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鄭鄭公大墓時代與墓主之爭

　1923年8月25日，河南省新鄭縣（今新鄭市）縣城南街農民李銳在其菜園中雇工鑿井時，偶然挖到一座古墓。經軍政當局組織挖掘，並追繳被藏匿及售出的文物，共出土器物700餘件。其中，青銅器達百餘件，是中國開始科學考古以前發現最早、保存最為完整的春秋銅器群。該墓出土大牢九鼎和大牢七鼎各一套，並有八簋、編鐘等，學界普遍認為墓主為某代鄭國國君。僅兩件器物鑄有銘文：最大的一鼎有銘文約44字，然因銹蝕太甚、字多漫漶而難以釋讀；一件長方形銅爐內壁有7字銘文“王子嬰次之□盧”，成為研究者推斷器主、墓葬年代和墓主身份的基本依據。

1924年，王國維《王子嬰次盧跋》率先予以考證， “餘謂‘嬰次’即‘嬰齊’，乃楚令尹子重之遺器也……則‘嬰次’即‘嬰齊’無疑……故《春秋》書‘公子嬰齊’，自楚人言之，則為‘王子嬰齊’矣。 ”王子嬰齊（字子重）系楚穆王之子、楚莊王之弟、楚共王之叔，楚共王元年至二十一年（前590—前570）任楚國令尹，前570年病卒。至於楚器何以出於鄭國墓地， “蓋鄢陵之役，楚師宵遁，故遺是器于鄭地”，該墓當葬於西元前 575年鄢陵戰役後， “乃（鄭）成公以下之墳墓矣”。

1925年和1929年，關葆謙（字百益）先後編著《鄭塚古器圖考》《新鄭古器圖錄》，將銘文釋讀為“王子頹次之庶盤”，認為器主“王子頹次”即周莊王（前696—前682年在位）少子王姚之子，墓主則為鄭厲公（卒於西元前673年）。 1931年，郭沫若《新鄭古器之一二考察》則認為：“‘嬰次’自是‘嬰齊’……惟王子‘嬰齊’之為何人，

則大有問題。 ”他將銘文第六字釋為“燎”，該爐乃是取暖用的“尋常燎炭之爐”，而非王國維所說的“飯器”，鄢陵戰役“時當盛暑，令尹不得攜帶燎爐以從征也。故此‘王子嬰次’必非楚令尹子重嬰齊……舍鄭子嬰齊莫屬矣”，該墓當成於西元前680年此人被殺後“三五年間”。 1932年，徐中舒《古代狩獵圖像考》根據王國維的看法，將新鄭銅器定在“西元前五、六世紀間”。 1948年12月31日，楊樹達《王子嬰次盧跋》贊同王國維將該爐定為楚國令尹子重之器，但不同意楚軍“鄢陵戰敗所遺”之說， “其說殊失之泥……如器出一地，必求一事以實之，斯不免於鑿矣”。

1937年6月，胡汝麟為孫海波著《新鄭彝器》所作“序”認為：“新鄭諸器，

乃戰國時代之物。 ”孫次舟《新鄭銅器群年代考辨》（尹達等主編《紀念顧頡剛學術論文集》上冊，巴蜀書社1990年）認為王國維和郭沫若的看法“均無確鑿證據”，關葆謙將器主定為“王子頹次”並斷為周器，則屬誤讀。孫次舟認為“新鄭銅器，實為戰國韓國之物，約作于韓襄王時代”，當為西元前311—前300年“十餘年間作物”，主張器主為韓宣王之孫、韓襄王長子，即《史記·韓世家》所雲“太子嬰”，卒於西元前301年。丁山《古代神話與民族》（商務印書館2005年）認為該爐器主為春秋中期楚國令尹王子嬰齊，但出土的牢鼎銘文“實帶有戰國時代文字作風……就牢鼎之形制言……此尤可證新鄭牢鼎為戰國時器……當以晚造之牢鼎定為戰國時代之墓葬”，新鄭“戰國時屬楚……則新鄭銅器群又可確定皆楚器”。

不過，早在1965年，郭寶鈞完稿的《商周銅器群綜合研究》（文物出版社1981年）就表示“新鄭器決非鄭嬰次時代制，也不能下降為戰國時物”，應從王國維所說，定為春秋中期。

