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容複簡直什麼都會。 慕容家家傳的武功是鬥轉星移， 由五代時慕容龍城所創， 是一門借力打力的功夫， 講究“以彼之道， 還施彼身。 ”世間武功千千萬萬， 發力方式豈可一概而論， 所以慕容複這個武學奇才， 從小時候就開始泡圖書館， 簡直什麼武功都學過了。
他強嗎？強。 但他是最強的嗎？算不上。 另一個天天泡圖書館的女學霸王語嫣是這麼說的：“當今之世， 單是以我所見……第一位是丐幫的前任幫主喬峰喬幫主， 第二位便是我表哥， 江南慕容複慕容公子。 我自然盼望我表哥勝過喬幫主， 但眼前可還不能。
喬峰會的功夫， 降魔掌、龍爪手、擒龍功、排雲雙掌、太祖長拳、打狗棒法、降龍十八掌， 身兼少林、丐幫兩大幫派武功之長， 但論數量， 比慕容複遠遠不及。 他打十次架， 得有八九次用的是降龍十八掌， 有一次用了太祖長拳， 狠狠打了很多人的臉。
喬峰和慕容複，
慕容複和喬峰， 代表了兩種不同的技能點加點方式， 也代表了兩種不同的人生。 呂思勉和他的學生錢穆就是代表。
呂思勉先生從小泡圖書館， 七歲的時候， 別的孩子還在放風箏， 他就已經在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日知錄》、《廿二史劄記》、《經世文編》了， 他的史學入門， 居然還在《說文解字》的前面。 十五歲， 呂思勉先生已經讀過了《資治通鑒》、《明紀》、《通典》、《通志》和《昭明文選》， 並寫有史劄和史論數本， 史學功底很扎實了。
但若有人問此時的他， 儂將來專門研究歷史的伐？他會搖搖頭， 還沒決定。 文學也可以搞一搞， 他作詩填詞也是不錯的， 有《蒿廬詩稿》與《夢秋詞》。
呂先生的母親程夫人， 在1907年10月23日的日記中寫：“晴。 發姊書並《中國女偵探》一冊， 芸兒所作， 寄姊閱之。 ”芸兒， 是呂先生的小名。 《中國女偵探》一書內含《血帕》、《白玉環》、《枯井石》三篇，
醫學也未嘗不可一試。 呂思勉母家世代行醫， 耳濡目染之下， 醫學也通， 寫過《中國醫籍源流考》、《中國醫學的變遷》， 還參與過《中國醫學詞典》的編纂。
轉行去研究社會學似乎也不錯。 呂先生寫過民族史， 談過歷史上的資本制度， 對社會史也有貢獻， 閑來無事， 還出版過四種文字學著作——《中國文字變遷考》、《字例略說》、《章句論》和《說文解宇文考》。 回溯中國社會學的學科歷史， 在民族社會學、經濟社會學和知識社會學的欄目下， 似乎也可以提呂先生一句。
呂先生的興趣極廣，文學、哲學、歷史學、教育學、社會學……都留下吉光片羽，即便是最擅長的歷史學，也不局限於本國史，世界史、民族史、專門史也都作過，頗有一些成績。而他的專作歷史學，也是二十多歲時才決定的，內心深處，他依然給其他興趣留了一個位置，頗覺得自己文采好，可以做一個小說家的，此外，不做學問，乾脆從商，也未嘗不可，倒騰古書、棋譜、煙草、貓，呂先生都是行家。或者乾脆就做老師，呂先生也是一把好手，從醫學史教到公文寫作，簡直沒有他不懂的。
聽他的課，就更是如此覺得。錢穆在《師友雜記》裡寫道：“誠之師口中娓娓不斷，但絕無一言半句閑言旁語欲羼入，而時有鴻義創論。其上地理課，……先在附帶一小黑板上畫一十字形，然後繪此一省之四至界線，說明此一省之位置，再在界內繪山脈，次及河流湖澤。說明山水自然地理後，再加注都市、城鎮、關卡及交通道路等。一省講完，小黑板上所繪地圖，五色粉筆繽紛皆是。聽者如身歷其境，永不忘懷。”
錢穆自己講課，從來不追求武功招式繁複多樣，每堂只講一個問題，從不追求面面俱到。王玉哲在《我和中國上古史》中回憶：“在北大歷史系講中國上古史課的，是當時古史名家錢穆先生。錢先生講上古史與別人不同，不是從遠古講起，而是先講戰國，再逆向講春秋。並且也不是一章一節、面面俱到地講，而是以學術問題為中心，從發現問題到解決問題，層層剖析，講得娓娓動聽，很能啟發人深入思考。”
