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人小傳：姜亮夫， 我國著名楚辭學、敦煌學、語言學、歷史文獻學專家。 1902年生於雲南昭通市， 曾從師于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章太炎等國學大師， 又先後遊學巴黎、倫敦、羅馬、柏林， 是一位學識淵博、治學謹嚴、著作等身的國學大師。 他以畢生精力從事楚辭學、敦煌學、古漢語、古史古文獻研究， 共有27部專著和近百篇論文傳世。 其中尤以楚辭和敦煌研究成就突出。 其《楚辭通故》一書， 被海內外專家譽為“當今研究楚辭最詳盡、最有影響的巨著”。 他在敦煌學的研究過程中， 不僅在國內， 而且遠渡重洋到許多國家， 收集散失的敦煌卷子，
晚年的姜亮夫先生
最後最高要求
1992年5月， 正是江南草長的季節。 一位幾乎與20 世紀相始終的老人， 在過完他91歲生日之後， 深感體弱多病， 來日無多， 遂在記事本上為學生寫下這樣的囑託：
要求每個畢業生能普照整個專業與中國全部文化史——至少是學術史——的能力， 及各個方面（指學術分類）的獨立研究古籍的能力。 而且有：永久堅強的毅力， 自強不息的精神， 艱苦卓絕的氣概！老人自題：最後最高要求。
之後， 他便住進醫院， 1995年12月4 日， 離開了他鍾愛的學術事業， 這段文字竟成他留給世界的“最後”筆跡。
2002 年， 皇皇24 卷的《薑亮夫全集》由雲南人民出版社精裝出版。 內容涉及文字學、音韻學、訓詁學、楚辭學、敦煌學、歷史學、地理學、古文獻學等諸多方面。 如此博大精深的學術成就， 一千二百多萬字的篇幅， 都是作者用毛筆、鋼筆手寫成的。 姜先生前半生正值國難多事之秋， 幾乎一直處於逃難坎坷中， 常常連油燈都用不上， 許多書稿還毀於戰亂。
名師指導、艱苦奮鬥的學術道路
在李學勤先生看來， 姜亮夫先生的學術業績， 可以說是二十世紀中國學術奮力前行的一個縮影。
1.“列出一張《紅樓夢》人物關係表來”
1902年5月19日， 姜亮夫先生生於雲南昭通， 名寅清， 字亮夫。 父輩四兄弟， 一榜中了三個舉人， 老大與老四留學日本。
在《簡述我的學術研究道路》一文中， 姜先生回憶：“一部《論語》是父親從頭給我講到底， 印象很深。 可以說， 《論語》的思想影響了我一輩子。 ”
中學階段， 姜先生喜歡詩詞小說， 有志做詩人， 對《紅樓夢》尤其“入魔”。 父親發現後， 不但沒有阻止， 還因勢利導， 啟發他把“書裡的人物要仔細弄清楚， 到底有哪些人？他們之間的關係怎麼樣？給我列出一張《紅樓夢》人物關係表來”。
循此題目， 姜先生不僅把書中人物關係弄清楚了， 而且對《紅樓夢》的思想內容也有了全新認識。 “這恐怕也是我走上研究中國文化的最原始的起因。 ”
2.“讀史先不讀史評”
1922 年， 姜先生以雲南省官費生考取成都高等師範學校。
在《憶成都高師》一文中， 姜先生回憶， 林山腴先生講《史記》， 常與《漢書》《國語》《左傳》對讀， 辨析其中異同， 體會作者用意。 林先生還特別告誡說：“讀史先不讀史評， 讀詩先不讀詩話， 讀詞先不讀詞話。 關鍵是先把原典讀通。 ”
龔向農先生講《國學概論》與《經學史》， 注重著作產生的時代背景。 譬如孔子和孟子， 他們的學說多有變化， 前後並不一致， 這是因為時代不同、經歷不同造成的。 司馬光著《資治通鑒》， 每段史實敘述之後， 必有評論， “完全是為了當時的施政， 是對當時的君王說的， 等於是皇帝的教科書”。 這又啟示姜先生，
3.“王國維先生指導我作《詩騷聯綿字考》”
1926年， 成都高師四年學習結束後， 姜先生懷揣著更大的夢想來到北京， 8 月考入北京師範大學研究所， 10 月又考入清華國學研究院， 師從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趙元任、李濟之等先生， 開始新的學習經歷。
