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任公曾經說過：上世史是中國的中國， 中世史是亞洲的中國， 近世史是世界的中國。 他的所謂近世史， 是指乾隆末年以後的歷史。 也就是說從18世紀下半葉開始， 中國的歷史， 就是中國與世界各國發生關係的歷史。 平心而論， 從一種特定的角度來考察， 梁氏的說法具有明白而確定的概括性。 在世界近代史上， 1840年以前的中國和1853年以前的日本， 有很多相似之處。 其中， 極重要的一點， 就是都同處在西方資產階級革命成功、商品經濟蓬勃發展、世界市場逐步形成、殖民主義浪潮席捲世界的時代。 在這個時代中，
一
即使粗略地掃瞄一下， 人們也會發現戊戌變法和明治維新就其基本方面說， 有著許多的相同點。 這些相同點， 與其說是歷史的巧合，
第一， 從外部環境看， 戊戌變法和明治維新， 都是在本國面臨著西方列強的全面侵略、社會面臨著殖民地化或半殖民地化嚴重危機時所發生的政治運動。 這種侵略與危機， 在中國， 是鴉片戰爭的失敗。 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法戰爭和甲午戰爭的失敗， 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訂立， 主權的逐步喪失， 大量的賠款、割地和全國被幾個列強瓜分為若干個勢力範圍， 中國面臨亡國的危險。
在日本， 則是1853年以後的被迫開關， 是《日美親善條約》、《安政五國條約》、《日美友好通商條約》之類的極端不平等條約的訂立，
第二， 從運動的社會性質看， 戊戌變法和明治維新， 在本質上都是以帶有某種半殖民地化色彩的封建社會為母體， 向資本主義過渡的變革。 中國的資本主義萌芽， 可以上溯到北宋。 而在較完整的意義上說， 明代中葉，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有了較可觀的發展， 然而， 直到鴉片戰爭前， 還是封建的自然經濟占統治地位。 其中， 雖經洋務運動的推動， 資本主義經濟成份有所增長，
日本在18世紀從自然經濟中孕育出資本主義的因素。 特別是在江戶幕府建立之初， 由於政局穩定， 全國統一， 商品經濟獲得較大的發展。 雇傭勞動與資本， 以手工業工廠為載體， 已緩慢地開闢著自己的航程。 然而， 就整個日本社會而言， 它也不居主導地位。 1853年以後的開關， 又給仍蹣跚在中世紀長廊末端的日本社會打上了半殖民地的烙印。 因此， 戊戌變法和明治維新， 都是以帶有半殖民地色彩的封建社會為出發點， 旨在經過變革而走向近代文明的政治運動。
第三， 從改革的內容上看， 戊戌變法和明治維新都包括著政治、經濟、軍事和思想文化等諸方面變革，
第四，從運動的實行方式上看，戊戌變法和明治維新，都是由圍繞著皇帝的一個政治集團醞釀、引發、組織、施行，自上而下地採取頒佈政令、法令等方式進行的。在中國，是以康有為、梁啟超等人為首的知識界的精英們，擁簇著一個光緒皇帝，在政壇上興雲布雨，以期達到運動的目的。在日本，則是得到一批武士支持的薩摩、長州二藩和一些有西方思想的志士，把淒涼寂寞的天皇推到歷史的前臺，以實現自身的抱負。
