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湖帆是中國藏界的巨擘。 他曾抨擊那種“玩鈔票”而不識古書畫真實價值的收藏界怪相。 然而在藏界， 他是領頭人卻不只是獨唱者。 他和他的收藏朋友圈成就了一段段文人佳話。
吳湖帆
海上著名書畫家兼收藏家吳湖帆得其祖、外祖和岳父之蔭， 積得古物收藏近半壁江山， 已早為世人周知。 他進一步更憑自身努力， 不斷通過各種方式， 豐富、精粹化本身的藏品， 這其中的故事經常為人們津津樂道。 吳湖帆是過去百年中國收藏界的具識巨擘， 然而， 他是領頭人卻不只是獨唱者， 在他身旁和背後， 還有一批分擔著伴唱、和聲部角色的人物。 本短文想著眼的， 在於回顧他收藏業績並揭示其個性特質的同時， 力圖辨析那些和聲和伴唱， 以期再現當時某種社會生態與文化風尚。
翻閱《醜簃日記》會發覺， 圍繞著梅景書屋的書畫收藏， 主要有三類人物， 一是像龐元濟、周湘雲、狄平子、譚敬、蔣榖孫、張蔥玉（珩）、孫伯淵、孫邦瑞等收藏界名人，
俗稱具有三才亦即“財力、精力、功力”者， 方可為收藏家之基礎。 論財力， 吳湖帆或許不能跟龐虛齋、周湘雲、孫邦瑞等兼有地產、企業的人相比、他主要依靠祖傳以及自己的全副身心撲在收藏這條道上執著前行。
南宋 佚名 《鵪鶉圖頁》
舉例來說， 身兼書畫、收藏大家的張大千見多識廣， 北宋郭熙的《幽谷圖》軸、元代吳鎮《漁父圖》卷等一批傳世絕品就是通過他的搭橋牽線， 成為梅景書屋珍藏的。 《幽谷圖》以前藏家是廬山蔡金台， 是由大千攜帶到上海， 向吳湖帆推薦的， 而吳湖帆用舊藏金任君謨《古柏行》， 王蒙、饒介之書畫合卷“由大千經手易吳仲圭《漁父圖》卷， 亦一快事！”1931年5月29日， 通過曹友卿經手， 吳湖帆支付“數千金”得到傳為南宋鄭所南畫的《無根蘭》， 吳贊之“可與《梅花喜神譜》同寶”。 不過三年， 1934年1月27日， 此吳藏鄭氏《蘭花》經過徐竹蓀仲介， 便以5700元售與龐元濟。 吳湖帆得到《鄭蘭》不久， 曹友卿又攜來張中（子政）《芙蓉雙鴛圖》，
北宋 郭熙 《幽谷圖》軸
現代人喜歡探討梅景老人的收藏理念， 下述摘抄的幾則日記， 應不同程度反映出類似理念及其收藏圈子的資訊。 “（1931年5月14日）下午劉定之攜來徐枋仿吳仲圭軸……定之雲徐畫市價高下以印章多寡為別， 可笑也。 此畫有七印之多……一輩妄人居然以此為別， 不問畫筆好歹， 真是怪事。 若近日海上諸大收藏家津津樂道印章多寡， 自誇鑒別之精， 問以如何好處， 古書古畫何從可貴， 皆瞠目不能語， 皆憑得價之貴賤為標準， 直可玩鈔票為愈耳。 大腹賈好談風雅， 其實目不識丁， 何足以語書畫妙處。 ”
1933年1月29日又記“張大千來， 談論觀古畫海上幾無可談之人， 收藏家之眼光以名之大小為標準， 一畫以題跋之多寡、著錄之家數為斷， 往往重紙輕絹，畫之好壞不論也。骨董夥之眼光以紙本之潔白、名字之時否為標準，畫之有意義無意義不懂也。書畫家之眼光以合己意為標準，附和買畫者以耳熟習聞為標準，此畫之有無價值不識也”。
吳湖帆深感收藏對於文化承傳的意義，一次談及清安岐的《墨緣匯觀》（1933年1月31日），他認為：“名襲以傳，近人之談收藏者亦引為考據，娓娓仰奉。噫，安氏智哉！按：安氏為朝鮮人，明珠枋國時賄賂通私，明敗而安亦沒藉，所藏畫歸內府矣。觀安之所藏，未嘗見有隻字，安之無文可知，校項子京亦不可同語，況若文若董哉。噫，今日收藏者恐並安之不若也多矣，此亦書畫之一厄也。”
