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6日， 博鼇亞洲論壇2017年年會進入第二天。 今年論壇的主題是“全面全球化與自由貿易的未來”。 下午1:30點， 主題為“醫改的“十三五”：期待與挑戰”的分論壇召開。 到 2020 年， 中國醫改進程有哪些階段性目標？普通民眾將從中獲得什麼便利與實惠？醫藥衛生領域的改革是否也應該從供應側入手？應該改什麼？
關於醫療服務的支付的問題， 國務院醫改專家諮詢委員會委員劉國恩根據中國的自身情況指出， 中國的人均收入少， 醫療體系起點低， 但這不影響建立適當的醫療體系服務。 應該讓醫療保險按照人頭撥到醫院，
日本武田藥品工業株式會社行政總裁平手晴彥根據日本過去幾十年較為成功的醫保經驗分享道， 醫保的資金應來自獨立的保險系統， 而不是政府。 保險政策必須和經濟系統掛鉤， 比如說和某些私企或者是和公司員工掛鉤。 保險經費中一半是公司付， 一半是個人付。
以下為論壇實錄：
主持人 田薇：我要打斷你一下， 如果看一下現在現實的話， 大資料是關鍵字， 那誰是在使用大資料呢？誰能夠獲益呢？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在體系當中的個人沒有權力來獲得大資料使個人獲益， 他們只能夠被其他人所利用， 我們必須要意識到政府、企業、公民社會還沒有找到一種方式來保護個人的權利，
Omar ISHRAK（美敦力董事長、CEO ）：首先創造更多的資料， 並不是一個解決方案。 如何去使用這些資料是更為重要， 醫療服務的提供商和病人一起共同使用這些資料， 非常地關鍵。 而且技術的評估也非常關鍵， 同時我們要建立一個問責的體系， 這樣可以做技術的評估， 把我們的公司從一個技術公司變成技術成果為導向的公司， 我們關注的是成果， 而不是關注技術本身。 我們要定義一個成果， 我們的業務模式要盯住一個成果， 並不是盯住一個技術， 這是正在經歷的轉變， 這是唯一的方式才能使醫療更加高效。
平手晴彥：解決方案是這樣的， 我覺得中國處在非常好的位置上。 因為中國有身份證號， 病人的醫療資訊在治療之後以及後續的資訊都可以整合到一個身份證號之下， 這會帶來非常大的資料來識別出什麼樣的治療是好的。 不太有效的治療方法， 可以逐漸取消。
主持人 田薇：大資料這個話題大家都非常喜歡， 大家眼睛都亮了。 請問Roberta Lynn LIPSON， 剛才你也鼓掌了， 是非常同意他的內容嗎？
Roberta Lynn LIPSON：是的， 我們要關注成果， 這是我鼓掌的原因。 你剛才說我們只是照顧富人。
主持人 田薇：這是開玩笑的。
Roberta Lynn LIPSON：確實是這樣的， 我們還會有基金會也會照顧到窮人。 我們和睦家的主要目標就是希望建立一個醫療體系，
首先保險公司先會給醫院一筆錢， 讓病人保持健康， 比如會檢查健康， 會問問他們生活的方式是什麼樣， 以及疾病管理。 如果這個患者生病之後， 我們就要把病人治好， 保險公司給我們一筆錢。 如果在這群患者中還有餘額的話， 我們會和保險公司一起來分。 所以說患者很高興， 因為他們很開心， 我們也很開心， 因為居然還有餘錢可以給我們分。
通過這種方式， 我們就可以獲得有價值的治療，
主持人 田薇：請Omar ISHRAK講一下。
