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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繞“三去一降一補”加快銀行業改革創新

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當前系統性風險總體可控,但對不良資產、債券違約、影子銀行、互聯網金融等累積風險要高度警惕。 在兩會召開前夕的國新辦新聞發佈會上,銀監會主席郭樹清也表示,要堅決治理各種金融亂象,把防控金融風險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確保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 管理層傳遞出明確信號,風險防控已經成為金融業深化改革過程中的主基調。 針對金融系統面臨的風險和問題,中國民生銀行首席研究員溫彬日前在做客《理論週刊》時提出了防控建議。

金融系統面臨的新風險

記者:梳理近幾個月的金融政策,我們可以發現,金融風險防範出現的頻率愈來愈高。 2016年年末,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把防控金融風險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2017年央行工作會議也著重提出“牢牢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底線”;3月5日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經濟金融風險隱患不容忽視。 ”您如何評價當前金融體系風險狀況?金融體系風險有哪些新特徵?

溫彬:銀行業在我國金融體系中居主導地位,是金融體系的壓艙石。 只要銀行體系保持平穩健康發展,就不會出現系統性金融風險。 目前,與國際銀行業相比,我國銀行業財務狀況健康,資本充足,風險總體可控。

當然,在金融業快速發展的過程中,也出現了監管不到位、盲目創新、資金脫實向虛等問題,給金融體系帶來了風險隱患,並呈現出新的風險特徵:一是多樣性增加。

受經濟下行影響,商業銀行信用風險上升,不良貸款額和不良貸款率持續“雙升”。 部分機構利用期限錯配或加杠杆等操作進行投資,增加了市場風險和流動性風險。 此外,票據、代理銷售等業務風險事件時有發生,操作風險和合規風險明顯增加;二是複雜性提高。 為了規避監管增加盈利,部分機構通過產品創新,在表內和表外、銀行和非銀行之間進行資產和負債的騰挪,對傳統監管方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三是傳染性增強。 在大資管背景下,金融機構之間的混業經營日益普遍,銀行、證券、保險、信託等不同領域之間的風險容易引起共振,同時互聯網金融的快速發展也給傳統金融帶來新的衝擊。

我認為,當前尤其要警惕流動性風險、信用風險和市場風險疊加帶來的影響。 從流動性風險看,美聯儲加息週期啟動以後,全球主要經濟體央行的貨幣政策有進一步緊縮的預期,國際金融市場不確定性加大,進而影響到我國金融市場流動性水準;從信用風險看,部分行業產能過剩嚴重,一些企業生產經營困難較多,同時隨著去產能、處置“僵屍”企業力度進一步加大,信用風險仍有上升壓力;從市場風險看,在市場利率不斷走高的背景下,債券投資估值風險上升,人民幣匯率彈性增強也會增加外幣業務的敞口風險。

上述三類風險中,流動性風險是金融體系面臨的首要風險,信用風險和市場風險的擴大最終會演化為流動性風險。

多舉措並舉化解風險

記者:那麼該如何防範和化解金融風險?

溫彬:我認為需要多措並舉防範和化解系統性金融風險。

首先,保持貨幣和信貸合理增長。 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2017年M2和社會融資規模餘額預期增長均為12%左右,這是貨幣政策保持穩健中性的體現。 央行可以採用多種貨幣政策工具,除了法定存款準備金率還有較大下降空間外,通過加大公開市場操作力度,完全可以保持金融體系流動性穩定。

其次,加強宏觀審慎管理。 進一步完善MPA考核制度,約束同業業務和表外業務過快擴張。 儘快制定和頒佈資產管理業務的統一監管標準,防止資管業務的監管套利和無序擴張。

再次,健全全面風險管理的長效機制。 樹立全面風險管理的理念和文化,制定與銀行發展戰略相適應的風險偏好,確保持續穩健經營;構建全面風險管理體系和流程,完善風險管理架構,建立有效制衡的運行機制;綜合運用行業組合、風險限額、壓力測試等風險管理工具,提高風險管理水準和風險決策的科學性、有效性。

第四,化解相關風險。 對於流動性風險,加強資產負債管理,降低期限錯配敞口和杠杆比率;對於信用風險,按照市場化原則推進債轉股,積極發揮債委會作用,擴大不良資產證券化發行規模;對於市場風險,債券投資適當降低久期,減少外幣頭寸風險敞口。

不良貸款指標或持續波動

記者:《政府工作報告》稱,2017年的金融風險防範將主要集中於四個領域,不良資產居首。但我們注意到,去年四季度末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和關注類貸款占比均較上季度回落,這是什麼原因導致的,是否意味著不良貸款出現了拐點呢?