從親身過目的古畫中，吳湖帆體察到明末項元汴與清初安岐的鑒賞水準，他抨擊那種“玩鈔票”而不識古書畫真實價值的收藏界怪相，對徒為金錢財富著眼的好事者、投資者憂慮，為不講文化的收藏活動憂慮。他所評價身邊之人，如“沈劍知畫派甚正，目光亦不偏，鑒別力殊深刻，所嫌看得不多，再多觀摩，必成鑒別專家無疑。近日不可多得之同志也”。“劉定之以裝潢著名，無足怪也。定之人極誠實，其藝絕佳，惜不能識畫耳。”他之熱心結社創作、組織觀摩展覽，收徒傳教，正是為著培養人才，以弘揚中華畫學為繼絕弘念。
因此，當有人持偽本蘇軾書《歸去來辭》來求題跋時，雖前人高士奇、梁章钜皆誤為真跡，吳湖帆則仗義執言之曰偽，拒絕不題，使彼殊懊喪而去。對於社會上眾說紛紜的故宮審畫案，吳湖帆認為：“故宮之馬麟畫《層疊冰綃》（絹本，至精）、江貫道《千里江山圖》卷（絹本，至精）、趙松雪《古木竹石》（晚年時作）、王煙客為其婿畫杜詩意十二幀（煙客中第一精品也，七十四歲作）。以上四件及黃庭堅仿懷素書卷等若干件，俱被法院封存。法院根本不知，僅就一名為鑒定人之老糊塗顛倒黑白、亂點鴛鴦的判斷而已。古人何罪？精神上大吃官司，冤哉枉也！法院之無識可想而知，而所請鑒定人之無識，真該死也。”表達了巨大的義憤。
下面，略微介紹幾位梅景書屋收藏圈子的人物。
1946年12月吳湖帆與友人攝于黃山藝苑（右起鄭午昌、張充仁、張大千、吳湖帆、許士騏、汪亞塵、顏文樑）。
蔣谷孫（1902-1973）名祖詒，字谷孫，浙江湖州人。其父蔣汝藻（1877-1954），字孟萍，號樂庵，清光緒二十九年舉人，曾官學部總務司郎中，參加辛亥革命，任浙江軍政府鹽政局長，為浙江有影響的實業家，並為藏書世家，以密韻樓名世。20世紀初，受盧芹齋之邀，主持北京來遠公司，經營、收購古玩字畫。谷孫本人居上海期間，以精鑒碑帖、版本、書畫聞名，1940年代末攜家藏渡台，曾任臺灣大學教授，著有《思適齋集外書跋輯存》等。
吳湖帆收藏的不少精品，都經過蔣谷孫的仲介，比如他以1800元獲得明吳偉《鐵笛圖》卷，即是如此；吳蔣兩人之間互易藏品更屬常事，像蔣谷孫看中了梅景所藏的宋刻本《道德經》，便以自己收藏的唐寅《騎驢歸興圖》軸和毛抄《盤洲樂章集》一冊兩相交易，後來成為吳家藏品的明陸師道《秋林觀瀑圖》軸和李流芳金箋《山水圖》軸，也是用吳家舊藏的元刻本《圖繪寶鑒》向蔣谷孫換來的。平時，吳蔣交遊密切，或一同遊逛畫店，賞析書畫，為藏品題跋，或同赴戲院聽馬連良唱全本《三娘教子》。一次，蔣谷孫還邀請法國駐華使館秘書、伯希和弟子杜博思拜訪梅景書屋，觀賞吳氏藏畫，老人驚訝于這位法國人喜愛王原祁畫的程度，感歎“其根柢見解可想像矣”！
1929年末，蔣谷孫收得北宋《淳化閣帖》最善本，大喜過望，新取齋號“官帖簃”，並囑託吳湖帆為之作《官帖簃圖》，吳畫完便在左上題跋道：“谷孫道兄收藏宋拓淳化祖本三卷，賈師憲悅生堂舊物，明季歸孫氏閑者軒者，凡六七八三卷，皆王右軍書，為海內閣帖之冠。己巳冬日屬圖冊端。吳湖帆並記于四歐堂。”此帖隨蔣氏遷居臺灣後流散海外，於2003年由上海博物館購歸芰藏。
吳蔣交往間，時有不愉快事。比如1938年6月26日，曹友卿攜帶來《漢侯獲碑》二軸，元拓《史晨前後碑》二本，明拓《景君》、《韓敕》、《鄭固》三碑等到吳家。以上五種漢碑皆為梅景外祖沈公遺物，是去年吳湖帆為了托蔣谷孫經售梁楷的畫交給蔣的。結果梁畫未成交，吳湖帆欲索還，蔣卻不肯，索之再三，終不理會。於是吳湖帆在一次觀賞蔣氏藏倪瓚的《江渚風林圖》，便有意扣住此倪畫將近一個月，蔣才不得不將原物歸還。