Omar ISHRAK：有些國家也在利用這個模型， 比如說荷蘭就是一個很棒的例子。 我們進行很類似的專案， 我們挑選一些人， 比如這個人是I型糖尿病的患者。 我們會收到固定的錢來確保他們的疾病不會升級， 如果升級的話我們會損失錢， 如果他們不會變得更糟的話， 我們還會得到錢， 這是私營保險的模式。 這些模式在某些國家已經開始運行了， 不需要私人保險， 政府也可以進行。
主持人 田薇：正如Roberta Lynn LIPSON小姐所說到的模型， 我們是關注於結果的， 並不是關注中間是誰來交付這個健康的。 能夠讓所有相關的機構和不同背景的結構， 能夠感受到這其中的意義，這樣的一個系統就能夠真正實施，同時最終也能保護到我們的消費者的健康。
請問劉教授，他們說的是不是有點複雜？剛才講到我們有這麼大的人口基數，我們的起點是在這兒。剛才講到，我們連醫生真的都不夠，所有的改革也還是處在剛剛開始的時候。那能不能說到或做到剛才他們說到的大家都有一杯羹的系統？而且這一杯羹的系統到底是不是真正對病人或需要健康保護的人有所幫助？
劉國恩：這個問題很好，他們三位剛剛談到的相關問題，事實上是我們醫療服務支付手段改革的一部分。聽起來好像是複雜，很多合作夥伴都要在這個過程當中受益才能夠整合他們的力量，得到更好的結果。但事實上這正是經濟學的最最重要的核心。經濟學對每個學科的指導意義，就在於希望找出這麼一個方法或這麼一套體系，能夠使得參與這個體系的所有相關方能夠做好的事情，而更大地受益。
因為中國的醫療服務體系起點很低，我們的收入才人均8000美金，但是這不影響在這個收入水準上尋找現在適應的醫療服務體系，能夠讓我們的醫院、醫生、醫保和病人都能夠受益的一套支付機制，我覺得這個機制是通過醫療保險按照人頭撥到醫院，或者按照疾病撥到醫院，醫院就有責任和全力跟我們一起承擔提供醫療服務的責任。這樣的話，醫療服務機構就會主動地想辦法，把這個病人治好還可以留下自己的收益部分，這和我們收入低、收入高並沒有影響。事實上收入低的國家更影響這麼去尋找路徑的。
主持人 田薇：你說的很好，但是我又不得不說，是不是太天真了？
劉國恩：不天真。
主持人 田薇：為什麼說天真？因為我們現在還處在轉型期。不僅是醫療改革，很多系統在以前是中央決定一切，現在要到有一個市場的機構怎麼樣進行更好結合的過程當中，所以會在每一個環節上都會有所體現和有所實驗。
請問平手晴彥，在六十年代日本進行了大批的改革，但是當時必須有大家的共識，如何達成這種共識促進六十年代的改革？我並不是說日本系統很完美，只是說你們進行的測試。
平手晴彥：其實這是全球很普及的事情，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要看到醫療體系的基金並不是來自於國家政府。我看到的成功典範都是獨立的保險系統，保險系統意味著大家都要交保費，任何個人如果生病了的話都可以受到保險政策的覆蓋。保險政策必須和經濟系統掛鉤，比如說和某些私企掛鉤或者是和公司的員工掛鉤，比如保險經費中一半是公司付，一半是個人付。每個大機構中、每個大公司中都有這樣的保險機制，所以他們就有這種激勵機制不要讓大型疾病發生、讓別人生病。有人會說有的保險機構到處去宣傳保險公司要去健康、要多走路，比如上個月走了多少公里、這個月走了多少公里，走多的人有獎勵，他們希望讓人健康。保險公司就有這樣的動機讓健康的人更健康。
我們也需要給他們激勵的動機，否則如果政府一切都打包、一切都支付的話，這是不可能的。保險機制應當有一種自我支付的感覺。