而私底下，錢穆的生活也沒有呂思勉那般豐富多樣。呂思勉會花時間寫小說，填詞作詩，沒事兒吸幾口煙，打幾局譜，擼幾回貓，沒事兒還要就學術、思潮、圍棋象棋理論等問題和別人在報刊雜誌上打幾回筆仗。
錢穆就只有看書，早上讀經子，晚上讀史，中間讀閒書，看完一本換一本，總頭至尾，絕不跳讀。讀完書，就是寫作，他一生寫作一千七百萬言。錢先生的著述很多，但若論治學興趣，他倒沒有像呂先生那樣搖擺過，從中學沒畢業起就立志于史學，根子又始終紮在子學中。錢穆先生最重要的著作，都是子學的，尤以《先秦諸子系年》和《劉向歆父子年譜》為最。
乃至後來作了些別的書，乃至文學史論，治學頗有搖曳，六十歲時回顧自己的治學生涯，仍然說：“吾數十年孤陋窮餓，於古今學術略有所窺，其得力最深者莫如宋明儒。自問薄有一得，莫非宋明儒之所賜。”還是子學。
顧頡剛曾經致信給胡適，推薦錢穆去北大任教，信中對錢穆治學的特點是兩個字的評價：“篤實。”有趣的是，“篤實”的錢穆先生要求學生，常常提“立志宏大”四個字，認為局限一隅做不了一流學者，這句教導往往使人忽略了錢穆先生自己，可是認為自己若有所長，不過是宋明儒學比別人研究得精深一些。
“鴻義創論”和“篤實”要圈起來，考試是要考的。
一個是博，一個是精，都是治史學，呂思勉先生和錢穆先生顯然不是同一路數。打個不太恰當的比方，一個是少年時就興趣廣泛，泡圖書館都比別人泡得更豐富多彩的慕容複，一個是專精一門，練好了才練其他的喬峰，行走江湖，專以一點克其餘，經驗之豐富，太祖長拳拉出來也比別人打得好，喬峰拿他來敵少林玄難大師的天竺神功。
這或許就是精的好處。一門功夫練到頂級，看山還是山，對其他的武功，大概是一點就透，一練即精的，對敵之時套路了然於胸，吃虧是很難的。但一味求精就一定好嗎？似乎也不儘然。
錢穆先生的論歷代政治得失，就有以論帶史甚至以論代史的嫌疑。錢穆先生是推崇漢唐的，凡事以漢唐為最高，宋代是退行，明朝就是大踏步向後轉了。這樣一個結論，是在相權和皇權博弈的框架下得出的，卻不一定對，而為了得出這樣的結論，“唐宋監察制度的主要對象,由皇帝轉向宰相和百官”這樣明顯與史實不符的論斷也出現了。
關於這句話，王化雨教授在《唐宋變革與政治制度史研究》一文中是這麼說的，“如‘唐宋監察制度的主要對象,由皇帝轉向宰相和百官’等，並不能得到足夠的實證支持，更像是為某種既有史觀——譬如宋代皇權強化——‘量身定制’而成。這使得我們難以對制度變革形成真正清晰的認識。”
北大歷史學系吳宗國教授則又說：“無論是宋人還是今人，在沒有充分把握唐朝政治制度不斷發展變化的前提下，企圖以一種模式來概括唐朝政治制度，這種做法的後果是嚴重的，因為它給人們描述的是一個不存在於唐朝任何一個時期的制度。”此二人所指的，莫非是同一個人？
錢穆先生還寫過文學史，《中國文學史》講稿曾經引發過熱議。他講文學史和他講歷代政治得失一樣，出手和別人明顯不同，講政治得失，講儒學道德觀對皇權的鉗制，講文學，講中國沒有純文學，而是人生、歷史、天地高度融合的文字，是一種道德理想，“如果傳統文學死不復生，中國社會的現實人生也將失去最有價值的那部分。”講來講去，還是儒學。而且偏好明顯，《詩經》、建安文學是錢穆私淑的，講的就多，新文學和紅學不喜歡，就大加撻伐，其中不乏偏見。
陳平原談到這部文學史，開宗明義，這不是專業的文學史研究。 “雖說錢穆早年熱愛文學，教過中小學國文，可長期全力以赴治史，無暇他顧；如今挑起講授中國文學史的重擔，近乎急就章，不可能有多少精彩的見解。明白此書的來龍去脈，對錢著《中國文學史》就不會過高期待或過分苛求。”