王國維講的第一課是《說文》。 開學不久， 王國維讓擬定畢業論文題目。 姜先生最初擬定三個候選題：《詩經韻譜》《詩騷聯綿字考》《廣韻研究》。 王國維沉默片刻後說：“我看搞《詩騷聯綿字考》吧。 ”
翌年， 姜先生完成《詩騷聯綿字考》初稿。 那時， 梁啟超講《古書真偽及其年代》也叫他眼界大開。 陳寅恪講《金剛經》， 古今中外各種文字， 信手拈來。 一次， 姜先生寫了一篇批評別人的文章。 陳寅恪教導他說：“你花這麼大精力批評別人，為什麼不把精力集中在建立自己的研究上？”這對姜先生觸動很大。他後來再也不寫批評文章，還常常教導自己的學生：“與其破壞什麼，不如建立什麼。”
4.“歷史是包含民族的基本精神所在”
1927年7月從清華國學研究院畢業後，姜先生先後執教于南通中學、無錫中學、上海持志大學、中國公學、大廈大學、暨南大學、復旦大學、河南大學等。
這期間，他撰寫完成《屈原賦校注》《尚書新證》《歷代名人年裡碑傳綜表》《夏殷民族考》《甲骨學通論》《文字樸識》等著作。
在北京念書時，姜先生曾聽過魯迅先生的課。他在上海教書期間，魯迅也在上海，所以有機會請教魯迅先生，還請魯迅先生到大廈大學作過演講。在《憶魯迅先生二三事》一文中，姜先生回憶：“他對我很好，似乎覺得我有點迂，有時相遇⋯⋯他曾笑著叫我夫子。”
1931 年，在蘇州一次學術演講會上，姜先生認識了章太炎先生。當時，章太炎也住在上海，姜先生從蘇州回上海後經常去拜訪。他在《憶章太炎先生》一文中說：“每次到先生家中去，大部分時間都在談學術上的事。他認為每種學問都包含民族成就，歷史是包含民族的基本精神所在。”
章太炎先生
1932年12月，在蘇州李印泉先生家，章太炎正式收姜先生為入門弟子。1934 年，姜先生在河南大學任教授期間，著《尚書新證》，曾就《泰誓》篇中的若干問題寫信向老師求教。章太炎回信有三四千字，姜先生說：“一位老人寫這麼多，恐怕要二天才能完成⋯⋯這不僅是負責，而且滲透著師長深沉的愛意。”
5.“在巴黎學考古學，後來搜集敦煌卷子”
1935年9月，姜先生到法國巴黎大學學習考古學，想用西方科學方法來建構中國的新考古學。就讀期間，他翻譯了莫爾幹（毛根）的《史前人類》，業餘時間則參觀法國各圖書館、博物館、美術館。在這些地方，他發現我國許多古籍、文物陳列其間，遂努力抄錄、拍攝、拓印，編成《瀛外訪古劫餘錄》。
在巴黎，姜先生還碰到好友王重民、向達兩先生，他們在歐洲收集敦煌卷子。應他倆邀請，姜先生參與部分工作，負責敦煌經卷中語言學與儒家經典的收集校錄工作。為此，姜先生又到倫敦、羅馬、柏林、莫斯科抄錄相關敦煌卷子，從此走上敦煌學研究道路。1937年回國後，他陸續整理完成《瀛涯敦煌韻輯》《敦煌韻書卷子考釋》《莫高窟年表》《敦煌——偉大的文化寶藏》《敦煌學概論》《敦煌碎金》《敦煌學論文集》等著作。
6.戰亂期間的大學教授
從1937年回國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的這十多年時間裡，姜先生一直在戰亂中輾轉于各大學任教。先受聘于東北大學，因避戰亂，隨校來到河南開封，再到西安、成都，最後到四川三台。後來，他又受聘擔任雲南大學、雲南師範大學、上海同濟大學、復旦大學等校教授，經顧頡剛推薦到浙江英士大學文理學院任院長。
在這樣奔波動盪的歲月裡，姜先生以堅強的毅力，教書、讀書、寫書，除完成上述敦煌學著作外，還相繼完成《陸機年譜》《張華年譜》《昭通方言考》《漢書劄記》《楚辭書目五種》《屈原賦今譯》等著作，並與當時文化名人顧頡剛、賀昌群、聞一多、郭紹虞、徐悲鴻等人多有交往。
7.生活比較穩定的四十年
