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識叢書
在碎片化的世界裡
尋找讓我們睿智和篤定的深度知識
錢
安簡·查特吉
選自《審美與腦》
從演化角度闡釋人類對美與藝術的追求
老蟬原編錄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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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錢,錢,錢,錢!”這個男人興奮地大叫道。 他所有的詞彙就只有“錢”一個字。 生氣的時候,他冒出“錢”這個字,好像這個字是一個詛咒。 害怕、開心、傷心的時候,他只會用這個字表達自己的情緒。 這是一位患者,20世紀90年代末住在賓夕法尼亞大學附屬醫院的神經科病房裡。 他的左半腦嚴重中風,使他幾乎說不出話。 他讓人想起一個在神經病學史上很著名的患者—坦(Tan)。 根據神經病學家保羅·布洛卡( Paul broca)在1861年寫的報告,坦的真名叫萊博爾涅( Leborgne)。 之所以叫他“坦”,是因為他只會發“坦”這一個音。 坦也得過嚴重的中風,左半腦受損。 坦的案例成了指向人類語言偏側性的哨點病例。 像我們醫院那位只會說“錢”的患者一樣,坦只用同一個字表達他的大部分情緒。
在探討快樂時為何要談到錢呢?錢與我們的欲望不是直接相連的,我們不會吃錢,也不會與錢性交。 錢似乎是一個抽象的物體。 經濟學家認為我們在做與錢有關的決定時是理性的:使利益最大化,成本最小化。 他們還認為,人們知道自己喜歡什麼,並且這種偏好是穩定不變的。 根據這種觀點,我們做的決定具有很強的邏輯性,而且我們是經過深思熟慮才執行決定的。 我們會確定相關資訊,準確地分析狀況。 如果上述觀點是正確的,那麼我們可能只是對將錢作為衡量快樂的尺度感興趣。
然而,我們與錢的關係要複雜得多,有趣得多。 錢與快樂這個話題有很重要的關聯性。 我們大部分人對錢的態度並不理性,這種非理性至少源於兩點。
第一,我們做很多決定都沒有經過思考。 我們利用快速而不光彩的捷徑做了很多決定。 選擇這些捷徑可能是演化的結果,因為這些捷徑對我們的祖先有用。
第二,我們的決定往往帶有情緒,包括正面的情緒與負面的情緒。
得到錢我們會開心,失去錢我們會痛苦。 正是這種體驗使我們思考,為什麼與直接欲望無關的東西能給我們帶來快樂。 是錢本身讓我們快樂?錢帶來的快樂的神經基礎與食物、性帶來的快樂的神經基礎相似嗎?錢還為我們提供了一種途徑,來深入探討如何與快樂保持距離,以及這麼做的原因。
如今神經經濟學很流行。科學家們相信,腦的運作方式能告訴我們重要的資訊—我們如何做與錢有關的決定,從而引導我們做出更好的決定。與我們的討論相關的第一個問題是,錢本身能給我們帶來快樂嗎?為什麼錢能給我們帶來快樂?錢只是紙、金屬或銀行帳戶上的一個數字。如果要將一幅畫掛到牆上,我會先拿起一把鐵錘。沒有明顯的跡象表明,鐵錘會給我帶來快樂。鐵錘有用,所以我利用了它的有用性。當我抓住鐵錘時,如果對我的腦部進行掃描,很可能會發現我腦內獎賞系統的神經元對我的這舉動根本不在乎。如果我抓住的是錢,情況就會不同了。錢能啟動獎賞系統。
像性一樣,錢能引起腦內兩個系統的運作:一個是預測得到錢的快樂的系統;另一個是當我們真的得到錢時,給我們帶來快樂體驗的系統。事實上,錢作為獎賞的力量太強大,以至於當我們只是不經意地看到錢的時候,腦內獎賞系統的部分區域都會被啟動。實驗發現,當人們真的得到錢時,腹側紋狀體的部分區域以及眶額葉皮層中部會變得活躍。即使只是對錢的預測都會啟動腹側紋狀體。相反,在得到錢後,前額葉皮層中部的神經元活動似乎減弱了。
我們的快樂還與痛苦及損失的缺失有關。當我們遭受痛苦或損失時腦的反應不僅僅是快樂系統的神經活動的減弱。在討論食物與性時我們論述過,腦內其他結構會對痛苦與厭惡的感覺進行編碼。當我們損失錢的時候,腦內以下結構會發放信號:當我們感到有風險或不確定時,對厭惡的感覺進行編碼的部分區域----眶額葉皮層外側、腦島前側、部分杏仁核----會變得活躍。如前所述,當我們吃飽喝足後,眶額葉皮層外側會變得更活躍,此時同樣的味道會變得不那麼讓人愉悅,有時候甚至會讓人反感。腦島前側與自主神經系統相關聯。我們對某些東西(如發臭的食物)會產生本能的噁心反應,此時腦島前側會被啟動。當金融交易讓我們感到噁心時,腦島前側也會變得活躍。