提起傳世的宋人《睢陽五老圖》冊，蔣谷孫難逃致使國寶離散之罪。在晚清民初時《睢陽五老圖》已經遭遇一段急速換主的坎坷經歷。同光年間，所有者狄曼農視為至寶，其官江西時因此被奪官。（參見狄平子《平等閣筆記》）越人王霞軒得手，便獻媚將之送贈內閣大學士左中棠，左覺得此圖當屬五老後裔，題跋後仍歸還王氏。光緒十五年（1890，見盛跋）王以三百金售於清宗室、國子監祭酒盛昱，盛去世後旋即歸畫商景樸蓀。1915年秋吳興蔣汝藻（孟萍）自景氏半畝園購獲此冊。
1930年代末，吳湖帆曾在吳興張靜江處觀賞過，感歎“故家文物流傳易主之迅，未有若此者也”！再次見到時已經是1943年，但只剩下殘本，手翻片斷，吳湖帆滿腹愁緒地寫道：“五老宋畫原象藏狄氏時尚存，聞為吳興蔣氏分售歐美，不知何日得慶完璧？千秋功罪自有定評。”原來在二戰期末，蔣谷孫串通張靜江的通運公司，將《睢陽五老圖》送往歐美兜售，使宋人畫的五老像和部分題跋現分藏於大都會博物館、佛利爾博物館與耶魯大學博物館。剩下部分為已得明人尤求摹本的海上藏家孫煜峰所藏，後一併捐贈上海博物館。（參見陳定山《春申舊聞》）
清 華喦 《嬰戲圖冊》
孫邦瑞（1903-1972）是海上實業家、古書畫收藏名家孫煜峰（1901-1967）的胞弟，江蘇江陰人。孫邦瑞也酷愛收藏，與吳湖帆有通家之誼，其藏品多由吳氏鑒定、題跋。1939年4月，吳湖帆籌畫同仁藏古畫展覽，孫邦瑞送展的藏畫有：陳道複的《紅梨卷》、沈顥（石天）的《秋林道話圖》、王翬早年佳品《寒塘鸂鶒》和《仿大癡山水》、蕭雲從的《書畫卷》、查士標的《南村草堂圖》、倪元璐的字軸、王原祁《仿松雪》、董邦達和錢維城的四尺對幅，在吳湖帆看來，這些藏品的名頭和品質，相對其他人（包括錢鏡塘的）“真而甚惡俗”者益顯上乘。孫邦瑞藏品中査士標的設色細筆《南村草堂圖》，原本紙經黴蛀，十分可惜，於是他托了吳湖帆為之修復補筆。
一日午後，孫邦瑞訪梅景書屋，攜帶著文徵明小幅真跡，還有八大山人、王原祁、張元舉畫扇，俱佳。尤其是後者，因為作者張元舉是陳道複的外孫，畫不多見。吳氏便托孫邦瑞代為論價，以備配入他專門編輯的《吳中明賢扇冊》當中。1938年3月12日，孫邦瑞又與吳湖帆談到，昨日在榮寶齋見《公孫僑碑》一冊，因為聽說吳湖帆曾經為此還過價，便問起此碑。吳氏告知自己並未還價，那東西卻甚好。孫邦瑞聞之，立刻去電話問：還在否？結果卻已賣掉了，為之懊喪不已。吳湖帆說起這件碑帖曾有人持來向他索要1000元，而榮寶齋僅索孫邦瑞150元，今又以180元出售，故孫邦瑞特別後悔。
書畫收藏上的得失悲喜固然有趣，人生道路上的相輔相侍更值得記敘。在潘靜淑去世那段日子裡，是孫邦瑞等友人悉心陪伴，殯禮送葬，為之分憂，給人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馮超然（1882-1954）名迥，以字行，號滌舸，江蘇常州人，晚年居上海嵩山路，顏其居雲“嵩山草堂”。擅長丹青，早年精于仕女，後專攻山水，亦精書法篆刻，與吳湖帆、吳待秋、吳子深共有海上畫壇“三吳一馮”讚譽。據鄭逸梅回憶，1919年37歲的馮超然定居上海嵩山路時，吳湖帆一家尚住蘇州，後欲遷居滬上，結果找到的地方“與嵩山草堂望衡對宇，便是超然為湖帆代賃的”。兩家在同一條嵩山路上，吳家88號，馮超然家90號，相鄰沒有幾分鐘的路。