1953 年全國高校調整，姜先生奉高教部令調浙江師範大學、杭州大學任教，直至1995年12月去世，沒有離開過杭州。這期間，雖經歷“反右”“文革”等動盪，相比較而言，還是他一生中較為穩定的四十年。
1979 年和1983 年，姜先生受教育部委託，舉辦全國高校楚辭學和敦煌學講習班，講課內容分別整理成《楚辭今譯講錄》《敦煌學概論》兩書出版，深入淺出，雅俗共賞，在學界產生深廣影響。
1984 年，姜先生任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語言文學分會會長，1986 年任中國屈原學會會長。此外，他還擔任《中國大百科全書》之《先秦文學卷》主編、《漢語大詞典》《漢語大字典》《中國文化》等學術顧問，在生命的最後幾年，整理出版了《楚辭通故》《楚辭學論文集》《古史學論文集》《古漢語論文集》和《古文字學》等著作。
綜合研究、一心為國的學術成果
在成都高師期間，姜先生讀章太炎的《新方言》，發現有許多內容與昭通方言相類似。這給他很大啟發，再讀《說文》《爾雅》，比較推敲，完成了《昭通方言考》初稿。那時，姜先生才19 歲。
1.兩大根基：語言與歷史
從成都高師到清華國學研究院，再到拜師章太炎先生門下，姜先生學習研究的主要方向是語言學和歷史學。在成都高師作《昭通方言考》，在清華國學研究院作《詩騷聯綿字考》，到上海教書，有《中國聲韻學》。以後還出版有《文字樸識》《甲骨學通論》《古文字學》等。在語言文字研究中，他繼承章太炎聲韻形義分析法，又學會王國維利用甲骨文、金文的互證法，還採用西方語言發生學理論，通過民族學、人類學、民俗學、神話學，解讀文字的起源與流變，創獲頗多。
姜先生的史學成就不僅體現在《夏殷民族考》《尚書新證》《歷代名人年裡碑傳綜表》《古史學論文集》中，還體現在楚辭學、敦煌學的論著裡。《楚辭學論文集》所收錄《三楚所傳古史與齊魯三晉異同辨》《楚文化與文明點滴鉤沉》等，從文明板塊的比較分析入手，提出歷史的發展，不僅有縱向的時間論，也有橫向的空間論。這就要求學者要從廣闊的時空觀背景下，認識楚辭。這是姜先生的卓見。
2.兩大領域：楚辭學與敦煌學
《薑亮夫全集》24卷，楚辭學占8卷，分量最重，研究最全面。既有楚辭原典校讀，如《屈原賦校注》，也有楚辭資料匯總，如《楚辭書目五種》，還有楚辭專題研究，如《楚辭學論文集》，更有楚辭學的集成著作，如《楚辭通故》。
1986 年姜先生被推選為中國屈原學會首任會長。
姜先生對敦煌學的貢獻，首先是對流散西歐的敦煌資料的搜集搶救，在此基礎上，對敦煌卷子著重在語言學與儒家經典兩方面作了深入研究。《瀛涯敦煌韻輯》一書，“把敦煌文書資料的整理與漢語史、音韻學研究結合起來，基本復活了湮沒一千多年的隋代陸法言《切韻》系統”，有力地推動了漢語音韻學的進展。新中國成立以後，由於人才培養的需要，姜先生對敦煌學作了整體思考，出版《敦煌學概論》《敦煌——偉大的文化寶藏》《敦煌學論文集》等論著，建立了獨特的敦煌學體系，為中國敦煌學的繁榮發展作出了貢獻。
3.兩個視角：中學與西學融通互補
20 世紀出現的國學大師，如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郭沫若、侯外廬、範文瀾、呂振羽、馮友蘭、湯用彤、王力、徐中舒、高亨、薑亮夫等，他們的學問及其所取得的成就，幾乎是空前的，也為後學開啟無限法門。這批學者的傳統功底與前代學者相比，各有千秋。但他們又多有留洋經歷，掌握了豐富的西學理論與方法，這又是古代學者所不具備的。姜先生九十大壽時，曾總結自己的治學體會說——
“我是以人類文化學為獵場，以中國歷史為物件。用十分精力搜集資料，然後以古原始的傳說，以語言學為基本武器。再以美國摩爾根《古代社會》和法國毛根《史前人類》的一些可信據的結論為裁截的基礎，又時時與自然科學相協調。這是我做學問的秘訣。”