而錢穆所說，在他寫作此書的1955年之前，尚沒有見到“一冊理想的文學史出現，一切尚待吾人之尋求與創造”，也實在太過自信，在此之前，有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胡適、郭沫若等人的文學史，若是都“不夠理想”，那只能理解錢穆相信自己儒學的“內功”是這些人所不及的。但儒學內功強勁，就一定文學上有開創之功績，這種邏輯也只有在一個大前提下才能成立，那就是錢穆自己所說的，中國文化語境下的萬物，莫不是體現了儒學的道德理想了。
拿慕容複來比呂思勉先生，多少不太恰當。呂先生的史論，著眼於大，往往從宏觀入手，談諸子則總括其思想，談社會史則總括其趨勢，談通史，則以論代史，以駁帶論，一般人，還真窺不破武功家數。
智慧的眼神
但呂思勉先生的確也是有根的，他之所以專治史學，乃因為他最大的興趣，不是擼貓，不是寫小說，而是考據。他“論政治利弊，好從發展上推求其所以然，且性好考證，故遂逐漸走入史學一路”，從此“專意治史矣”。以武學論，他至少也是七歲時一手大力金剛指點中黃眉僧的慕容博。
但他的愛考據，和錢穆的愛考據，又是截然不同的兩回事了。人生的道路，究竟怎麼加技能點，實在是一門學問，而這門學問要想精通，還不是得從小處入手。拿到一本書，是從頭到尾一字不落全部看完，還是憑興趣隨手翻翻，興盡即罷讀，問曾國藩、錢穆，和問金克木、老舍，得到的會是大相徑庭的兩種答案。
呂先生的興趣極廣，文學、哲學、歷史學、教育學、社會學……都留下吉光片羽，即便是最擅長的歷史學，也不局限於本國史，世界史、民族史、專門史也都作過，頗有一些成績。而他的專作歷史學，也是二十多歲時才決定的，內心深處，他依然給其他興趣留了一個位置，頗覺得自己文采好，可以做一個小說家的，此外，不做學問，乾脆從商，也未嘗不可，倒騰古書、棋譜、煙草、貓，呂先生都是行家。或者乾脆就做老師，呂先生也是一把好手，從醫學史教到公文寫作，簡直沒有他不懂的。
聽他的課，就更是如此覺得。錢穆在《師友雜記》裡寫道：“誠之師口中娓娓不斷，但絕無一言半句閑言旁語欲羼入，而時有鴻義創論。其上地理課，……先在附帶一小黑板上畫一十字形，然後繪此一省之四至界線，說明此一省之位置，再在界內繪山脈，次及河流湖澤。說明山水自然地理後，再加注都市、城鎮、關卡及交通道路等。一省講完，小黑板上所繪地圖，五色粉筆繽紛皆是。聽者如身歷其境，永不忘懷。”
錢穆自己講課，從來不追求武功招式繁複多樣，每堂只講一個問題，從不追求面面俱到。王玉哲在《我和中國上古史》中回憶：“在北大歷史系講中國上古史課的，是當時古史名家錢穆先生。錢先生講上古史與別人不同，不是從遠古講起，而是先講戰國，再逆向講春秋。並且也不是一章一節、面面俱到地講，而是以學術問題為中心，從發現問題到解決問題，層層剖析，講得娓娓動聽，很能啟發人深入思考。”
而私底下，錢穆的生活也沒有呂思勉那般豐富多樣。呂思勉會花時間寫小說，填詞作詩，沒事兒吸幾口煙，打幾局譜，擼幾回貓，沒事兒還要就學術、思潮、圍棋象棋理論等問題和別人在報刊雜誌上打幾回筆仗。
錢穆就只有看書，早上讀經子，晚上讀史，中間讀閒書，看完一本換一本，總頭至尾，絕不跳讀。讀完書，就是寫作，他一生寫作一千七百萬言。錢先生的著述很多，但若論治學興趣，他倒沒有像呂先生那樣搖擺過，從中學沒畢業起就立志于史學，根子又始終紮在子學中。錢穆先生最重要的著作，都是子學的，尤以《先秦諸子系年》和《劉向歆父子年譜》為最。
乃至後來作了些別的書，乃至文學史論，治學頗有搖曳，六十歲時回顧自己的治學生涯，仍然說：“吾數十年孤陋窮餓，於古今學術略有所窺，其得力最深者莫如宋明儒。自問薄有一得，莫非宋明儒之所賜。”還是子學。
顧頡剛曾經致信給胡適，推薦錢穆去北大任教，信中對錢穆治學的特點是兩個字的評價：“篤實。”有趣的是，“篤實”的錢穆先生要求學生，常常提“立志宏大”四個字，認為局限一隅做不了一流學者，這句教導往往使人忽略了錢穆先生自己，可是認為自己若有所長，不過是宋明儒學比別人研究得精深一些。
“鴻義創論”和“篤實”要圈起來，考試是要考的。