主持人 田薇：最重要的是市場扮演多大的角色，政府在重要的關鍵點來補充需要的經費。中國雖然很多錢，但是健康醫療在GDP中占到的比例也在上升，劉教授知道不知道這個情況？政府、市場、私企的角色都是很重要的，公眾也需要。
Omar ISHRAK：我覺得有很多代替方案。當任何一個國家做決策的時候都要往前走，這裡最大的問題是不做決策，他們不知道該去哪兒。公共系統、私企系統、市場的參與方都可以參與。
剛才提到一個話題，我們必須在整個保險系統中有健康人存在，否則大家都生病就沒有錢了。不管是公共的、私企的，這些支付方式其實都沒有關係，關鍵就是一定要有這麼一個保險系統。
主持人 田薇：非常令人鼓舞。如何變得更具體呢，我想讓劉教授說一下，就是說這個事怎麼幹？咱們說藥和醫之間的關係，今天在座有很多是來自於醫藥公司的好朋友們。大家都知道在中國以藥養醫好像已經成了一個很長時間的問題。也就是說大夫的工資太少，收入太少，和他們所付出的勞動是完全不成正比的，這個我們都知道，這是一個現實。他們不不得從所謂藥方面得到一些對自己工作的補償，醫藥公司也希望能夠在中國的醫院賣藥，於是他們之間產生了灰色地帶，成為了大家認為的中國醫療體系當中腐敗現象的源頭之一。
我就想問，剛才你們都說了政府的角色、市場的角色、公共社會的角色，就這一個小小的例子，這也是很多問題當中的一個問題，請您幫我們解決一下。什麼樣的比例，誰應該作為什麼樣的作用，現在我們的實驗到了什麼樣的部分，我們真正能夠再往前做得更好嗎？請劉教授解釋一下。
劉國恩：其實你的這個問題是和我們前一輪問題緊密相連的，你說我們能不能夠找到一個辦法讓目前的醫療服務提供出來的服務讓患者能夠滿意，用的藥品是必要的，而不是多餘的，更不是濫用的，又讓我們醫院能夠繼續生存下去。這就是很好的一個例子，再說前面醫療服務的支付體系，如果設計的比較好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比如說之所以在中國出現這麼大規模的以藥養醫的問題，就是因為過去我們對醫生的支付手段上出了很大的問題。如果我們對醫生和醫院的支付，比如說如果從現在的狀態轉型到疾病按疾病，門診看人頭的話。這麼一來醫院會有更多的激勵機制做更多的選擇，政府就不需要來干預醫藥製造商和醫院。
主持人 田薇：劉教授剛才說到的是一個很極端的系統的改革，就好像什麼東西都要變一樣。
劉國恩：不是啊。
Roberta Lynn LIPSON：實際上定價體制和支付體系在中國是醫療保險中的萬惡之源，這個不改變的話其他都不會改變。你可以繼續說醫院，你只能夠給10%的門診患者提供抗生素，或者給30%的患者提供什麼，但是這個還是不會變化的。
主持人 田薇：通過行政手段儘量減少醫院的灰色地帶，但是這種行政手段在短期可能見效，但是長期決定不是真正的解決辦法，因為時間推移會發生很多的變化。實際上不只是以藥養醫的問題，這是一個整盤的問題。但是這個就太難了，不僅是衛生計生委，現在有很多機構都需要和他們一起來合作才能真正發生變化。在任何一個政府裡面太難，怎麼協調？
請問平手晴彥，因為你們在地理上離中國比較近，想聽聽你們的說法。
平手晴彥：醫療機構包括醫生還有其他的醫療服務提供方，以及治療、手術、藥物等等諸多方式。但是現在中國不健康的情況，就在於醫療機構包括醫院掙的錢是來自於買賣藥品，這個是很不健康的。在日本我們已經分離了醫療治療，比如說大學的醫療治療和這些藥物。這些醫院只會給你開處方，不賣藥，患者需要去獨立的藥房拿藥，這些大醫院並不會從賣藥中收穫什麼東西，所以他們完全是科學的醫學上的判斷，比如這個患者需要吃這個藥吃兩周等等，並不是三周、四周，因為不是開得越多掙的錢越多