若就某一學術領域而言，這一代學者的研究幾乎窮盡其說，其方法又為後來者開拓無限的發展空間。
4.兩大特色：材料與識見有機組織
王國維先生每做一個題目，總是先將有關資料搜集齊全，編成目錄，供研究時取用。姜先生認為這種治學方法非常有用。後來，他每做一項研究，都遵循此法。研究楚辭，而有《楚辭書目五種》《屈原列傳疏證》；研究敦煌學，而有《瀛涯敦煌韻輯》《莫高窟年表》；曾立志仿裴松之《三國注》作《宋史》研究，而有《歷代名人年裡碑傳綜表》《陸機年譜》《張華年譜》等。
在全面掌握資料的基礎上，姜先生往往從個別分析入手，對相關文獻，逐字考證辨析。如研究楚辭，先作《屈原賦校注》；研究經學，先作《尚書新證》；研究敦煌學，作《敦煌韻書卷子考釋》。然後再綜合研究，成就《楚辭學論文集》《楚辭通故》《敦煌學論文集》《敦煌碎金》等專著。
不僅如此，姜先生還要深入淺出，將自己研究的成果，抽絲剝繭般地講解給後學，於是有了《楚辭今譯講錄》《屈原賦今譯》《敦煌學概論》《敦煌——偉大的文化寶藏》等著作。由此可見，姜先生的學術路徑：編纂目錄——個別分析——綜合理解——普及講繹。四個步驟，融匯了考據、義理、辭章的國學傳統，又展現出理論、實證、多學科交叉研究的現代人文學研究方向。
5.最高境界：學術選題與民族思考緊密結合
姜先生出生在一個具有維新思想的家庭，以後求學所碰到的幾位恩師，又都深具民族感情和愛國情懷。梁啟超領導戊戌變法，希望推動中國的現代化；王國維在疑古思潮盛行的時候作《古史新證》，證明夏商時代為可信；章太炎強調學問的民族精神，所有這一切，鑄就了姜先生民族至上、國家至上的精神信仰。
薑亮夫（左）與饒宗頤
在回憶錄和日記中，姜亮夫先生多次提到，他的學術志趣本在歷史學和語言學，然而，特殊的歷史處境，民族國家的需要，他無意間走進楚辭學與敦煌學王國，最終取得輝煌成就。他作《屈原賦校注》，是因為面對軍閥混戰、民不聊生的現實，有感而作。抗日戰爭爆發，他作《夏殷民族考》《甲骨學通論》《尚書新證》，通過闡述漢民族文化獨立發展，自強不息，喚醒民眾。
1935 年，姜先生留學法國，本想在巴黎大學攻讀博士學位。當他看到大量中國文物流散歐洲博物館時，十分痛惜，拍攝抄錄，作《瀛外訪古劫餘錄》，並在王重民、向達邀請下，毅然決定全力搜集海外敦煌殘卷工作。
姜先生的學術經歷告訴我們，最優秀的人文學者，理應具備兩個基本條件：一是深厚的專業功底與完整的知識結構，二是自覺的民族意識與強烈的家國情懷。具備前者而缺乏後者，至多是專業學人；具備後者而缺乏前者，則淪為空談家。
結語：精神之財富 時代之榮耀
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我們有幸忝列姜師門牆，求學問道，深感先生學問博大精深。在此文中想要比較全面地評價姜亮夫先生的學術成就，是比較困難的，但我們希望，通過對姜先生著作的介紹，有助於讀者理解、把握那一代學者的精神世界。他們做學問，有三個重要特點：一是求真務實，二是艱苦奮鬥，三是家國情懷。
姜亮夫先生經常教導學生，研究歷史文化，就是要恢復以往的本真原貌，然後總結規律，指導未來。他研究敦煌卷子隋釋道騫《楚辭音》，就是要鉤稽郭璞以來楚辭研究中的考據派系統。他寫《光明崇拜考》，就是為了闡明中華民族剛毅、光輝的精神源頭。他強調說，學術研究必須求真務實，用笨功夫，花大氣力，將每個結論都建立在翔實的資料考證基礎上。
《薑亮夫全集》後幾卷所收錄的《日記》與《回憶錄》，全面記載了姜先生在艱苦條件下鍥而不捨的學術人生。這種精神，貫穿在他求學過程中，也體現在他教學過程中。凡是與他有過接觸的人，都會從他剛強篤實的性格中獲得力量。
