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 朱自清與陳竹隱及幼女朱蓉雋在頤和園留影
□ 蔣藍
《朱自清年譜》裡， 沒有一字涉及1942年朱自清突然返回成都的情況。
1942年， 朱自清的大女兒朱采芷，
朱喬森撰寫的《一點零星的回憶》指出：當時大姐朱采芷在四川大學讀書。 川大在成都城外望江樓旁， 那時學校四周有些地方還相當荒涼。 大姐與同學走到學校附近時， 遇土匪攔劫， 因為沒錢給他們， 被土匪在大腿上捅了一刀， 傷勢較重。
為了解決回成都的路費， 朱自清把他珍藏的清代名書法家包世臣所寫的條幅， 向銀行作抵押貸款。 銀行以條幅不是不動產為由頭， 拒絕接受。 這事為西南聯大讀書的學生遲鏡海所知， 他立刻籌措3萬多元法幣給朱自清。 朱自清感動莫名， 執意要把包世臣條幅拿給遲鏡海， 遲鏡海堅辭， 這樣一來二去送了數次。
朱自清與馮月樵
友情從上海綿延到成都
姜健、吳為公著《朱自清年譜》裡， 記錄1940年12月朱自清行蹤：“同年， 作《普益圖書館記》。 稿已佚。 ”（光明日報出版社2010年11月版， 199頁）但此稿並未失傳。
普益圖書館是民國成都的一家私立圖書館， 主人是馮月樵先生。 馮月樵（1900-1971)， 原籍四川南充， 幼年喪父， 隨教育名家黃樹滋先生受學。 黃家學淵源， 藏書甚富， 馮月樵如入寶山手不釋卷， 學問根基漸漸扎實， 大有精進。 成人之後， 他先後在成都、漢口、上海的聚興誠銀行、隆泰錢莊工作。 1920年代初， 他受“五四”新文化傳播的薰陶， 思考以圖書啟迪民智， 促成國家富強。
1920年代， 他同幾位好友集資， 在成都祠堂街少城公園對面的牌坊巷口處， 辦了一家普益閱報室，
發展為銷售四川省內外各地書刊的大書店， 經銷左翼作家、進步作家的作品， 近似於“五四”前陳岳安在成都地區所辦的“華陽書報流通社”。 普益後成為上海開明書店在成都的特約經銷處， 馮月樵也順理成章成為開明書店股東之一。 由於新書暢銷， 祠堂街新書店漸次跟進， 最終形成了著名的新文化一條街。
1935年， 馮月樵離開金融界， 回到成都， 一心一意打理書店、出版。 抗戰之前， 他想把私家藏書公諸同好， 在少城公園內租有一間房屋， 取名為普益圖書館， 兼營書刊出版與發行。
早在上海繁興銀行工作時， 馮月樵就認識剛從歐洲遊學歸來的朱自清。 當時， 陳竹隱趕到上海去迎接朱自清， 恰與馮月樵相會。 老鄉見老鄉， 分外親切。
抗日戰爭爆發後， 馮月樵憤於日寇入侵， 國家民族危亡， 在成都與黃啟明（中共地下黨員）合辦《救亡日報》， 宣傳抗戰， 喚起民眾救亡圖存。 為了普及讀物， 他們用鉛字排版， 選用夾江土紙印刷“活頁文選”， 成本低廉， 傳播廣泛， “活頁文選”風靡全川。 當時， 他與在上海開明書店編輯部結識的葉聖陶、胡墨林夫婦在成都重逢。 自此， 馮月樵與之過從較密， 曾請聖陶夫婦編寫語文教材， 印成國文活頁文選， 供學校師生之用。 抗戰初期， 月樵先生又在少城公園內租得一間房屋，
