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小瀑布 ／ 微信公眾號：qspyq2015
這是秦朔朋友圈的第1492篇原創首發文章
保溫杯火了。 昔日的搖滾青年黑豹樂隊鼓手趙明義變成了端著保溫杯喝著枸杞水的白髮大叔。
8月12日， 筆者寫的《我們終於小富了， 但卻小富不安》引發了不少討論， 篇幅所限， 還有很多問題沒有講清楚， 就補充寫下這一篇。
中國正處在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特定階段， 時代反映在人心上的是， 擔心失去競爭優勢， 害怕落後於時代的焦慮感實際上分佈于任何年齡段的人群， 孩子們拼命學習、年輕人持續迷茫、中年人滿身責任和焦慮、老年人心有餘而力不足……
如今， 溫飽基本上已不是問題， 但各地區、各階層、各行業之間的不均衡也在加劇，
大城市中產和精英因何焦慮
中國2015年已成為全球中產階層人數最多的國家， 按照瑞信《全球財富報告》， 中國中產階層人數為1.09億人， 超過美國了（9200萬）。 而據麥肯錫、經濟學人智庫等機構測算， 中國中產階層範圍更大， 人數更多， 他們甚至認為城鎮人口的五六成已成中產。
2016年中國城鎮常住人口為7.93億， 假定五六成都是中產， 則中國的中產總數為4億到4.7億上下。 但事實上， 由於從一線城市到三四線城市的巨大差別， 中國的一線中產和四線中產的差距可能如同隔著一個泰國或印尼。
上篇文章說到， 中國人的小富不安是由於“財產減值”的壓力， 房子漲不動了， 儲蓄等於倒貼，
人們還發現， 大城市中產者的不安感比三四線中產者的不安感更甚。 前中信銀行行長朱小黃最近寫了一篇文章， 他說， 近年來北上廣深一線城市房價上漲， 與房價類似表現的還有這些：物價、人口、勞動力成本、小汽車、地鐵、高架橋、CBD、摩天大樓以及霧霾、噪音、擁堵、積水成災等各種大都市現象， 快速的繁榮背後必然會付出風險成本。
這些風險成本包括：
首先， 大都市吸引的是勞動力、資本、人才、物流、各種財富，
其次， 大都市會帶來財富的不均衡流動。 大都市的活力和正常運行本質上靠社會精英群體維繫， 這裡卻存在一個悖論， 即大城市吸引著全國各省甚至全球的財富人士流入和社會底層淘金謀生者的流入， 前者有財富， 不在乎房價、教育與醫療費用的高企， 後者對房價、醫療、教育成本敏感度低， 能生存就會留下來。 唯精英群體， 因其收入水準固化， 對生活品質也有較高要求， 房價太貴，
此外， 交通擁堵是超大規模城市的喧囂噩夢。 大都市面積龐大人口驟增， 但與之匹配的醫療、教育、商業網點、物流配送等城市功能卻是靠長期積累才能相對完善。 相對於城市的擴張速度， 城市功能的配套速度和品質遠遠不足。 近幾年， 一些大都市更新增了一種病痛， 即積水成災， 地下排水系統遠遠跟不上， 逐漸形成了城市積水窪地， 大雨、中雨有時造成了都市水災的局部現象。
大有大的好處，也有大的難處。大城市的中產者，因城市而風光而自豪，內心的不安卻有誰能解？
稅負不輕、保障不夠
大城市有其特殊壓力，而對所有城市的中產者來說，有一種小富不安的壓力則是共同的，就是稅負不輕、保障不夠。
根據權威學者研究，2016年，中國公共預算收入約16萬億元，占GDP的21.45%，這是窄口徑計算的宏觀稅負；同年，中國社保基金總收入為48272億元，加上公共預算收入，中口徑的政府收入達到207824億元，宏觀稅負升為27.93%；此外，中國政府性基金收入46618.62億元，國有資本金收入2602億元，加上前面的公共預算收入和社保基金收入，政府收入總計達到257044億元，宏觀稅負為34.55%。
這樣的稅負高不高呢？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政府財政統計手冊》，“宏觀稅負”一般是指按照寬口徑計算的居民稅收總體負擔。2013年，國際平均宏觀稅負為30%左右，中國高於國際平均值。歐美等發達國家一般會達到35%到40%，這與其居民人均收入較高，稅收負擔能力較強有相關關係。
再看看企業的稅負，國際上評價企業稅負水準通常採用“總稅率”。按照世界銀行的標準，“總稅率”是指企業必須繳納的總稅額占商業利潤的比例。總稅額包括稅收和各種強制性繳費，所謂強制性繳費又稱“勞務稅”，即“五險一金”等勞務管理方面的支出。2013年，我國總稅率為68.7%，不僅明顯高於發達國家，也顯著高於發展中國家泰國和南非，僅略低於巴西。2014年為68.5%，2015年為67.8%，2016年為68%。
