部想對同題材電影創作模式進行改革的想法不謀而合，因此可以說《湄公河行動》是在全新的創作理念和創作模式下出現的主旋律電影，在主旋律電影發展歷程中具有標誌性意義。
博納影業在參與公安部競標時，就把好萊塢主流商業片《碟中諜》《速度與激情》作為《湄公河行動》的藍本，聘請在警匪片創作上卓有成績的林超賢擔剛導演類型定位也很明顯，可以說除了要在精神氣質、價值導向上確保主旋律的辨識度，《湄公河行動》在創作基因上就是商業化的，這與以往用商業元素對主旋律電影進行包裝的做法有質的區別。當然，為了貫徹商業化的創作理念，主創團隊與公安部進行了長期溝通，先後提交了二十餘稿劇本，經過了層層審批，這份對商業精神的堅守實質是對市場的尊重，值得後來者借鑒。
除了張涵予、彭于晏這兩位並不算特別大牌的一線明星，《湄公河行動》沒有在演員陣容上做過多投入，而是把資金儘量向製作端傾斜，這也與當前中國商業電影過分依賴粉絲經濟的浮躁風氣形成反差，所以不論從主旋律電影的角度還是商業電影的角度，《湄公河行動》都值得中國電影界認真總結。
《湄公河行動》對商業化的追求首先體現在對案件素材的挖掘、提煉上。作為震驚中外的大案，《湄公河行動》天然具有題材上的優勢，但如果過分依賴這種題材優勢或者片面追求紀實性必然要犧牲可看性，其市場體量也將非常有限，畢竟案件距離影片上映已經過去五年，電視劇《湄公河大案》的播出也削弱了題材的稀缺性。從類型的角度看，警匪片的魅力不外乎懸念與場面、動作，《湄公河行動》在懸念上顯然已經沒有多少空間，因此，在不違背案件真實的前提下強化場面的刺激性和動作的驚險性就成為影片的唯一選擇。為了貫徹這一點，影片把所有案件素材都圍繞場面與動作進行集中，為了解決與案件真實的矛盾，影片還依據環境真實進行了適度虛構，素材經過集中與虛構以後，影片的節奏問題也隨之解決，《湄公河行動》中動作戲占了約80% 的篇幅，這種緊密的節奏遠超林超賢以往的警匪片。在充滿異域風情又危機四伏的金三角，密集呈現富有現代戰爭色彩又不斷挑戰觀眾心理預期的動作場面，是《湄公河行動》可看性的基本保證。
除了場面、動作這些警匪片的共性，《湄公河行動》還充分利用公安部大力支持的資源優勢盡力突出 “揭秘性” “異域性”“新奇性”“禁忌性”等以往警匪片所不具有的另類感。雖然經過大量的新聞報導觀眾對於案件的發生過程和審判結果已經很瞭解，但抓捕的過程以及過程中又有怎樣的意外與曲折以前並沒有披露，電視劇《湄公河大案》由於基本沒有去境外拍攝，加上虛構情節較多，也未能呈現抓捕的核心內容，這就給《湄公河行動》留出了空間，基於“10•5”專案組秘密檔案所形成的“揭秘性”就成了《湄公河行動》的情節架構核心。另外，由於“10•5”案是中國員警第一次境外執法，劇組也主要在泰國、馬來西亞實景拍攝，並且使用各種真實武器，這種“異域性”“新奇性”也是影片的重要看點。影片還有一個令人震撼的地方是對“禁忌性”的突破，從影片開始的吸毒、制毒場景到方新武嚴刑逼供、娃娃兵輪盤賭、執行恐怖襲擊再到高剛槍擊娃娃兵、方新武槍殺俘虜，這些幾乎都是第一次在銀幕上呈現的“禁忌性”鏡頭，這些“禁忌性”鏡頭對於塑造人物、推進情節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也通過為觀眾呈現這種殘酷的、另類的真實起到反毒的警示作用。
不論是突出場面、動作還是追求另類感，都還屬於策略層面，《湄公河行動》最值得中國電影界學習的是敢於把一切都推向極致的創作態度。兩億投資、三年籌備、半年實拍、半年後期，《湄公河行動》幾乎在每一個方面都表現出了當前中國商業電影創作的最大誠意，唯有這種誠意獲得市場的積極回饋，中國電影的發展才是健康的。當然，《湄公河行動》在商業化的追求上也有值得反思的地方，比如真實與虛構、突破與禁忌的平衡問題以及渲染暴力所帶來的人道主義風險，這些問題可能需要上升到一個更高的層面探討。
