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曉虹：論社會轉型與中國中產階級的興起

周曉虹作題為《論社會轉型與中國中產階級的興起》主題演講。席航飛攝

8月15日，江蘇國際文化交流中心理事，南京大學社會學院院長、教授、博導，

中國社會心理學會會長周曉虹應邀參加講座，並現場發表主題演講《論社會轉型與中國中產階級的興起》。

以下為發言實錄：

全球化和社會轉型，是討論中國中等收入群體或中產階級產生和成長的兩個互為交織的基本議題。在中產階級的成長過程中，有以下兩大因素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其一，是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內部工業化向後工業社會的轉變，它不僅造成了西方發達國家社會結構中中產階級數量的增加，而且還影響到中產階級本身的形態變化；其二，是西方的工業化在全球範圍內的推進，即所謂“全球化”，這一轉變更為重要。

“中產階級”成為一個世界性話題

全球化對中產階級的成長產生了影響，

是因為全球化直接造成了全球產業結構及相應的職業結構的變動；是因為經濟活動的全球化勢必形成全球性的勞動力市場，並進而影響到全球不同國家和地區勞動力的收入分配；是因為經濟全球化還形成了全球性的消費品市場，以及與這種市場相適應的消費行為與生活方式。但這種影響對不同的國家和地區具有不同的意義，籠統地談論這種影響是積極的或消極的沒有意義，因為幾乎每種影響對每個國家及其中產階級的成長都是一把“雙刃劍”。

多角度探討中國中產階級的建構路徑

從宏觀的制度背景上說，中國中產階級在1978年後的重生，與其後推進的朝向市場的改革或轉型休戚相關。

1978年前，中國實行的是波蘭尼所說的“再分配”經濟，這種經濟形式排除了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的橫向聯繫，依靠自“中央”到地方的多層官僚體系居中調撥資源、分配收入。 1978年後，這種再分配體制逐漸為市場報酬體制所改變，而後一種體制要求使用要素者向提供要素者根據要素的市場價格或在可分配成果中的貢獻來支付報酬，正是這種報酬體制確保了“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成為現實。

然而，伴隨著近40年來GDP的狂飆突進，一些與市場相關的分配機制的介入直接導致了社會分層秩序的變化和中產階級的產生：

（1）以市場價格來支付報酬，必然導致不同人群和同一人群中的不同個人收入差距的擴大，基尼係數的增長就是一個明證，

收入差距的擴大為中產階級的出現奠定了基礎。

（2）由於再分配體制向市場體制的轉變，國家權力和市場這兩種基本力量控制資源的能力開始發生轉變，這導致了利益格局的調整和改變，並進而影響到中國中產階級的構成發生變化。

（3）與市場化推進有關的稅收制度、住房改革制度的實施，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收入分配差距的擴大，促進了中產階級的成長，也為他們創造了生活想像的空間。

從經濟的因素來說， “消費”之所以會成為中國中產階級建構自我認同的主要途徑，不僅因為這一階級的經濟地位既是由改革開放近40年來GDP的快速提升奠定的，同時也是由前述一系列的朝向市場的轉型促進的。

在GDP的連續增長和市場轉型的過程中，城鎮居民的收入不斷增長。

從社會的因素上說,國家對消費的宣導不僅導致了中國中產階級的消費進入快車道，更重要的是由於國家的提倡和推動，加之進入1990年代後越來越強大的全球化浪潮，在中國人尤其是先富起來的權力和財富精英階層以及人數越來越多的中產階級中，與消費主義相關聯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開始形成，這對中產階級的認同建構尤為重要。

中國中產階級具備“消費前衛”和“政治後衛”的特徵

消費和中國中產階級的密切關聯，對半個多世紀前社會學家萊特•米爾斯在研究美國中產階級時提出的那個“政治後衛”的著名論斷具有某種補充意義。對中國中產階級而言，最完整的特徵描述應該是消費前衛和政治後衛，這直接影響到他們的價值觀、生活態度和行為方式的定位。如果將中國中產階級的成長置於一種國際比較的視野之下，我們能夠發現，中國中產階級在政治和消費兩大領域完全相左的上述兩重性，其實是由其形成時代所經歷的全球化浪潮和社會轉型實踐所決定的。

此外，除了全球化，中國中產階級的消費前衛和政治後衛特徵，還與1978年後的中國所經歷的獨特的社會轉型有著密切的聯繫。在這一點上，儘管都發生了朝向市場的轉型，但中國與前社會主義的蘇聯、東歐迥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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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中國中產階級而言，最完整的特徵描述應該是消費前衛和政治後衛，這直接影響到他們的價值觀、生活態度和行為方式的定位。如果將中國中產階級的成長置於一種國際比較的視野之下，我們能夠發現，中國中產階級在政治和消費兩大領域完全相左的上述兩重性，其實是由其形成時代所經歷的全球化浪潮和社會轉型實踐所決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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