“湖帆家的前門，斜對超然家的後門，同一里弄。”兩人同為滬上畫壇“三吳一馮”中名人，同樣喜好收藏，往往晝夜接納賓朋，清夜才致力於藝事，所以往來十分頻繁。在《醜簃日記》裡，不時可以讀到“晨訪”或者“夜訪馮府”的記載。1937年元旦，已經是午後，吳湖帆趨步馮超然處，結果馮尚未起身，不遇乃歸。師長輩的王同愈七十八歲病逝後，留下了一堆畫債，吳馮就各自分擔了一半定件。看到梅景老人外科醫生般地對所藏古書畫動起手術，裁切重裝補全，馮超然禁不住感歎：“我是下不了這種辣手的。”
1932年初，馮超然在梅景書屋觀賞吳湖帆新入藏的陸治《元夜燕集圖》卷，觀後感興不已，題跋道：“此圖為包山子真跡，舊藏寒碧山莊，今為醜簃所獲。值此擾攘之秋，吾儕猶能日夕談藝，以古物自娛，至足樂也。滌舸附識。”也許是太激動了，在鈐朱文“嵩山居士”方印時，還不慎將印章拿倒了，如今在原作拖尾留下了這一真實的歷史印記。
在馮超然記憶裡，能與吳湖帆等知音同賞古書名畫，雖值“擾攘之秋，吾儕猶能日夕談藝，以古物自娛，至足樂也”。不啻他們共用所寄情的精神家園，甚感幸福。潘靜淑故世後，吳湖帆以亡妻名句“綠遍池塘草”徵求友人作詩畫紀念，結果“畫中第一交卷者為馮超然先生”，“是亦餘生平交誼所感也。”（第268頁）
黃仲明（1893-1958）名經綽，以字行，湖南長沙人。畢業于湖南政法學堂，民國初進商務印書館，歷任襄理、協理，後自辦中聯印刷公司，1949年出售家藏古畫文物，創辦大眾美術出版社，後組合進人民美術出版社任副社長，與吳湖帆交往甚密，今存“朵雲軒”店招，即其集米字設計而成。
上海博物館所藏元代趙雍《青影紅心圖》軸上，有“黃仲明氏”鑒藏印記；同處藏明代陳洪綬《花鳥昆蟲圖》卷後，有吳湖帆題跋：“前日仲明丈攜示老蓮此卷，適大千自蜀中來，相與共賞，嘆觀止矣。”和張大千題跋：“己卯（1939）十一月十日，仲明先生出觀老蓮花鳥昆蟲卷子，歡喜讚歎題名於後。大千張爰。”此圖繪桃、菊、梅、竹、牽牛、萱花等花卉，有鳥雀、蛺蝶、螳螂穿插其中，除菊葉用沒骨法，其餘皆以雙勾設色，極盡妍態，是老蓮傳世最為精心的花鳥畫代表作之一。吳湖帆題於本幅末尾的第一次跋語“陳悔遲真跡，後學吳湖帆鑒定”。系為原收藏者黃仲明作的鑒定。第二次吳跋就記敘了，適逢張大千自四川來滬，他們共同品賞名畫的情景。
1943年，吳湖帆五十歲時，吳少蘊為寫像、朱梅邨補身、張子靖畫馬、吳湖帆自仿唐伯虎畫法補景並題跋的作品。
《醜簃日記》記錄了諸多與黃仲明的往來交集，比如1937年3月7日記：“仲明攜宋畫小幅，款一‘逵’字，不知是否馬逵，確非添款，畫不佳，甚舊耳，蓋舊假馬逵也。”1939年2月26日記：“黃仲明來。出示元張孔孫畫，俗筆而已，不足賞玩，勸仲明去之。”同日又記：“仲明借去仇實父《白描觀音》、劉彥沖《送子觀音》兩圖，商務書館要照相付印《觀音像冊》。”
又比如1939年3月13日記：“仲明帶來緞本石田畫，的真，惜太寥，又乏，款書則特佳，印章亦可靠。仲明廉價所收，故甚得意。”像黃氏這樣既有興趣于古畫收藏，又不恥下問的勤奮求學者，在與鑒藏大師的請益過程中，增長了學識，擴大了收藏，終於成為一個頗有收穫的實踐者。
跟吳黃相關的，恐怕無過於鑒藏元代黃公望晚年之作《九峰雪霽圖》軸的經歷更為有趣了。