結語
當高速擴容的中國電影市場對相對薄弱的內容產出產生焦慮進而引發行業發展拐點論的時候，《湄公河行動》超預期的市場表現讓沉寂已久的“主旋律”電影重新吸引關注的目光。聯想到2014 年取得8.8 億元票房的《智取威虎山》、2015 年取得5.4 億元票房的《戰狼》和即將上映的《戰狼2》《建軍大業》，以博納影業、春秋時代為代表的民營電影公司似乎正在把主旋律電影改造為一種以英雄主義為精神訴求的商業類型，這種英雄主義因其傳奇性和另類性有別于以往的英模電影，但又在爭取民族獨立、維護國家尊嚴、捍衛公平正義等主題下表現出易於識別的主旋律氣質。不論把這些影片稱作主旋律商業片、主流商業片還是主流電影，它們與主旋律電影的承續關係是得到認可的。如果沒有公安部的競標，博納影業不可能拿到拍攝權，如果沒有林超賢對創作自主的堅持，《湄公河行動》也不會是現在這個樣子，如何從體制上保證這一個案具有可複製性，值得各有關方面認真思考。與好萊塢成熟的電影工業體系相比，中國電影最大的問題在於缺乏一個結構合理、類型明確、品質可控、政治正確、趣味普適並且以大製片廠為核心的影片生產體系，如果不能儘快有序建立這個體系，幾千個生產主體盲目追逐一個又一個題材、類型熱點，不僅風險難以控制，也無法保證發展的持續性，這種弊端隨著市場的逐步擴大會越來越明顯，2016 年國產電影市場份額、票房增速的急劇下滑就是明顯的信號。在這一背景下，如果能從觀念與體制上解決主旋律電影與商業電影的融合問題，充分調動片方、資本與創作者的積極性，也許能逐步形成一種體現大國氣質、類型特徵鮮明又與中國社會現實高度關聯的主流市場類型，這也是當前中國從電影大國向電影強國轉型升級的核心議題。
大國意志的精神訴求
中國的崛起很大程度上改變了冷戰結束後世界的政治、經濟、文化格局，隨著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地位的確立以及軍事實力的不斷提升，中國的大國地位逐步得到東西方世界的認可，中國也在把握一切機會展現作為一個大國的實力與責任，中國海軍進入亞丁灣護航以及歷次的海外撤僑行動就是最好的證明。由於部分西方國家對中國的崛起採取了打壓甚至敵視的態度，再加上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飽受屈辱的歷史，中國人的愛國主義、民族主義情緒很容易被激發，在這種社會心理背景下，文化產品對大國意志的詮釋亟需上升為一種創作自覺，湄公河慘案的發生以及中國政府的強硬姿態正好為這種創作自覺提供了一個機會。2011年10月5日發生在湄公河金三角水域的慘案是境外販毒勢力對中國公民生命財產安全的公然挑釁，為了替無辜被殺的十三位中國船員伸張正義，中國警方成立專案組跨境追凶，在老、緬、泰三國警方配合下，歷時半年多終將毒梟糯康及其手下骨幹成員全部抓捕歸案並繩之以法，不僅為死去的中國船員伸張了正義，也極大震懾了金三角的犯罪勢力。《湄公河行動》由公安部選擇拍攝方案並提供全方位支持，意圖非常明顯，就是要通過影片實現對國家意志的宣示，“當國民安全受到威脅的時候，國家不會坐視不理”。
當陳寶國飾演的公安部部長鏗鏘有力地說出這句臺詞時，就意味著影片的敘事動力從個人或群體英雄主義上升到國家意志層面，觀眾經由對個人或群體英雄主義的認同最終達成對國家的認同。近年來像《湄公河行動》這樣以英雄敘事實現國家意志宣示的影片還有《戰狼》，《戰狼》一開始所遭遇的市場環境比《湄公河行動》要嚴峻得多，甚至沒有發行公司願意接手，但《戰狼》最終以2000 萬元的投資贏得5.4 億元票房，靠的是大國崛起時代中國軍人的那種熱血精神，“犯我中華者，雖遠必誅”所傳達的強硬立場正好滿足了民族主義情緒高漲時期民眾對於國家意志的合理想像。