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趙老實
1909年， 47歲的伊蒂絲·華頓與小她3歲的記者莫頓·富勒頓陷入熱戀。 而就在前一年， 華頓的丈夫的抑鬱症被診斷為不治之症。 他們於1913年離婚。
伊蒂絲·華頓像
與她的丈夫喜歡體育卻缺乏情趣完全不同， 富勒頓是個典型的墮落分子。 他留著維多利亞式的大鬍子， 懶洋洋的眼睛， 總是一副與女性調情的樣子。 伊蒂絲像奴隸一樣與他交往：
去年12月， 我們第一次去索邦大學聽貝克演講， 我穿了一件黑色連衣裙， 我記得自己心裡想著：他會喜歡我這樣穿嗎？
我們第一次單獨共進晚餐的那一夜， 我穿了茶會服。 ……你說你很喜歡……
在公眾場合裡坐在你身邊， 表面上風平浪靜的我內心卻是狂喜。 不時地看著你額頭上的汗毛、當你轉頭面向舞臺時的側影、你的姿態、你的表情……我身體裡的每一滴血液都在悄悄說著：‘他是我的、他是我的、他是我的。 ’
然而與華頓的願望相悖，
富勒頓儼然成為巴黎社交圈的傳奇
然而華頓還是這樣不體面地愛上了他， 並與他糾纏不清。 她給他寫了一封又一封情書， 並懇請他將信件銷毀， 可這位花花公子並沒有這麼做， 反而在華頓去世以後將這些私密的情感賣給大眾， 謀取金錢。
令人驚愕的是， 華頓自己的愛情生活完全是後來那本著名的《純真年代》的反面。
在讓她成為普利策獎歷史上第一位女作家的小說中， 伊蒂絲·華頓塑造了一位渴望愛情卻“克己復禮”的女性艾倫·奧斯蘭卡， 她一再犧牲與紐蘭·阿切爾逃離世俗的機會， 最終成全了表妹梅·韋蘭的婚姻， 而現實中她卻淪陷了。
《純真年代》宣傳海報
或許這就是紐約與巴黎的區別。
伊蒂絲·華頓出身于美國“貴族”家庭。 與歐洲王室真·貴族不同， 美國的貴族並沒有什麼王室血統， 他們是最早一批移民新大陸的居民的後代， 在經營貿易和土地買賣中不斷發展壯大並積累了大量財富的一群人。 他們在美國建國的一系列重大歷史事件中都是親身參與者。 比如華頓的曾外祖父，
《康華里投降》中的所有人物都是根據當時參與儀式的歷史人物畫的
他們是真正的“老錢”， “有著相同的血緣紐帶、教育背景和經濟來源。 都有古老的家業， 都是新教徒，他們是美國盎格魯—薩克遜白人新教徒，他們在美國複製和重現了大洋彼岸的維多利亞文化，保留了主流價值觀和標準。”
在殖民時期，這些具有同樣經濟和文化背景的商人、律師和銀行家們形成了一個相互通婚、相互合作的圈層，並自視為歐洲古老文化傳統的繼承者。但他們又缺乏真正的貴族血統和身份，於是只能在生活作風上更加嚴格地遵循歐洲貴族的禮儀標準和清教徒的道德要求，借此與普通民眾區別開來。
進入19世紀，這個貴族階層逐漸發展成型，他們不用再向先祖們那樣通過努力來積累財富，甚至把掙錢當做有損體面的事情，因為他們只需要繼承祖先留下來飛速升值的房產就可以衣食無憂。生活舒適、穿著華貴，除此之外便無所事事。他們是沒有靈魂的僵屍，所堅持的習俗和慣例也變得越發死板和非人性化。
諾維娜賴德飾演的表妹梅，是上層階級女性的代表