今藏故宮博物院的絹本《九峰雪霽圖》軸系81歲的黃公望贈友人班惟志的精心之作。圖下方鈐有“黃樓”、“黃仲明氏”二印，曾於1938年間為黃氏所得。吳湖帆1938年6月26日日記曰：“邦達帶大癡《九峰雪霽圖》照片來，以為真跡，非常醉心。然此畫餘雖未見，覺浮滑不沉著，筆致複纖弱無力，款字亦不佳，絕不真，雖有棠邨印無用也。梁棠邨鑒定印章前五六年多不注意，余極力提倡梁之鑒別在安氏之上，近年一輩子都捧梁甚力，邦達之醉此畫亦一時風尚也。”可見初見此圖時，吳湖帆的一種看法。
時隔不到一年（1939年3月27日），又從《日記》讀到：“黃大癡畫真跡，余歷年所見，皆不可靠者居多，惟前年龐萊翁所收之《富春大嶺圖》與餘去年所得之《富春山居》焚餘殘卷兩件，皆著名劇跡。余為黃仲明去年所得之絹本《九峰雪霽圖》，乃梁蕉林舊物，雖不及兩《富春》，亦尚佳。”由此可以看出吳氏對此件古畫認識的一個轉化過程。而《九峰雪霽圖》的傳世，對後人認識黃公望繪畫多樣性影響至深。他不但學董源巨然、有《富春山居圖》傳世，此外，這位元代山水畫大家也師法荊浩、關仝和李成，借地為雪，畫雪景寒林取得了傑出的成就。
後來據瞭解，黃仲明為了發展他的印刷出版事業，採購機械而出讓自己的收藏。其中最著名的黃公望《九峰雪霽圖》今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
作者系上海博物館書畫研究部研究員，本文系節選，原文將收錄於上博編《吳湖帆的手與眼》，2015年12月，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
往往重紙輕絹，畫之好壞不論也。骨董夥之眼光以紙本之潔白、名字之時否為標準，畫之有意義無意義不懂也。書畫家之眼光以合己意為標準，附和買畫者以耳熟習聞為標準，此畫之有無價值不識也”。吳湖帆深感收藏對於文化承傳的意義，一次談及清安岐的《墨緣匯觀》（1933年1月31日），他認為：“名襲以傳，近人之談收藏者亦引為考據，娓娓仰奉。噫，安氏智哉！按：安氏為朝鮮人，明珠枋國時賄賂通私，明敗而安亦沒藉，所藏畫歸內府矣。觀安之所藏，未嘗見有隻字，安之無文可知，校項子京亦不可同語，況若文若董哉。噫，今日收藏者恐並安之不若也多矣，此亦書畫之一厄也。”
從親身過目的古畫中，吳湖帆體察到明末項元汴與清初安岐的鑒賞水準，他抨擊那種“玩鈔票”而不識古書畫真實價值的收藏界怪相，對徒為金錢財富著眼的好事者、投資者憂慮，為不講文化的收藏活動憂慮。他所評價身邊之人，如“沈劍知畫派甚正，目光亦不偏，鑒別力殊深刻，所嫌看得不多，再多觀摩，必成鑒別專家無疑。近日不可多得之同志也”。“劉定之以裝潢著名，無足怪也。定之人極誠實，其藝絕佳，惜不能識畫耳。”他之熱心結社創作、組織觀摩展覽，收徒傳教，正是為著培養人才，以弘揚中華畫學為繼絕弘念。
因此，當有人持偽本蘇軾書《歸去來辭》來求題跋時，雖前人高士奇、梁章钜皆誤為真跡，吳湖帆則仗義執言之曰偽，拒絕不題，使彼殊懊喪而去。對於社會上眾說紛紜的故宮審畫案，吳湖帆認為：“故宮之馬麟畫《層疊冰綃》（絹本，至精）、江貫道《千里江山圖》卷（絹本，至精）、趙松雪《古木竹石》（晚年時作）、王煙客為其婿畫杜詩意十二幀（煙客中第一精品也，七十四歲作）。以上四件及黃庭堅仿懷素書卷等若干件，俱被法院封存。法院根本不知，僅就一名為鑒定人之老糊塗顛倒黑白、亂點鴛鴦的判斷而已。古人何罪？精神上大吃官司，冤哉枉也！法院之無識可想而知，而所請鑒定人之無識，真該死也。”表達了巨大的義憤。
下面，略微介紹幾位梅景書屋收藏圈子的人物。
1946年12月吳湖帆與友人攝于黃山藝苑（右起鄭午昌、張充仁、張大千、吳湖帆、許士騏、汪亞塵、顏文樑）。
