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田偲妮 莊夢蕾
新媒體編輯：田偲妮
本文圖片除劇照外均由蘇智良教授提供
“慰安婦”題材的紀錄片《二十二》公映已第三天， 從最初不被人看好票房、導演自稱“能有1%排片、600萬票房就知足”， 到今天20：00， 該片票房已破4000萬， 排片量11.1%， 上座率更是高達近26%， 主創們連連驚呼“這是奇跡”。
但在一片支持聲中， 仍免不了有人質疑， 認為《二十二》在“消費苦難”， “沒必要把這個群體再拉出來， 讓公眾給她們貼上悲情的標籤”…在一篇名為《<二十二>：或許她們根本不想被拍成電影》一文中寫道：
有位96年的小朋友看完《二十二》對我說：“根本就不應該拍成電影。 這些事， 我們聽來是故事， 對她們來說是人生， 誰希望自己的人生被議論。 她們對親人都開不了口， 現在卻要被全國的人談論， 去消費。 道歉重要嗎？賠償金重要嗎？她們90歲了根本不在乎這些， 她們只想安靜過完晚年， 然後死去。 ”說這些時，
——摘自魏森垚文章
無論是哪一種爭議和質疑， 出發點都是人性本真的善良， 但當我們連線《二十二》歷史顧問， 同時也是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主任蘇智良教授時， 他聽聞此事笑言：“能理解生活在和平年代的年輕人會有此想法， 其實記錄是為了‘不忘’。 ”
究竟作為在和平年代成長起來的我們， 應該從《二十二》裡看到什麼？
新京報採訪已研究及幫助中國“慰安婦”群體二十多年的蘇教授， 他在感恩越來越多年輕人關心這群老人的同時， 也說出了很多期許。
與蘇教授通話時正是午飯時間， 電話那頭的蘇教授聲音略有沙啞， 因為自《二十二》上映引起全民熱議後， 他這幾天幾乎都是守在電話前度過， 接受的採訪實在太多，
但蘇智良很高興， 因為他為之努力了二十多年的群體， 終於迎來了大眾的廣泛關注， “這是好事。 ”
2002年， 蘇智良、陳麗菲教授去崇明探望陸秀珍老人
《二十二》應該“刺痛”年輕人為老人們討回公道的路依然漫長當我問出：“《二十二》郭柯導演整片表現得很平靜，
蘇教授說：“你應該是一位年輕人吧？我能理解這種想法， 今天很多年輕人在和平環境下成長， 無所感知曾經的苦痛。 《二十二》導演作為一個電影人的視角， 他想真實的記錄她們最普通的晚年生活， 這是另外一種尊重， 更有它另一種意義在。 只是我是做‘慰安婦’這個群體歷史紀錄的人， 我接觸了太多揪心的時刻。 ”
2000年， 黃有良、陳亞扁舉起自己繡的“討還血債， 謝罪賠償”的織品
蘇教授坦言， 在親身接觸了這群老人幾十年後， 越來越篤定， 戰爭和暴行帶給她們的傷害一生都無法消散， “她們忘不了， 有位叫袁竹林的老人跟我說， 直到80歲她都還在做噩夢， 夢見自己還在慰安所， 然後自己會被嚇醒”。
2005年7月，蘇智良教授到武漢探望袁竹林老人。李碧華曾為這位老人寫過《煙花三月》，這本紀實小說裡記錄了被騙到湖北當“慰安婦”的袁竹林，後半生一心尋找被迫分離的老伴廖奎的故事。
蘇教授說：“一百個‘慰安婦’，就有一百個故事，這就是歷史。”
