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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懸疑手法挖掘美國社會歧視亞裔人的根源

大衛·伽特森

1956年生, 美國小說家、詩人。 《雪落香杉樹》是其成名作, 他花費十年時間在教書之餘寫就, 獲福克納文學獎和美國書商協會年獎。

同名電影《雪落香杉樹》劇照。 記者以賽碼利和日本姑娘初枝深情相望。

《雪落香杉樹》

作者:大衛·伽特森

譯者:熊裕

版本:作家出版社

2017年6月

據黃競存那篇追憶文章《我的哥哥黃仁宇》記載, 2000年1月8日, 加州時間上午八時左右, 黃仁宇與夫人Gayle專程驅車二十多英里, 去一家電影院觀看某部即將下線的文藝片。

原本是件令人開心的事, 然而天有不測風雲:黃仁宇剛進影院大廳, 打算坐下耐心等候電影開場時, 卻陡然暈死了過去, 家人急送醫院不治, 竟就此辭世永別。

黃仁宇無限期待卻終究沒能看成的那部電影,

正是《雪落香杉樹》。 故事以伊桑·霍克飾演的男主角——本地記者以賽碼利, 在名為聖佩佐的太平洋孤島上旁聽一場謀殺案庭審啟幕。 被告人宮本天道, 日裔居民, 被指控謀殺了漁民卡爾·海因。 然而, 謀殺案件本身並沒有確鑿的證據。 除了繁瑣的現場細節、迷糊抑或別有用心的證人, 以及並不見得可靠的證詞之外, 天道更像是因為自己與生俱來的種族而獲罪:雖然戰爭結束已滿十年, 珍珠港事件尚且歷歷在目, 白人對日裔住民仍普遍存在著敵視情緒。 在卡爾被害的案件當中, 天道被列為嫌疑人的唯一說得過去的理由, 就是他與死者之間有一筆土地糾紛尚未了結。

天道本人亦是以賽碼利的舊相識, 不過, 為舊友伸張正義卻也並非這位元記者偵探選擇介入此案的第一步——多年以前,

天道的妻子初枝和以賽碼利曾是青梅竹馬的戀人, 兩人之間的愛意銘心刻骨, 且曾發誓要地久天長。 如是, 以賽碼利一方面希望憑藉自己的獨立調查逐步揭露真相, 以天道一案為契機, 讓島上居民醒悟, 瞭解以種族量度是非的荒謬;另一方面, 他的調查越深入, 早已塵封多年的、關於初枝的記憶就越真切, 錯失的痛楚也就愈顯強烈。 故事便在這兩條糾結往復的時間線中掙扎前行, 緩慢、但又無可回避地迎來結局。

借證人之口

講美國對待日裔的黑暗歷史

原著作者大衛·伽特森, 西雅圖生人, 在正式開始寫作生涯之前, 是一位全職英語老師兼業餘記者,

協助《運動畫刊》和《哈潑斯雜誌》進行採訪並撰稿。 在《雪落香杉樹》之前, 大衛已出版過兩本書:1989年的短篇小說集《左村右莊》和1992年的《在家上學為什麼可行?》。 誠如後一本書的書名所暗示的, 在寫出《雪落香杉樹》之前, 大衛一度是個“在家上學運動”的狂熱分子。 他在《新聞週刊》上發表了大量抨擊美國學校教育的文章, 認為課本和制度會毀掉孩子。 由於文筆辛辣、緊貼教育現狀, 大衛收穫了大量擁躉, 成為了“在家上學運動”進步派的領袖人物。

小說永遠是作者真實生活經歷的反映。 為“在家上學運動”奮鬥的同時, 大衛也一直在為自己的第一部長篇小說積蓄力量。 事實上, 這部長篇寫作時間長達十年之久:由於當時學校規定老師必須提早到校備課, 大衛每天天未亮便起床,寫上一兩個小時,然後動身前往學校。也許是有意為之,也許是下意識舉動,儘管文中回憶線下的以賽碼利、初枝、天道都在接受中學教育,行文卻差不多完全回避了與學校教育相關的內容,將重點更多地放在青少年們的草莓園和海邊勞動、戀愛與家庭生活上,並強調了他們在此方向上的理智與情感所得。有趣的是,文中尚有一大段關於教育的正面描寫,描述的是天道七歲時、開始學習劍道時的場景:作為理所當然的非學校教育,父親全一將天道帶去社區中心的柔道訓練館,講述作為武士的家族史,然後開始手把手教他直砍、斜劈和突刺……正如1999年時,南卡羅來納州在家上學的13歲少年大衛·拜耳獲得全國地理知識比賽大獎一般,日本劍道的家族學徒式傳授,也成就了天道在殺戮技巧上的成功——二戰期間,他手刃了四個納粹德國士兵。