蔣谷孫（1902-1973）名祖詒，字谷孫，浙江湖州人。其父蔣汝藻（1877-1954），字孟萍，號樂庵，清光緒二十九年舉人，曾官學部總務司郎中，參加辛亥革命，任浙江軍政府鹽政局長，為浙江有影響的實業家，並為藏書世家，以密韻樓名世。20世紀初，受盧芹齋之邀，主持北京來遠公司，經營、收購古玩字畫。谷孫本人居上海期間，以精鑒碑帖、版本、書畫聞名，1940年代末攜家藏渡台，曾任臺灣大學教授，著有《思適齋集外書跋輯存》等。
吳湖帆收藏的不少精品，都經過蔣谷孫的仲介，比如他以1800元獲得明吳偉《鐵笛圖》卷，即是如此；吳蔣兩人之間互易藏品更屬常事，像蔣谷孫看中了梅景所藏的宋刻本《道德經》，便以自己收藏的唐寅《騎驢歸興圖》軸和毛抄《盤洲樂章集》一冊兩相交易，後來成為吳家藏品的明陸師道《秋林觀瀑圖》軸和李流芳金箋《山水圖》軸，也是用吳家舊藏的元刻本《圖繪寶鑒》向蔣谷孫換來的。平時，吳蔣交遊密切，或一同遊逛畫店，賞析書畫，為藏品題跋，或同赴戲院聽馬連良唱全本《三娘教子》。一次，蔣谷孫還邀請法國駐華使館秘書、伯希和弟子杜博思拜訪梅景書屋，觀賞吳氏藏畫，老人驚訝于這位法國人喜愛王原祁畫的程度，感歎“其根柢見解可想像矣”！
1929年末，蔣谷孫收得北宋《淳化閣帖》最善本，大喜過望，新取齋號“官帖簃”，並囑託吳湖帆為之作《官帖簃圖》，吳畫完便在左上題跋道：“谷孫道兄收藏宋拓淳化祖本三卷，賈師憲悅生堂舊物，明季歸孫氏閑者軒者，凡六七八三卷，皆王右軍書，為海內閣帖之冠。己巳冬日屬圖冊端。吳湖帆並記于四歐堂。”此帖隨蔣氏遷居臺灣後流散海外，於2003年由上海博物館購歸芰藏。
吳蔣交往間，時有不愉快事。比如1938年6月26日，曹友卿攜帶來《漢侯獲碑》二軸，元拓《史晨前後碑》二本，明拓《景君》、《韓敕》、《鄭固》三碑等到吳家。以上五種漢碑皆為梅景外祖沈公遺物，是去年吳湖帆為了托蔣谷孫經售梁楷的畫交給蔣的。結果梁畫未成交，吳湖帆欲索還，蔣卻不肯，索之再三，終不理會。於是吳湖帆在一次觀賞蔣氏藏倪瓚的《江渚風林圖》，便有意扣住此倪畫將近一個月，蔣才不得不將原物歸還。
提起傳世的宋人《睢陽五老圖》冊，蔣谷孫難逃致使國寶離散之罪。在晚清民初時《睢陽五老圖》已經遭遇一段急速換主的坎坷經歷。同光年間，所有者狄曼農視為至寶，其官江西時因此被奪官。（參見狄平子《平等閣筆記》）越人王霞軒得手，便獻媚將之送贈內閣大學士左中棠，左覺得此圖當屬五老後裔，題跋後仍歸還王氏。光緒十五年（1890，見盛跋）王以三百金售於清宗室、國子監祭酒盛昱，盛去世後旋即歸畫商景樸蓀。1915年秋吳興蔣汝藻（孟萍）自景氏半畝園購獲此冊。
1930年代末，吳湖帆曾在吳興張靜江處觀賞過，感歎“故家文物流傳易主之迅，未有若此者也”！再次見到時已經是1943年，但只剩下殘本，手翻片斷，吳湖帆滿腹愁緒地寫道：“五老宋畫原象藏狄氏時尚存，聞為吳興蔣氏分售歐美，不知何日得慶完璧？千秋功罪自有定評。”原來在二戰期末，蔣谷孫串通張靜江的通運公司，將《睢陽五老圖》送往歐美兜售，使宋人畫的五老像和部分題跋現分藏於大都會博物館、佛利爾博物館與耶魯大學博物館。剩下部分為已得明人尤求摹本的海上藏家孫煜峰所藏，後一併捐贈上海博物館。（參見陳定山《春申舊聞》）
清 華喦 《嬰戲圖冊》