姜先生在學術上如此堅守，是因為心中懷揣著復興民族文化的夢想。1933 年，姜亮夫先生在《民族月刊》上發表《殷夏民族考》，首先提出“夏民族以龍為圖騰”的理論命題。他後來回顧說：“寫此文時，正是‘九一八’、‘一·二八’接踵而來之時，在上海生活的艱苦，還耐得住；而租界的鳥氣，隨時親身經歷，氣憤懊惱時時遇到，發發牢騷也不可能，寫詩無人要，小說太渺茫，戲劇未寫過，還是從個人稍稍有些修養、有點把握的史學考論入手。此文發表後，本來計畫寫‘民族性’、‘民族文化特點’，更不自量，想第四卷寫‘民族貢獻與今後出路’，但民族文化特點，用‘龍’、‘鳳’兩字為引子而再深入。問題愈來愈多，以至於大病。”（薑亮夫：《古史學論文集》，第256 頁）姜先生提出龍圖騰概念，後經黃文山、李則綱、衛聚賢等人的接力，至聞一多寫作《伏羲考》時，這一命題成為實現中華民族“團結起來救國”的共同理想。
《山海經》中的燭龍形象，薑亮夫認為，這是“祝融”的音轉。
姜先生很少高談闊論，在七十多年的學術生涯中，他埋頭苦幹，默默地把自己的學術探求與中華民族的興衰緊密地聯繫在一起，這是那個時代絕大多數優秀學者的共同追求。他曾在回憶文章中強調：“民族愛國思想支配著我的學術研究。”從這個意義上說，姜先生留給世人的，不僅僅是他的學術遺產，還有學術背後所蘊含著的精神財富。
這筆精神財富，也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榮耀。
作者：劉躍進，1958 年生。南開大學文學學士，杭州大學文學碩士，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文學博士。現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所長、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兼任《文學遺產》主編、中華文學史料學學會會長等職。
江林昌，1961 年生。杭州大學文學碩士、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歷史學博士後。現為山東師範大學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齊魯文化研究院院長、博士生導師。
陳寅恪教導他說：“你花這麼大精力批評別人，為什麼不把精力集中在建立自己的研究上？”這對姜先生觸動很大。他後來再也不寫批評文章，還常常教導自己的學生：“與其破壞什麼，不如建立什麼。”4.“歷史是包含民族的基本精神所在”
1927年7月從清華國學研究院畢業後，姜先生先後執教于南通中學、無錫中學、上海持志大學、中國公學、大廈大學、暨南大學、復旦大學、河南大學等。
這期間，他撰寫完成《屈原賦校注》《尚書新證》《歷代名人年裡碑傳綜表》《夏殷民族考》《甲骨學通論》《文字樸識》等著作。
在北京念書時，姜先生曾聽過魯迅先生的課。他在上海教書期間，魯迅也在上海，所以有機會請教魯迅先生，還請魯迅先生到大廈大學作過演講。在《憶魯迅先生二三事》一文中，姜先生回憶：“他對我很好，似乎覺得我有點迂，有時相遇⋯⋯他曾笑著叫我夫子。”
1931 年，在蘇州一次學術演講會上，姜先生認識了章太炎先生。當時，章太炎也住在上海，姜先生從蘇州回上海後經常去拜訪。他在《憶章太炎先生》一文中說：“每次到先生家中去，大部分時間都在談學術上的事。他認為每種學問都包含民族成就，歷史是包含民族的基本精神所在。”
章太炎先生
1932年12月，在蘇州李印泉先生家，章太炎正式收姜先生為入門弟子。1934 年，姜先生在河南大學任教授期間，著《尚書新證》，曾就《泰誓》篇中的若干問題寫信向老師求教。章太炎回信有三四千字，姜先生說：“一位老人寫這麼多，恐怕要二天才能完成⋯⋯這不僅是負責，而且滲透著師長深沉的愛意。”
5.“在巴黎學考古學，後來搜集敦煌卷子”