預測快樂的神經通路與對快樂體驗進行編碼的神經通路是不同的,與使我們選擇按欲望行動的神經通路也是不同的。面對不同的獎賞(如食物、性、錢),預測快樂、享受快樂、選擇行動是否會引發同樣的神經結構的活動這點我們並不清楚。大部分研究表明,人們體驗不同來源的快樂時,眶額葉皮層中部的神經活動會被啟動。神經科學家在法國里昂做過一項研究,發現腹側紋狀體、腦島前側、前扣帶皮層、中腦對獎賞進行編碼,不管這種獎賞屬於何種類型----這項研究中的獎賞包括錢以及能引起性欲的圖像,這說明我們的腦對錢與性帶來的快樂進行類似的編碼。但是研究者發現,錢啟動的是眶額葉皮層演化得比較晚的部位的神經活動,而色情圖像啟動的是眶額葉皮層比較古老的部位的神經活動。也許錢給我們帶來的部分快樂是後來才發展的,對其進行編碼的腦區是大部分靈長目動物都具備的,但更早一些的哺乳動物並不具備。
為什麼錢啟動的腦區與食物及性(能給我們帶來最基本的快樂)所啟動的腦區是相似的?20世紀70年代末,我在美國哈弗福德學院讀書。晚上大部分時間我都在圖書館學習,從圖書館回來後我通常會和朋友們一起玩彈球遊戲。玩之前,我們一般要先搶硬幣(遊戲中會用到硬幣)。因此,我們將硬幣稱作“快樂圓盤”,搶到硬幣會讓我們開心。我們大部分人在很早的時候就將錢與快樂連在一起,以至於錢擔負起快樂的職責。將錢與快樂聯繫起來,類似於巴甫洛夫實驗中的狗將聲音與食物聯繫起來,或將作為迷戀物件的高筒靴與引發性欲的圖像聯繫起來。韋氏詞典對被迷戀之物的定義是,被認為具有魔力的東西或非理性崇拜與迷戀的物件。這讓我想到美國文化對錢的迷戀。
心理學家丹尼爾·卡尼曼( Daniel kahneman)與阿莫斯·特威爾斯基( Amos tversky)深刻地影響了我們對經濟學的看法。卡尼曼曾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特威爾斯基因為早逝未能與卡尼曼共用這一榮譽。二人開拓了行為經濟學的領域。行為經濟學揭示了我們的行為在很多情況下並不那麼富於邏輯性,人類做的決定(包括財務決策)包含了各種偏見。為了瞭解我們是如何做財務決策的,先來看看那些擅長操縱金錢的機構的運作方式。我指的不是華爾街上那些財力雄厚的金融公司,而是拉斯維加斯與大西洋城那些不可能會倒閉的賭場。
如何設計某一局面對我們的情緒體驗有深刻影響。賭場及大部分廣告代理公司都懂得如何設計各種選擇,即使不同的選擇所提供的實際資訊完全一樣。例如,人們更有可能會買有10%贏率的彩票,而不會買有90%輸率的彩票。賭場廣告強調贏率,而不提更大的輸率。賭場包價旅遊強調旅客待在景點會得到的獎賞及各種折扣,好像他們給予了我們什麼東西。而事實上,接受他們的熱情款待,我們是要付錢的。
賭場投資商明白,人是社會性的動物。與其他人比起來如何,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我們的滿意度。在下面的例子中,人們往往會做出非理性的選擇。想像你在排隊,當你到達櫃檯的位置,就可以得到一筆現金。分兩種情況:一種情況是你將得到100美元;另一種情況是你得到150美元,但排在你前面的那個人得到1000美元。大部分人寧願選擇第一種情況,儘管得到的錢比第二種情況少。一旦基本需求得到滿足,我們更在意自己在一個群體中的地位,而不是得到獎賞的絕對數字。基於這一事實,賭場刻意將下注數額不同的人分隔開。對賭場而言,沒有道理讓贏了150美元的人因為鄰桌贏了1000美元而不開心。
我們痛恨輸。我的搭檔麗莎·桑特( Lisa santer)很聰明,很好強。雖然她不喜歡玩竟爭遊戲,但她能贏大部分遊戲。與其說她喜歡贏,不如說她痛恨輸。因此,如果玩某一種遊戲有可能會輸,她就不會去玩這種遊戲。不管是在比賽的時候還是在交換物品的時候,我們都厭惡輸(或損失),只是厭惡的程度不同。總體來講,我們不喜歡輸的程度是喜歡贏的程度的兩倍。這偏愛使我們大部分人天生就保守。我們越珍視某件東西,就越痛恨失去它。
賭場以及多數公司都不遺餘力地掩飾我們失去錢時感到的痛苦。如果用現金付款,我們就會實實在在地失去了原本屬於我們的東西。如果用信用卡付款,信用卡還是會回到我們手上。買同一樣東西,比起用現金付錢,我們願意用信用卡付更多的錢。雖然人們更喜歡用信用卡付款有其經濟上的原因,但是經濟上的好處並不能解釋人們願意用信用卡付更多的錢。
