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如何， 近代中國對外賠款總數都是如“天文數字”般的鉅款， 這點無容置疑。
1842年簽訂中英《南京條約》
眾所周知， 中英簽署的《南京條約》只是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及其相關賠款的開始。
晚清以降， 清朝對外大宗賠款大致有8筆。 除了第一次鴉片戰爭向英國賠款2100萬銀元外， 尚有7筆， 分別是：第二次鴉片戰爭向英法賠款1600萬兩庫平銀， 1874年“琉球事件”向日本賠款50萬兩庫平銀， 1876年雲南教案予英國20萬兩海關銀， 1881年《伊犁條約》向沙俄賠款500萬兩庫平銀， 甲午戰敗予日本2億兩海關銀（後加上“贖遼費”及日軍威海衛駐軍費達白銀23150萬兩），
《南京條約》中對賠款的規定， 藏於臺北故宮博物院
1843年8月14日， 英國前財政大臣、時任財政部總審計長湯瑪斯•奎在議會檢討政府財政情況時， 曾特別提及：雖然原本預計由於政府預算控制失誤以及在中國戰事延長等原因， 上財年應會出現巨額財政赤字。 但是， 由於中國的這筆賠款及時“到位”， 不僅沒有出現赤字， 反而實現了財政盈餘。
換言之， 以“軍費名義”向清廷索要的賠款皆被計入政府的財政收入以填平赤字。 於是， 大部分賠款都優先用於償還英國國債， 餘下部分則根據中國方面賠付進度， 依照條約規定按比例漸續賠付英國鴉片商人。
1840～1860年間英國政府財政總收入的變化趨勢
時至第二次鴉片戰爭， 清廷被迫向英、法各賠付800萬兩庫平銀。 在英國獲得的800萬兩白銀中， 200萬兩用於抵償戰爭前後英國商人在中國的損失， 其餘用於抵償軍費。 1860年3月， 英國財政大臣威廉•格萊斯頓（William E．Gladstone）向議會彙報時稱， 遠征中國的軍事花費初步預計將超過100萬英鎊。 整整兩年後即1862年4月3日， 格萊斯頓在接受下議院財政委員會（Committee of Waysand Means）質詢時則不無得意地表示， 除去賠付英商的部分， 600萬兩白銀的軍費賠款折算可達200萬英鎊。
除此類用途外， 隨著英國在華利益愈發重要以及擔心俄國人在遠東的勢力擴張， 英國也曾動用賠款加強軍備。 1867年， 根據第一海軍大臣休•錢德勒（Hugh Childers）的要求， 英國議會同意將剛“到賬”的清朝賠款約50萬英鎊用於加強在中國沿海的英國艦隊。 這支艦隊由1艘新型鐵甲艦、2艘輕巡洋艦、10艘左右炮艦及其他附屬艦隻組成， 總數達到21艘， 負責維護從中國沿海到新加坡的英國海上利益。
此後， 清朝對外雖屢有“喪權辱國”的賠款， 但在甲午戰爭前總額還算不上“駭人聽聞”。 相較于英國， 日本作為資源貧乏、經濟基礎薄弱的後起島國，
中日關於賠款支付方式的議定書（原件）
在所謂俄國威脅的陰影下， 憑藉甲午賠款， 日本海軍在日俄戰爭前完成了“六六艦隊”（六艘戰列艦、六艘裝甲巡洋艦）的擴軍目標， 躋身一流海軍強國。 從清朝獲得的賠款中， 相當大一部分根本就沒有轉移回日本， 而是在倫敦直接付給了英國船廠訂購軍艦。 與此同時， 陸軍的常備兵力也幾乎擴大了兩倍， 從甲午時的7個師團猛增至13個師團。
日本賠款使用情況
繼甲午之後， 義和團事起， 八國聯軍侵（龘）華。 隨之而來的就是中國近代史最龐大、最複雜的對外賠款——“庚子賠款”。
各國庚子退款的用途各有不同。 美國退款先是用於設立學堂與資助中國學生赴美留學， 這便是清華大學的由來， 後也用於支援中國各地的文教事業單位， 諸如學校、圖書館、科研單位。 英國的退還款則經中英兩國商議後設為基金， 以貸款方式支援如鐵路、航運、電訊等為主的中國實業項目， 基金投資所獲之利潤積累用於資助文化事業。
約翰•海伊，1898～1905年間任美國國務卿，“門戶開放”政策的積極推動者
法國的退款卻優先被用來“接濟”瀕臨倒閉的中法實業銀行，此後才開始零星資助各地學校與醫院事業。蘇俄方面聲言放棄的賠款先是被充作北洋政府長期公債的償付基金，南京政府時期則多用於補助文教機構與鐵道部建設。比利時、荷蘭的退款由各自與中國設立的委員會統籌管理，除資助文教事業，也曾用於鐵路及南京等地的市政建設。至於義大利的退款，則由中國海關抵扣後直接上繳國庫
基金投資所獲之利潤積累用於資助文化事業。約翰•海伊，1898～1905年間任美國國務卿，“門戶開放”政策的積極推動者
法國的退款卻優先被用來“接濟”瀕臨倒閉的中法實業銀行，此後才開始零星資助各地學校與醫院事業。蘇俄方面聲言放棄的賠款先是被充作北洋政府長期公債的償付基金，南京政府時期則多用於補助文教機構與鐵道部建設。比利時、荷蘭的退款由各自與中國設立的委員會統籌管理，除資助文教事業，也曾用於鐵路及南京等地的市政建設。至於義大利的退款，則由中國海關抵扣後直接上繳國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