然而，歷史仿佛對中國過於殘酷，而對日本過於恩寵。當日本經過了明治維新運動，擺脫了殖民化命運的枷鎖，走向資本主義進而成為近代列強中的一個時，中國卻在戊戌變法之後，進一步陷入半殖民地的深淵，成為帝國主義列強蠶食、瓜分的對象。研究中國近代史和世界近代史時，人們常常會感到困惑，為什麼出現這樣一種“同途”而“殊歸”情況，歷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在這裡扮演的，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角色？
二
現在，讓我們討論這兩個政治運動的主要區別，在我們看來這也恰恰是明治維新何以取得成功，而戊戌變法何以失敗的主要所在。
首先，戊戌變法和明治維新雖然都是具有反封建性質的運動，但是，它們各自所擁有的力量，和作為其對立面的力量，卻有很大的不同。戊戌變法的思想旗手是康有為，他是這場變法的精神教主。而政治上的權威或旗幟，則是光緒皇帝。康有為、梁啟超等人，應該說，在思想理論的準備和宣傳上，都作出了艱苦卓絕的努力，為這個運動做出了重大的貢獻。然而，無論是公車上書也罷，建立學社也罷，以及後來的行走軍機也罷，都主要是在發表言論、提供方案的範圍內行動。這一切，在中國思想史和政治史上，誠然發出過耀眼的光芒，在其時沉悶喑啞的思想、政治界中所發生的震撼，也類乎核的裂變。而光緒皇帝，在名義上也是“九五之尊”，可以統帥一切、指揮一切。但是，維新志士們全是手無寸鐵的書生。譚嗣同說：“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而可悲的正在於，他們手中沒有刀，沒有任何的武裝力量。至於光緒皇帝，又是一個瑟縮在西太后淫威陰影之下的兒皇帝，在沒有武裝力量擁簇的條件下，他表面上的“無限權力”事實上卻是極其有限的。光緒一生處於無權的地位，早在他入宮時已經確定了。光緒生於深宮，但他通過審閱奏章，認識到封建官僚集團的腐敗無能、營私舞弊；軍隊無戰鬥力，對外戰爭一敗塗地；洋務企業耗費國家大量錢財而虧損有加。光緒面對處於列強虎視眈眈威脅下的這樣一個爛攤子，認識到不改革、不維新只有亡國。他又具有一定的西方文化知識，這使他接受維新派的政治主張成為可能。他比較早地接觸到維新思想代表人物如馮桂芬、康有為、湯震等人的著作，也積極主張向西方尋求治國之道。光緒，這個處於喪權辱國時期的末世皇帝在19世紀末中國的社會條件和局勢中，力圖變革，他主戰、支持變法都是順應歷史潮流的。
然而，維新改革是一場嚴酷的政治鬥爭，其鋒芒所向，直指封建專制制度及其腐朽勢力，維新改革必遭專制制度的衛道士及盤踞要津的大僚的抵制，維新的精神也為保守的世俗所不容。到19世紀末，中國的頑固派仍主張“治國之道以正人心，厚風俗為先”，慈禧太后對光緒皇帝的變法斥責為“徇一人而亂家法，祖宗其謂我何？”〔1〕維新派抓住光緒，開明官員擁戴光緒為首領，於是，以慈禧太后為首的舊勢力就極力削弱光緒的力量，凡支持光緒的均遭貶斥。善於權謀的封建統治勢力的總頭領慈禧太后將一切維護半殖民地半封建統治秩序的勢力和集團都集合在她的旗幟之下，正當維新派推動光緒皇帝頒發明定國是上諭，開始新政改革之際，以慈禧為首的守舊派逼迫光緒在明定國是上諭頒佈的第四天連發三道上諭，除罷黜翁同hé＠①外還有兩項重要舉措：一是凡二品以上大臣授新職，要具折到皇太后前謝恩。這是慈禧企圖再度“臨朝訓政”，並操縱用人大權，既籠絡上層官僚，又防止光緒帝任命維新派為高級官員，扼制維新派進入權力中心；二是任命親信榮祿為直隸總督，統領北洋三軍。這是守舊派部署政變的關鍵步驟。榮祿曾對慈禧太后說：“以皇上任用匪党（指維新派），難保日久不生變亂。京津咫尺，以北洋軍可資鎮制。”〔2〕所以軍機大臣被罷黜