主持人 田薇：你覺得整體的系統需要什麼呢？
平手晴彥：首先必須更好地支付醫生，否則的話就不會有恰當的技巧的醫生。在發達國家，醫生的工資可能比一般的大城市商人拿到的錢多兩三倍，所以說醫生很有錢。這樣才會全面地學習醫療知識，才會有動力。
這些醫生要開心才行，要對自己的收入開心，否則他們要從其他地方要掙小錢。
主持人 田薇：讓醫生開心是很合理的，但是如果醫生要開心的話，但是整個系統還要改變。整個系統改變的話，大家就不會開心了。
平手晴彥：在日本醫生比一般的商人掙的錢要多，在日本醫生是非常尊重的。
Omar ISHRAK：其實中國處在一個剛開始的階段，還可以為大多數來設計這個系統 。在其他國家這個旅程已經走到中間了，在發達國家人們要的是過程，不是結果，這就產生了問題。在中國現在還有機會可以重新開始做好這個事情，我並不是說這個很容易，我只是說這個方式要系統化的方式，要按不同的類別、不同的疾病來分。比如說健康還是說慢性病等等，然後在某個疾病上要建立以成果為導向的治療。我覺得中國可以在某個領域一直走到底，走到基於價值的體系，把這個做好了再做其他，而不是全盤做系統的改變，我們要一步一步地做。
但是我們的支付體系應當基於結果，而且在制訂路線圖要在一定時間內完成整體的改變。
主持人 田薇：請問Roberta Lynn LIPSON，因為你在中國做了很久，也有各方的參與。從管理的角度來說，全體整體的改變是不是要很多的政府相關方採取行動才行，不光光是衛計委、醫療管理部門，包括財務部、勞工管理部等等，很多中國的機構進行協調才能拿出整體計畫，其實我說的這個計畫是比較簡單的計畫，真正的計畫還要更複雜。因為你對這個系統有所瞭解，而且你也知道這個事情是很緊急的。
Roberta Lynn LIPSON：中國政府十分重視這個問題，也考慮過這個問題。在健康中國2030計畫中，有一些成果已經設立了。我覺得如果你有目標，你有截止期，裡就歸達到這個目標，我們會就問題的方面進行不同的分析。
你剛才說的很好，有很多利益集團，而且非常複雜。最終如果要達到2030目標的話，要把這些不同利益相關方的利益協調起來。如果要協調起來的話，那麼整個系統都需要進行革命性的變革。
與此同時我們在分析問題，比如說某些醫院不能夠在藥物定價上利潤超過多少。如果他們藥物不能夠掙錢的話，那他們的錢從哪兒來呢？他們會進行更多的測試、干預性治療來掙錢。這其實就是像一個機制，你把一塊木板抽出來，其他木板變得更緊了。
剛才說到的這個方式並不是解決方案，現在我還是挺同情管理者的，因為他們要變化，他們希望整體系統可以變得更優化。
主持人 田薇：請問劉教授，你是中國醫療改革委員會的成員之一，你也知道應該按哪個鍵讓哪個彈簧變得更緊、更松，讓哪個步驟更有效，你怎麼講？
劉國恩：Roberta Lynn LIPSON剛才擔心的事情是正確的，如果我們只是進行服務改革或醫療改革一部分的話，那麼也許我們會又碰到新的問題。但是從短期來說，我們也許只能這麼做。因為現在政府想做的事情，就是管理好處方藥，然後給醫生的時間支付。如果醫生如果不開這個處方藥，可能會從別的地方掙錢。如果醫生從患者身上花了很多時間的話，從長期來說這未必是一個好方式。
因為我們需要進行支付的改革，這樣的話可以把責任還給醫院，基於合同或者是基於治病的治癒率來進行支付。
平手晴彥：是的，如果這個病人高興的話，醫生應該掙更多的錢，所以治療非常關鍵。
主持人 田薇：什麼叫做高興？我們也要衡量一下。