1935年9月，姜先生到法國巴黎大學學習考古學，想用西方科學方法來建構中國的新考古學。就讀期間，他翻譯了莫爾幹（毛根）的《史前人類》，業餘時間則參觀法國各圖書館、博物館、美術館。在這些地方，他發現我國許多古籍、文物陳列其間，遂努力抄錄、拍攝、拓印，編成《瀛外訪古劫餘錄》。
在巴黎，姜先生還碰到好友王重民、向達兩先生，他們在歐洲收集敦煌卷子。應他倆邀請，姜先生參與部分工作，負責敦煌經卷中語言學與儒家經典的收集校錄工作。為此，姜先生又到倫敦、羅馬、柏林、莫斯科抄錄相關敦煌卷子，從此走上敦煌學研究道路。1937年回國後，他陸續整理完成《瀛涯敦煌韻輯》《敦煌韻書卷子考釋》《莫高窟年表》《敦煌——偉大的文化寶藏》《敦煌學概論》《敦煌碎金》《敦煌學論文集》等著作。
6.戰亂期間的大學教授
從1937年回國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的這十多年時間裡，姜先生一直在戰亂中輾轉于各大學任教。先受聘于東北大學，因避戰亂，隨校來到河南開封，再到西安、成都，最後到四川三台。後來，他又受聘擔任雲南大學、雲南師範大學、上海同濟大學、復旦大學等校教授，經顧頡剛推薦到浙江英士大學文理學院任院長。
在這樣奔波動盪的歲月裡，姜先生以堅強的毅力，教書、讀書、寫書，除完成上述敦煌學著作外，還相繼完成《陸機年譜》《張華年譜》《昭通方言考》《漢書劄記》《楚辭書目五種》《屈原賦今譯》等著作，並與當時文化名人顧頡剛、賀昌群、聞一多、郭紹虞、徐悲鴻等人多有交往。
7.生活比較穩定的四十年
1953 年全國高校調整，姜先生奉高教部令調浙江師範大學、杭州大學任教，直至1995年12月去世，沒有離開過杭州。這期間，雖經歷“反右”“文革”等動盪，相比較而言，還是他一生中較為穩定的四十年。
1979 年和1983 年，姜先生受教育部委託，舉辦全國高校楚辭學和敦煌學講習班，講課內容分別整理成《楚辭今譯講錄》《敦煌學概論》兩書出版，深入淺出，雅俗共賞，在學界產生深廣影響。
1984 年，姜先生任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語言文學分會會長，1986 年任中國屈原學會會長。此外，他還擔任《中國大百科全書》之《先秦文學卷》主編、《漢語大詞典》《漢語大字典》《中國文化》等學術顧問，在生命的最後幾年，整理出版了《楚辭通故》《楚辭學論文集》《古史學論文集》《古漢語論文集》和《古文字學》等著作。
綜合研究、一心為國的學術成果
在成都高師期間，姜先生讀章太炎的《新方言》，發現有許多內容與昭通方言相類似。這給他很大啟發，再讀《說文》《爾雅》，比較推敲，完成了《昭通方言考》初稿。那時，姜先生才19 歲。
1.兩大根基：語言與歷史
從成都高師到清華國學研究院，再到拜師章太炎先生門下，姜先生學習研究的主要方向是語言學和歷史學。在成都高師作《昭通方言考》，在清華國學研究院作《詩騷聯綿字考》，到上海教書，有《中國聲韻學》。以後還出版有《文字樸識》《甲骨學通論》《古文字學》等。在語言文字研究中，他繼承章太炎聲韻形義分析法，又學會王國維利用甲骨文、金文的互證法，還採用西方語言發生學理論，通過民族學、人類學、民俗學、神話學，解讀文字的起源與流變，創獲頗多。
姜先生的史學成就不僅體現在《夏殷民族考》《尚書新證》《歷代名人年裡碑傳綜表》《古史學論文集》中，還體現在楚辭學、敦煌學的論著裡。《楚辭學論文集》所收錄《三楚所傳古史與齊魯三晉異同辨》《楚文化與文明點滴鉤沉》等，從文明板塊的比較分析入手，提出歷史的發展，不僅有縱向的時間論，也有橫向的空間論。這就要求學者要從廣闊的時空觀背景下，認識楚辭。這是姜先生的卓見。
2.兩大領域：楚辭學與敦煌學
《薑亮夫全集》24卷，楚辭學占8卷，分量最重，研究最全面。既有楚辭原典校讀，如《屈原賦校注》，也有楚辭資料匯總，如《楚辭書目五種》，還有楚辭專題研究，如《楚辭學論文集》，更有楚辭學的集成著作，如《楚辭通故》。