總之，維新派沒有軍政實權，也沒有廣大人民作後盾，只有一個連自己地位也朝夕難保的傀儡皇帝，所以，當決戰關頭逼近，變革與反變革力量短刀相向時，他們找不到一隻救生之筏，而只能把袁世凱當作“諾亞方舟”。而當袁世凱把他們出賣以後，從光緒皇帝到康、梁，到所謂“六君子”，也就只能或則瀛台被禁，或則亡命天涯，或則京華喋血，而決不能鎮懾強敵、笑傲江湖。
反觀日本，日本明治維新時也面臨淪於半殖民地的危機，但明治維新發生在1868年，那時世界資本主義還沒有完全進入帝國主義階段，列強大多忙於其他事物還未顧及去爭奪殖民地。日本史學家井上靖說：“英、法、俄的對立……使各國的侵略魔手相互受到牽制。美國的內戰及其善後工作，使它沒有餘力在東方發動侵略。這一切都有助於日本擺脫半殖民地危機。”
在明治維新前夕，以長州蕃為首的革新派即以“開港倒幕”、“強蕃割據”為口號，展開反封建的倒幕運動。長州、薩摩、土佐、肥前諸蕃，不僅有“船中八策”、“王政復古”、“辭官納地”的方案、綱領，還有事實上的“王政造成的以天皇為核心的政治權威”，它恰恰是改革的領導者和推行者。
其次，戊戌變法和明治維新的另一個重要區別點是，它們歷史文化背景有很大的不同。日本民族具有開放性地吸收外來文化的歷史傳統。戰後日本的第一位首相吉田茂曾坦言，在兩千多年的歷史中，日本一直是以中國為師的。其後日本又從朝鮮、印度學習到不少東西。在幕府時代，儘管實行鎖國政策，但它仍然向荷蘭吸取了許多新知識，形成了相當有意義的所謂“蘭學”。而明治維新前後，日本統治者由於嘗到了苦頭，並從殘酷的現實中醒悟到，必須從科學文化和政治經濟上向西方學習，否則就不能生存下去。竭力向西方學習，成為朝野上下的大潮流、大風氣。日本人對外來文化既不一概排斥，也不盲目崇拜，而是對外來文化的優秀部分合理吸收經過創造性的再熔煉，使其具有新的性質而逐步成為日本傳統的組成部分，是一個穩定而又“開放”的文化系統。
中國的情況比較複雜。歷史進入近代，先進的中國人肩負“救亡”和“興中”的使命，為救國也向西方去尋求真理。林則徐、魏源的“師夷之長技”旨在維護大清國的獨立；洪秀全改造西方基督教為的是建立“男女平等”、“單一神權”的天國；康有為、梁啟超推行變法走資本主義道路；孫中山提出“取法西人文明而用之”……這些只反映了中國近代國情之一面。從歷史上看，漢、唐兩朝是歷史的大開放時代，然而，自安史之亂以後，特別是唐末以後，卻逐步陷於封閉狀態。比較地說，宋還不是很封閉的，鄭和下西洋以後的明清社會，基本上就封閉起來了。閉關自守帶來的社會後果是極其嚴重的。如果說，經濟上的閉關自守，是中國近代經濟落後的重要根源的話，那麼，思想文化上的閉關自守則是中國近代思想文化落後的重要原因。乾嘉漢學對古籍和史料的整理，自有其不可磨滅的貢獻。但人們不要忘記，當乾嘉學者將自己橫肆的天才和巨大的精力銷熔于經史之中，搞得梁任公所謂“乾嘉以來，家家許鄭，人人賈馬，東漢學斕然如日中天”之時，正是西方資產階級學術思潮勃起之日。戴震、惠棟、焦循、阮元之輩，不是生活在但丁、蔔伽丘的時代，而是生活在亞當·斯密、李嘉圖、盧梭、伏爾泰、孟德斯鳩、狄德羅的時代。