一個是博，一個是精，都是治史學，呂思勉先生和錢穆先生顯然不是同一路數。打個不太恰當的比方，一個是少年時就興趣廣泛，泡圖書館都比別人泡得更豐富多彩的慕容複，一個是專精一門，練好了才練其他的喬峰，行走江湖，專以一點克其餘，經驗之豐富，太祖長拳拉出來也比別人打得好，喬峰拿他來敵少林玄難大師的天竺神功。
這或許就是精的好處。一門功夫練到頂級，看山還是山，對其他的武功，大概是一點就透，一練即精的，對敵之時套路了然於胸，吃虧是很難的。但一味求精就一定好嗎？似乎也不儘然。
錢穆先生的論歷代政治得失，就有以論帶史甚至以論代史的嫌疑。錢穆先生是推崇漢唐的，凡事以漢唐為最高，宋代是退行，明朝就是大踏步向後轉了。這樣一個結論，是在相權和皇權博弈的框架下得出的，卻不一定對，而為了得出這樣的結論，“唐宋監察制度的主要對象,由皇帝轉向宰相和百官”這樣明顯與史實不符的論斷也出現了。
關於這句話，王化雨教授在《唐宋變革與政治制度史研究》一文中是這麼說的，“如‘唐宋監察制度的主要對象,由皇帝轉向宰相和百官’等，並不能得到足夠的實證支持，更像是為某種既有史觀——譬如宋代皇權強化——‘量身定制’而成。這使得我們難以對制度變革形成真正清晰的認識。”
北大歷史學系吳宗國教授則又說：“無論是宋人還是今人，在沒有充分把握唐朝政治制度不斷發展變化的前提下，企圖以一種模式來概括唐朝政治制度，這種做法的後果是嚴重的，因為它給人們描述的是一個不存在於唐朝任何一個時期的制度。”此二人所指的，莫非是同一個人？
錢穆先生還寫過文學史，《中國文學史》講稿曾經引發過熱議。他講文學史和他講歷代政治得失一樣，出手和別人明顯不同，講政治得失，講儒學道德觀對皇權的鉗制，講文學，講中國沒有純文學，而是人生、歷史、天地高度融合的文字，是一種道德理想，“如果傳統文學死不復生，中國社會的現實人生也將失去最有價值的那部分。”講來講去，還是儒學。而且偏好明顯，《詩經》、建安文學是錢穆私淑的，講的就多，新文學和紅學不喜歡，就大加撻伐，其中不乏偏見。
陳平原談到這部文學史，開宗明義，這不是專業的文學史研究。 “雖說錢穆早年熱愛文學，教過中小學國文，可長期全力以赴治史，無暇他顧；如今挑起講授中國文學史的重擔，近乎急就章，不可能有多少精彩的見解。明白此書的來龍去脈，對錢著《中國文學史》就不會過高期待或過分苛求。”
而錢穆所說，在他寫作此書的1955年之前，尚沒有見到“一冊理想的文學史出現，一切尚待吾人之尋求與創造”，也實在太過自信，在此之前，有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胡適、郭沫若等人的文學史，若是都“不夠理想”，那只能理解錢穆相信自己儒學的“內功”是這些人所不及的。但儒學內功強勁，就一定文學上有開創之功績，這種邏輯也只有在一個大前提下才能成立，那就是錢穆自己所說的，中國文化語境下的萬物，莫不是體現了儒學的道德理想了。
拿慕容複來比呂思勉先生，多少不太恰當。呂先生的史論，著眼於大，往往從宏觀入手，談諸子則總括其思想，談社會史則總括其趨勢，談通史，則以論代史，以駁帶論，一般人，還真窺不破武功家數。
智慧的眼神
但呂思勉先生的確也是有根的，他之所以專治史學，乃因為他最大的興趣，不是擼貓，不是寫小說，而是考據。他“論政治利弊，好從發展上推求其所以然，且性好考證，故遂逐漸走入史學一路”，從此“專意治史矣”。以武學論，他至少也是七歲時一手大力金剛指點中黃眉僧的慕容博。
但他的愛考據，和錢穆的愛考據，又是截然不同的兩回事了。人生的道路，究竟怎麼加技能點，實在是一門學問，而這門學問要想精通，還不是得從小處入手。拿到一本書，是從頭到尾一字不落全部看完，還是憑興趣隨手翻翻，興盡即罷讀，問曾國藩、錢穆，和問金克木、老舍，得到的會是大相徑庭的兩種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