其實對國家意志或精神的表達一直是好萊塢主流商業片的意識形態策略，例如《黑鷹墜落》《逃離德黑蘭》《拯救大兵瑞恩》等，只是這種表達都比較隱蔽，僅僅為敘事動力提供終極解釋。《湄公河行動》雖然在開局部分以新聞紀錄片的風格實拍天安門、公安部，討論專案組的成立也在部長辦公室，看似主旋律標籤非常明顯，但郝部長“還十三名中國船員一個清白，給全國老百姓一個交代”的表態擲地有聲，而且此後的敘事也不再強調國家使命意識，而是凸顯中國員警的專業素質與職業心態，沒有再重複主旋律電影慣用的只見精神不見人的套路。不論《戰狼》還是《湄公河行動》，都非常高調宣揚了國家、國民凜然不可侵犯的政治理念，它們的成功足以證明，主旋律電影只要調整好主題表達策略與敘事策略，完全有可能與商業電影進行很好的融合，從而確立中國電影的主流形態。
主流價值的立場選擇
《湄公河行動》雖然旨在彰顯國家保護國民安全、打擊境外犯罪勢力的堅定意志，但影片並沒有在這個宏大層面展開，而是交代清楚案情後迅速切入高剛帶隊的專案組以及情報員方興武的抓捕行動，直到影片結束也沒有再回到宏大敘事層面，鏡頭甚至都沒有切回北京，對毒梟糯康及其手下骨幹成員的審判也僅以字幕的方式予以交代，這樣的結構安排就是要確保類型化敘事的完整性，而類型化敘事所著重傳達的則是主流價值或普世價值。
在當前中國電影界價值觀表達出現混亂或者偏移的時候，《湄公河行動》的出現猶如一股激越的清流，讓觀者為之感奮，進而思考生命、尊嚴、感情、責任、忠誠這些人類生活的基本命題，它所帶來的社會正向價值是顯而易見的。由於是根據真實案件改編，電影的時空、人物、情節具有高度的還原性，毒品氾濫、恐怖襲擊、伸張正義、犧牲奉獻這些主題又與當下中國的現實生活有很高的關聯性，因此，《湄公河行動》很容易引發觀眾的共鳴，它對觀眾的情感立場與價值取向的影響不是普通的虛構影片所能比的。
在以往的主旋律影片中，我們習慣了個體利益服從集體利益、國家利益、個體生命融入社會發展進步、人類理想信念的英模敘事模式，很少看到國家、集體對個體生命價值、情感追求、自我實現、人格尊嚴的重視與保護。2007 年，《集結號》率先在這方面發出了錐心的詰問，《湄公河行動》則把對個體生命尊嚴的維護上升到國家意志層面，從“人人為國家”的詢喚到“國家為人人”的莊嚴承諾，《湄公河行動》體現了大國時代主旋律電影意識形態策略的轉換。十三位中國船員的生命雖已無可挽救，但背負的汙名亟待洗刷，沉冤昭雪是對無辜死難者最大的安慰，他們雖然平凡，也可能懦弱，但公民的生命尊嚴不容踐踏，國家有責任查清真相還他們一個清白，這是影片最令人感佩的地方。
對每一個個體生命的尊重是《湄公河行動》在價值立場選擇上的突破，這也是影片激發國家認同的一個重要共鳴點，影片傳達的另一個重要主流價值是懲惡揚善，正義必勝。懲惡揚善是藝術作品永恆的主題，但“主旋律”電影往往忽視這些基本的價值觀，一味宣揚超凡的政治覺悟，很容易陷入自說自話與市場脫節的境地。毒品犯罪一直是電影題材的一個敏感領域，畫面呈現尺度尤其難以把握，《湄公河行動》在這方面有重要突破，從吸毒者、毒品到毒品生產、販毒集團、娃娃兵，影片都做了突破性的表現，把善與惡的對立充分渲染，這樣不僅暗示了鬥爭的正義性與殘酷性，也為最後的勝利積累了情感的強度。
因此，雖然《湄公河行動》沒有終極懸念，但觀眾的情緒波動依然強烈，就得益於這種兩極化的對立。影片為了強化懲惡揚善的主題，甚至不惜讓主人公在政治立場上處於灰色地帶，方新武嚴刑逼供、槍殺俘虜，雖然有比較充分的鋪墊，但還是可以看出影片試圖突破政治正確模式強化懲惡揚善主題的努力。