當紀曉嵐在編纂《四庫全書》之餘，開始寫《閱微草堂筆記》，宣揚“人心微暖，鬼神皆得而窺”、“冥冥之中，有如是之委曲”〔3〕的前因後果說時，正是法國大革命爆發和進行的歲月。翻閱歷史至此，常常使人廢書長歎：若是其時的中國不是自我封閉，而是能夠睜開眼睛看看世界，以乾嘉漢學諸大師的才能和精力，其成就當會有嶄新的面貌，中國的學術思想當不會落後如許，以致第二次鴉片戰爭時，鬧出封疆大吏葉名琛靠呂洞賓的乩語來對付外敵的笑話。正是在這樣封閉的歷史氛圍中，戊戌志士們悲壯而激越的呼號，才顯得特別的孤獨。
再次，中國是一個大國，而日本，則是一個相對狹小的島國，這種空間背景的差異，也給戊戌變法和明治維新的成敗帶來相當大的影響。如上所述，其時中、日兩國都已經有了資本主義的萌芽。就近代資本主義經濟因素的總量而言，中國似乎勝於日本。但以中國之大，而日本相對很小，就資本主義經濟因素在社會經濟總量中所占的比例而言，日本的這個比例比中國的要高。從政治、思想、文化方面的影響來說，天皇登高一呼，就會影響國內的許多地域，甚至能震動國土的大部分。而在中國，京城發生的一切，哪怕要傳遞到國內主要經濟發達地區，都要經過一段相當長的時間，遑論僻遠地區了。面對蒼茫大地，面對層層疊疊的官僚機構，光緒皇帝的詔書也罷，康、梁等人的獅子吼也罷，在很多很多的地方，都仿佛進入一個深不可測的“黑洞”，變得杳無蹤影。中國社會這種的閉塞性，使辛亥革命後的農村，仍然處於對政治茫然無知的狀況。關於這一點，讀讀《阿Q正傳》即可了然。
最後，從革新派所運用的策略來比較，以明治天皇為首的維新派顯得較為條理、有序，而戊戌變法在操作上則顯得紊亂和操之過急。
1868年明治維新政權建立以後，通過廢藩置縣，各藩全部解體，實行“四民平等”；通過地稅改革，廢除封建領主土地所有制，對資本主義發展有重要意義；文化開明、殖產興業、富國強兵使西方文化大量進入日本，特別是大力普及初等教育，到明治末年全國就學率已超過95％。1890年以天皇命令形式發佈《教育敕語》，把學校、社會、家庭三方面的道德規範納入軍國主義的軌道。正是這條理有序的政治、經濟、教育等改革的成功，日本迅速走出了封建時代，開始接受資產階級人權、民主思想，為建立資產階級近代國家奠定了基礎。
戊戌維新在策略上似操之過急，在新政改革中分不清輕重緩急，措施失當。103天的新政，頒發上諭達100多道，改革的內容從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教育，以至修理街道等瑣事的措施也涉及了，新政上諭紛至遝來，每一措施都重要，結果究竟什麼是主要的，什麼是次要的，連改革者也弄不清楚了，由於君主專制的官僚機構臃腫龐雜，更缺乏強有力的行政組織措施。從改革機構這一新政內容來看，康有為曾主張不必裁減舊衙門，只需添置新衙門，並主張官爵分離，給年事已高的冗員爵位及優厚物質待遇，這是較穩妥之措施，而光緒帝一次就下令裁撤了十多個衙門，這樣就觸犯了大批官員的特權和地位，必然會使矛盾激化，使他們群起而反對變法。
而明治維新運動所提出的尊王攘夷、尊王倒幕、版籍奉還、地稅改革、廢藩置縣，以及“以西洋文明為目標”大量輸入西洋文化的措施等等，也都是社會生活中的重大政治、經濟、軍事和思想文化問題。第四，從運動的實行方式上看，戊戌變法和明治維新，都是由圍繞著皇帝的一個政治集團醞釀、引發、組織、施行，自上而下地採取頒佈政令、法令等方式進行的。在中國，是以康有為、梁啟超等人為首的知識界的精英們，擁簇著一個光緒皇帝，在政壇上興雲布雨，以期達到運動的目的。在日本，則是得到一批武士支持的薩摩、長州二藩和一些有西方思想的志士，把淒涼寂寞的天皇推到歷史的前臺，以實現自身的抱負。