如果將費用隱藏起來,人們會為得到的服務付更多的錢,這樣的例子很多。人們會過量訂購固定費率的公共事業、電話、健身俱樂部等服務專案。固定費率專案可以讓人盡情享受服務,而不會想到額外費用。人們還喜歡攬子條款,有些條款標著“免費”字樣,即使這些形式沒有什麼意義。賭場與旅遊勝地利用這種全包的方式,造成它們失去一些東西的假像,而實際上是顧客在花錢。在這種情境下,度假勝地使用的網路虛擬貨幣(如飛行常客里程、遊戲幣)隱藏了付款帶來的痛苦。賭場的籌碼也具有這種功能。將籌碼製作得相對平淡無趣,能使稟賦效應降到最低。擁有籌碼的感覺跟擁有紙幣的感覺不同,我們會貶低籌碼的價值。這樣的話,當我們玩了一個晚上,發現籌碼變少了,我們感到的痛苦會少一些。
一些公司越來越擅長隱藏花費,有些金融機構甚至想方設法對自己隱瞞花費。2008年的金融危機就是由於複雜的金融衍生產品將損失風險掩蓋起來,使華爾街更容易沉溺于高風險的行為。就像癮君子一樣,華爾街一味想要獎賞,而沒有考慮到風險。原本有免費午餐,可是後來就沒有了。
賭場的環境刻意鼓勵我們做出不那麼理性的決定。很多神經科學家認為,我們的大部分決策可以分為三類:
巴甫洛夫式決策、
習慣性決策、
目標導向型決策。
有一點很重要:這三種決策可以相互合作,強化我們的行為;也可以相互排斥,使我們陷入困境。
巴甫洛夫式決策是條件反射式的、自發的。習慣性決策很複雜,是經過學習獲得的,隨著時間的推移,會變成自發的決策。目標導向型決策也很複雜,是經過深思熟慮做出的。
科學家對這三種系統的具體內容以及系統之間如何相互作用展開了辯論。然而,我們做的決定是自發的還是經過深思熟慮的,是受情緒驅使的還是具有邏輯性的,這是很容易判斷的。賭場希望我們做出自發的、情緒化的決定,而不是經過深思熟慮的、富於邏輯性的決定。他們希望我們一直賭下去,一直輸錢,同時又讓我們存有希望,覺得自己會贏,即使我們心裡明白贏的可能性很小。
哈利士賭場的網頁標語是:“這裡能滿足你所有的需求。”賭場提供了很多基本的獎賞:賭場有大量的廉價食物,賭博區衣著暴露的服務生隨時為我們提供酒精飲料,這裡也不乏性工作者。賭場為我們創造娛樂的環境,促使我們做出巴甫洛夫式的自發反應。巴甫洛夫式選擇是杏仁核與伏隔核、下丘腦相互作用的結果。前所述,這些結構位於腦的深處,我們通常不會意識到這些部位的活動對行為的作用。結果就是,我們經常意識不到自己的決定是受巴甫洛夫式反應所驅使的。
賭場鼓勵習慣性行為,將其與巴甫洛夫式行為聯繫起來。習慣性行為,如其名稱所示,源於長期的重複行為。例如,我們每天沿著同一條路線開車上班,在路途中,我們要做各種決定,如加速或刹車,拐彎或直行。這些決定具有自發的特性,通常徘徊在意識的邊緣。開車過程中的動作需要經過定時間的學習,但一旦學會了,就不容易忘記。
巴甫洛夫式行為與習慣性行為相互作用,產生有害或有益的效果。患有強迫症的人不得不重複某些習慣動作,重複的行為能緩解焦慮,帶來輕微的愉悅。在另外一些情況下,環境刻意加強巴甫洛夫式行為與習慣性行為之間的聯繫。看過別人玩老虎機的人很清楚我說的意思。反復拉下老虎機的手柄符合習慣的所有特徵。拉手柄的習慣可能會帶來不可預測的現金獎賞。老虎機將人們的習慣性行為與巴甫洛夫式行為結合起來,這樣才能讓人不停地玩下去(不停地付錢)。毫不奇怪,我們會將癮君子的行為稱為“習慣”。
另外有些情況也將巴甫洛夫式行為與習慣性行為結合起來。當教徒做祈禱時,會反復上下移動身體,或是舉起一隻手臂,繞著一個中心旋轉。祈禱時的習慣性行為可能會導致狂喜的狀態。更世俗化一點的是運動員的例子。運動員一直將這兩種系統結合起來。多數專業籃球運動員在罰球的時候以其特有的、習慣性的方式移動,然後再投球。斷斷續續的投籃機會使他們繼續習慣性的行為。
賭場對前兩種決策方式的利用是很明顯的,但是賭場同樣清楚並操控第三種決策方式----目標導向型決策。賭場除了提供食物、性服務以及強迫性行為(重複某些動作)的機會,還為深思熟慮的顧客提供贏錢的機會。玩廿一點遊戲就要做戰略性的決策。每一次決策都是根據相關資訊做出的,如有哪些明牌,別人手上的明牌與自己手上的牌相比如何,等等。這類遊戲對應的是目標導向型行為。目標導向型行為比巴甫洛夫式系統與習慣性系統更具靈活性。我們運用目標導向型決策評估形勢,根據情況的改變而改變我們的行為。這一系統更接近意識:我們通常能說出為什麼會做出這類決策。這一系統能啟動額頂回路( frontoparietal circuits)以及其他腦部區域,如背側紋狀體( dorsal stratum)、腦島、前扣帶皮層、眶額葉皮層。由於其中有些腦區同時還對痛苦與厭惡進行編碼,所以這一系統在做“理性”的成本效益決策時還會帶入一些負面的情緒因素。
目標導向型行為最有可能做出理性選擇。然而,廿一點遊戲表明,理性也不一定能指導我們的行為。眾所周知,賭博遊戲中賠率是按有利於賭場設定的。玩家眀白,如果玩得長久一些並且不去算牌的話,就會輸錢。然而他們還是會連續玩幾個小時。為什麼?答案是,即使在這種情況下,賭場還是利用了根植于我們的行為中的非理性偏見。
