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華東）
關於胡適， 很多人知道， 在五四運動前後， 他和陳獨秀都是新文化運動的一面旗幟。 他提倡白話文， 打破了讀書人必須用文言文寫作的傳統，
鐘雲霄女士寫了一本著作《揭秘紅樓夢背後的歷史玄機》。 她的觀點， 《紅樓夢》的作者是明朝宗室後人， 明末清初的著名畫家石濤。
胡適另一個重要論點是認為賈府與甄府都是曹雪芹家的影子，
至於曹雪芹是曹寅之孫的結論， 大家都知道， 胡適是根據楊鐘羲先生在《雪橋詩話》中的一句話“雪芹為楝亭通政孫”， 而楊鐘羲的根據是《四松堂集》再版前一張貼箋上的一句話：“雪芹曾隨其先祖寅織造之任”。 （原版無此貼箋）可是經推算曹雪芹不可能生於曹寅去世之前， 胡適自己也知道這是錯誤之說，
劉夢溪在《紅樓夢與百年中國》一文中說：“胡適的考證， 遺留下許多疑點……胡適說曹雪芹是曹寅的孫子， 是對的， 但怎麼知道是曹頫的兒子？根據是什麼？為什麼就不可能是曹顒的兒子？胡適沒有回答。
蔡元培先生在1917年發表的《石頭記索隱》中，認為《石頭記》是清康熙朝政治小說，書中本事在於“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漢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胡適批評蔡先生的索隱是一種很牽強的附會，是“猜笨謎”。蔡先生在《〈石頭記索隱〉第六版自序》中肯定了胡適提出的需要考證《紅樓夢》的作者問題，但不贊同胡適的“自傳說”,指出自己對《紅樓夢》中情節與人物的索隱是必要的，且有一定的原則與根據，決不是“猜笨謎”。此後蔡先生忙於其他事務退出了這場爭論，但始終保留了自己的觀點。1926年，蔡先生再次闡明自己的觀點，不贊同“自傳說”，並說：“此類考據，本不易即有定論，各尊所聞以待讀者之繼續研求，方以多岐為貴，不取苟同也。”胡適對老師的觀點有觸動嗎，有回應嗎？他仍然將作者坐實曹雪芹，把時代坐實在乾隆朝！難道他沒有想過曹雪芹有可能是一個化名嗎？當時小說不入流，《金瓶梅》作者化名蘭陵笑笑生，現在我們並不否認其藝術價值和社會價值。《紅樓夢》中列舉了幾個書名幾個作者，為何要死死坐實曹雪芹呢，在文字獄盛行時期可能署真名嗎？實際上曹氏家譜也查不到曹雪芹其人。後來俞平伯先生說，“要說猜笨謎，大家都在猜笨謎”。他這是針對胡適的嗎？
臺灣潘重規教授（1907-2003）提出了《紅樓夢》成書於明末清初，是明朝遺民文人的血淚之作。他在《紅樓血淚史》一書中說“四十年前，我以一個讀者的身份，提出許多問題。認為《紅樓夢》的作者不可能是曹雪芹，曾在臺灣發表論文，向胡先生質疑，卻始終得不到胡先生的答覆。”“我提出質疑後，胡先生一直不曾作答。”“胡先生事忙，又遠在國外，雖據雜誌社的主編人說胡先生曾經看過了我的拙稿，卻一年多沒給我答覆。現在胡先生回國，預定的講學已經講畢了，人事應酬也該比較輕鬆了。如果胡先生肯把我的反證的錯誤一一指明出來，我想，這便是絕好的一次‘治學方法’的實驗。”但是，潘先生等來的是失望！胡先生對不同觀點的應對，就是不回應！他會教訓別人應該怎麼做，可自己不認錯，頂多在給別人的信中，流露自己的否定態度。潘先生在書中說：“胡適之先生從美國寄給張哲生先生一封信，批駁我的《民族血淚鑄成的〈紅樓夢〉》一文。我讀過後，除了知道胡先生不贊同我的論點外，還知道胡先生對他三十年前的新見解三十年後加以再確定！並且是無更動、無修正、無補充地再確定。”胡適曾在《紅樓夢考證》一文中說：“我的許多結論也許有錯誤的，也許有今後發見新證據後即需改正的。”幾十年後，我們看到的卻是胡適不認錯的態度！