然而，歷史仿佛對中國過於殘酷，而對日本過於恩寵。當日本經過了明治維新運動，擺脫了殖民化命運的枷鎖，走向資本主義進而成為近代列強中的一個時，中國卻在戊戌變法之後，進一步陷入半殖民地的深淵，成為帝國主義列強蠶食、瓜分的對象。研究中國近代史和世界近代史時，人們常常會感到困惑，為什麼出現這樣一種“同途”而“殊歸”情況，歷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在這裡扮演的，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角色？
二
現在，讓我們討論這兩個政治運動的主要區別，在我們看來這也恰恰是明治維新何以取得成功，而戊戌變法何以失敗的主要所在。
首先，戊戌變法和明治維新雖然都是具有反封建性質的運動，但是，它們各自所擁有的力量，和作為其對立面的力量，卻有很大的不同。戊戌變法的思想旗手是康有為，他是這場變法的精神教主。而政治上的權威或旗幟，則是光緒皇帝。康有為、梁啟超等人，應該說，在思想理論的準備和宣傳上，都作出了艱苦卓絕的努力，為這個運動做出了重大的貢獻。然而，無論是公車上書也罷，建立學社也罷，以及後來的行走軍機也罷，都主要是在發表言論、提供方案的範圍內行動。這一切，在中國思想史和政治史上，誠然發出過耀眼的光芒，在其時沉悶喑啞的思想、政治界中所發生的震撼，也類乎核的裂變。而光緒皇帝，在名義上也是“九五之尊”，可以統帥一切、指揮一切。但是，維新志士們全是手無寸鐵的書生。譚嗣同說：“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而可悲的正在於，他們手中沒有刀，沒有任何的武裝力量。至於光緒皇帝，又是一個瑟縮在西太后淫威陰影之下的兒皇帝，在沒有武裝力量擁簇的條件下，他表面上的“無限權力”事實上卻是極其有限的。光緒一生處於無權的地位，早在他入宮時已經確定了。光緒生於深宮，但他通過審閱奏章，認識到封建官僚集團的腐敗無能、營私舞弊；軍隊無戰鬥力，對外戰爭一敗塗地；洋務企業耗費國家大量錢財而虧損有加。光緒面對處於列強虎視眈眈威脅下的這樣一個爛攤子，認識到不改革、不維新只有亡國。他又具有一定的西方文化知識，這使他接受維新派的政治主張成為可能。他比較早地接觸到維新思想代表人物如馮桂芬、康有為、湯震等人的著作，也積極主張向西方尋求治國之道。光緒，這個處於喪權辱國時期的末世皇帝在19世紀末中國的社會條件和局勢中，力圖變革，他主戰、支持變法都是順應歷史潮流的。
然而，維新改革是一場嚴酷的政治鬥爭，其鋒芒所向，直指封建專制制度及其腐朽勢力，維新改革必遭專制制度的衛道士及盤踞要津的大僚的抵制，維新的精神也為保守的世俗所不容。到19世紀末，中國的頑固派仍主張“治國之道以正人心，厚風俗為先”，慈禧太后對光緒皇帝的變法斥責為“徇一人而亂家法，祖宗其謂我何？”〔1〕維新派抓住光緒，開明官員擁戴光緒為首領，於是，以慈禧太后為首的舊勢力就極力削弱光緒的力量，凡支持光緒的均遭貶斥。