孫邦瑞（1903-1972）是海上實業家、古書畫收藏名家孫煜峰（1901-1967）的胞弟，江蘇江陰人。孫邦瑞也酷愛收藏，與吳湖帆有通家之誼，其藏品多由吳氏鑒定、題跋。1939年4月，吳湖帆籌畫同仁藏古畫展覽，孫邦瑞送展的藏畫有：陳道複的《紅梨卷》、沈顥（石天）的《秋林道話圖》、王翬早年佳品《寒塘鸂鶒》和《仿大癡山水》、蕭雲從的《書畫卷》、查士標的《南村草堂圖》、倪元璐的字軸、王原祁《仿松雪》、董邦達和錢維城的四尺對幅，在吳湖帆看來，這些藏品的名頭和品質，相對其他人（包括錢鏡塘的）“真而甚惡俗”者益顯上乘。孫邦瑞藏品中査士標的設色細筆《南村草堂圖》，原本紙經黴蛀，十分可惜，於是他托了吳湖帆為之修復補筆。
一日午後，孫邦瑞訪梅景書屋，攜帶著文徵明小幅真跡，還有八大山人、王原祁、張元舉畫扇，俱佳。尤其是後者，因為作者張元舉是陳道複的外孫，畫不多見。吳氏便托孫邦瑞代為論價，以備配入他專門編輯的《吳中明賢扇冊》當中。1938年3月12日，孫邦瑞又與吳湖帆談到，昨日在榮寶齋見《公孫僑碑》一冊，因為聽說吳湖帆曾經為此還過價，便問起此碑。吳氏告知自己並未還價，那東西卻甚好。孫邦瑞聞之，立刻去電話問：還在否？結果卻已賣掉了，為之懊喪不已。吳湖帆說起這件碑帖曾有人持來向他索要1000元，而榮寶齋僅索孫邦瑞150元，今又以180元出售，故孫邦瑞特別後悔。
書畫收藏上的得失悲喜固然有趣，人生道路上的相輔相侍更值得記敘。在潘靜淑去世那段日子裡，是孫邦瑞等友人悉心陪伴，殯禮送葬，為之分憂，給人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馮超然（1882-1954）名迥，以字行，號滌舸，江蘇常州人，晚年居上海嵩山路，顏其居雲“嵩山草堂”。擅長丹青，早年精于仕女，後專攻山水，亦精書法篆刻，與吳湖帆、吳待秋、吳子深共有海上畫壇“三吳一馮”讚譽。據鄭逸梅回憶，1919年37歲的馮超然定居上海嵩山路時，吳湖帆一家尚住蘇州，後欲遷居滬上，結果找到的地方“與嵩山草堂望衡對宇，便是超然為湖帆代賃的”。兩家在同一條嵩山路上，吳家88號，馮超然家90號，相鄰沒有幾分鐘的路。“湖帆家的前門，斜對超然家的後門，同一里弄。”兩人同為滬上畫壇“三吳一馮”中名人，同樣喜好收藏，往往晝夜接納賓朋，清夜才致力於藝事，所以往來十分頻繁。在《醜簃日記》裡，不時可以讀到“晨訪”或者“夜訪馮府”的記載。1937年元旦，已經是午後，吳湖帆趨步馮超然處，結果馮尚未起身，不遇乃歸。師長輩的王同愈七十八歲病逝後，留下了一堆畫債，吳馮就各自分擔了一半定件。看到梅景老人外科醫生般地對所藏古書畫動起手術，裁切重裝補全，馮超然禁不住感歎：“我是下不了這種辣手的。”
1932年初，馮超然在梅景書屋觀賞吳湖帆新入藏的陸治《元夜燕集圖》卷，觀後感興不已，題跋道：“此圖為包山子真跡，舊藏寒碧山莊，今為醜簃所獲。值此擾攘之秋，吾儕猶能日夕談藝，以古物自娛，至足樂也。滌舸附識。”也許是太激動了，在鈐朱文“嵩山居士”方印時，還不慎將印章拿倒了，如今在原作拖尾留下了這一真實的歷史印記。
在馮超然記憶裡，能與吳湖帆等知音同賞古書名畫，雖值“擾攘之秋，吾儕猶能日夕談藝，以古物自娛，至足樂也”。不啻他們共用所寄情的精神家園，甚感幸福。潘靜淑故世後，吳湖帆以亡妻名句“綠遍池塘草”徵求友人作詩畫紀念，結果“畫中第一交卷者為馮超然先生”，“是亦餘生平交誼所感也。”（第268頁）
黃仲明（1893-1958）名經綽，以字行，湖南長沙人。畢業于湖南政法學堂，民國初進商務印書館，歷任襄理、協理，後自辦中聯印刷公司，1949年出售家藏古畫文物，創辦大眾美術出版社，後組合進人民美術出版社任副社長，與吳湖帆交往甚密，今存“朵雲軒”店招，即其集米字設計而成。