劉國恩：根據目前的服務包來看，醫生的時間沒有得到很好的回報，所以他們不願意花時間來治療病人，只會開很多的藥。如果我們改變結構，醫生就會花更多的時間和病人一起來確定這個病。
能夠感受到這其中的意義，這樣的一個系統就能夠真正實施，同時最終也能保護到我們的消費者的健康。請問劉教授，他們說的是不是有點複雜？剛才講到我們有這麼大的人口基數，我們的起點是在這兒。剛才講到，我們連醫生真的都不夠，所有的改革也還是處在剛剛開始的時候。那能不能說到或做到剛才他們說到的大家都有一杯羹的系統？而且這一杯羹的系統到底是不是真正對病人或需要健康保護的人有所幫助？
劉國恩：這個問題很好，他們三位剛剛談到的相關問題，事實上是我們醫療服務支付手段改革的一部分。聽起來好像是複雜，很多合作夥伴都要在這個過程當中受益才能夠整合他們的力量，得到更好的結果。但事實上這正是經濟學的最最重要的核心。經濟學對每個學科的指導意義，就在於希望找出這麼一個方法或這麼一套體系，能夠使得參與這個體系的所有相關方能夠做好的事情，而更大地受益。
因為中國的醫療服務體系起點很低，我們的收入才人均8000美金，但是這不影響在這個收入水準上尋找現在適應的醫療服務體系，能夠讓我們的醫院、醫生、醫保和病人都能夠受益的一套支付機制，我覺得這個機制是通過醫療保險按照人頭撥到醫院，或者按照疾病撥到醫院，醫院就有責任和全力跟我們一起承擔提供醫療服務的責任。這樣的話，醫療服務機構就會主動地想辦法，把這個病人治好還可以留下自己的收益部分，這和我們收入低、收入高並沒有影響。事實上收入低的國家更影響這麼去尋找路徑的。
主持人 田薇：你說的很好，但是我又不得不說，是不是太天真了？
劉國恩：不天真。
主持人 田薇：為什麼說天真？因為我們現在還處在轉型期。不僅是醫療改革，很多系統在以前是中央決定一切，現在要到有一個市場的機構怎麼樣進行更好結合的過程當中，所以會在每一個環節上都會有所體現和有所實驗。
請問平手晴彥，在六十年代日本進行了大批的改革，但是當時必須有大家的共識，如何達成這種共識促進六十年代的改革？我並不是說日本系統很完美，只是說你們進行的測試。
平手晴彥：其實這是全球很普及的事情，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要看到醫療體系的基金並不是來自於國家政府。我看到的成功典範都是獨立的保險系統，保險系統意味著大家都要交保費，任何個人如果生病了的話都可以受到保險政策的覆蓋。保險政策必須和經濟系統掛鉤，比如說和某些私企掛鉤或者是和公司的員工掛鉤，比如保險經費中一半是公司付，一半是個人付。每個大機構中、每個大公司中都有這樣的保險機制，所以他們就有這種激勵機制不要讓大型疾病發生、讓別人生病。有人會說有的保險機構到處去宣傳保險公司要去健康、要多走路，比如上個月走了多少公里、這個月走了多少公里，走多的人有獎勵，他們希望讓人健康。保險公司就有這樣的動機讓健康的人更健康。
我們也需要給他們激勵的動機，否則如果政府一切都打包、一切都支付的話，這是不可能的。保險機制應當有一種自我支付的感覺。
主持人 田薇：最重要的是市場扮演多大的角色，政府在重要的關鍵點來補充需要的經費。中國雖然很多錢，但是健康醫療在GDP中占到的比例也在上升，劉教授知道不知道這個情況？政府、市場、私企的角色都是很重要的，公眾也需要。
Omar ISHRAK：我覺得有很多代替方案。當任何一個國家做決策的時候都要往前走，這裡最大的問題是不做決策，他們不知道該去哪兒。公共系統、私企系統、市場的參與方都可以參與。