著名的“活葉文選”， 人們都以為是老開明即葉聖陶等主辦的開明書店的出版物。 其實， 馮月樵才是最早編印甚至是精雕刻印“活葉文選”的出版家。 早在1924年左右， 馮月樵就開始自行創制“活頁文選”了。 這一價廉物美、開啟民智之舉後來才被開明書店、中華書局等普遍採用。
為清華大學運送的圖書
大部分在日機轟炸中毀於一旦
1940年8月， 朱自清由昆明到成都探視家眷， 長住一年時間， 其間偶然得知馮月樵在少城公園內舉辦小型圖書館閱讀活動消息， 主動前往， 自此二人交往頻頻。 朱自清對馮月樵歷經世變卻鍥而不捨的學人本色十分欽佩， 尤其對他“普益”民眾、“不孳孳為利而惟啟迪民智促進學術是務”的善舉非常激賞。因為，他剛剛經歷了一場圖書的浩劫，已經讓他悲痛欲絕。
南遷途中，朱自清由湖南經巴蜀至昆明時，曾為清華大學運送一批圖書，好不容易運來四川，抵達重慶了，恰值日機轟炸，大部分圖書毀於一旦。先生痛失圖書，加上痛失良友，至昆明清點余物時，圖書已剩無幾。他回到報恩寺，當夜動筆寫出《普益圖書館記》。
普益圖書館記 二十九年十二月朱自清記
古今藏書者眾矣，或集精槧，或收秘笈。大抵有所得則什襲而納諸篋笥，不輕以示人。間有共雅量者，亦只輯印書目，傳列善本。所以為人者，如是而已。若範氏天一閣略具圖書館規模者，蓋絕無僅有。
圖書館之盛，肇自代近。所以綱羅群籍，供應群覽。其啟迪民智促進學術之功，遠在藏書家上。然必群策群力，始克觀成，公家為之，其勢順而易，一二人為之，其勢逆而難。其有以一二人之力集事者，則必位尊而多金者也。而馮君月樵則不然。君，今之有心人也，其辦開明書店垂二十年。滬上新書日出，君畢力致之，以饗學子。其經營也，不孳孳為利。而惟啟迪民智促進學術是務。故人爭趨之。
君有意於圖書館久矣。身為布衣，又非素封之家，慮無以成其志。則就得書擇其尤精者，各儲副本，日往月來，所積遂多。此普益圖書館之始基也。設館之義，甫定於抗戰前年。歷經世變，荏苒至今。君念茲在茲，鍥而不捨，卒底于成。自經始以迄于樂成，皆君一人也。其發願之宏，立意之堅，蓋所謂能而貴者。豈彼沾沾自喜之藏書家所可同日而語哉！
成都固有圖書館而所而所藏者多舊籍。往求新書者入寶山，空手而返，君今設此館，足以彌此缺憾。所謂獨具隻眼者非耶？普益之稱，誠哉名副其實矣。國中乏有心之士，有聞馮君之風而興起者乎？餘日望之矣。
成都普益圖書館
開辦32年 留存數百種珍貴書刊
朱自清隨即抄了一份寄給時在樂山的葉聖陶。1940年12月24日，葉聖陶日記記載：“晨得佩弦書，抄示所作《普益圖書館記》及和蕭公權詩三首。”在詩中朱自清流露了沉鬱的心境：“堂堂歲月暗消磨，已分無聞井不波。八口累人前事拙，一時脫穎後生多。東西衣食驢推磨，朝夜丹鉛鼠飲河。剩簡零編亦何補？且看茅屋學牽蘿。”
此前幾的12月1日，葉聖陶應馮月樵先生約請，寫過了一篇《普益圖書館序》，可惜此稿已佚。1941年6月30日， 此文發表在《中華圖書館協會會報》第15卷6期“論著”欄目內，署名朱佩弦。我在此引述的全文，系成都詩詞大家黃稚荃女史保存，得以流傳。她寫有《抗戰期中馮月樵對成都文化事業的貢獻》，刊載於1985年《成都文史資料選集》總第九輯。但黃稚荃抄錄的《普益圖書館序》與《中華圖書館協會會報》刊發的文章頗有出入，我估計，應該是朱自清後來潤色一過才提供給雜誌發表，才造成了這一差異。