賭場最大限度地強化我們贏錢的喜悅,即使我們不會經常贏錢。實際上,賭場正是利用了我們不會經常贏錢這一點。行為主義的主要擁護者B.F.斯金納(B.F. Skinner)研究我們的行為如何受獎賞的驅使。20世紀上半葉,行為主義在心理學中佔有重要位置。斯金納的基本觀點是,我們會習慣性地重複能夠給我們帶來獎賞的行為。這一事實很明顯。但是,這種“強化條件作用”( reinforcement conditioning )有意思的地方在於,比起每次都會得到獎賞,時斷時續、不可預測的獎賞會讓我們更頻繁地重複某些行為。假設我要申請國家科研補助金,如果結果是不可預測的,有時候申請成功,有時候不成功,這種情況比每次都能申請成功更有可能使我繼續申請。以下兩種情況是“間歇性強化計畫”效用的最佳體現:實驗室的老鼠一次次按壓手柄,以及賭場的玩家一次次地拉手柄。
賭場希望我們做出目光短淺的決策,也就是說,賭場希望我們的行為是巴甫洛夫式行為或習慣性行為,而不是目標導向型行為。在短期利益與長期利益中做選擇,體現了神經經濟學家所謂的“折扣功能”。折扣功能表現的是馬上獲得的獎賞與遲些時候獲得的獎賞相比的相對值。你願意今天獲得10美元,還是願意一個月後獲得20美元?不同的人對即時獎賞與延遲獎賞的反應不同。我的一位同事喬·凱布林( Joe kable)與紐約大學神經科學家保羅·格利姆徹( Paul glimcher)發現,腹側紋狀體、前額葉皮層中部的神經活動與這些功能相關。很多人像醫科學生一樣,能接受延遲獎賞。但是性格衝動的人一般會選擇即時獎賞。賭場刻意使我們變得衝動。
讓玩家變得目光短淺的一種方法是,使目標導向型系統(負責做深思熟慮的決策)疲憊不堪。深思熟慮是要付出代價的,它會讓我們疲勞。有一個實驗表現了疲勞的效果。參與實驗的人被分為兩組,一組人被要求記住簡單的兩位數數列,另一組記住難一些的七位數數列。然後讓兩組人走到另個房間接著做實驗。在去另一個房間的路上,他們會經過一張桌子,桌上擺著水果沙拉與蛋糕。比起記兩位數數列的那組人,記七位數數列的那組人更有可能會去拿蛋糕。此時他們的目標導向型系統處於休息狀態,他們不會考慮在不餓的時候吃高熱量的東西有何後果,對糖與脂肪的本能需求占了上風。
很多情況會讓我們變得目光短淺,如累的時候,喝醉的時候,情緒波動的時候。在這些情況下,對一種物件的渴望會滿溢出來,形成對另一種物件的渴望。吸毒者渴望毒品與錢的時候,會變得更衝動。性欲被喚醒的人在花錢時會變得目光短淺。最後,目標導向型系統會刻意考慮將來的獎賞。一些理論家認為,想像將來的情緒狀態能夠指導我們現在做決定。推理過程是這樣的:進醫科學校,經過幾年時間的刻苦學習,將來能找到一份有著不錯的社會地位與經濟收入的工作,這樣會讓人很開心。當然,這種方法能起作用的前提是:有一個可以發揮作用的將來。賭場希望玩家一直玩下去,不要考慮將來。我們玩得越久,輸得越多,因為賠率是對賭場有利的。我們玩戰略性的遊戲越久,就會越累。賭場利用明亮的燈光、吵鬧的聲音使玩家保持高昂的情緒,不停地玩下去。賭場裡不會掛時鐘,裡面的人也看不清外面的情況。結果就是,人們幾乎意識不到時間的流逝。他們的生物鐘被打亂,會一直玩下去。讓人們保持清醒,玩得時間更久,讓性感而熱情的服務生給玩家倒酒,賭場通過這些方式促使人們的行為變得衝動。“讓發生在拉斯維加斯的一切留在拉斯維加斯”,這句標語很聰明,就是利用了沒有將來的觀點。去拉斯維加斯玩很美妙,讓人們遠離生活中的各種壓力。在那裡,沒有長期的結果,因為不存在“長期”這回事。我們讓目標導向系統處於休息狀態,讓衝動自由行事。
我們為什麼要讓賭場拿走我們的錢?這種目光短淺的行為怎麼可能具有適應性?答案是,現在的生存環境已經超出了渺小的更新世祖先所能理解的範圍。更新世的祖先生存的世界被生物學家理查·道金斯( Richard Dawkins)稱為“中間世界”( Middle world),即這個世界的物理環境處在很小與很大的中間,處在細胞世界與星系宇宙的中間。我們能應付的是處於兩個極端中間的物件。我們需要顯微鏡近距離觀看很小的物件,需要望遠鏡觀看很遠的、體積龐大的物件。我們應付時間與社會複雜性的情況也類似,我們無法理解很短或很長時間內的效果。我們對過長的持續時間不敏感,這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為什麼我們對氣候變化甚至演化存在爭議。我們的祖先在演化過程中所處的社會環境也沒有如今複雜。在更新世,幾乎沒什麼社會分工,不存在資本市場與巨額財富的積累。人們相互交換的是食物、衣物、社交禮物,不是保險、股票、合成債務抵押債券。大部分早期人類生活在一個群體中,群體人數在幾十個到幾百個之間。直到1萬年前,群體的人數才達到上千個。而如今的金融決策會牽涉幾十億人,這種現象不是更新世的祖先所能理解的。更新世的人類祖先利用巴甫洛夫式決策與習慣性決策,想出不那麼光彩的快捷辦法,這些辦法在如今已經變得不合時宜,並且是非理性的。社會結構變得越來越龐大,越來越複雜,越來越沒有特色,而我們還存在各種偏見。這些偏見在人類早期起到很不錯的作用,但在現在就顯得不合理了。