劉夢溪先生說：“從今天的眼光和已經掌握的紅學知識來看，胡適的《紅樓夢》考證錯誤是很多的。例如他說脂硯齋就是那位愛吃胭脂的寶玉，，即是曹雪芹自己；甲戌本‘是海內最古的《石頭記》抄本’，曹雪芹在乾隆甲戌年寫的《石頭記》初稿本，止有甲戌本現存的十六回，即第一至第八回、第十三至第十六回、第二十五至第二十八回。這樣的一類看法，明顯地不能成立。還有說曹雪芹是曹頫的兒子，《紅樓夢》後四十回系高鶚所續等等，也是缺乏根據的論斷。”又說：胡適“對版本的考證，錯誤則比較多，雖據有兩部《石頭記》 鈔本，卻未作精深的研究。”“甲戌本《石頭記》1927年為胡適購得，直到1961 年始影印流布，藏胡適手中達三十四年之久，……”劉夢溪的說法是權威的說法，胡適對《石頭記》未作精深的研究就亂下結論。胡適的錯誤自己不說，人家也會說，瞞是瞞不住的。
白盾、汪大白的《紅樓爭鳴二百年》一書中有一節的標題是“胡適考證：紅學新紀元”。這一節介紹胡適的考證時有這樣一段話：“胡適推定：‘大概石頭與空空道人等名目都是曹雪芹假託的緣起，故當時的人都認為是曹雪芹做的。’”這是他的“假定”，再根據這個假定來“求證”。
胡適的“假定”本身就建立在“大概”“推定”的基礎上的，用這樣的“假定”去求證。這種方法頗像錯誤的破案方法：根據疑點把某人“假定”為罪犯，然後審出口供，甚至不惜屈打成招。胡適在《紅樓夢考證》中說得很好：“我在這篇文章裡，處處想撇開一切先入的成見；處處存一個搜求證據的目的；處處尊重證據，讓證據作嚮導，引我到相當的結論上去。”而實際上呢，他還是先入為主地“推定”作者是曹雪芹，然後找到一個同名同姓的曹雪芹作為證據，作出了他的結論，結果許多問題至今解釋不通。臺灣律師出身的杜世傑考證《紅樓夢》作者就特別強調必須用證據說話，並從文本中找出根據再做結論。他在《紅樓夢考釋》中說到：“讀紅樓而不知《紅樓夢》蓄意詆侮賈府，此人之學識可知也。讀紅樓知《紅樓夢》蓄意詆侮賈府，而仍鼓吹賈府即曹府，則其人之觀念可疑也。若說一個扒灰養小叔子的淫蒸通報家族，其子孫竟湊在一起，花十多年的功夫，研究、製造、批評、修改一部揭發家醜、辱駡自己，而又不使人看懂的書，也算是今古奇觀了！果真如此，則不僅作者無聊，觀者也無益，《紅樓夢》亦難稱奇書。”這是對胡適的“曹雪芹自敘說”的尖銳批駁。我看，放在曹雪芹身上，他也不願意承認是他的“自敘”，可是沒有辦法，已經屈打成招、含冤百年了。不僅如此，曹雪芹的名字也增加不少：曹霑、曹沽（加雨字頭）、曹天佑、芹圃、芹溪、夢阮，一股腦強加在曹雪芹頭上。書中的“曹雪芹”如果有靈，那也要像石兄在大荒山那樣“日夜悲號”了。
胡適在史學、文學和哲學幾個方面雖然有成就，但也是一個頗有爭議的人，文化界說他是個有貢獻也有缺失的人。在對《紅樓夢》的考證方面，他的缺失是明顯的，受到許多指責，而且有許多不靠譜的問題尋根究源到他那裡。他的“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的治學方法，在紅學問題上得出的錯誤結論，完全把紅學引入了歧途，卻又固執己見，缺乏認錯的勇氣。