諷刺之處在於,珍珠港事件發生後,當地島民對日裔住民的態度急轉直下,宮本家不得不將祖傳的日本刀等老物件給埋了起來,以防被冠上莫須有的罪名。

聖佩佐島,乃至整個西岸,甚至北美全境對待非白人移民的偏見和歧視,都有著廣泛根基。日本人遷居聖佩佐島的歷史可以上溯至1883年,他們漂洋過海只為了在島上謀生,只能充當最低端勞動力,如牲口般住在最污穢下賤的棚屋裡,戶口調查時甚至連名字都沒有,僅僅用編號和外貌特徵來記錄。幾十年時間過去,這些日裔居民的後代早就取得合法身份(在美國出生的孩子自動成為美國公民),但“非白人”的種族差異卻如烙印一般揮之不去:即便是旁聽天道案子的庭審時,他們也只能坐在法庭的最後一排——沒有任何法律規定他們必須坐在最後,這種歧視是約定俗成的。

在庭審上,作者借證人海因太太之口,講述了島上對待日裔住民的一段黑暗歷史。1942年珍珠港事件後,政府向太平洋諸島下達命令,要求全部日本人後裔在第四軍團的監督下搬走。他們必須將自己必需的東西打包,政府會給他們一個號碼,到統一居住點隔離生活……這一切都令人聯想到納粹對待猶太人的方式。事實上,《雪落香杉樹》中的這番描述,也是整個美國社會當時種族歧視狀況的縮影。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有超過12萬日裔美國公民被當局以“戰時安全需要”為由關進了集中營。稍微用常理推斷即可知曉,那些在美國出生的第二代或第三代移民,與他們自己從未踏足的所謂“故國”所犯下的戰爭罪行又有何干?美國白人社會的種族歧視狀況,直到馬丁·路德·金1968年被暗殺身亡之後才稍有改善。

小說基於如此背景,以庭審和頻繁閃回的方式逐次展開。人物雖是虛構,事實卻巨細靡遺。時至今日,在亞裔美國文學的學術研究領域,《雪落香杉樹》都是有著相當分量的作品,書中情節常被引用來探討美國社會對亞裔等少數族群由來已久的偏見和歧視之根源。

以主角視角

透露對偉大作家們的傳承

書中,大衛·伽特森對自然環境進行了多處冷峻雋永的描寫,時而盡情宣洩雪落杉林場景超脫世俗和時空的壯美,時而又以殘酷、美麗、無序的海上環境刻畫來表達“天地不仁”的感懷。自然主義也是對種族困境之荒謬的一種回答,對於人與人之間偏見的蔑視,也為亞裔美國文學研究提供了全新的思路。

作為懸疑探案小說,全書對案件調查的處理過程看似平淡無奇,但在細節和合理性推敲上同樣十分用心。庭審的一段對質中,律師內爾斯和驗屍官賀拉斯·威利你來我往式的辯論堪稱精彩,也為全書留下了法庭推理的印記。不過,某種程度上講,在苦心孤詣的宏大背景作用下,故事本身的懸疑性不算耀眼,主角三人之間紛繁糾纏的回憶揭示到最後,案件真相甚至已不再重要。《雪落香杉樹》巧妙地處理了罪案紀實敘事,構築了經典文本應具的格局,描寫部分能夠窺見顯眼的美國南方文學風貌,卻也始終帶有少許十九世紀歐洲名著和古希臘哲學思辨的影子。

在連續數個出版商拒絕了《雪落香杉樹》的書稿之後,1994年,聖地牙哥的老牌出版商Harcourt以15000美元買下了這部出版編輯認為“期待不高”的亞裔平權背景懸疑小說。哪知,書甫一上市便被搶購一空,連續霸佔《紐約時報》暢銷書榜首達數月之久,繼獲得美國書商協會年獎後,又斬獲了1995年的福克納獎。最終,《雪落香杉樹》被譯為三十多種語言。雖然提倡非學校教育的大衛·伽特森本人未必真心願意,但小說影響力如此巨大,乃至被選入全美高校與中學文學課讀本,還進入了SAT2的英語文學課程考試大綱。