根據世界銀行和普華永道發佈的《2017年全球營商環境報告》中的《繳稅2017》（Paying Tax 2017），2016年中國企業的總稅率達到68%，居世界第12位。前11位分別是：科摩羅（216.5%）、阿根廷（106%）、厄立特里亞（83.7%）、玻利維亞（83.7%）、赤道新幾內亞（79.4%）、中非共和國（73.3%）、茅利塔尼亞（71.3%）、哥倫比亞（69.8%）、柬埔寨（69.8%）、巴西（68.4%）、幾內亞（68.3%）。在傳統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中，美國是44%、日本是48.9%、英國是30.9%、法國為62.8%、德國48.9%；在傳統高福利國家中，挪威是39.5%、瑞典為49.1%，芬蘭為38.1%。（注：資料來自世界銀行英文版報告，筆者翻譯而成）
通過以上的資料，不難發現兩個基本點：一是中國的宏觀稅負已經超過國際均值，雖然不能算很高，但是考慮到國際上的高稅負國家在教育、醫療、住房、社會保障方面做得相當完善，也就是高稅負又變成了民生方面的高支出，而中國在民生保障方面的覆蓋和保障水準還相當不足，很多問題都要靠自己解決，所以說，我們是稅負不輕，保障不夠。
第二點，就是中國企業的稅負太高了。中國企業稅負中流轉稅比例高，也就是不管你掙錢虧錢，只要有經營活動都要交稅，明顯不合理。也因此，大量企業不得不進行各種避稅和逃稅。
營改增後，企業實際稅負減輕了嗎？由於抵扣鏈條加長，多數企業是受益的，但是也有三大類企業的稅負是增加的，包括交通運輸業、金融保險業和建築業。此外，對智力密集型的創新行業，因為可供抵扣的資本項很少，稅負也沒有什麼減少。
從個人所得稅角度看，總體上，我國的勞動所得稅負擔重於資本收益所得，以至於人們經常說中國的個稅就是工薪稅，工薪階層貢獻了個稅的大部分。資本收益巨大的富豪階層所繳個稅比例反而不高。現行稅制下，不同收入人群收入差異過大的現象不易克服，未來應該參考CPI和家庭狀況，實行動態、富有彈性的綜合費用扣除制度，才能緩解工薪階層的壓力。
最後，我們再看看社會保障水準。清華大學就業和社會保障研究中心每年都會發佈《中國老齡社會與養老保障發展指數報告》。從養老財富的積累來看，2015年國家基本養老保險基金支出占GDP的比例為4.13%，低於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國家（OECD）7.9%的平均水準，各類養老保險餘額占GDP的比例為12.06%，低於OECD國家82.80%的平均水準。過去有一種說法“未富先老”，現在的情況是，我們可能小富了，但養老保障的壓力更大了。
壓力之下，人們更多地要靠自己。秦朔朋友圈發表過《香港人為何退而難休？ “靠自己”理念深根蒂固》，內地是不是也有“香港化”的可能？在筆者生活的上海，住宅、教育、家政的發展趨勢似乎確實與香港越來越像。
精准扶貧後如何燙平中產焦慮？
前陣筆者讀了一篇文章——《一位鄉鎮幹部的實話：精准扶貧的困惑與反思》。中國扶貧成績顯著，是世界上減少貧困人口最多、貢獻最大的國家。目前，我國扶貧資金龐大、減貧措施很多，政府已經盡了全力，但正如文中所說：“政府的初衷和農戶的打算難以‘情投意合’！你讓我建宅，我不能建，孩子找物件嫌山區條件艱苦，不願到山區居住；你讓我養殖，我不能養，市場經濟蕭條，有虧本的前車之鑒；你讓我種植，我沒有技術沒有勞動力；你讓我易地搬遷，政策資金投入不足，條件目前尚不成熟；你有你的美好願望，我有我的難言之隱。”扶上馬，送一程，各級政府傾注了大量財力和身心精力，效果總是不理想。作者引用老子的“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指出“保障水、電、路等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政策的全面配套，讓他們在服務平臺上盡情地展示自己的脫貧姿態，這才叫真正的公平公正！跟不上步伐的，讓救助機制兜底吧！”
筆者由此想到了一個新問題，精准扶貧後，如何熨平中產階層的焦慮？