俞平伯先生晚年沉痛地說：“一切紅學都是反《紅樓夢》的，即講的愈多，《紅樓夢》愈顯其壞，其結果變成‘斷爛朝報’一如前人之評春秋經。筆者躬逢其盛，參與其役，謬種流傳，貽誤後生，十分悲愧，必須懺悔。”胡適哪裡有俞先生這樣的氣魄！
現在主流紅學的專家們是如何看待紅壇的問題呢？有的紅學家早已看出考證紅學這條路走不通了，面對的是眾多解不開的死結，於是鼓勵爭鳴，找出新材料。我看到中國藝術研究院紅樓夢研究所研究員王湜華先生說：“索隱《紅樓夢》決不是簡單的猜笨謎。事事都去對號入座，當然會出偏差，也確實沒這必要，而重大關鍵之處被索引出來，確是十分精闢的。再說考證派的考證，賈府的個個人物都想與曹家對上，豈不也十分的笨！如真的都能對上，那還叫小說嗎？所以考證派也往往會鑽牛角尖，與猜笨謎也無太大的區別。”又說“在清代乾隆以前的文網文字獄，已達到無以復加的可怕程度，諸多極為一般的小事，一不小心就可能誤入文網，更何況吊明揭清這樣敏感的問題呢！”中國紅學會秘書長藝術學博士孫偉科先生說：“紅學是一門跨學科的學問。當代紅學研究水準，與時代不相適應，現在的研究不是多了，而是很少。有人說索隱派聲名狼藉沒有價值，但是他們打開了紅樓夢的歷史年代、政治環境。”著名老紅學家和版本收藏家杜春耕先生說；“許多人，對索隱派不相信，局部的索隱是有道理的。”紅學家對索隱派的部分肯定是紅壇的可喜變化，同時對索隱派、考證派的坐實某人，對號入座的做法都取否定態度。但仍有不少人迷信胡適的錯誤理論，又懶於研究新觀點，陷入曹家溝轉不出來。我相信，在“百家爭鳴”的良好氣氛下，紅學現存的死結一定能不斷解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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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對： 至真齋主 編輯：瀟湘夜雨
深度解讀，高屋建瓴。吳氏紅學，高端學術。 知識的盛宴，智慧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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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是以猜想立論！蔡元培先生在1917年發表的《石頭記索隱》中，認為《石頭記》是清康熙朝政治小說，書中本事在於“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漢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胡適批評蔡先生的索隱是一種很牽強的附會，是“猜笨謎”。蔡先生在《〈石頭記索隱〉第六版自序》中肯定了胡適提出的需要考證《紅樓夢》的作者問題，但不贊同胡適的“自傳說”,指出自己對《紅樓夢》中情節與人物的索隱是必要的，且有一定的原則與根據，決不是“猜笨謎”。此後蔡先生忙於其他事務退出了這場爭論，但始終保留了自己的觀點。1926年，蔡先生再次闡明自己的觀點，不贊同“自傳說”，並說：“此類考據，本不易即有定論，各尊所聞以待讀者之繼續研求，方以多岐為貴，不取苟同也。”