這些都通過《純真年代》中艾倫、紐蘭之眼，充分反映了出來——是否“合宜”，對於紐蘭·阿切爾所生活的紐約，就同數千年前主宰其祖先命運的不可捉摸的圖騰一樣重要。
而所謂的禮儀有多麼無聊呢，就拿每家都要舉辦的一個簡單的晚宴來說吧。首先，要先打發僕人去打聽一下某家的夫人是否在家；確認在家的情況下，再約一個涼快的客廳或是寬闊的海景陽臺，進行一次大概半個小時的會面，親自遞交邀請函。請的人多時，每家每戶這麼走下來，就要整整一天的時間。那麼如果某家夫人不在家，是不是能把邀請函交給僕人呢？不行，如果這樣圖省事，就會被沒有受到登門拜訪的夫人視為“侮辱”，然後將不守規矩的這家人從自家的邀請名單中拉黑。
初次登場的艾倫穿一件低胸裝，被視為“不合時宜”的
而女人則樂在其中，或者說她們已經被馴化了。她們是被高高地捧起來的男人的玩物，是彰顯家庭的收藏品，而不是具有真情實感的人。“對於那個年代的男人們而言，女士們只是需要‘敬酒’的人，再無其他。生育孩子是她們的任務，精緻的針線活是她們的消遣，被紳士尊敬是她們的特權。在中上層階級，一句‘女士們，上帝保佑她們’就可以總結一切。”
《純真年代》的艾倫，就是伊蒂絲·華頓自己的境遇。艾倫·奧蘭斯卡從歐洲不幸福的婚姻中逃離，回到美國的家族中，卻發現陷入了更深的桎梏，她的穿著，她對藝術的愛好，她的品味，一切都是人們評頭論足的談資。跟別提她對離婚的訴求，招致家族甚至整個上流社會的反對，最終讓她放棄紐蘭·阿切爾黯然回到歐洲。
華頓在她生活的美國圈子裡也是一個異類。僅是一趟婚後的地中海旅遊，就會招致雙方家庭的反對：在波士頓，已婚夫妻在國外度過短暫的蜜月之後，就應該按部就班地在波士頓過冬，然後再郊區或是臨近的海邊避暑……下一次出遠門，就只會去他們的家族墓園了。
而女性作家的身份，更給她貼上了“不安分”的標籤。“我在波士頓是個失敗者，因為人們覺得我太時髦了，肯定沒頭腦；我在紐約也是一個失敗者，因為人們覺得我太有頭腦了，所以不夠時髦。”在小說發表以後，她就失去了“女性”的魅力，別人不知道應該如何與她相處。
她的丈夫也不瞭解她，夫妻生活毫無樂趣可言。華頓曾寫道：
有時我會想，一個女人的天性就像一棟滿是房間的大房子……而在最裡面的哪一間，是聖地中的聖地，女人的靈魂獨自坐在那裡，等待一陣從不曾傳來的腳步聲。
所以，當逃離了美國，來到自由的巴黎的時候，她亟不可待地敞開了所有的心門，迎來了一個侵略者。 巴黎歡迎各種時髦而有頭腦的靈魂，讓她可以盡情做自己，即便人生也已過半。
1937年8月11日，華頓在巴黎逝世。她的書桌中留著一部未完成的中篇小說的手稿，從中我們可以讀出她在巴黎的後半生是多麼快樂。（內容因某些眾所周知的原因無法顯示）
都是新教徒，他們是美國盎格魯—薩克遜白人新教徒，他們在美國複製和重現了大洋彼岸的維多利亞文化，保留了主流價值觀和標準。”在殖民時期，這些具有同樣經濟和文化背景的商人、律師和銀行家們形成了一個相互通婚、相互合作的圈層，並自視為歐洲古老文化傳統的繼承者。但他們又缺乏真正的貴族血統和身份，於是只能在生活作風上更加嚴格地遵循歐洲貴族的禮儀標準和清教徒的道德要求，借此與普通民眾區別開來。