做一下總結。跟食物與性帶來的快樂相比,錢給我們帶來的快樂是抽象的。錢向我們展示了與欲望不是直接相關的東西如何變成快樂的源泉。獎賞系統對錢的反應與對食物與性的反應是相同的。我們知道,情境會影響食物與性這類主要獎賞,而情境對錢這類次要獎賞的影響更大。錢向我們展示了短期快樂如何與長期快樂競爭,還展示了我們的行為通常是自發的、情緒化的,而不是理性的、慎重的。我們與錢相關的有些行為並不合理,那是因為更新世的人類祖先慢條斯理的思維已跟不上現代社會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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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神經經濟學很流行。科學家們相信,腦的運作方式能告訴我們重要的資訊—我們如何做與錢有關的決定,從而引導我們做出更好的決定。與我們的討論相關的第一個問題是,錢本身能給我們帶來快樂嗎?為什麼錢能給我們帶來快樂?錢只是紙、金屬或銀行帳戶上的一個數字。如果要將一幅畫掛到牆上,我會先拿起一把鐵錘。沒有明顯的跡象表明,鐵錘會給我帶來快樂。鐵錘有用,所以我利用了它的有用性。當我抓住鐵錘時,如果對我的腦部進行掃描,很可能會發現我腦內獎賞系統的神經元對我的這舉動根本不在乎。如果我抓住的是錢,情況就會不同了。錢能啟動獎賞系統。
像性一樣,錢能引起腦內兩個系統的運作:一個是預測得到錢的快樂的系統;另一個是當我們真的得到錢時,給我們帶來快樂體驗的系統。事實上,錢作為獎賞的力量太強大,以至於當我們只是不經意地看到錢的時候,腦內獎賞系統的部分區域都會被啟動。實驗發現,當人們真的得到錢時,腹側紋狀體的部分區域以及眶額葉皮層中部會變得活躍。即使只是對錢的預測都會啟動腹側紋狀體。相反,在得到錢後,前額葉皮層中部的神經元活動似乎減弱了。
我們的快樂還與痛苦及損失的缺失有關。當我們遭受痛苦或損失時腦的反應不僅僅是快樂系統的神經活動的減弱。在討論食物與性時我們論述過,腦內其他結構會對痛苦與厭惡的感覺進行編碼。當我們損失錢的時候,腦內以下結構會發放信號:當我們感到有風險或不確定時,對厭惡的感覺進行編碼的部分區域----眶額葉皮層外側、腦島前側、部分杏仁核----會變得活躍。如前所述,當我們吃飽喝足後,眶額葉皮層外側會變得更活躍,此時同樣的味道會變得不那麼讓人愉悅,有時候甚至會讓人反感。腦島前側與自主神經系統相關聯。我們對某些東西(如發臭的食物)會產生本能的噁心反應,此時腦島前側會被啟動。當金融交易讓我們感到噁心時,腦島前側也會變得活躍。
預測快樂的神經通路與對快樂體驗進行編碼的神經通路是不同的,與使我們選擇按欲望行動的神經通路也是不同的。面對不同的獎賞(如食物、性、錢),預測快樂、享受快樂、選擇行動是否會引發同樣的神經結構的活動這點我們並不清楚。大部分研究表明,人們體驗不同來源的快樂時,眶額葉皮層中部的神經活動會被啟動。神經科學家在法國里昂做過一項研究,發現腹側紋狀體、腦島前側、前扣帶皮層、中腦對獎賞進行編碼,不管這種獎賞屬於何種類型----這項研究中的獎賞包括錢以及能引起性欲的圖像,這說明我們的腦對錢與性帶來的快樂進行類似的編碼。但是研究者發現,錢啟動的是眶額葉皮層演化得比較晚的部位的神經活動,而色情圖像啟動的是眶額葉皮層比較古老的部位的神經活動。也許錢給我們帶來的部分快樂是後來才發展的,對其進行編碼的腦區是大部分靈長目動物都具備的,但更早一些的哺乳動物並不具備。
為什麼錢啟動的腦區與食物及性(能給我們帶來最基本的快樂)所啟動的腦區是相似的?20世紀70年代末,我在美國哈弗福德學院讀書。晚上大部分時間我都在圖書館學習,從圖書館回來後我通常會和朋友們一起玩彈球遊戲。玩之前,我們一般要先搶硬幣(遊戲中會用到硬幣)。因此,我們將硬幣稱作“快樂圓盤”,搶到硬幣會讓我們開心。我們大部分人在很早的時候就將錢與快樂連在一起,以至於錢擔負起快樂的職責。將錢與快樂聯繫起來,類似於巴甫洛夫實驗中的狗將聲音與食物聯繫起來,或將作為迷戀物件的高筒靴與引發性欲的圖像聯繫起來。韋氏詞典對被迷戀之物的定義是,被認為具有魔力的東西或非理性崇拜與迷戀的物件。這讓我想到美國文化對錢的迷戀。