1986 年姜先生被推選為中國屈原學會首任會長。
姜先生對敦煌學的貢獻，首先是對流散西歐的敦煌資料的搜集搶救，在此基礎上，對敦煌卷子著重在語言學與儒家經典兩方面作了深入研究。《瀛涯敦煌韻輯》一書，“把敦煌文書資料的整理與漢語史、音韻學研究結合起來，基本復活了湮沒一千多年的隋代陸法言《切韻》系統”，有力地推動了漢語音韻學的進展。新中國成立以後，由於人才培養的需要，姜先生對敦煌學作了整體思考，出版《敦煌學概論》《敦煌——偉大的文化寶藏》《敦煌學論文集》等論著，建立了獨特的敦煌學體系，為中國敦煌學的繁榮發展作出了貢獻。
3.兩個視角：中學與西學融通互補
20 世紀出現的國學大師，如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郭沫若、侯外廬、範文瀾、呂振羽、馮友蘭、湯用彤、王力、徐中舒、高亨、薑亮夫等，他們的學問及其所取得的成就，幾乎是空前的，也為後學開啟無限法門。這批學者的傳統功底與前代學者相比，各有千秋。但他們又多有留洋經歷，掌握了豐富的西學理論與方法，這又是古代學者所不具備的。姜先生九十大壽時，曾總結自己的治學體會說——
“我是以人類文化學為獵場，以中國歷史為物件。用十分精力搜集資料，然後以古原始的傳說，以語言學為基本武器。再以美國摩爾根《古代社會》和法國毛根《史前人類》的一些可信據的結論為裁截的基礎，又時時與自然科學相協調。這是我做學問的秘訣。”
若就某一學術領域而言，這一代學者的研究幾乎窮盡其說，其方法又為後來者開拓無限的發展空間。
4.兩大特色：材料與識見有機組織
王國維先生每做一個題目，總是先將有關資料搜集齊全，編成目錄，供研究時取用。姜先生認為這種治學方法非常有用。後來，他每做一項研究，都遵循此法。研究楚辭，而有《楚辭書目五種》《屈原列傳疏證》；研究敦煌學，而有《瀛涯敦煌韻輯》《莫高窟年表》；曾立志仿裴松之《三國注》作《宋史》研究，而有《歷代名人年裡碑傳綜表》《陸機年譜》《張華年譜》等。
在全面掌握資料的基礎上，姜先生往往從個別分析入手，對相關文獻，逐字考證辨析。如研究楚辭，先作《屈原賦校注》；研究經學，先作《尚書新證》；研究敦煌學，作《敦煌韻書卷子考釋》。然後再綜合研究，成就《楚辭學論文集》《楚辭通故》《敦煌學論文集》《敦煌碎金》等專著。
不僅如此，姜先生還要深入淺出，將自己研究的成果，抽絲剝繭般地講解給後學，於是有了《楚辭今譯講錄》《屈原賦今譯》《敦煌學概論》《敦煌——偉大的文化寶藏》等著作。由此可見，姜先生的學術路徑：編纂目錄——個別分析——綜合理解——普及講繹。四個步驟，融匯了考據、義理、辭章的國學傳統，又展現出理論、實證、多學科交叉研究的現代人文學研究方向。
5.最高境界：學術選題與民族思考緊密結合
姜先生出生在一個具有維新思想的家庭，以後求學所碰到的幾位恩師，又都深具民族感情和愛國情懷。梁啟超領導戊戌變法，希望推動中國的現代化；王國維在疑古思潮盛行的時候作《古史新證》，證明夏商時代為可信；章太炎強調學問的民族精神，所有這一切，鑄就了姜先生民族至上、國家至上的精神信仰。
薑亮夫（左）與饒宗頤
在回憶錄和日記中，姜亮夫先生多次提到，他的學術志趣本在歷史學和語言學，然而，特殊的歷史處境，民族國家的需要，他無意間走進楚辭學與敦煌學王國，最終取得輝煌成就。他作《屈原賦校注》，是因為面對軍閥混戰、民不聊生的現實，有感而作。抗日戰爭爆發，他作《夏殷民族考》《甲骨學通論》《尚書新證》，通過闡述漢民族文化獨立發展，自強不息，喚醒民眾。
1935 年，姜先生留學法國，本想在巴黎大學攻讀博士學位。當他看到大量中國文物流散歐洲博物館時，十分痛惜，拍攝抄錄，作《瀛外訪古劫餘錄》，並在王重民、向達邀請下，毅然決定全力搜集海外敦煌殘卷工作。