善於權謀的封建統治勢力的總頭領慈禧太后將一切維護半殖民地半封建統治秩序的勢力和集團都集合在她的旗幟之下，正當維新派推動光緒皇帝頒發明定國是上諭，開始新政改革之際，以慈禧為首的守舊派逼迫光緒在明定國是上諭頒佈的第四天連發三道上諭，除罷黜翁同hé＠①外還有兩項重要舉措：一是凡二品以上大臣授新職，要具折到皇太后前謝恩。這是慈禧企圖再度“臨朝訓政”，並操縱用人大權，既籠絡上層官僚，又防止光緒帝任命維新派為高級官員，扼制維新派進入權力中心；二是任命親信榮祿為直隸總督，統領北洋三軍。這是守舊派部署政變的關鍵步驟。榮祿曾對慈禧太后說：“以皇上任用匪党（指維新派），難保日久不生變亂。京津咫尺，以北洋軍可資鎮制。”〔2〕所以軍機大臣被罷黜
總之，維新派沒有軍政實權，也沒有廣大人民作後盾，只有一個連自己地位也朝夕難保的傀儡皇帝，所以，當決戰關頭逼近，變革與反變革力量短刀相向時，他們找不到一隻救生之筏，而只能把袁世凱當作“諾亞方舟”。而當袁世凱把他們出賣以後，從光緒皇帝到康、梁，到所謂“六君子”，也就只能或則瀛台被禁，或則亡命天涯，或則京華喋血，而決不能鎮懾強敵、笑傲江湖。
反觀日本，日本明治維新時也面臨淪於半殖民地的危機，但明治維新發生在1868年，那時世界資本主義還沒有完全進入帝國主義階段，列強大多忙於其他事物還未顧及去爭奪殖民地。日本史學家井上靖說：“英、法、俄的對立……使各國的侵略魔手相互受到牽制。美國的內戰及其善後工作，使它沒有餘力在東方發動侵略。這一切都有助於日本擺脫半殖民地危機。”
在明治維新前夕，以長州蕃為首的革新派即以“開港倒幕”、“強蕃割據”為口號，展開反封建的倒幕運動。長州、薩摩、土佐、肥前諸蕃，不僅有“船中八策”、“王政復古”、“辭官納地”的方案、綱領，還有事實上的“王政造成的以天皇為核心的政治權威”，它恰恰是改革的領導者和推行者。
其次，戊戌變法和明治維新的另一個重要區別點是，它們歷史文化背景有很大的不同。日本民族具有開放性地吸收外來文化的歷史傳統。戰後日本的第一位首相吉田茂曾坦言，在兩千多年的歷史中，日本一直是以中國為師的。其後日本又從朝鮮、印度學習到不少東西。在幕府時代，儘管實行鎖國政策，但它仍然向荷蘭吸取了許多新知識，形成了相當有意義的所謂“蘭學”。而明治維新前後，日本統治者由於嘗到了苦頭，並從殘酷的現實中醒悟到，必須從科學文化和政治經濟上向西方學習，否則就不能生存下去。竭力向西方學習，成為朝野上下的大潮流、大風氣。日本人對外來文化既不一概排斥，也不盲目崇拜，而是對外來文化的優秀部分合理吸收經過創造性的再熔煉，使其具有新的性質而逐步成為日本傳統的組成部分，是一個穩定而又“開放”的文化系統。
中國的情況比較複雜。歷史進入近代，先進的中國人肩負“救亡”和“興中”的使命，為救國也向西方去尋求真理。林則徐、魏源的“師夷之長技”旨在維護大清國的獨立；洪秀全改造西方基督教為的是建立“男女平等”、“單一神權”的天國；康有為、梁啟超推行變法走資本主義道路；孫中山提出“取法西人文明而用之”……這些只反映了中國近代國情之一面。從歷史上看，漢、唐兩朝是歷史的大開放時代，然而，自安史之亂以後，特別是唐末以後，卻逐步陷於封閉狀態。比較地說，宋還不是很封閉的，鄭和下西洋以後的明清社會，基本上就封閉起來了。閉關自守帶來的社會後果是極其嚴重的。如果說，經濟上的閉關自守，是中國近代經濟落後的重要根源的話，那麼，思想文化上的閉關自守則是中國近代思想文化落後的重要原因。乾嘉漢學對古籍和史料的整理，自有其不可磨滅的貢獻。