進入19世紀，這個貴族階層逐漸發展成型，他們不用再向先祖們那樣通過努力來積累財富，甚至把掙錢當做有損體面的事情，因為他們只需要繼承祖先留下來飛速升值的房產就可以衣食無憂。生活舒適、穿著華貴，除此之外便無所事事。他們是沒有靈魂的僵屍，所堅持的習俗和慣例也變得越發死板和非人性化。
諾維娜賴德飾演的表妹梅，是上層階級女性的代表
這些都通過《純真年代》中艾倫、紐蘭之眼，充分反映了出來——是否“合宜”，對於紐蘭·阿切爾所生活的紐約，就同數千年前主宰其祖先命運的不可捉摸的圖騰一樣重要。
而所謂的禮儀有多麼無聊呢，就拿每家都要舉辦的一個簡單的晚宴來說吧。首先，要先打發僕人去打聽一下某家的夫人是否在家；確認在家的情況下，再約一個涼快的客廳或是寬闊的海景陽臺，進行一次大概半個小時的會面，親自遞交邀請函。請的人多時，每家每戶這麼走下來，就要整整一天的時間。那麼如果某家夫人不在家，是不是能把邀請函交給僕人呢？不行，如果這樣圖省事，就會被沒有受到登門拜訪的夫人視為“侮辱”，然後將不守規矩的這家人從自家的邀請名單中拉黑。
初次登場的艾倫穿一件低胸裝，被視為“不合時宜”的
而女人則樂在其中，或者說她們已經被馴化了。她們是被高高地捧起來的男人的玩物，是彰顯家庭的收藏品，而不是具有真情實感的人。“對於那個年代的男人們而言，女士們只是需要‘敬酒’的人，再無其他。生育孩子是她們的任務，精緻的針線活是她們的消遣，被紳士尊敬是她們的特權。在中上層階級，一句‘女士們，上帝保佑她們’就可以總結一切。”
《純真年代》的艾倫，就是伊蒂絲·華頓自己的境遇。艾倫·奧蘭斯卡從歐洲不幸福的婚姻中逃離，回到美國的家族中，卻發現陷入了更深的桎梏，她的穿著，她對藝術的愛好，她的品味，一切都是人們評頭論足的談資。跟別提她對離婚的訴求，招致家族甚至整個上流社會的反對，最終讓她放棄紐蘭·阿切爾黯然回到歐洲。
華頓在她生活的美國圈子裡也是一個異類。僅是一趟婚後的地中海旅遊，就會招致雙方家庭的反對：在波士頓，已婚夫妻在國外度過短暫的蜜月之後，就應該按部就班地在波士頓過冬，然後再郊區或是臨近的海邊避暑……下一次出遠門，就只會去他們的家族墓園了。
而女性作家的身份，更給她貼上了“不安分”的標籤。“我在波士頓是個失敗者，因為人們覺得我太時髦了，肯定沒頭腦；我在紐約也是一個失敗者，因為人們覺得我太有頭腦了，所以不夠時髦。”在小說發表以後，她就失去了“女性”的魅力，別人不知道應該如何與她相處。
她的丈夫也不瞭解她，夫妻生活毫無樂趣可言。華頓曾寫道：
有時我會想，一個女人的天性就像一棟滿是房間的大房子……而在最裡面的哪一間，是聖地中的聖地，女人的靈魂獨自坐在那裡，等待一陣從不曾傳來的腳步聲。
所以，當逃離了美國，來到自由的巴黎的時候，她亟不可待地敞開了所有的心門，迎來了一個侵略者。 巴黎歡迎各種時髦而有頭腦的靈魂，讓她可以盡情做自己，即便人生也已過半。
1937年8月11日，華頓在巴黎逝世。她的書桌中留著一部未完成的中篇小說的手稿，從中我們可以讀出她在巴黎的後半生是多麼快樂。（內容因某些眾所周知的原因無法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