剛才提到一個話題，我們必須在整個保險系統中有健康人存在，否則大家都生病就沒有錢了。不管是公共的、私企的，這些支付方式其實都沒有關係，關鍵就是一定要有這麼一個保險系統。
主持人 田薇：非常令人鼓舞。如何變得更具體呢，我想讓劉教授說一下，就是說這個事怎麼幹？咱們說藥和醫之間的關係，今天在座有很多是來自於醫藥公司的好朋友們。大家都知道在中國以藥養醫好像已經成了一個很長時間的問題。也就是說大夫的工資太少，收入太少，和他們所付出的勞動是完全不成正比的，這個我們都知道，這是一個現實。他們不不得從所謂藥方面得到一些對自己工作的補償，醫藥公司也希望能夠在中國的醫院賣藥，於是他們之間產生了灰色地帶，成為了大家認為的中國醫療體系當中腐敗現象的源頭之一。
我就想問，剛才你們都說了政府的角色、市場的角色、公共社會的角色，就這一個小小的例子，這也是很多問題當中的一個問題，請您幫我們解決一下。什麼樣的比例，誰應該作為什麼樣的作用，現在我們的實驗到了什麼樣的部分，我們真正能夠再往前做得更好嗎？請劉教授解釋一下。
劉國恩：其實你的這個問題是和我們前一輪問題緊密相連的，你說我們能不能夠找到一個辦法讓目前的醫療服務提供出來的服務讓患者能夠滿意，用的藥品是必要的，而不是多餘的，更不是濫用的，又讓我們醫院能夠繼續生存下去。這就是很好的一個例子，再說前面醫療服務的支付體系，如果設計的比較好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比如說之所以在中國出現這麼大規模的以藥養醫的問題，就是因為過去我們對醫生的支付手段上出了很大的問題。如果我們對醫生和醫院的支付，比如說如果從現在的狀態轉型到疾病按疾病，門診看人頭的話。這麼一來醫院會有更多的激勵機制做更多的選擇，政府就不需要來干預醫藥製造商和醫院。
主持人 田薇：劉教授剛才說到的是一個很極端的系統的改革，就好像什麼東西都要變一樣。
劉國恩：不是啊。
Roberta Lynn LIPSON：實際上定價體制和支付體系在中國是醫療保險中的萬惡之源，這個不改變的話其他都不會改變。你可以繼續說醫院，你只能夠給10%的門診患者提供抗生素，或者給30%的患者提供什麼，但是這個還是不會變化的。
主持人 田薇：通過行政手段儘量減少醫院的灰色地帶，但是這種行政手段在短期可能見效，但是長期決定不是真正的解決辦法，因為時間推移會發生很多的變化。實際上不只是以藥養醫的問題，這是一個整盤的問題。但是這個就太難了，不僅是衛生計生委，現在有很多機構都需要和他們一起來合作才能真正發生變化。在任何一個政府裡面太難，怎麼協調？
請問平手晴彥，因為你們在地理上離中國比較近，想聽聽你們的說法。
平手晴彥：醫療機構包括醫生還有其他的醫療服務提供方，以及治療、手術、藥物等等諸多方式。但是現在中國不健康的情況，就在於醫療機構包括醫院掙的錢是來自於買賣藥品，這個是很不健康的。在日本我們已經分離了醫療治療，比如說大學的醫療治療和這些藥物。這些醫院只會給你開處方，不賣藥，患者需要去獨立的藥房拿藥，這些大醫院並不會從賣藥中收穫什麼東西，所以他們完全是科學的醫學上的判斷，比如這個患者需要吃這個藥吃兩周等等，並不是三周、四周，因為不是開得越多掙的錢越多
主持人 田薇：你覺得整體的系統需要什麼呢？
平手晴彥：首先必須更好地支付醫生，否則的話就不會有恰當的技巧的醫生。在發達國家，醫生的工資可能比一般的大城市商人拿到的錢多兩三倍，所以說醫生很有錢。這樣才會全面地學習醫療知識，才會有動力。