溫彬:2016年四季度末,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為1.74%,較上季度回落0.02個百分點,系5年來首次下降。與此同時,關注類貸款出現“雙降”,資料顯示,關注類貸款餘額33524億元,較上季度減少1246億元;關注類貸款占比3.87%,較上季度下降0.23個百分點。

之所以出現下降,有兩方面原因:一是去年四季度以來,宏觀經濟形勢企穩,企業盈利情況改善,特別是隨著大宗商品價格快速回升,鋼鐵、煤炭等部分產能過剩行業的企業經營有所好轉,現金流增加,信用違約風險下降;二是銀行內部也加快了不良資產處置,通過核銷、轉讓、重組、證券化等多種方式化解不良資產。

但出現上述積極信號,還不能說銀行不良資產狀況出現“拐點”。從外部環境看,我國宏觀經濟復蘇基礎還不穩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不斷深化,去產能和處置“僵屍企業”還會導致新的不良貸款增加;從銀行內部看,去年末商業銀行淨息差為2.22%,創下歷史新低,銀行盈利能力下降,處置不良貸款的財務資源受到約束。因此,不良和關注類的相關指標還會有所波動。

以改革創新推進“三去一降一補”

記者:對於有效化解金融風險,《政府工作報告》提供的思路是增強經濟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促進金融機構突出主業、下沉重心,增強服務實體經濟能力,防止脫實向虛。”您認為銀行應該從哪些方面入手?

溫彬:服務實體經濟是金融的本質要求。經濟發展任務和發展要求決定金融的發展方向。當前,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經濟工作的主線,銀行提升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和水準,就必然要圍繞“三去一降一補”加快改革創新步伐。

一要提供適銷對路、量體裁衣的金融服務助力“去產能”。樹立“商行+投行+交易銀行”的理念,打造“融資+融智+融資源”的銀行,推進本外幣、離在岸、境內外融資等模式創新,為不同行業、生命週期不同階段、不同融資需求的企業訂制立體式、綜合化金融服務方案,助力傳統行業“去產能”和新興行業發展。

二要堅持“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的定位服務“去庫存”。落實中央因城施策、分類調控的思路,在房價上漲較快的城市,支持剛性需求和改善性需求,遏制投資和投機性需求;在房地產庫存較多的三四線城市,要支持居民自住和進城人員購房需求,穩步推進房地產“去庫存”。

三要創新金融產品和服務,支援“去杠杆”。要積極推進資產證券化業務,促進企業盤活存量資產。要加快推進市場化、法治化債轉股,加大股權融資力度,降低企業杠杆率,支持符合產業升級方向、具有發展潛力的企業發展壯大。

四要完善金融監管,支持“降成本”。促進金融同業業務和表外業務合規發展,限制資金在金融體系內部空轉和資金脫實向虛。銀行要積極推進綜合化經營,通過金控集團將部分成本內部消化。積極運用大資料、雲計算、智慧型機器人等現代科技,提高服務效率和精准度,降低銀行運營成本。

五要精准發力“補短板”。針對貧困地區和貧困人口這個最大短板,銀行要通過、優惠貸款、產業扶持、公益事業等多種方式精准扶貧。針對廣大農村地區金融不足制約經濟發展,要在差別化準備金、嚴格監管考核等政策下,增加設置網點、發展村鎮銀行,補齊“三農”短板。針對“雙創”小微企業金融缺口,要發展投貸聯動等新型業務,提供更加適合科創型企業需求的普惠金融服務。

三方面入手深化金融改革

記者:自2014年起,本屆政府歷次工作報告中均提到了金融體制改革問題。您認為在下一階段如何進一步深化銀行領域的改革?

溫彬:今年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深化之年,持續深化金融改革不僅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組成,也是切實發揮金融服務實體經濟作用的客觀要求。就商業銀行而言,需深化以下方面的改革:

一是進一步提升金融體系的效率。2016年末,我國銀行業資產規模達到了226萬億元,是美國銀行業資產規模的兩倍左右。我國金融體系資產規模龐大,銀行數量眾多,但在普惠金融和綠色金融等領域存在供給短板,不少金融機構偏好做大做優,金融資源過度集中于大中型國企、經濟熱點地區,對“三農”、中小企業等薄弱環節支持不夠。要改善金融供給提高效率,發展民營銀行是必由之路。目前民營銀行的設立已進入常態化階段,獲批的16家民營銀行中有8家開始運營,總體經營平穩,儘管處於起步階段,但已顯現出積極效果。下階段,要鼓勵民間資本擴大投資,增加民營銀行供給,積極探索差異化和特色化的經營道路,特別是利用好互聯網、大資料等新技術,切實降低運營成本、提高風險管理水準,進而促進整個金融體系效率的提升。