馮月樵沒有辜負朱自清的希望。
黃稚荃回憶：“1950年，馮月樵響應政府號召，走聯營的道路，與北新書店等五家聯合成立新川圖書公司，由新聞出版處領導。一九六五年合營為成都書店，最後合併入成都市新華書店。”（1985年《成都文史資料選集》總第九輯）
值得一說的是，成都普益圖書館從1920年代一直開辦到1952年。其間還出版了《子愷近作散文集》（1941年）等大量優秀讀物。如今四川大學、四川師範大學圖書館裡，至少有數百種珍貴書刊來自馮月樵的購置。“普益圖書館”的貼標至今還保留在這些書刊上，睹物思人，豈不讓人感念……
朱自清與葉聖陶
最後的道別在羅家碾王家崗
在成都諸友中，葉聖陶與朱自清情義最為深厚，交往最為頻繁。葉聖陶住在城西，朱自清在城東，少城公園剛好在兩者中間，這裡的茶社成為他們碰面之地。暮春時，他到少城公園鶴鳴茶社等候葉聖陶，一次突遇空襲警報大作，就按事先說定的，約會取消。
1941年晚秋，休假結束，即將回昆明上課。朱自清考慮再三，還是將家眷留在了成都，隻身返滇。葉聖陶聞訊趕來相送。在九眼橋碼頭，遙看望江樓，兩人相視，默然無語。從此天涯一方，不知何時再得相晤？看著滔滔江水，彼此心生無限惆悵。
葉聖陶臨別有贈詩《送佩弦之昆明》：平生儔侶寡，感子性情真。南北萍蹤聚，東西錦水濱。追尋逾密約，相對擬芳醇。不謂秋風起，又來別恨新。
此日一為別，成都頓寂寥。獨尋洪度井，悵望宋公橋。詩興憑誰發？茗園複孰招？共期抱貞粹，雙鬢漫蕭條。
在成都一地，朱自清與葉聖陶關係最為親密，也許是兩人性情相投的緣故。他們的唱和、合作、聚會極多。
直到1946年8月28日，朱自清與張志和一道，去城西羅家碾王家崗的葉聖陶居所辭行，此，為兩人人生最後訣別。
尤其對他“普益”民眾、“不孳孳為利而惟啟迪民智促進學術是務”的善舉非常激賞。因為，他剛剛經歷了一場圖書的浩劫，已經讓他悲痛欲絕。南遷途中，朱自清由湖南經巴蜀至昆明時，曾為清華大學運送一批圖書，好不容易運來四川，抵達重慶了，恰值日機轟炸，大部分圖書毀於一旦。先生痛失圖書，加上痛失良友，至昆明清點余物時，圖書已剩無幾。他回到報恩寺，當夜動筆寫出《普益圖書館記》。
普益圖書館記 二十九年十二月朱自清記
古今藏書者眾矣，或集精槧，或收秘笈。大抵有所得則什襲而納諸篋笥，不輕以示人。間有共雅量者，亦只輯印書目，傳列善本。所以為人者，如是而已。若範氏天一閣略具圖書館規模者，蓋絕無僅有。
圖書館之盛，肇自代近。所以綱羅群籍，供應群覽。其啟迪民智促進學術之功，遠在藏書家上。然必群策群力，始克觀成，公家為之，其勢順而易，一二人為之，其勢逆而難。其有以一二人之力集事者，則必位尊而多金者也。而馮君月樵則不然。君，今之有心人也，其辦開明書店垂二十年。滬上新書日出，君畢力致之，以饗學子。其經營也，不孳孳為利。而惟啟迪民智促進學術是務。故人爭趨之。
君有意於圖書館久矣。身為布衣，又非素封之家，慮無以成其志。則就得書擇其尤精者，各儲副本，日往月來，所積遂多。此普益圖書館之始基也。設館之義，甫定於抗戰前年。歷經世變，荏苒至今。君念茲在茲，鍥而不捨，卒底于成。自經始以迄于樂成，皆君一人也。其發願之宏，立意之堅，蓋所謂能而貴者。豈彼沾沾自喜之藏書家所可同日而語哉！