社會進步需要群策群力，誰都不是聖人和神仙，能輕易滿足所有人的願望。中產階層的壯大培育是民族復興的基礎，我們需要建設性地、理性地提出行之有效的意見和建議。
中產者自身對於一時難以解決的現實問題，對於浮躁、抱怨與焦慮，最好的辦法可能是讓自己先安靜理性寬容起來，要麼提升自己的能力而自強不息，要麼開闊自己的心胸而厚德載物，要麼調整自己的預期而知天樂命。
這個社會的連接，很多很密了，讓自己暫時“消失”一會兒，先安靜地思考一兩天，甚至一個星期吧。曾國藩修煉個人品行的手段是“吾日三省吾身”，每天記日記。要相信時間的力量，多讀書，多健身，總是沒有錯的。筆者個人的自覺是：低俗是只有自由沒有自律，自律才更能影響身邊的人。
這是一個充滿物質誘惑和資訊誘惑的沒有圍牆的世界。中產階層是需要呵護的，他們正在成長，不像富人的野蠻生長，中產階層大部分是靠勞動、靠房子增值、家庭財富傳承、以及逐漸豐富的資產配置手段來向上攀升的。不安是怕掉隊，但沒有機制可以防止你不掉隊。競爭之外，也要有守望相助、彼此關心的態度。
至於“中年危機”，正如秦朔老師說的：保溫杯裡的中年大叔，是想學習更多新知識但記憶力不斷下降的日子，是對兒女的嘮叨越來越多但掌控力越來越弱的日子，是仍處於社會中堅但被年輕人漸漸看不上的日子，是升最大官掙最多錢的想法一天天破滅的日子，但中年大叔也有屬於自己的新生活方式：自自然然做一個真實的自己，自如、自安排、自我調整。每一代人都有他/她們的綻放方式，調整方式，再出發的方式，enjoy yourself！
「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未經允許不得轉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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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有大的好處，也有大的難處。大城市的中產者，因城市而風光而自豪，內心的不安卻有誰能解？
稅負不輕、保障不夠
大城市有其特殊壓力，而對所有城市的中產者來說，有一種小富不安的壓力則是共同的，就是稅負不輕、保障不夠。
根據權威學者研究，2016年，中國公共預算收入約16萬億元，占GDP的21.45%，這是窄口徑計算的宏觀稅負；同年，中國社保基金總收入為48272億元，加上公共預算收入，中口徑的政府收入達到207824億元，宏觀稅負升為27.93%；此外，中國政府性基金收入46618.62億元，國有資本金收入2602億元，加上前面的公共預算收入和社保基金收入，政府收入總計達到257044億元，宏觀稅負為34.55%。
這樣的稅負高不高呢？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政府財政統計手冊》，“宏觀稅負”一般是指按照寬口徑計算的居民稅收總體負擔。2013年，國際平均宏觀稅負為30%左右，中國高於國際平均值。歐美等發達國家一般會達到35%到40%，這與其居民人均收入較高，稅收負擔能力較強有相關關係。
再看看企業的稅負，國際上評價企業稅負水準通常採用“總稅率”。按照世界銀行的標準，“總稅率”是指企業必須繳納的總稅額占商業利潤的比例。總稅額包括稅收和各種強制性繳費，所謂強制性繳費又稱“勞務稅”，即“五險一金”等勞務管理方面的支出。2013年，我國總稅率為68.7%，不僅明顯高於發達國家，也顯著高於發展中國家泰國和南非，僅略低於巴西。2014年為68.5%，2015年為67.8%，2016年為68%。
根據世界銀行和普華永道發佈的《2017年全球營商環境報告》中的《繳稅2017》（Paying Tax 2017），2016年中國企業的總稅率達到68%，居世界第12位。前11位分別是：科摩羅（216.5%）、阿根廷（106%）、厄立特里亞（83.7%）、玻利維亞（83.7%）、赤道新幾內亞（79.4%）、中非共和國（73.3%）、茅利塔尼亞（71.3%）、哥倫比亞（69.8%）、柬埔寨（69.8%）、巴西（68.4%）、幾內亞（68.3%）。在傳統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中，美國是44%、日本是48.9%、英國是30.9%、法國為62.8%、德國48.9%；在傳統高福利國家中，挪威是39.5%、瑞典為49.1%，芬蘭為38.1%。（注：資料來自世界銀行英文版報告，筆者翻譯而成）