胡適對老師的觀點有觸動嗎，有回應嗎？他仍然將作者坐實曹雪芹，把時代坐實在乾隆朝！難道他沒有想過曹雪芹有可能是一個化名嗎？當時小說不入流，《金瓶梅》作者化名蘭陵笑笑生，現在我們並不否認其藝術價值和社會價值。《紅樓夢》中列舉了幾個書名幾個作者，為何要死死坐實曹雪芹呢，在文字獄盛行時期可能署真名嗎？實際上曹氏家譜也查不到曹雪芹其人。後來俞平伯先生說，“要說猜笨謎，大家都在猜笨謎”。他這是針對胡適的嗎？
臺灣潘重規教授（1907-2003）提出了《紅樓夢》成書於明末清初，是明朝遺民文人的血淚之作。他在《紅樓血淚史》一書中說“四十年前，我以一個讀者的身份，提出許多問題。認為《紅樓夢》的作者不可能是曹雪芹，曾在臺灣發表論文，向胡先生質疑，卻始終得不到胡先生的答覆。”“我提出質疑後，胡先生一直不曾作答。”“胡先生事忙，又遠在國外，雖據雜誌社的主編人說胡先生曾經看過了我的拙稿，卻一年多沒給我答覆。現在胡先生回國，預定的講學已經講畢了，人事應酬也該比較輕鬆了。如果胡先生肯把我的反證的錯誤一一指明出來，我想，這便是絕好的一次‘治學方法’的實驗。”但是，潘先生等來的是失望！胡先生對不同觀點的應對，就是不回應！他會教訓別人應該怎麼做，可自己不認錯，頂多在給別人的信中，流露自己的否定態度。潘先生在書中說：“胡適之先生從美國寄給張哲生先生一封信，批駁我的《民族血淚鑄成的〈紅樓夢〉》一文。我讀過後，除了知道胡先生不贊同我的論點外，還知道胡先生對他三十年前的新見解三十年後加以再確定！並且是無更動、無修正、無補充地再確定。”胡適曾在《紅樓夢考證》一文中說：“我的許多結論也許有錯誤的，也許有今後發見新證據後即需改正的。”幾十年後，我們看到的卻是胡適不認錯的態度！
劉夢溪先生說：“從今天的眼光和已經掌握的紅學知識來看，胡適的《紅樓夢》考證錯誤是很多的。例如他說脂硯齋就是那位愛吃胭脂的寶玉，，即是曹雪芹自己；甲戌本‘是海內最古的《石頭記》抄本’，曹雪芹在乾隆甲戌年寫的《石頭記》初稿本，止有甲戌本現存的十六回，即第一至第八回、第十三至第十六回、第二十五至第二十八回。這樣的一類看法，明顯地不能成立。還有說曹雪芹是曹頫的兒子，《紅樓夢》後四十回系高鶚所續等等，也是缺乏根據的論斷。”又說：胡適“對版本的考證，錯誤則比較多，雖據有兩部《石頭記》 鈔本，卻未作精深的研究。”“甲戌本《石頭記》1927年為胡適購得，直到1961 年始影印流布，藏胡適手中達三十四年之久，……”劉夢溪的說法是權威的說法，胡適對《石頭記》未作精深的研究就亂下結論。胡適的錯誤自己不說，人家也會說，瞞是瞞不住的。
白盾、汪大白的《紅樓爭鳴二百年》一書中有一節的標題是“胡適考證：紅學新紀元”。這一節介紹胡適的考證時有這樣一段話：“胡適推定：‘大概石頭與空空道人等名目都是曹雪芹假託的緣起，故當時的人都認為是曹雪芹做的。’”這是他的“假定”，再根據這個假定來“求證”。
