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鼇亞洲論壇2017年年會於3月23-26日在海南博鼇舉行， 主題為“直面全球化與自由貿易的未來”， 會期四天。 會議設置42場分論壇、12場閉門對話。
央行行長周小川26日在博鼇論壇“貨幣政策的“度””分論壇上表示， 貨幣政策在經過多年的量化寬鬆之後， 目前全球已經到達了這次週期的尾部， 這意味著貨幣政策將不再是寬鬆的政策。 不過他也指出， 因為全球經濟的復蘇在不同國家以不同的速度進行， 因此貨幣政策也不是完全協調一致的。
中國曾在2008年9月以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應對國際金融危機。 2010年底，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決定回歸穩健的貨幣政策。
周小川還指出， 雖然在一些國家看到了再通脹的跡象， 但要在全球範圍內下結論還為時尚早， 不過貨幣當局要對此密切關注， 因為通脹水準與貨幣政策制定有著直接聯繫。
周小川還認為， 經過多年的量化寬鬆， 全球市場充斥著流動性， 儘管貨幣當局已經開始實施貨幣政策正常化， 但過程是漸進的。 我們要強調結構性改革的重要性， 強調不能過度依賴貨幣政策， 這點對於貨幣當局也非常重要。
以下為文字實錄：
周小川：在多量化寬鬆之後， 我們已經到了週期的尾部， 貨幣政策不再是寬鬆的政策了，
中國過去使用反應性的貨幣政策來應對金融危機， 採取適應性的政策， 就要做適度擴張的貨幣政策。 經濟工作會議宣佈， 我們回到謹慎的貨幣政策， 但全球的復蘇有很多的曲折。 我們看到主權債務危機在歐洲仍然沒有解決， 還有其他的一些問題已經發生， 波及到其他國家。 所以這是一個漸進的過程， 貨幣政策也需要重新進行改變， 變成比較審慎的貨幣政策。 我們知道這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日本央行面臨著非常大的挑戰。 但是我認為這個方向就是要看到貨幣政策的限度， 要認真地去考慮什麼時候如何離開這種貨幣寬鬆的週期。
第二， 關於再通脹， 儘管目前在一些國家已經看到再通脹， 但是從全球總體情況來看， 判斷是否再通脹仍然為時尚早。 今年已經有些國家在全球商品市場價格上揚， 因此我們要保持審慎的態度來對待再通脹的現象， 我覺得這個和貨幣政策的制訂是有直接關係的。
第三， 在這麼多年的量化寬鬆貨幣政策執行之後， 不管怎麼說我們已經在全球、在很多國家放棄了流動性。 雖然貨幣政策制訂當局已經開始緊縮他們的政策了， 但是這個緊縮的過程還是一個漸進的過程。 在某些期間， 我們會強調結構改革以及其他長期的發展戰略， 以發出信號告訴人們我們不要太依賴於貨幣政策，
我可以談論談論改革和結構政策， 我們既有長期的一系列改革， 也有中短期關注重點。 對於長期的來說， 我們在很多年前就已經開始了， 我們特別強調內需， 中國過去特別依賴於出口， 我們改變了結構， 現在開始強調消費者內需， 家庭需求，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中國對基礎設施的投資加大了， 尤其是在全球金融危機剛開始那個階段。
第三點， 全球技術國家認為中國是一個製造中心。 也許我們太依賴於製造業了， 服務業相對薄弱。 中國政府強烈的號召服務行業一系列其他的各種各樣的服務行業進行增長， 有資料顯示， 服務業在GDP當中占的比例從10%、33%升到現在的51%、52%， 這是很大的變化。
再來看看中短期的關注點，
國家貨幣基金組織說我們鼓勵使用財政政策，但是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財政政策空間。所以我們要自己做出判斷，每個國家要單獨做出判斷。對日本來說，債務占GDP比例是比較高的。對中國來說，我們的中央政府債務占GDP比例不是很高，但是中國是一個很大的國家，所以我們要思考一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間的關係。在中國，有30多個省政府，但是省政府自己也可以借債，要進行結構性改變，基礎投資、城市化、發展服務行業這都需要投資，地方政府要促進這些事情的發展。我們需要去調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間的關係，調整財權、事權以及調整地方財政政策的限度。
最近有很多關於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間的關係的研究，不同的省會有不同的財政指標，有些省已經債臺高築，有些省還有舉債的空間。所以這也是另外一個值得探索的領域。
但是我們也不是說貨幣政策完全沒用，無法促進結構性的改革。我們的一些想法就是，貨幣政策是調整總量的需求，而並不是調整結構，不是調整行業。
但是，我們也可以有一些創意，能夠利用一些工具鼓勵或者是支持某些行業，我們的貨幣政策可以把錢導入一些戰略行業，可以説明進行結構性的改革。看來英國央行也做了類似的事情，就是為貸款融資。在中國，我們也希望能制訂一些政策鼓勵農村地區的貸款以及向小企業進行貸款，其成效我們還要拭目以待。
在未來，我們慢慢意識到這一點，即使財政上的指標不是很好，我們還是必須繼續用財政手段，財政工具。我認為，此後大家會再度看到某些國家開始強調財政政策和結構改革。國家貨幣基金組織說我們鼓勵使用財政政策，但是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財政政策空間。所以我們要自己做出判斷，每個國家要單獨做出判斷。對日本來說，債務占GDP比例是比較高的。對中國來說，我們的中央政府債務占GDP比例不是很高，但是中國是一個很大的國家，所以我們要思考一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間的關係。在中國，有30多個省政府，但是省政府自己也可以借債，要進行結構性改變，基礎投資、城市化、發展服務行業這都需要投資，地方政府要促進這些事情的發展。我們需要去調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間的關係，調整財權、事權以及調整地方財政政策的限度。
最近有很多關於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間的關係的研究，不同的省會有不同的財政指標，有些省已經債臺高築，有些省還有舉債的空間。所以這也是另外一個值得探索的領域。
但是我們也不是說貨幣政策完全沒用，無法促進結構性的改革。我們的一些想法就是，貨幣政策是調整總量的需求，而並不是調整結構，不是調整行業。
但是，我們也可以有一些創意，能夠利用一些工具鼓勵或者是支持某些行業，我們的貨幣政策可以把錢導入一些戰略行業，可以説明進行結構性的改革。看來英國央行也做了類似的事情，就是為貸款融資。在中國，我們也希望能制訂一些政策鼓勵農村地區的貸款以及向小企業進行貸款，其成效我們還要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