二是進一步推進利率市場化。利率市場化是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決定性作用的基礎和前提。2015年10月央行取消了存款利率的上限,初步實現了存貸款利率的自由浮動。然而,貨幣政策傳導管道和機制尚需不斷完善。以貸款為例,2013年10月25日銀行間市場推出了貸款基礎利率(LPR),其掛鉤的是法定貸款利率。我們知道,美國的最優貸款利率跟聯邦基金利率固定掛鉤,商業銀行根據風險和期限等因素在最優貸款利率的基礎上加點差確定不同授信產品最終的貸款利率。當美聯儲提高或降低聯邦基金利率時,貨幣政策意圖會迅速通過最優貸款利率傳導到信貸市場。在我國,貨幣市場、債券市場、信貸市場還未形成有效的利率聯動機制,比如今年春節前後,中國人民銀行先後上調了MLF、逆回購、SLF等政策利率,但1年期的LPR利率始終保持在4.3%的水準。因此,下階段應加快形成基準利率體系並完善金融市場傳導機制,實現貨幣政策從數量調控向價格調控轉變。

三是進一步完善金融機構的激勵約束機制。混合所有制是國企改革的方向,大體分三個階段:引入民營和外資作為戰略投資者;完成股改上市;採用員工持股、期權等方式完善激勵機制。對銀行業來說,前兩個階段基本完成,截至2016年末,已上市銀行21家,合計資產規模超過130多萬億元,占全部銀行業資產規模的60%以上。由於激勵約束機制不到位,形成了金融機構骨幹人才從國有向股份制、從股份制向民營、從傳統金融向互聯網金融的單向流動,不利於相關金融機構人員穩定和持續健康發展。下階段,應加快實施金融機構的股權激勵、員工持股等制度,完善激勵約束機制,穩定骨幹人才和核心團隊,更好地推進銀行戰略轉型、支援實體經濟發展。 (圖片 明天)

不良貸款指標或持續波動

記者:《政府工作報告》稱,2017年的金融風險防範將主要集中於四個領域,不良資產居首。但我們注意到,去年四季度末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和關注類貸款占比均較上季度回落,這是什麼原因導致的,是否意味著不良貸款出現了拐點呢?

溫彬:2016年四季度末,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為1.74%,較上季度回落0.02個百分點,系5年來首次下降。與此同時,關注類貸款出現“雙降”,資料顯示,關注類貸款餘額33524億元,較上季度減少1246億元;關注類貸款占比3.87%,較上季度下降0.23個百分點。

之所以出現下降,有兩方面原因:一是去年四季度以來,宏觀經濟形勢企穩,企業盈利情況改善,特別是隨著大宗商品價格快速回升,鋼鐵、煤炭等部分產能過剩行業的企業經營有所好轉,現金流增加,信用違約風險下降;二是銀行內部也加快了不良資產處置,通過核銷、轉讓、重組、證券化等多種方式化解不良資產。

但出現上述積極信號,還不能說銀行不良資產狀況出現“拐點”。從外部環境看,我國宏觀經濟復蘇基礎還不穩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不斷深化,去產能和處置“僵屍企業”還會導致新的不良貸款增加;從銀行內部看,去年末商業銀行淨息差為2.22%,創下歷史新低,銀行盈利能力下降,處置不良貸款的財務資源受到約束。因此,不良和關注類的相關指標還會有所波動。

以改革創新推進“三去一降一補”

記者:對於有效化解金融風險,《政府工作報告》提供的思路是增強經濟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促進金融機構突出主業、下沉重心,增強服務實體經濟能力,防止脫實向虛。”您認為銀行應該從哪些方面入手?