成都固有圖書館而所而所藏者多舊籍。往求新書者入寶山，空手而返，君今設此館，足以彌此缺憾。所謂獨具隻眼者非耶？普益之稱，誠哉名副其實矣。國中乏有心之士，有聞馮君之風而興起者乎？餘日望之矣。
成都普益圖書館
開辦32年 留存數百種珍貴書刊
朱自清隨即抄了一份寄給時在樂山的葉聖陶。1940年12月24日，葉聖陶日記記載：“晨得佩弦書，抄示所作《普益圖書館記》及和蕭公權詩三首。”在詩中朱自清流露了沉鬱的心境：“堂堂歲月暗消磨，已分無聞井不波。八口累人前事拙，一時脫穎後生多。東西衣食驢推磨，朝夜丹鉛鼠飲河。剩簡零編亦何補？且看茅屋學牽蘿。”
此前幾的12月1日，葉聖陶應馮月樵先生約請，寫過了一篇《普益圖書館序》，可惜此稿已佚。1941年6月30日， 此文發表在《中華圖書館協會會報》第15卷6期“論著”欄目內，署名朱佩弦。我在此引述的全文，系成都詩詞大家黃稚荃女史保存，得以流傳。她寫有《抗戰期中馮月樵對成都文化事業的貢獻》，刊載於1985年《成都文史資料選集》總第九輯。但黃稚荃抄錄的《普益圖書館序》與《中華圖書館協會會報》刊發的文章頗有出入，我估計，應該是朱自清後來潤色一過才提供給雜誌發表，才造成了這一差異。
馮月樵沒有辜負朱自清的希望。
黃稚荃回憶：“1950年，馮月樵響應政府號召，走聯營的道路，與北新書店等五家聯合成立新川圖書公司，由新聞出版處領導。一九六五年合營為成都書店，最後合併入成都市新華書店。”（1985年《成都文史資料選集》總第九輯）
值得一說的是，成都普益圖書館從1920年代一直開辦到1952年。其間還出版了《子愷近作散文集》（1941年）等大量優秀讀物。如今四川大學、四川師範大學圖書館裡，至少有數百種珍貴書刊來自馮月樵的購置。“普益圖書館”的貼標至今還保留在這些書刊上，睹物思人，豈不讓人感念……
朱自清與葉聖陶
最後的道別在羅家碾王家崗
在成都諸友中，葉聖陶與朱自清情義最為深厚，交往最為頻繁。葉聖陶住在城西，朱自清在城東，少城公園剛好在兩者中間，這裡的茶社成為他們碰面之地。暮春時，他到少城公園鶴鳴茶社等候葉聖陶，一次突遇空襲警報大作，就按事先說定的，約會取消。
1941年晚秋，休假結束，即將回昆明上課。朱自清考慮再三，還是將家眷留在了成都，隻身返滇。葉聖陶聞訊趕來相送。在九眼橋碼頭，遙看望江樓，兩人相視，默然無語。從此天涯一方，不知何時再得相晤？看著滔滔江水，彼此心生無限惆悵。
葉聖陶臨別有贈詩《送佩弦之昆明》：平生儔侶寡，感子性情真。南北萍蹤聚，東西錦水濱。追尋逾密約，相對擬芳醇。不謂秋風起，又來別恨新。
此日一為別，成都頓寂寥。獨尋洪度井，悵望宋公橋。詩興憑誰發？茗園複孰招？共期抱貞粹，雙鬢漫蕭條。
在成都一地，朱自清與葉聖陶關係最為親密，也許是兩人性情相投的緣故。他們的唱和、合作、聚會極多。
直到1946年8月28日，朱自清與張志和一道，去城西羅家碾王家崗的葉聖陶居所辭行，此，為兩人人生最後訣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