關於本書的文學性,作者借主角以賽碼利的視角,特意安排了一個有趣的細節:故事臨近尾聲時,以賽碼利回到書房喝茶,見到父親的藏書,整整齊齊地擺放在四隻橡木書櫃當中。這些藏書的作者包括莎士比亞、梭羅、笛福、蕭伯納、柯勒律治、索福克勒斯、雪萊、柏拉圖和荷馬。與此同時,在閱讀《雪落香杉樹》的過程中,你多少也能逐字逐句地推敲出這些大師們驚鴻一瞥的身影——他們從以賽碼利父親的書櫃裡走了出來,如魂靈般在全書中悄無聲息地散步,作為經典傳承性的隱喻而存在。

除此之外,書櫃中尚有《科學農耕》和《果樹和觀賞性灌木的栽培》這樣的專業知識類書籍。對照文中對草莓田種植、象拔蚌採集等島民生活的詳盡描繪,相信這些也同樣是大衛·伽特森的參考書目。

最後,還是將時間倒回到黃仁宇滿懷期待去看《雪落香杉樹》改編電影的那個上午。當時黃仁宇已82歲,從“黃學研究”相關的一些回憶錄(尤指三聯出版的《黃河青山》),以及後世出版的書信集來看,他並非愛看電影的人,之所以對《雪落香杉樹》如此上心,大概是細緻讀過原書,希望從電影中找到些許與歷史研究相關線索的緣故吧。這件與本書相關的軼事,倒也正對應了全書收尾時的那句總結語:意外統禦宇宙萬物,唯獨人心除外。

□文澤爾

大衛每天天未亮便起床,寫上一兩個小時,然後動身前往學校。也許是有意為之,也許是下意識舉動,儘管文中回憶線下的以賽碼利、初枝、天道都在接受中學教育,行文卻差不多完全回避了與學校教育相關的內容,將重點更多地放在青少年們的草莓園和海邊勞動、戀愛與家庭生活上,並強調了他們在此方向上的理智與情感所得。有趣的是,文中尚有一大段關於教育的正面描寫,描述的是天道七歲時、開始學習劍道時的場景:作為理所當然的非學校教育,父親全一將天道帶去社區中心的柔道訓練館,講述作為武士的家族史,然後開始手把手教他直砍、斜劈和突刺……正如1999年時,南卡羅來納州在家上學的13歲少年大衛·拜耳獲得全國地理知識比賽大獎一般,日本劍道的家族學徒式傳授,也成就了天道在殺戮技巧上的成功——二戰期間,他手刃了四個納粹德國士兵。

諷刺之處在於,珍珠港事件發生後,當地島民對日裔住民的態度急轉直下,宮本家不得不將祖傳的日本刀等老物件給埋了起來,以防被冠上莫須有的罪名。

聖佩佐島,乃至整個西岸,甚至北美全境對待非白人移民的偏見和歧視,都有著廣泛根基。日本人遷居聖佩佐島的歷史可以上溯至1883年,他們漂洋過海只為了在島上謀生,只能充當最低端勞動力,如牲口般住在最污穢下賤的棚屋裡,戶口調查時甚至連名字都沒有,僅僅用編號和外貌特徵來記錄。幾十年時間過去,這些日裔居民的後代早就取得合法身份(在美國出生的孩子自動成為美國公民),但“非白人”的種族差異卻如烙印一般揮之不去:即便是旁聽天道案子的庭審時,他們也只能坐在法庭的最後一排——沒有任何法律規定他們必須坐在最後,這種歧視是約定俗成的。

在庭審上,作者借證人海因太太之口,講述了島上對待日裔住民的一段黑暗歷史。1942年珍珠港事件後,政府向太平洋諸島下達命令,要求全部日本人後裔在第四軍團的監督下搬走。他們必須將自己必需的東西打包,政府會給他們一個號碼,到統一居住點隔離生活……這一切都令人聯想到納粹對待猶太人的方式。事實上,《雪落香杉樹》中的這番描述,也是整個美國社會當時種族歧視狀況的縮影。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有超過12萬日裔美國公民被當局以“戰時安全需要”為由關進了集中營。稍微用常理推斷即可知曉,那些在美國出生的第二代或第三代移民,與他們自己從未踏足的所謂“故國”所犯下的戰爭罪行又有何干?美國白人社會的種族歧視狀況,直到馬丁·路德·金1968年被暗殺身亡之後才稍有改善。