即便克制如《二十二》，但從中你依然可以解讀出很多歷史資訊。比如《二十二》裡很重要的一個主人公就是毛銀梅，她的故鄉其實在朝鮮，原來姓樸：“我20年前就去尋訪過她。當年被誘騙到中國的日占區，淪為日軍‘慰安婦’。戰爭結束後沒臉回家，就被一個中國農民娶回了家。她和丈夫生活的地方叫做孝感，是一個孝文化氛圍很重的地方，民風很好。我問她，朝鮮話還會說嗎，她幾乎都忘了，但是對家鄉的名字記得很清楚——她說，如果把家鄉的名字忘了，那我就永遠回不了家了。
這是一個很蒼涼的故事，毛銀梅為了回家，拼命地記住那個名字。但她這輩子都沒能再回去。今年1月，她去世了。”
毛銀梅老人
影片裡出現的老人，蘇智良教授都瞭解。
“比如曹黑毛老人，她是山西人，當時被關在類似‘慰安所’一樣的地方，在那裡懷孕兩次。一次生下了孩子死了，一次活著。活著的孩子輾轉送到了她母親手裡。後來她逃回了家，問她母親，孩子呢？她母親說，我把孩子扔到山溝裡喂狼了。這是一個真實的故事。我認為完全可以理解。因為她覺得女兒已經因為被日軍抓去當性奴隸毀了一生，這個孩子活下來除了帶來更多悲劇，不會有什麼好的命運。”
曹黑毛老人
還包括韓國電影《鬼鄉》的故事原型薑日出，她16歲那年被“強征”到中國東北，花季從此成了噩夢，幾十年無法回家。1997年再次踏上故土時兄弟雙親都已不在，她只能靠“柿餅”慰藉自己的心，因為那是兒時工作晚歸的父親在她枕邊留下的食物，只是如今吃多少柿餅都化解不了這份錯過的遺憾。
前兩年，薑日出去上海做活動，與另一位倖存者卓天妹老人見面，一見如故。蘇教授說：“雖然是第一次見面，但二人親如姐妹。但有一個細節，我們在轉交一份日本友人送給老人們的一大包禮物時，老人聽到‘日本人’三個字仍是當下一臉驚恐，那是卓天妹第一次走出大山。可想日軍暴行給她們帶來的傷害有多刻骨銘心。”
包括8月12日逝世的黃有良老人，“她臨終之際還是在說‘你們要繼續幫我打官司’，她這口氣是咽不下的。”蘇教授說。
2001年11月28日，東京，黃有良出席聽證會
以及在南京經歷過暴行的雷桂英，蘇教授說2007年在老人辭世的前兩天，她一直在要求自己的養子給蘇教授寫封信，蘇教授在收到這封信時老人已經離世了，他拿著信思考很久最終決定塑封好放進“慰安婦”主題紀念館裡，“那封信兩個主題，一個是感謝社會這麼多年來對她的關注和幫助，第二個還是希望能有一天看到日本政府對過去那些暴行進行道歉，即便她看不到了，也希望後代能看到，甚至還有人能努力為還倖存的其他老人發聲。”
蘇教授希望有更多的中國人，尤其是年輕人能走進影院，或者以不同的方式去觸摸一下戰爭的傷痕，這不是一種“二次消費”，記錄傷痛也是銘記歷史，才能避免讓慘痛的歷史不再重演。
目前中國大陸登記在冊在世的倖存“慰安婦”還有14人（影片裡出現“倖存者8人”只是針對影片拍攝物件而言），她們的平均年齡已過九旬。這個人數數字會一直變化，因為一方面不停有人在離世，另一方面包括蘇教授在內的學者也在不停努力發現新的老人，為她們送去支持。他們希望作為這些老人的晚輩，能為她們在人生最後的日子裡做點什麼：
“願意站出來說話的老人都是非常偉大的，頂住身邊人給的壓力公開自己的身份揭露暴行，不讓這段歷史被埋沒，也有的老人我們直到離世都不會公佈她們的身份、肖像等一切資訊，她們都很不容易。也許老人們都逐漸走到生命盡頭，但對她們受到的傷害‘討回公道’的鬥爭之路，依然漫長。”
2010年12月7日，在東京“戰爭與女性暴力和平資料館”為日軍性暴力受害者韋紹蘭母子舉行的聽證會上