心理學家丹尼爾·卡尼曼( Daniel kahneman)與阿莫斯·特威爾斯基( Amos tversky)深刻地影響了我們對經濟學的看法。卡尼曼曾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特威爾斯基因為早逝未能與卡尼曼共用這一榮譽。二人開拓了行為經濟學的領域。行為經濟學揭示了我們的行為在很多情況下並不那麼富於邏輯性,人類做的決定(包括財務決策)包含了各種偏見。為了瞭解我們是如何做財務決策的,先來看看那些擅長操縱金錢的機構的運作方式。我指的不是華爾街上那些財力雄厚的金融公司,而是拉斯維加斯與大西洋城那些不可能會倒閉的賭場。
如何設計某一局面對我們的情緒體驗有深刻影響。賭場及大部分廣告代理公司都懂得如何設計各種選擇,即使不同的選擇所提供的實際資訊完全一樣。例如,人們更有可能會買有10%贏率的彩票,而不會買有90%輸率的彩票。賭場廣告強調贏率,而不提更大的輸率。賭場包價旅遊強調旅客待在景點會得到的獎賞及各種折扣,好像他們給予了我們什麼東西。而事實上,接受他們的熱情款待,我們是要付錢的。
賭場投資商明白,人是社會性的動物。與其他人比起來如何,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我們的滿意度。在下面的例子中,人們往往會做出非理性的選擇。想像你在排隊,當你到達櫃檯的位置,就可以得到一筆現金。分兩種情況:一種情況是你將得到100美元;另一種情況是你得到150美元,但排在你前面的那個人得到1000美元。大部分人寧願選擇第一種情況,儘管得到的錢比第二種情況少。一旦基本需求得到滿足,我們更在意自己在一個群體中的地位,而不是得到獎賞的絕對數字。基於這一事實,賭場刻意將下注數額不同的人分隔開。對賭場而言,沒有道理讓贏了150美元的人因為鄰桌贏了1000美元而不開心。
我們痛恨輸。我的搭檔麗莎·桑特( Lisa santer)很聰明,很好強。雖然她不喜歡玩竟爭遊戲,但她能贏大部分遊戲。與其說她喜歡贏,不如說她痛恨輸。因此,如果玩某一種遊戲有可能會輸,她就不會去玩這種遊戲。不管是在比賽的時候還是在交換物品的時候,我們都厭惡輸(或損失),只是厭惡的程度不同。總體來講,我們不喜歡輸的程度是喜歡贏的程度的兩倍。這偏愛使我們大部分人天生就保守。我們越珍視某件東西,就越痛恨失去它。
賭場以及多數公司都不遺餘力地掩飾我們失去錢時感到的痛苦。如果用現金付款,我們就會實實在在地失去了原本屬於我們的東西。如果用信用卡付款,信用卡還是會回到我們手上。買同一樣東西,比起用現金付錢,我們願意用信用卡付更多的錢。雖然人們更喜歡用信用卡付款有其經濟上的原因,但是經濟上的好處並不能解釋人們願意用信用卡付更多的錢。
如果將費用隱藏起來,人們會為得到的服務付更多的錢,這樣的例子很多。人們會過量訂購固定費率的公共事業、電話、健身俱樂部等服務專案。固定費率專案可以讓人盡情享受服務,而不會想到額外費用。人們還喜歡攬子條款,有些條款標著“免費”字樣,即使這些形式沒有什麼意義。賭場與旅遊勝地利用這種全包的方式,造成它們失去一些東西的假像,而實際上是顧客在花錢。在這種情境下,度假勝地使用的網路虛擬貨幣(如飛行常客里程、遊戲幣)隱藏了付款帶來的痛苦。賭場的籌碼也具有這種功能。將籌碼製作得相對平淡無趣,能使稟賦效應降到最低。擁有籌碼的感覺跟擁有紙幣的感覺不同,我們會貶低籌碼的價值。這樣的話,當我們玩了一個晚上,發現籌碼變少了,我們感到的痛苦會少一些。
一些公司越來越擅長隱藏花費,有些金融機構甚至想方設法對自己隱瞞花費。2008年的金融危機就是由於複雜的金融衍生產品將損失風險掩蓋起來,使華爾街更容易沉溺于高風險的行為。就像癮君子一樣,華爾街一味想要獎賞,而沒有考慮到風險。原本有免費午餐,可是後來就沒有了。
賭場的環境刻意鼓勵我們做出不那麼理性的決定。很多神經科學家認為,我們的大部分決策可以分為三類:
巴甫洛夫式決策、
習慣性決策、
目標導向型決策。
有一點很重要:這三種決策可以相互合作,強化我們的行為;也可以相互排斥,使我們陷入困境。
巴甫洛夫式決策是條件反射式的、自發的。習慣性決策很複雜,是經過學習獲得的,隨著時間的推移,會變成自發的決策。目標導向型決策也很複雜,是經過深思熟慮做出的。