小說基於如此背景,以庭審和頻繁閃回的方式逐次展開。人物雖是虛構,事實卻巨細靡遺。時至今日,在亞裔美國文學的學術研究領域,《雪落香杉樹》都是有著相當分量的作品,書中情節常被引用來探討美國社會對亞裔等少數族群由來已久的偏見和歧視之根源。

以主角視角

透露對偉大作家們的傳承

書中,大衛·伽特森對自然環境進行了多處冷峻雋永的描寫,時而盡情宣洩雪落杉林場景超脫世俗和時空的壯美,時而又以殘酷、美麗、無序的海上環境刻畫來表達“天地不仁”的感懷。自然主義也是對種族困境之荒謬的一種回答,對於人與人之間偏見的蔑視,也為亞裔美國文學研究提供了全新的思路。

作為懸疑探案小說,全書對案件調查的處理過程看似平淡無奇,但在細節和合理性推敲上同樣十分用心。庭審的一段對質中,律師內爾斯和驗屍官賀拉斯·威利你來我往式的辯論堪稱精彩,也為全書留下了法庭推理的印記。不過,某種程度上講,在苦心孤詣的宏大背景作用下,故事本身的懸疑性不算耀眼,主角三人之間紛繁糾纏的回憶揭示到最後,案件真相甚至已不再重要。《雪落香杉樹》巧妙地處理了罪案紀實敘事,構築了經典文本應具的格局,描寫部分能夠窺見顯眼的美國南方文學風貌,卻也始終帶有少許十九世紀歐洲名著和古希臘哲學思辨的影子。

在連續數個出版商拒絕了《雪落香杉樹》的書稿之後,1994年,聖地牙哥的老牌出版商Harcourt以15000美元買下了這部出版編輯認為“期待不高”的亞裔平權背景懸疑小說。哪知,書甫一上市便被搶購一空,連續霸佔《紐約時報》暢銷書榜首達數月之久,繼獲得美國書商協會年獎後,又斬獲了1995年的福克納獎。最終,《雪落香杉樹》被譯為三十多種語言。雖然提倡非學校教育的大衛·伽特森本人未必真心願意,但小說影響力如此巨大,乃至被選入全美高校與中學文學課讀本,還進入了SAT2的英語文學課程考試大綱。

關於本書的文學性,作者借主角以賽碼利的視角,特意安排了一個有趣的細節:故事臨近尾聲時,以賽碼利回到書房喝茶,見到父親的藏書,整整齊齊地擺放在四隻橡木書櫃當中。這些藏書的作者包括莎士比亞、梭羅、笛福、蕭伯納、柯勒律治、索福克勒斯、雪萊、柏拉圖和荷馬。與此同時,在閱讀《雪落香杉樹》的過程中,你多少也能逐字逐句地推敲出這些大師們驚鴻一瞥的身影——他們從以賽碼利父親的書櫃裡走了出來,如魂靈般在全書中悄無聲息地散步,作為經典傳承性的隱喻而存在。

除此之外,書櫃中尚有《科學農耕》和《果樹和觀賞性灌木的栽培》這樣的專業知識類書籍。對照文中對草莓田種植、象拔蚌採集等島民生活的詳盡描繪,相信這些也同樣是大衛·伽特森的參考書目。

最後,還是將時間倒回到黃仁宇滿懷期待去看《雪落香杉樹》改編電影的那個上午。當時黃仁宇已82歲,從“黃學研究”相關的一些回憶錄(尤指三聯出版的《黃河青山》),以及後世出版的書信集來看,他並非愛看電影的人,之所以對《雪落香杉樹》如此上心,大概是細緻讀過原書,希望從電影中找到些許與歷史研究相關線索的緣故吧。這件與本書相關的軼事,倒也正對應了全書收尾時的那句總結語:意外統禦宇宙萬物,唯獨人心除外。

□文澤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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