她們身上很多品質年輕人們會喜歡，會學習90年代中國曾出現過一批“慰安婦”題材的紀錄片、文學作品，只是那個年代出現的文藝作品大多都很苦情，“主要因為那時大家還不瞭解‘慰安婦’群體，那批作品的出現是向大眾揭露當年日軍實行了什麼樣的暴行。”
蘇教授說現在的社會環境變化很大，大眾輿論對這個群體的壓力在逐漸減小，甚至隨著各種藝術作品的傳播，人們越來越瞭解這些老人的真實生活，比如這次的紀錄片《二十二》，“你能看到這些老人真實性格有許多可愛的地方。”
這次《二十二》裡有出現，同時也是郭柯此前紀錄短片《三十二》的主人公——韋紹蘭，這位老人十分善良，且有著寬大的胸懷。
“韋老人家裡真的六七十年來沒添一件新傢俱，其實生活很貧苦的，但她心態非常好，活得很高興，她愛唱山歌。我記得和太太去探望她，當時我太太拍照看到什麼東西，她頭也會湊過來一起看，她對這個世界充滿著好奇，老小孩，很喜歡看新鮮的東西。”
蘇教授說，在片裡看到韋紹蘭笑得很燦爛，這是非常真實的鏡頭。“她的心裡一直覺得這個世界很美好，要留下來看看。十幾年前我們去探望她時，她說多年前媽媽要喝農藥自殺，她也要跟著一起去，媽媽對她說‘這個世界多好，即便吃野東西也要留出這條命看’，所以這麼些年她也一直念叨這句話。”
蘇教授說這麼些年在自己遇到什麼難處時，總會想到韋紹蘭老人，“這種心態真的讓我非常受益，她們都是我的人生導師。其實包括現在的年輕人，創業、工作、失戀遇到點挫折覺得跨不過去時，都應該看看這些長輩。”
蘇教授發來這張韋紹蘭老人的照片，他說她總是笑得很開心
而且這些老人即便經歷過如此多不公，仍然心存善良。
《二十二》導演郭柯回憶，曾看到韋紹蘭老人家徒四壁，給了500元當生活費，結果老人家第二天返還了四個紅包，每個紅包裡裝著100元，分給前去的郭柯和團隊的人，並說“拿著買點好吃的”。
還有14日，蘇教授的研究生學生去看望其中一位老人，她腿摔骨折了但精神頭還不錯，問到想說什麼時，老人一直在說“謝謝你們年輕人來看我。”
《二十二》裡也能看到，李愛連老人即便自己不吃也要先把好東西拿來喂隔壁人家不管的貓
“她們其實一生都在努力自我調適，即便生活很不易，但她們能做到這樣寬廣的胸懷和善良，真的是我的人生導師”，蘇教授說。
而當我問蘇教授，作為年輕人該怎麼樣去關愛這些老人時，他說“就像晚輩一樣的陪伴吧。”
現在14名倖存者分別生活在海南、廣西、浙江、湖南、湖北、山西等地，蘇教授說他們十分希望在這些地方的年輕人能有機會組成社工小組，去陪她們說說話，聊聊天，哪怕給她們寫寫信都可以。
而隨著大眾越來越關注這群老人，現在蘇教授也期許能有更多的年輕人加入，想辦法幫助她們做生活減壓，“比如培養她們畫畫的興趣、剪紙、跳舞，就是想讓她們愉快的生活。”
早幾年北京也有醫院願意為這群老人提供免費治療，蘇教授他們也正在努力希望能有年輕醫學志願者能走進山裡為她們“上門送醫”。
《二十二》中的她們笑得如此好看，蘇教授說：“是老人家的執著、堅強、樂觀，讓我下決心一定得把她們的故事記錄下來。”
2005年7月，蘇智良教授到武漢探望袁竹林老人。李碧華曾為這位老人寫過《煙花三月》，這本紀實小說裡記錄了被騙到湖北當“慰安婦”的袁竹林，後半生一心尋找被迫分離的老伴廖奎的故事。
蘇教授說：“一百個‘慰安婦’，就有一百個故事，這就是歷史。”