　陳夢家《壽縣蔡侯墓銅器》（《考古學報》1956年2期）將該爐歸入新鄭晚期（春秋晚期）， “下限應在春秋之末”。高明《建國以來商周青銅器的發現及研究》（《文物》1959年10期）及其《中原地區東周時代青銅禮器研究》（《考古與文物》1981年2—4期）、俞偉超與高明合著《周代用鼎制度研究（下）》（《北京大學學報》1979年1期）以及高崇文《東周楚式鼎形態分析》（《江漢考古》1983年1期），均認同王國維的看法，將該墓定為春秋中期或中期偏晚。馬世之《也談王子嬰次爐》（《江漢考古》1984年1期）也表示陳夢家的看法“顯然不夠妥帖”，

“惟以春秋中期為宜”；鄭國從未稱王， “王子嬰次”不可能是鄭子嬰。馬世之贊同王國維的看法，並認為王子嬰次爐與故宮博物院所藏王子嬰次鐘“當為同一人所作”。

孔令遠《王子嬰次爐的復原及其國別問題》（《考古與文物》2002年4期）、《徐國的考古發現與研究》（中國文史出版社2005年）則表示，王國維的楚器說和郭沫若的鄭器說“均拘泥于對‘王子嬰齊’的考證，而未能從器物學上去尋找證據”；該爐為春秋晚期徐國器物，鑄造時間約當義楚為王時期，即西元前6世紀中葉， “可能是由於盟會、征伐、賄賂、饋贈等原因而流落至鄭國”。

經過90多年來不斷探索，王國維的鄭器說已佔據主導地位。目前，學界普遍將該墓定為春秋中期、春秋中期偏晚、春秋中晚期之際。至於墓主身份，李學勤《東周與秦代文明》（文物出版社1984年）、《春秋鄭器與兵方壺論釋》（《松遼學刊》2001年5期）認為“最可能是卒於西元前571年的鄭成公或卒於前566年的鄭僖公之墓”。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著《淅川下寺春秋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明確認為“當是鄭成公墓”，確切年代“當為西元前571年”。楊式昭《鄭公大墓青銅器的時代意義》（河南博物院、臺北歷史博物館編《新鄭鄭公大墓青銅器》，大象出版社2001年）、《春秋楚系青銅器轉型風格之研究》（臺北歷史博物館2005年）也認為墓主為鄭成公。楊文勝《新鄭李家樓大墓出土青銅器研究》（《華夏考古》2001年3期）則認為墓主為鄭靈公的可能性最大。鄭靈公即位當年（前605年）夏，即因食黿風波而被公子宋、公子家合謀弑殺。六年後，“鄭子家卒。鄭人討幽公之亂，斫子家之棺，而逐其族。改葬幽公，諡之曰‘靈’”。改葬的靈公之墓不會再入鄭國的公墓區，這可以解釋為何只有一位鄭國國君葬于新鄭李家樓。

夏志峰《新鄭器群三考》（《新鄭鄭公大墓青銅器》）表示墓主不可能是鄭成公或鄭僖公，“墓主當為鄭簡公，其年代下限當為西元前530年”。蔡全法《新鄭李家樓青銅器鉤沉》（《海峽兩岸鄭公大墓學術討論會論文集》，臺北歷史博物館2001年）認為該墓墓室較小，沒有車馬陪葬坑，墓主應為西元前566年被其相子駟毒死的鄭僖公。胡進駐《略論殷墟晚商王陵穴位的昭穆排列規則》（《北京師範大學學報》2015年5期）認為該墓位於墓區邊緣，墓主可能為凶死；鄭成公乃是因病正常死亡，其子鄭僖公則是被藥殺，“墓主最有可能是鄭僖公”。

至於墓主身份，李學勤《東周與秦代文明》（文物出版社1984年）、《春秋鄭器與兵方壺論釋》（《松遼學刊》2001年5期）認為“最可能是卒於西元前571年的鄭成公或卒於前566年的鄭僖公之墓”。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著《淅川下寺春秋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明確認為“當是鄭成公墓”，確切年代“當為西元前571年”。楊式昭《鄭公大墓青銅器的時代意義》（河南博物院、臺北歷史博物館編《新鄭鄭公大墓青銅器》，大象出版社2001年）、《春秋楚系青銅器轉型風格之研究》（臺北歷史博物館2005年）也認為墓主為鄭成公。楊文勝《新鄭李家樓大墓出土青銅器研究》（《華夏考古》2001年3期）則認為墓主為鄭靈公的可能性最大。鄭靈公即位當年（前605年）夏，即因食黿風波而被公子宋、公子家合謀弑殺。六年後，“鄭子家卒。鄭人討幽公之亂，斫子家之棺，而逐其族。改葬幽公，諡之曰‘靈’”。改葬的靈公之墓不會再入鄭國的公墓區，這可以解釋為何只有一位鄭國國君葬于新鄭李家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