科學家對這三種系統的具體內容以及系統之間如何相互作用展開了辯論。然而,我們做的決定是自發的還是經過深思熟慮的,是受情緒驅使的還是具有邏輯性的,這是很容易判斷的。賭場希望我們做出自發的、情緒化的決定,而不是經過深思熟慮的、富於邏輯性的決定。他們希望我們一直賭下去,一直輸錢,同時又讓我們存有希望,覺得自己會贏,即使我們心裡明白贏的可能性很小。
哈利士賭場的網頁標語是:“這裡能滿足你所有的需求。”賭場提供了很多基本的獎賞:賭場有大量的廉價食物,賭博區衣著暴露的服務生隨時為我們提供酒精飲料,這裡也不乏性工作者。賭場為我們創造娛樂的環境,促使我們做出巴甫洛夫式的自發反應。巴甫洛夫式選擇是杏仁核與伏隔核、下丘腦相互作用的結果。前所述,這些結構位於腦的深處,我們通常不會意識到這些部位的活動對行為的作用。結果就是,我們經常意識不到自己的決定是受巴甫洛夫式反應所驅使的。
賭場鼓勵習慣性行為,將其與巴甫洛夫式行為聯繫起來。習慣性行為,如其名稱所示,源於長期的重複行為。例如,我們每天沿著同一條路線開車上班,在路途中,我們要做各種決定,如加速或刹車,拐彎或直行。這些決定具有自發的特性,通常徘徊在意識的邊緣。開車過程中的動作需要經過定時間的學習,但一旦學會了,就不容易忘記。
巴甫洛夫式行為與習慣性行為相互作用,產生有害或有益的效果。患有強迫症的人不得不重複某些習慣動作,重複的行為能緩解焦慮,帶來輕微的愉悅。在另外一些情況下,環境刻意加強巴甫洛夫式行為與習慣性行為之間的聯繫。看過別人玩老虎機的人很清楚我說的意思。反復拉下老虎機的手柄符合習慣的所有特徵。拉手柄的習慣可能會帶來不可預測的現金獎賞。老虎機將人們的習慣性行為與巴甫洛夫式行為結合起來,這樣才能讓人不停地玩下去(不停地付錢)。毫不奇怪,我們會將癮君子的行為稱為“習慣”。
另外有些情況也將巴甫洛夫式行為與習慣性行為結合起來。當教徒做祈禱時,會反復上下移動身體,或是舉起一隻手臂,繞著一個中心旋轉。祈禱時的習慣性行為可能會導致狂喜的狀態。更世俗化一點的是運動員的例子。運動員一直將這兩種系統結合起來。多數專業籃球運動員在罰球的時候以其特有的、習慣性的方式移動,然後再投球。斷斷續續的投籃機會使他們繼續習慣性的行為。
賭場對前兩種決策方式的利用是很明顯的,但是賭場同樣清楚並操控第三種決策方式----目標導向型決策。賭場除了提供食物、性服務以及強迫性行為(重複某些動作)的機會,還為深思熟慮的顧客提供贏錢的機會。玩廿一點遊戲就要做戰略性的決策。每一次決策都是根據相關資訊做出的,如有哪些明牌,別人手上的明牌與自己手上的牌相比如何,等等。這類遊戲對應的是目標導向型行為。目標導向型行為比巴甫洛夫式系統與習慣性系統更具靈活性。我們運用目標導向型決策評估形勢,根據情況的改變而改變我們的行為。這一系統更接近意識:我們通常能說出為什麼會做出這類決策。這一系統能啟動額頂回路( frontoparietal circuits)以及其他腦部區域,如背側紋狀體( dorsal stratum)、腦島、前扣帶皮層、眶額葉皮層。由於其中有些腦區同時還對痛苦與厭惡進行編碼,所以這一系統在做“理性”的成本效益決策時還會帶入一些負面的情緒因素。
目標導向型行為最有可能做出理性選擇。然而,廿一點遊戲表明,理性也不一定能指導我們的行為。眾所周知,賭博遊戲中賠率是按有利於賭場設定的。玩家眀白,如果玩得長久一些並且不去算牌的話,就會輸錢。然而他們還是會連續玩幾個小時。為什麼?答案是,即使在這種情況下,賭場還是利用了根植于我們的行為中的非理性偏見。
賭場最大限度地強化我們贏錢的喜悅,即使我們不會經常贏錢。實際上,賭場正是利用了我們不會經常贏錢這一點。行為主義的主要擁護者B.F.斯金納(B.F. Skinner)研究我們的行為如何受獎賞的驅使。20世紀上半葉,行為主義在心理學中佔有重要位置。斯金納的基本觀點是,我們會習慣性地重複能夠給我們帶來獎賞的行為。這一事實很明顯。但是,這種“強化條件作用”( reinforcement conditioning )有意思的地方在於,比起每次都會得到獎賞,時斷時續、不可預測的獎賞會讓我們更頻繁地重複某些行為。假設我要申請國家科研補助金,如果結果是不可預測的,有時候申請成功,有時候不成功,這種情況比每次都能申請成功更有可能使我繼續申請。以下兩種情況是“間歇性強化計畫”效用的最佳體現:實驗室的老鼠一次次按壓手柄,以及賭場的玩家一次次地拉手柄。
賭場希望我們做出目光短淺的決策,也就是說,賭場希望我們的行為是巴甫洛夫式行為或習慣性行為,而不是目標導向型行為。在短期利益與長期利益中做選擇,體現了神經經濟學家所謂的“折扣功能”。折扣功能表現的是馬上獲得的獎賞與遲些時候獲得的獎賞相比的相對值。你願意今天獲得10美元,還是願意一個月後獲得20美元?不同的人對即時獎賞與延遲獎賞的反應不同。我的一位同事喬·凱布林( Joe kable)與紐約大學神經科學家保羅·格利姆徹( Paul glimcher)發現,腹側紋狀體、前額葉皮層中部的神經活動與這些功能相關。很多人像醫科學生一樣,能接受延遲獎賞。但是性格衝動的人一般會選擇即時獎賞。賭場刻意使我們變得衝動。
