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首發於2017年3月16日《南方週末》, 原標題為《魯迅和孔子的根本分歧在哪裡》)
魯迅十歲讀《論語》, 他說過, “孔孟的書我讀得最早, 最熟”, “我幾乎讀過十三經”。 然而, 正因為“絕望于孔夫子和他的之徒”, 青年魯迅才走異路、逃異地, 到日本去學習西學, 學習新知識新思想。 後來, 《新青年》雜誌發起新文化運動, 在寂寞裡寓在S會館抄古碑的魯迅, 懷著毀壞“黑暗鐵屋子”的希望, 受邀與新文化陣營的主將和前驅們一道, 奮力發起了對孔子以後兩千多年成為華夏正統、主流和統治思想的舊思想舊文化的抗擊。
舊思想、舊文化的核心和精髓是什麼呢?
《魯迅與孔子》的作者王得後說得好, “‘君為臣綱, 父為子綱, 夫為妻綱’是孔子和他的之徒安身立命的學說精魂, 是儒家學說的根基, 是‘不可得與民變革’的根本特質”。 這也正是《新青年》雜誌同人發起“批孔反儒”的“思想革命”的根本原因。
春秋戰國曾出現過一個“百家爭鳴”“處士橫議”的時代, 但後來漢武帝卻只對儒家倍加青睞, 來了個“罷黜百家, 獨尊儒術”。 一種金字塔式的社會等級結構, 也便在儒家“三綱”學說的基礎上形成發展起來, 有貴賤, 有大小, 有上下, “一級一級制馭著”(魯迅語), 死氣沉沉, 動彈不得。 以人身依附為特徵的等級制度, 成為缺乏獨立人格的“國民劣根性”滋生成長的最適宜的土壤。
留日時期就提出了“立人”主張的魯迅,
毋庸諱言, 在上述重大問題上, 置身“公民”時代的現代思想家魯迅, 與處於“臣民”時代的古代思想家孔子及其之徒, 自然是存在著根本的重大分歧的。 新文化運動已經過去一個世紀, 孰是孰非, 是了了分明的。
然而, 上個世紀九十年代, 一股復古主義思潮驟然泛起。 正如王得後觀察到的, 五四新文化運動被指責為“徹底反傳統”, 敗壞道德人心, 割斷精神血脈。
難道一百年前的五四新文化運動搞錯了嗎?難道絕望于孔夫子及其之徒、抨擊儒家正統思想最激烈最嚴厲的魯迅, 真像有人所說的也不對嗎?
這是回溯和書寫中國歷史, 尤其是近代以來的中國歷史的大是大非問題, 也是中國的魯迅研究者、新文化新文學研究者必須嚴肅認真回答的大問題。
為了切實有力地回應上述問題, 檢視魯迅和孔子這兩位偉大思想家思想的根本特質與分殊,
在書中王得後用主要篇幅, 分別列出了在“生死”“溫飽”“父(母)子(女)·血統”“婦女問題”“發展”等問題上魯迅與孔子各自的見解等五大部分, 把這兩大思想家思考的異同, 以及楊伯峻、錢穆、李澤厚等幾大家的譯注一一排出, 呈請讀者自己來閱讀、思索和判斷。 他嚴重懷疑當今明星教授大講特講的《論語》, 以為“當今明星教授講《論語》而《論語》亡”, 因而要請出以上幾大家的《論語》譯文, 與明星教授所講的來做比照。
之所以如此編排, 他就是想請讀者用自己的頭腦來分析比較,
自然, 魯迅亦曾稱讚過孔子的偉大, 但他為什麼又對孔子進行了銳利的批判呢?就因為過去所崇奉的孔子, 是異化了的、被利用改造的孔子, 是封建禮教衛道士的孔子, 而非本來的孔子、《論語》裡的孔子。 倘若對這樣的孔子及其思想不加以批判和揚棄, 新的現代民主自由的制度與文化就不會在古老的華夏土地上牢固地建立起來。 故而魯迅又一針見血地指出:“不錯, 孔夫子曾經計畫過出色的方法,但那都是為了治民眾者,即權勢者設想的方法,為民眾本身的,卻一點也沒有。”誠若前述,這完全是事實。恰如王得後進一步提示的,在回答問政的齊景公時孔子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齊景公道:“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這套“君臣父子”的理念是家長制的統治手段,也是古久綿長的華夏特色的專制主義統治的深厚思想基礎。
孔夫子曾經計畫過出色的方法,但那都是為了治民眾者,即權勢者設想的方法,為民眾本身的,卻一點也沒有。”誠若前述,這完全是事實。恰如王得後進一步提示的,在回答問政的齊景公時孔子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齊景公道:“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這套“君臣父子”的理念是家長制的統治手段,也是古久綿長的華夏特色的專制主義統治的深厚思想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