上海博物館所藏元代趙雍《青影紅心圖》軸上，有“黃仲明氏”鑒藏印記；同處藏明代陳洪綬《花鳥昆蟲圖》卷後，有吳湖帆題跋：“前日仲明丈攜示老蓮此卷，適大千自蜀中來，相與共賞，嘆觀止矣。”和張大千題跋：“己卯（1939）十一月十日，仲明先生出觀老蓮花鳥昆蟲卷子，歡喜讚歎題名於後。大千張爰。”此圖繪桃、菊、梅、竹、牽牛、萱花等花卉，有鳥雀、蛺蝶、螳螂穿插其中，除菊葉用沒骨法，其餘皆以雙勾設色，極盡妍態，是老蓮傳世最為精心的花鳥畫代表作之一。吳湖帆題於本幅末尾的第一次跋語“陳悔遲真跡，後學吳湖帆鑒定”。系為原收藏者黃仲明作的鑒定。第二次吳跋就記敘了，適逢張大千自四川來滬，他們共同品賞名畫的情景。
1943年，吳湖帆五十歲時，吳少蘊為寫像、朱梅邨補身、張子靖畫馬、吳湖帆自仿唐伯虎畫法補景並題跋的作品。
《醜簃日記》記錄了諸多與黃仲明的往來交集，比如1937年3月7日記：“仲明攜宋畫小幅，款一‘逵’字，不知是否馬逵，確非添款，畫不佳，甚舊耳，蓋舊假馬逵也。”1939年2月26日記：“黃仲明來。出示元張孔孫畫，俗筆而已，不足賞玩，勸仲明去之。”同日又記：“仲明借去仇實父《白描觀音》、劉彥沖《送子觀音》兩圖，商務書館要照相付印《觀音像冊》。”
又比如1939年3月13日記：“仲明帶來緞本石田畫，的真，惜太寥，又乏，款書則特佳，印章亦可靠。仲明廉價所收，故甚得意。”像黃氏這樣既有興趣于古畫收藏，又不恥下問的勤奮求學者，在與鑒藏大師的請益過程中，增長了學識，擴大了收藏，終於成為一個頗有收穫的實踐者。
跟吳黃相關的，恐怕無過於鑒藏元代黃公望晚年之作《九峰雪霽圖》軸的經歷更為有趣了。
今藏故宮博物院的絹本《九峰雪霽圖》軸系81歲的黃公望贈友人班惟志的精心之作。圖下方鈐有“黃樓”、“黃仲明氏”二印，曾於1938年間為黃氏所得。吳湖帆1938年6月26日日記曰：“邦達帶大癡《九峰雪霽圖》照片來，以為真跡，非常醉心。然此畫餘雖未見，覺浮滑不沉著，筆致複纖弱無力，款字亦不佳，絕不真，雖有棠邨印無用也。梁棠邨鑒定印章前五六年多不注意，余極力提倡梁之鑒別在安氏之上，近年一輩子都捧梁甚力，邦達之醉此畫亦一時風尚也。”可見初見此圖時，吳湖帆的一種看法。
時隔不到一年（1939年3月27日），又從《日記》讀到：“黃大癡畫真跡，余歷年所見，皆不可靠者居多，惟前年龐萊翁所收之《富春大嶺圖》與餘去年所得之《富春山居》焚餘殘卷兩件，皆著名劇跡。余為黃仲明去年所得之絹本《九峰雪霽圖》，乃梁蕉林舊物，雖不及兩《富春》，亦尚佳。”由此可以看出吳氏對此件古畫認識的一個轉化過程。而《九峰雪霽圖》的傳世，對後人認識黃公望繪畫多樣性影響至深。他不但學董源巨然、有《富春山居圖》傳世，此外，這位元代山水畫大家也師法荊浩、關仝和李成，借地為雪，畫雪景寒林取得了傑出的成就。
後來據瞭解，黃仲明為了發展他的印刷出版事業，採購機械而出讓自己的收藏。其中最著名的黃公望《九峰雪霽圖》今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
作者系上海博物館書畫研究部研究員，本文系節選，原文將收錄於上博編《吳湖帆的手與眼》，2015年12月，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