溫彬:服務實體經濟是金融的本質要求。經濟發展任務和發展要求決定金融的發展方向。當前,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經濟工作的主線,銀行提升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和水準,就必然要圍繞“三去一降一補”加快改革創新步伐。

一要提供適銷對路、量體裁衣的金融服務助力“去產能”。樹立“商行+投行+交易銀行”的理念,打造“融資+融智+融資源”的銀行,推進本外幣、離在岸、境內外融資等模式創新,為不同行業、生命週期不同階段、不同融資需求的企業訂制立體式、綜合化金融服務方案,助力傳統行業“去產能”和新興行業發展。

二要堅持“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的定位服務“去庫存”。落實中央因城施策、分類調控的思路,在房價上漲較快的城市,支持剛性需求和改善性需求,遏制投資和投機性需求;在房地產庫存較多的三四線城市,要支持居民自住和進城人員購房需求,穩步推進房地產“去庫存”。

三要創新金融產品和服務,支援“去杠杆”。要積極推進資產證券化業務,促進企業盤活存量資產。要加快推進市場化、法治化債轉股,加大股權融資力度,降低企業杠杆率,支持符合產業升級方向、具有發展潛力的企業發展壯大。

四要完善金融監管,支持“降成本”。促進金融同業業務和表外業務合規發展,限制資金在金融體系內部空轉和資金脫實向虛。銀行要積極推進綜合化經營,通過金控集團將部分成本內部消化。積極運用大資料、雲計算、智慧型機器人等現代科技,提高服務效率和精准度,降低銀行運營成本。

五要精准發力“補短板”。針對貧困地區和貧困人口這個最大短板,銀行要通過、優惠貸款、產業扶持、公益事業等多種方式精准扶貧。針對廣大農村地區金融不足制約經濟發展,要在差別化準備金、嚴格監管考核等政策下,增加設置網點、發展村鎮銀行,補齊“三農”短板。針對“雙創”小微企業金融缺口,要發展投貸聯動等新型業務,提供更加適合科創型企業需求的普惠金融服務。

三方面入手深化金融改革

記者:自2014年起,本屆政府歷次工作報告中均提到了金融體制改革問題。您認為在下一階段如何進一步深化銀行領域的改革?

溫彬:今年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深化之年,持續深化金融改革不僅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組成,也是切實發揮金融服務實體經濟作用的客觀要求。就商業銀行而言,需深化以下方面的改革:

一是進一步提升金融體系的效率。2016年末,我國銀行業資產規模達到了226萬億元,是美國銀行業資產規模的兩倍左右。我國金融體系資產規模龐大,銀行數量眾多,但在普惠金融和綠色金融等領域存在供給短板,不少金融機構偏好做大做優,金融資源過度集中于大中型國企、經濟熱點地區,對“三農”、中小企業等薄弱環節支持不夠。要改善金融供給提高效率,發展民營銀行是必由之路。目前民營銀行的設立已進入常態化階段,獲批的16家民營銀行中有8家開始運營,總體經營平穩,儘管處於起步階段,但已顯現出積極效果。下階段,要鼓勵民間資本擴大投資,增加民營銀行供給,積極探索差異化和特色化的經營道路,特別是利用好互聯網、大資料等新技術,切實降低運營成本、提高風險管理水準,進而促進整個金融體系效率的提升。

二是進一步推進利率市場化。利率市場化是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決定性作用的基礎和前提。2015年10月央行取消了存款利率的上限,初步實現了存貸款利率的自由浮動。然而,貨幣政策傳導管道和機制尚需不斷完善。以貸款為例,2013年10月25日銀行間市場推出了貸款基礎利率(LPR),其掛鉤的是法定貸款利率。我們知道,美國的最優貸款利率跟聯邦基金利率固定掛鉤,商業銀行根據風險和期限等因素在最優貸款利率的基礎上加點差確定不同授信產品最終的貸款利率。當美聯儲提高或降低聯邦基金利率時,貨幣政策意圖會迅速通過最優貸款利率傳導到信貸市場。在我國,貨幣市場、債券市場、信貸市場還未形成有效的利率聯動機制,比如今年春節前後,中國人民銀行先後上調了MLF、逆回購、SLF等政策利率,但1年期的LPR利率始終保持在4.3%的水準。因此,下階段應加快形成基準利率體系並完善金融市場傳導機制,實現貨幣政策從數量調控向價格調控轉變。

三是進一步完善金融機構的激勵約束機制。混合所有制是國企改革的方向,大體分三個階段:引入民營和外資作為戰略投資者;完成股改上市;採用員工持股、期權等方式完善激勵機制。對銀行業來說,前兩個階段基本完成,截至2016年末,已上市銀行21家,合計資產規模超過130多萬億元,占全部銀行業資產規模的60%以上。由於激勵約束機制不到位,形成了金融機構骨幹人才從國有向股份制、從股份制向民營、從傳統金融向互聯網金融的單向流動,不利於相關金融機構人員穩定和持續健康發展。下階段,應加快實施金融機構的股權激勵、員工持股等制度,完善激勵約束機制,穩定骨幹人才和核心團隊,更好地推進銀行戰略轉型、支援實體經濟發展。 (圖片 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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