在懲惡揚善的敘事模式下，《湄公河行動》對英雄的塑造也與一般的主旋律電影不同，雖說這些人物都脫胎于禁毒英雄，有的也已經犧牲，但影片在英雄塑造上不僅沒有拔高反而做了降格處理，並且通過增加感情戲的方式，突出人物的愛與責任這些基本的人格品質。專案組組長高剛是“出了名的倔驢”，婚姻破裂但也沒有刻意強調是工作原因導致，急躁、自負又有些冒險，幾次讓專案組陷入絕境。方新武則容易感情用事，女友的死他也負有一定責任，到金三角做情報員以後更是“變了”，他的所作所為與傳統臥底員警的形象相去甚遠，以至於禁毒局局長郁平都對他有些不放心，需要高剛去替他解釋。但影片在緝毒英雄塑造上的降格處理與險惡的工作環境、與毒販走鋼絲般的周旋是相匹配的，降格處理一方面讓人物具有一種差異性，更具有生活質感，另一方面也是為了起到欲揚先抑的效果，當情節推進到他們義無反顧為正義事業不惜以身殉職的時候，觀眾油然而生的那種崇敬之情是強烈而持久的，是能夠在情感記憶中刻下印記的，不是簡單的煽情手段所能比的。雖說英模人物的世俗化是近些年主旋律電影的共識，但《湄公河行動》把人物置於愛恨情仇的漩渦並著重突出人格魅力的處理方式更容易獲得觀眾認同，也成就了高剛、方新武這兩個中國電影中少有的硬漢形象。
一以貫之的商業精神
以詮釋中國革命歷程、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基本功能定位的主旋律電影在商業價值的追求上歷來是個悖論，少數通過明星化、類型化包裝獲得市場認可的主旋律電影往往又容易被貼上“媚俗”“妥協”“投機”的標籤，因此，隨著中國電影產業化進程的推進，主旋律電影逐漸成為一種遠離市場規則的類型，投資普遍較低，票房成功與否並不重要，成本回收主要依靠專項資金、政府獎勵、社會贊助以及版權收入等多元化管道。《湄公河行動》顯然不屬於這種類型，或者說《湄公河行動》已不再屬於經驗中的主旋律電影類型，博納影業民營上市公司的身份以及兩億元的大投資，都決定了《湄公河行動》必須把商業價值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而這一訴求恰與電視劇《湄公河大案》取得成功後公安部想對同題材電影創作模式進行改革的想法不謀而合，因此可以說《湄公河行動》是在全新的創作理念和創作模式下出現的主旋律電影，在主旋律電影發展歷程中具有標誌性意義。
博納影業在參與公安部競標時，就把好萊塢主流商業片《碟中諜》《速度與激情》作為《湄公河行動》的藍本，聘請在警匪片創作上卓有成績的林超賢擔剛導演類型定位也很明顯，可以說除了要在精神氣質、價值導向上確保主旋律的辨識度，《湄公河行動》在創作基因上就是商業化的，這與以往用商業元素對主旋律電影進行包裝的做法有質的區別。當然，為了貫徹商業化的創作理念，主創團隊與公安部進行了長期溝通，先後提交了二十餘稿劇本，經過了層層審批，這份對商業精神的堅守實質是對市場的尊重，值得後來者借鑒。
除了張涵予、彭于晏這兩位並不算特別大牌的一線明星，《湄公河行動》沒有在演員陣容上做過多投入，而是把資金儘量向製作端傾斜，這也與當前中國商業電影過分依賴粉絲經濟的浮躁風氣形成反差，所以不論從主旋律電影的角度還是商業電影的角度，《湄公河行動》都值得中國電影界認真總結。
《湄公河行動》對商業化的追求首先體現在對案件素材的挖掘、提煉上。作為震驚中外的大案，《湄公河行動》天然具有題材上的優勢，但如果過分依賴這種題材優勢或者片面追求紀實性必然要犧牲可看性，其市場體量也將非常有限，畢竟案件距離影片上映已經過去五年，電視劇《湄公河大案》的播出也削弱了題材的稀缺性。從類型的角度看，警匪片的魅力不外乎懸念與場面、動作，《湄公河行動》在懸念上顯然已經沒有多少空間，因此，在不違背案件真實的前提下強化場面的刺激性和動作的驚險性就成為影片的唯一選擇。為了貫徹這一點，影片把所有案件素材都圍繞場面與動作進行集中，為了解決與案件真實的矛盾，影片還依據環境真實進行了適度虛構，素材經過集中與虛構以後，影片的節奏問題也隨之解決，《湄公河行動》中動作戲占了約80% 的篇幅，這種緊密的節奏遠超林超賢以往的警匪片。在充滿異域風情又危機四伏的金三角，密集呈現富有現代戰爭色彩又不斷挑戰觀眾心理預期的動作場面，是《湄公河行動》可看性的基本保證。