即便克制如《二十二》，但從中你依然可以解讀出很多歷史資訊。比如《二十二》裡很重要的一個主人公就是毛銀梅，她的故鄉其實在朝鮮，原來姓樸：“我20年前就去尋訪過她。當年被誘騙到中國的日占區，淪為日軍‘慰安婦’。戰爭結束後沒臉回家，就被一個中國農民娶回了家。她和丈夫生活的地方叫做孝感，是一個孝文化氛圍很重的地方，民風很好。我問她，朝鮮話還會說嗎，她幾乎都忘了，但是對家鄉的名字記得很清楚——她說，如果把家鄉的名字忘了，那我就永遠回不了家了。
這是一個很蒼涼的故事，毛銀梅為了回家，拼命地記住那個名字。但她這輩子都沒能再回去。今年1月，她去世了。”
毛銀梅老人
影片裡出現的老人，蘇智良教授都瞭解。
“比如曹黑毛老人，她是山西人，當時被關在類似‘慰安所’一樣的地方，在那裡懷孕兩次。一次生下了孩子死了，一次活著。活著的孩子輾轉送到了她母親手裡。後來她逃回了家，問她母親，孩子呢？她母親說，我把孩子扔到山溝裡喂狼了。這是一個真實的故事。我認為完全可以理解。因為她覺得女兒已經因為被日軍抓去當性奴隸毀了一生，這個孩子活下來除了帶來更多悲劇，不會有什麼好的命運。”
曹黑毛老人
還包括韓國電影《鬼鄉》的故事原型薑日出，她16歲那年被“強征”到中國東北，花季從此成了噩夢，幾十年無法回家。1997年再次踏上故土時兄弟雙親都已不在，她只能靠“柿餅”慰藉自己的心，因為那是兒時工作晚歸的父親在她枕邊留下的食物，只是如今吃多少柿餅都化解不了這份錯過的遺憾。
前兩年，薑日出去上海做活動，與另一位倖存者卓天妹老人見面，一見如故。蘇教授說：“雖然是第一次見面，但二人親如姐妹。但有一個細節，我們在轉交一份日本友人送給老人們的一大包禮物時，老人聽到‘日本人’三個字仍是當下一臉驚恐，那是卓天妹第一次走出大山。可想日軍暴行給她們帶來的傷害有多刻骨銘心。”
包括8月12日逝世的黃有良老人，“她臨終之際還是在說‘你們要繼續幫我打官司’，她這口氣是咽不下的。”蘇教授說。
2001年11月28日，東京，黃有良出席聽證會
以及在南京經歷過暴行的雷桂英，蘇教授說2007年在老人辭世的前兩天，她一直在要求自己的養子給蘇教授寫封信，蘇教授在收到這封信時老人已經離世了，他拿著信思考很久最終決定塑封好放進“慰安婦”主題紀念館裡，“那封信兩個主題，一個是感謝社會這麼多年來對她的關注和幫助，第二個還是希望能有一天看到日本政府對過去那些暴行進行道歉，即便她看不到了，也希望後代能看到，甚至還有人能努力為還倖存的其他老人發聲。”
蘇教授希望有更多的中國人，尤其是年輕人能走進影院，或者以不同的方式去觸摸一下戰爭的傷痕，這不是一種“二次消費”，記錄傷痛也是銘記歷史，才能避免讓慘痛的歷史不再重演。
目前中國大陸登記在冊在世的倖存“慰安婦”還有14人（影片裡出現“倖存者8人”只是針對影片拍攝物件而言），她們的平均年齡已過九旬。這個人數數字會一直變化，因為一方面不停有人在離世，另一方面包括蘇教授在內的學者也在不停努力發現新的老人，為她們送去支持。他們希望作為這些老人的晚輩，能為她們在人生最後的日子裡做點什麼：
“願意站出來說話的老人都是非常偉大的，頂住身邊人給的壓力公開自己的身份揭露暴行，不讓這段歷史被埋沒，也有的老人我們直到離世都不會公佈她們的身份、肖像等一切資訊，她們都很不容易。也許老人們都逐漸走到生命盡頭，但對她們受到的傷害‘討回公道’的鬥爭之路，依然漫長。”