讓玩家變得目光短淺的一種方法是,使目標導向型系統(負責做深思熟慮的決策)疲憊不堪。深思熟慮是要付出代價的,它會讓我們疲勞。有一個實驗表現了疲勞的效果。參與實驗的人被分為兩組,一組人被要求記住簡單的兩位數數列,另一組記住難一些的七位數數列。然後讓兩組人走到另個房間接著做實驗。在去另一個房間的路上,他們會經過一張桌子,桌上擺著水果沙拉與蛋糕。比起記兩位數數列的那組人,記七位數數列的那組人更有可能會去拿蛋糕。此時他們的目標導向型系統處於休息狀態,他們不會考慮在不餓的時候吃高熱量的東西有何後果,對糖與脂肪的本能需求占了上風。
很多情況會讓我們變得目光短淺,如累的時候,喝醉的時候,情緒波動的時候。在這些情況下,對一種物件的渴望會滿溢出來,形成對另一種物件的渴望。吸毒者渴望毒品與錢的時候,會變得更衝動。性欲被喚醒的人在花錢時會變得目光短淺。最後,目標導向型系統會刻意考慮將來的獎賞。一些理論家認為,想像將來的情緒狀態能夠指導我們現在做決定。推理過程是這樣的:進醫科學校,經過幾年時間的刻苦學習,將來能找到一份有著不錯的社會地位與經濟收入的工作,這樣會讓人很開心。當然,這種方法能起作用的前提是:有一個可以發揮作用的將來。賭場希望玩家一直玩下去,不要考慮將來。我們玩得越久,輸得越多,因為賠率是對賭場有利的。我們玩戰略性的遊戲越久,就會越累。賭場利用明亮的燈光、吵鬧的聲音使玩家保持高昂的情緒,不停地玩下去。賭場裡不會掛時鐘,裡面的人也看不清外面的情況。結果就是,人們幾乎意識不到時間的流逝。他們的生物鐘被打亂,會一直玩下去。讓人們保持清醒,玩得時間更久,讓性感而熱情的服務生給玩家倒酒,賭場通過這些方式促使人們的行為變得衝動。“讓發生在拉斯維加斯的一切留在拉斯維加斯”,這句標語很聰明,就是利用了沒有將來的觀點。去拉斯維加斯玩很美妙,讓人們遠離生活中的各種壓力。在那裡,沒有長期的結果,因為不存在“長期”這回事。我們讓目標導向系統處於休息狀態,讓衝動自由行事。
我們為什麼要讓賭場拿走我們的錢?這種目光短淺的行為怎麼可能具有適應性?答案是,現在的生存環境已經超出了渺小的更新世祖先所能理解的範圍。更新世的祖先生存的世界被生物學家理查·道金斯( Richard Dawkins)稱為“中間世界”( Middle world),即這個世界的物理環境處在很小與很大的中間,處在細胞世界與星系宇宙的中間。我們能應付的是處於兩個極端中間的物件。我們需要顯微鏡近距離觀看很小的物件,需要望遠鏡觀看很遠的、體積龐大的物件。我們應付時間與社會複雜性的情況也類似,我們無法理解很短或很長時間內的效果。我們對過長的持續時間不敏感,這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為什麼我們對氣候變化甚至演化存在爭議。我們的祖先在演化過程中所處的社會環境也沒有如今複雜。在更新世,幾乎沒什麼社會分工,不存在資本市場與巨額財富的積累。人們相互交換的是食物、衣物、社交禮物,不是保險、股票、合成債務抵押債券。大部分早期人類生活在一個群體中,群體人數在幾十個到幾百個之間。直到1萬年前,群體的人數才達到上千個。而如今的金融決策會牽涉幾十億人,這種現象不是更新世的祖先所能理解的。更新世的人類祖先利用巴甫洛夫式決策與習慣性決策,想出不那麼光彩的快捷辦法,這些辦法在如今已經變得不合時宜,並且是非理性的。社會結構變得越來越龐大,越來越複雜,越來越沒有特色,而我們還存在各種偏見。這些偏見在人類早期起到很不錯的作用,但在現在就顯得不合理了。
做一下總結。跟食物與性帶來的快樂相比,錢給我們帶來的快樂是抽象的。錢向我們展示了與欲望不是直接相關的東西如何變成快樂的源泉。獎賞系統對錢的反應與對食物與性的反應是相同的。我們知道,情境會影響食物與性這類主要獎賞,而情境對錢這類次要獎賞的影響更大。錢向我們展示了短期快樂如何與長期快樂競爭,還展示了我們的行為通常是自發的、情緒化的,而不是理性的、慎重的。我們與錢相關的有些行為並不合理,那是因為更新世的人類祖先慢條斯理的思維已跟不上現代社會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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