除了場面、動作這些警匪片的共性，《湄公河行動》還充分利用公安部大力支持的資源優勢盡力突出 “揭秘性” “異域性”“新奇性”“禁忌性”等以往警匪片所不具有的另類感。雖然經過大量的新聞報導觀眾對於案件的發生過程和審判結果已經很瞭解，但抓捕的過程以及過程中又有怎樣的意外與曲折以前並沒有披露，電視劇《湄公河大案》由於基本沒有去境外拍攝，加上虛構情節較多，也未能呈現抓捕的核心內容，這就給《湄公河行動》留出了空間，基於“10•5”專案組秘密檔案所形成的“揭秘性”就成了《湄公河行動》的情節架構核心。另外，由於“10•5”案是中國員警第一次境外執法，劇組也主要在泰國、馬來西亞實景拍攝，並且使用各種真實武器，這種“異域性”“新奇性”也是影片的重要看點。影片還有一個令人震撼的地方是對“禁忌性”的突破，從影片開始的吸毒、制毒場景到方新武嚴刑逼供、娃娃兵輪盤賭、執行恐怖襲擊再到高剛槍擊娃娃兵、方新武槍殺俘虜，這些幾乎都是第一次在銀幕上呈現的“禁忌性”鏡頭，這些“禁忌性”鏡頭對於塑造人物、推進情節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也通過為觀眾呈現這種殘酷的、另類的真實起到反毒的警示作用。
不論是突出場面、動作還是追求另類感，都還屬於策略層面，《湄公河行動》最值得中國電影界學習的是敢於把一切都推向極致的創作態度。兩億投資、三年籌備、半年實拍、半年後期，《湄公河行動》幾乎在每一個方面都表現出了當前中國商業電影創作的最大誠意，唯有這種誠意獲得市場的積極回饋，中國電影的發展才是健康的。當然，《湄公河行動》在商業化的追求上也有值得反思的地方，比如真實與虛構、突破與禁忌的平衡問題以及渲染暴力所帶來的人道主義風險，這些問題可能需要上升到一個更高的層面探討。
結語
當高速擴容的中國電影市場對相對薄弱的內容產出產生焦慮進而引發行業發展拐點論的時候，《湄公河行動》超預期的市場表現讓沉寂已久的“主旋律”電影重新吸引關注的目光。聯想到2014 年取得8.8 億元票房的《智取威虎山》、2015 年取得5.4 億元票房的《戰狼》和即將上映的《戰狼2》《建軍大業》，以博納影業、春秋時代為代表的民營電影公司似乎正在把主旋律電影改造為一種以英雄主義為精神訴求的商業類型，這種英雄主義因其傳奇性和另類性有別于以往的英模電影，但又在爭取民族獨立、維護國家尊嚴、捍衛公平正義等主題下表現出易於識別的主旋律氣質。不論把這些影片稱作主旋律商業片、主流商業片還是主流電影，它們與主旋律電影的承續關係是得到認可的。如果沒有公安部的競標，博納影業不可能拿到拍攝權，如果沒有林超賢對創作自主的堅持，《湄公河行動》也不會是現在這個樣子，如何從體制上保證這一個案具有可複製性，值得各有關方面認真思考。與好萊塢成熟的電影工業體系相比，中國電影最大的問題在於缺乏一個結構合理、類型明確、品質可控、政治正確、趣味普適並且以大製片廠為核心的影片生產體系，如果不能儘快有序建立這個體系，幾千個生產主體盲目追逐一個又一個題材、類型熱點，不僅風險難以控制，也無法保證發展的持續性，這種弊端隨著市場的逐步擴大會越來越明顯，2016 年國產電影市場份額、票房增速的急劇下滑就是明顯的信號。在這一背景下，如果能從觀念與體制上解決主旋律電影與商業電影的融合問題，充分調動片方、資本與創作者的積極性，也許能逐步形成一種體現大國氣質、類型特徵鮮明又與中國社會現實高度關聯的主流市場類型，這也是當前中國從電影大國向電影強國轉型升級的核心議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