這些醫生要開心才行，要對自己的收入開心，否則他們要從其他地方要掙小錢。
主持人 田薇：讓醫生開心是很合理的，但是如果醫生要開心的話，但是整個系統還要改變。整個系統改變的話，大家就不會開心了。
平手晴彥：在日本醫生比一般的商人掙的錢要多，在日本醫生是非常尊重的。
Omar ISHRAK：其實中國處在一個剛開始的階段，還可以為大多數來設計這個系統 。在其他國家這個旅程已經走到中間了，在發達國家人們要的是過程，不是結果，這就產生了問題。在中國現在還有機會可以重新開始做好這個事情，我並不是說這個很容易，我只是說這個方式要系統化的方式，要按不同的類別、不同的疾病來分。比如說健康還是說慢性病等等，然後在某個疾病上要建立以成果為導向的治療。我覺得中國可以在某個領域一直走到底，走到基於價值的體系，把這個做好了再做其他，而不是全盤做系統的改變，我們要一步一步地做。
但是我們的支付體系應當基於結果，而且在制訂路線圖要在一定時間內完成整體的改變。
主持人 田薇：請問Roberta Lynn LIPSON，因為你在中國做了很久，也有各方的參與。從管理的角度來說，全體整體的改變是不是要很多的政府相關方採取行動才行，不光光是衛計委、醫療管理部門，包括財務部、勞工管理部等等，很多中國的機構進行協調才能拿出整體計畫，其實我說的這個計畫是比較簡單的計畫，真正的計畫還要更複雜。因為你對這個系統有所瞭解，而且你也知道這個事情是很緊急的。
Roberta Lynn LIPSON：中國政府十分重視這個問題，也考慮過這個問題。在健康中國2030計畫中，有一些成果已經設立了。我覺得如果你有目標，你有截止期，裡就歸達到這個目標，我們會就問題的方面進行不同的分析。
你剛才說的很好，有很多利益集團，而且非常複雜。最終如果要達到2030目標的話，要把這些不同利益相關方的利益協調起來。如果要協調起來的話，那麼整個系統都需要進行革命性的變革。
與此同時我們在分析問題，比如說某些醫院不能夠在藥物定價上利潤超過多少。如果他們藥物不能夠掙錢的話，那他們的錢從哪兒來呢？他們會進行更多的測試、干預性治療來掙錢。這其實就是像一個機制，你把一塊木板抽出來，其他木板變得更緊了。
剛才說到的這個方式並不是解決方案，現在我還是挺同情管理者的，因為他們要變化，他們希望整體系統可以變得更優化。
主持人 田薇：請問劉教授，你是中國醫療改革委員會的成員之一，你也知道應該按哪個鍵讓哪個彈簧變得更緊、更松，讓哪個步驟更有效，你怎麼講？
劉國恩：Roberta Lynn LIPSON剛才擔心的事情是正確的，如果我們只是進行服務改革或醫療改革一部分的話，那麼也許我們會又碰到新的問題。但是從短期來說，我們也許只能這麼做。因為現在政府想做的事情，就是管理好處方藥，然後給醫生的時間支付。如果醫生如果不開這個處方藥，可能會從別的地方掙錢。如果醫生從患者身上花了很多時間的話，從長期來說這未必是一個好方式。
因為我們需要進行支付的改革，這樣的話可以把責任還給醫院，基於合同或者是基於治病的治癒率來進行支付。
平手晴彥：是的，如果這個病人高興的話，醫生應該掙更多的錢，所以治療非常關鍵。
主持人 田薇：什麼叫做高興？我們也要衡量一下。
劉國恩：根據目前的服務包來看，醫生的時間沒有得到很好的回報，所以他們不願意花時間來治療病人，只會開很多的藥。如果我們改變結構，醫生就會花更多的時間和病人一起來確定這個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