姜先生的學術經歷告訴我們，最優秀的人文學者，理應具備兩個基本條件：一是深厚的專業功底與完整的知識結構，二是自覺的民族意識與強烈的家國情懷。具備前者而缺乏後者，至多是專業學人；具備後者而缺乏前者，則淪為空談家。
結語：精神之財富 時代之榮耀
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我們有幸忝列姜師門牆，求學問道，深感先生學問博大精深。在此文中想要比較全面地評價姜亮夫先生的學術成就，是比較困難的，但我們希望，通過對姜先生著作的介紹，有助於讀者理解、把握那一代學者的精神世界。他們做學問，有三個重要特點：一是求真務實，二是艱苦奮鬥，三是家國情懷。
姜亮夫先生經常教導學生，研究歷史文化，就是要恢復以往的本真原貌，然後總結規律，指導未來。他研究敦煌卷子隋釋道騫《楚辭音》，就是要鉤稽郭璞以來楚辭研究中的考據派系統。他寫《光明崇拜考》，就是為了闡明中華民族剛毅、光輝的精神源頭。他強調說，學術研究必須求真務實，用笨功夫，花大氣力，將每個結論都建立在翔實的資料考證基礎上。
《薑亮夫全集》後幾卷所收錄的《日記》與《回憶錄》，全面記載了姜先生在艱苦條件下鍥而不捨的學術人生。這種精神，貫穿在他求學過程中，也體現在他教學過程中。凡是與他有過接觸的人，都會從他剛強篤實的性格中獲得力量。
姜先生在學術上如此堅守，是因為心中懷揣著復興民族文化的夢想。1933 年，姜亮夫先生在《民族月刊》上發表《殷夏民族考》，首先提出“夏民族以龍為圖騰”的理論命題。他後來回顧說：“寫此文時，正是‘九一八’、‘一·二八’接踵而來之時，在上海生活的艱苦，還耐得住；而租界的鳥氣，隨時親身經歷，氣憤懊惱時時遇到，發發牢騷也不可能，寫詩無人要，小說太渺茫，戲劇未寫過，還是從個人稍稍有些修養、有點把握的史學考論入手。此文發表後，本來計畫寫‘民族性’、‘民族文化特點’，更不自量，想第四卷寫‘民族貢獻與今後出路’，但民族文化特點，用‘龍’、‘鳳’兩字為引子而再深入。問題愈來愈多，以至於大病。”（薑亮夫：《古史學論文集》，第256 頁）姜先生提出龍圖騰概念，後經黃文山、李則綱、衛聚賢等人的接力，至聞一多寫作《伏羲考》時，這一命題成為實現中華民族“團結起來救國”的共同理想。
《山海經》中的燭龍形象，薑亮夫認為，這是“祝融”的音轉。
姜先生很少高談闊論，在七十多年的學術生涯中，他埋頭苦幹，默默地把自己的學術探求與中華民族的興衰緊密地聯繫在一起，這是那個時代絕大多數優秀學者的共同追求。他曾在回憶文章中強調：“民族愛國思想支配著我的學術研究。”從這個意義上說，姜先生留給世人的，不僅僅是他的學術遺產，還有學術背後所蘊含著的精神財富。
這筆精神財富，也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榮耀。
作者：劉躍進，1958 年生。南開大學文學學士，杭州大學文學碩士，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文學博士。現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所長、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兼任《文學遺產》主編、中華文學史料學學會會長等職。
江林昌，1961 年生。杭州大學文學碩士、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歷史學博士後。現為山東師範大學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齊魯文化研究院院長、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