但人們不要忘記，當乾嘉學者將自己橫肆的天才和巨大的精力銷熔于經史之中，搞得梁任公所謂“乾嘉以來，家家許鄭，人人賈馬，東漢學斕然如日中天”之時，正是西方資產階級學術思潮勃起之日。戴震、惠棟、焦循、阮元之輩，不是生活在但丁、蔔伽丘的時代，而是生活在亞當·斯密、李嘉圖、盧梭、伏爾泰、孟德斯鳩、狄德羅的時代。當紀曉嵐在編纂《四庫全書》之餘，開始寫《閱微草堂筆記》，宣揚“人心微暖，鬼神皆得而窺”、“冥冥之中，有如是之委曲”〔3〕的前因後果說時，正是法國大革命爆發和進行的歲月。翻閱歷史至此，常常使人廢書長歎：若是其時的中國不是自我封閉，而是能夠睜開眼睛看看世界，以乾嘉漢學諸大師的才能和精力，其成就當會有嶄新的面貌，中國的學術思想當不會落後如許，以致第二次鴉片戰爭時，鬧出封疆大吏葉名琛靠呂洞賓的乩語來對付外敵的笑話。正是在這樣封閉的歷史氛圍中，戊戌志士們悲壯而激越的呼號，才顯得特別的孤獨。
再次，中國是一個大國，而日本，則是一個相對狹小的島國，這種空間背景的差異，也給戊戌變法和明治維新的成敗帶來相當大的影響。如上所述，其時中、日兩國都已經有了資本主義的萌芽。就近代資本主義經濟因素的總量而言，中國似乎勝於日本。但以中國之大，而日本相對很小，就資本主義經濟因素在社會經濟總量中所占的比例而言，日本的這個比例比中國的要高。從政治、思想、文化方面的影響來說，天皇登高一呼，就會影響國內的許多地域，甚至能震動國土的大部分。而在中國，京城發生的一切，哪怕要傳遞到國內主要經濟發達地區，都要經過一段相當長的時間，遑論僻遠地區了。面對蒼茫大地，面對層層疊疊的官僚機構，光緒皇帝的詔書也罷，康、梁等人的獅子吼也罷，在很多很多的地方，都仿佛進入一個深不可測的“黑洞”，變得杳無蹤影。中國社會這種的閉塞性，使辛亥革命後的農村，仍然處於對政治茫然無知的狀況。關於這一點，讀讀《阿Q正傳》即可了然。
最後，從革新派所運用的策略來比較，以明治天皇為首的維新派顯得較為條理、有序，而戊戌變法在操作上則顯得紊亂和操之過急。
1868年明治維新政權建立以後，通過廢藩置縣，各藩全部解體，實行“四民平等”；通過地稅改革，廢除封建領主土地所有制，對資本主義發展有重要意義；文化開明、殖產興業、富國強兵使西方文化大量進入日本，特別是大力普及初等教育，到明治末年全國就學率已超過95％。1890年以天皇命令形式發佈《教育敕語》，把學校、社會、家庭三方面的道德規範納入軍國主義的軌道。正是這條理有序的政治、經濟、教育等改革的成功，日本迅速走出了封建時代，開始接受資產階級人權、民主思想，為建立資產階級近代國家奠定了基礎。
戊戌維新在策略上似操之過急，在新政改革中分不清輕重緩急，措施失當。103天的新政，頒發上諭達100多道，改革的內容從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教育，以至修理街道等瑣事的措施也涉及了，新政上諭紛至遝來，每一措施都重要，結果究竟什麼是主要的，什麼是次要的，連改革者也弄不清楚了，由於君主專制的官僚機構臃腫龐雜，更缺乏強有力的行政組織措施。從改革機構這一新政內容來看，康有為曾主張不必裁減舊衙門，只需添置新衙門，並主張官爵分離，給年事已高的冗員爵位及優厚物質待遇，這是較穩妥之措施，而光緒帝一次就下令裁撤了十多個衙門，這樣就觸犯了大批官員的特權和地位，必然會使矛盾激化，使他們群起而反對變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