2010年12月7日，在東京“戰爭與女性暴力和平資料館”為日軍性暴力受害者韋紹蘭母子舉行的聽證會上
她們身上很多品質年輕人們會喜歡，會學習90年代中國曾出現過一批“慰安婦”題材的紀錄片、文學作品，只是那個年代出現的文藝作品大多都很苦情，“主要因為那時大家還不瞭解‘慰安婦’群體，那批作品的出現是向大眾揭露當年日軍實行了什麼樣的暴行。”
蘇教授說現在的社會環境變化很大，大眾輿論對這個群體的壓力在逐漸減小，甚至隨著各種藝術作品的傳播，人們越來越瞭解這些老人的真實生活，比如這次的紀錄片《二十二》，“你能看到這些老人真實性格有許多可愛的地方。”
這次《二十二》裡有出現，同時也是郭柯此前紀錄短片《三十二》的主人公——韋紹蘭，這位老人十分善良，且有著寬大的胸懷。
“韋老人家裡真的六七十年來沒添一件新傢俱，其實生活很貧苦的，但她心態非常好，活得很高興，她愛唱山歌。我記得和太太去探望她，當時我太太拍照看到什麼東西，她頭也會湊過來一起看，她對這個世界充滿著好奇，老小孩，很喜歡看新鮮的東西。”
蘇教授說，在片裡看到韋紹蘭笑得很燦爛，這是非常真實的鏡頭。“她的心裡一直覺得這個世界很美好，要留下來看看。十幾年前我們去探望她時，她說多年前媽媽要喝農藥自殺，她也要跟著一起去，媽媽對她說‘這個世界多好，即便吃野東西也要留出這條命看’，所以這麼些年她也一直念叨這句話。”
蘇教授說這麼些年在自己遇到什麼難處時，總會想到韋紹蘭老人，“這種心態真的讓我非常受益，她們都是我的人生導師。其實包括現在的年輕人，創業、工作、失戀遇到點挫折覺得跨不過去時，都應該看看這些長輩。”
蘇教授發來這張韋紹蘭老人的照片，他說她總是笑得很開心
而且這些老人即便經歷過如此多不公，仍然心存善良。
《二十二》導演郭柯回憶，曾看到韋紹蘭老人家徒四壁，給了500元當生活費，結果老人家第二天返還了四個紅包，每個紅包裡裝著100元，分給前去的郭柯和團隊的人，並說“拿著買點好吃的”。
還有14日，蘇教授的研究生學生去看望其中一位老人，她腿摔骨折了但精神頭還不錯，問到想說什麼時，老人一直在說“謝謝你們年輕人來看我。”
《二十二》裡也能看到，李愛連老人即便自己不吃也要先把好東西拿來喂隔壁人家不管的貓
“她們其實一生都在努力自我調適，即便生活很不易，但她們能做到這樣寬廣的胸懷和善良，真的是我的人生導師”，蘇教授說。
而當我問蘇教授，作為年輕人該怎麼樣去關愛這些老人時，他說“就像晚輩一樣的陪伴吧。”
現在14名倖存者分別生活在海南、廣西、浙江、湖南、湖北、山西等地，蘇教授說他們十分希望在這些地方的年輕人能有機會組成社工小組，去陪她們說說話，聊聊天，哪怕給她們寫寫信都可以。
而隨著大眾越來越關注這群老人，現在蘇教授也期許能有更多的年輕人加入，想辦法幫助她們做生活減壓，“比如培養她們畫畫的興趣、剪紙、跳舞，就是想讓她們愉快的生活。”
早幾年北京也有醫院願意為這群老人提供免費治療，蘇教授他們也正在努力希望能有年輕醫學志願者能走進山裡為她們“上門送醫”。
《二十二》中的她們笑得如此好看，蘇教授說：“是老人家的執著、堅強、樂觀，讓我下決心一定得把她們的故事記錄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