胡適的“假定”本身就建立在“大概”“推定”的基礎上的，用這樣的“假定”去求證。這種方法頗像錯誤的破案方法：根據疑點把某人“假定”為罪犯，然後審出口供，甚至不惜屈打成招。胡適在《紅樓夢考證》中說得很好：“我在這篇文章裡，處處想撇開一切先入的成見；處處存一個搜求證據的目的；處處尊重證據，讓證據作嚮導，引我到相當的結論上去。”而實際上呢，他還是先入為主地“推定”作者是曹雪芹，然後找到一個同名同姓的曹雪芹作為證據，作出了他的結論，結果許多問題至今解釋不通。臺灣律師出身的杜世傑考證《紅樓夢》作者就特別強調必須用證據說話，並從文本中找出根據再做結論。他在《紅樓夢考釋》中說到：“讀紅樓而不知《紅樓夢》蓄意詆侮賈府，此人之學識可知也。讀紅樓知《紅樓夢》蓄意詆侮賈府，而仍鼓吹賈府即曹府，則其人之觀念可疑也。若說一個扒灰養小叔子的淫蒸通報家族，其子孫竟湊在一起，花十多年的功夫，研究、製造、批評、修改一部揭發家醜、辱駡自己，而又不使人看懂的書，也算是今古奇觀了！果真如此，則不僅作者無聊，觀者也無益，《紅樓夢》亦難稱奇書。”這是對胡適的“曹雪芹自敘說”的尖銳批駁。我看，放在曹雪芹身上，他也不願意承認是他的“自敘”，可是沒有辦法，已經屈打成招、含冤百年了。不僅如此，曹雪芹的名字也增加不少：曹霑、曹沽（加雨字頭）、曹天佑、芹圃、芹溪、夢阮，一股腦強加在曹雪芹頭上。書中的“曹雪芹”如果有靈，那也要像石兄在大荒山那樣“日夜悲號”了。
胡適在史學、文學和哲學幾個方面雖然有成就，但也是一個頗有爭議的人，文化界說他是個有貢獻也有缺失的人。在對《紅樓夢》的考證方面，他的缺失是明顯的，受到許多指責，而且有許多不靠譜的問題尋根究源到他那裡。他的“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的治學方法，在紅學問題上得出的錯誤結論，完全把紅學引入了歧途，卻又固執己見，缺乏認錯的勇氣。
俞平伯先生晚年沉痛地說：“一切紅學都是反《紅樓夢》的，即講的愈多，《紅樓夢》愈顯其壞，其結果變成‘斷爛朝報’一如前人之評春秋經。筆者躬逢其盛，參與其役，謬種流傳，貽誤後生，十分悲愧，必須懺悔。”胡適哪裡有俞先生這樣的氣魄！
現在主流紅學的專家們是如何看待紅壇的問題呢？有的紅學家早已看出考證紅學這條路走不通了，面對的是眾多解不開的死結，於是鼓勵爭鳴，找出新材料。我看到中國藝術研究院紅樓夢研究所研究員王湜華先生說：“索隱《紅樓夢》決不是簡單的猜笨謎。事事都去對號入座，當然會出偏差，也確實沒這必要，而重大關鍵之處被索引出來，確是十分精闢的。再說考證派的考證，賈府的個個人物都想與曹家對上，豈不也十分的笨！如真的都能對上，那還叫小說嗎？所以考證派也往往會鑽牛角尖，與猜笨謎也無太大的區別。”又說“在清代乾隆以前的文網文字獄，已達到無以復加的可怕程度，諸多極為一般的小事，一不小心就可能誤入文網，更何況吊明揭清這樣敏感的問題呢！”中國紅學會秘書長藝術學博士孫偉科先生說：“紅學是一門跨學科的學問。當代紅學研究水準，與時代不相適應，現在的研究不是多了，而是很少。有人說索隱派聲名狼藉沒有價值，但是他們打開了紅樓夢的歷史年代、政治環境。”著名老紅學家和版本收藏家杜春耕先生說；“許多人，對索隱派不相信，局部的索隱是有道理的。”紅學家對索隱派的部分肯定是紅壇的可喜變化，同時對索隱派、考證派的坐實某人，對號入座的做法都取否定態度。但仍有不少人迷信胡適的錯誤理論，又懶於研究新觀點，陷入曹家溝轉不出來。我相信，在“百家爭鳴”的良好氣氛下，紅學現存的死結一定能不斷解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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