通過以上的資料，不難發現兩個基本點：一是中國的宏觀稅負已經超過國際均值，雖然不能算很高，但是考慮到國際上的高稅負國家在教育、醫療、住房、社會保障方面做得相當完善，也就是高稅負又變成了民生方面的高支出，而中國在民生保障方面的覆蓋和保障水準還相當不足，很多問題都要靠自己解決，所以說，我們是稅負不輕，保障不夠。
第二點，就是中國企業的稅負太高了。中國企業稅負中流轉稅比例高，也就是不管你掙錢虧錢，只要有經營活動都要交稅，明顯不合理。也因此，大量企業不得不進行各種避稅和逃稅。
營改增後，企業實際稅負減輕了嗎？由於抵扣鏈條加長，多數企業是受益的，但是也有三大類企業的稅負是增加的，包括交通運輸業、金融保險業和建築業。此外，對智力密集型的創新行業，因為可供抵扣的資本項很少，稅負也沒有什麼減少。
從個人所得稅角度看，總體上，我國的勞動所得稅負擔重於資本收益所得，以至於人們經常說中國的個稅就是工薪稅，工薪階層貢獻了個稅的大部分。資本收益巨大的富豪階層所繳個稅比例反而不高。現行稅制下，不同收入人群收入差異過大的現象不易克服，未來應該參考CPI和家庭狀況，實行動態、富有彈性的綜合費用扣除制度，才能緩解工薪階層的壓力。
最後，我們再看看社會保障水準。清華大學就業和社會保障研究中心每年都會發佈《中國老齡社會與養老保障發展指數報告》。從養老財富的積累來看，2015年國家基本養老保險基金支出占GDP的比例為4.13%，低於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國家（OECD）7.9%的平均水準，各類養老保險餘額占GDP的比例為12.06%，低於OECD國家82.80%的平均水準。過去有一種說法“未富先老”，現在的情況是，我們可能小富了，但養老保障的壓力更大了。
壓力之下，人們更多地要靠自己。秦朔朋友圈發表過《香港人為何退而難休？ “靠自己”理念深根蒂固》，內地是不是也有“香港化”的可能？在筆者生活的上海，住宅、教育、家政的發展趨勢似乎確實與香港越來越像。
精准扶貧後如何燙平中產焦慮？
前陣筆者讀了一篇文章——《一位鄉鎮幹部的實話：精准扶貧的困惑與反思》。中國扶貧成績顯著，是世界上減少貧困人口最多、貢獻最大的國家。目前，我國扶貧資金龐大、減貧措施很多，政府已經盡了全力，但正如文中所說：“政府的初衷和農戶的打算難以‘情投意合’！你讓我建宅，我不能建，孩子找物件嫌山區條件艱苦，不願到山區居住；你讓我養殖，我不能養，市場經濟蕭條，有虧本的前車之鑒；你讓我種植，我沒有技術沒有勞動力；你讓我易地搬遷，政策資金投入不足，條件目前尚不成熟；你有你的美好願望，我有我的難言之隱。”扶上馬，送一程，各級政府傾注了大量財力和身心精力，效果總是不理想。作者引用老子的“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指出“保障水、電、路等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政策的全面配套，讓他們在服務平臺上盡情地展示自己的脫貧姿態，這才叫真正的公平公正！跟不上步伐的，讓救助機制兜底吧！”
筆者由此想到了一個新問題，精准扶貧後，如何熨平中產階層的焦慮？
社會進步需要群策群力，誰都不是聖人和神仙，能輕易滿足所有人的願望。中產階層的壯大培育是民族復興的基礎，我們需要建設性地、理性地提出行之有效的意見和建議。
中產者自身對於一時難以解決的現實問題，對於浮躁、抱怨與焦慮，最好的辦法可能是讓自己先安靜理性寬容起來，要麼提升自己的能力而自強不息，要麼開闊自己的心胸而厚德載物，要麼調整自己的預期而知天樂命。
這個社會的連接，很多很密了，讓自己暫時“消失”一會兒，先安靜地思考一兩天，甚至一個星期吧。曾國藩修煉個人品行的手段是“吾日三省吾身”，每天記日記。要相信時間的力量，多讀書，多健身，總是沒有錯的。筆者個人的自覺是：低俗是只有自由沒有自律，自律才更能影響身邊的人。
這是一個充滿物質誘惑和資訊誘惑的沒有圍牆的世界。中產階層是需要呵護的，他們正在成長，不像富人的野蠻生長，中產階層大部分是靠勞動、靠房子增值、家庭財富傳承、以及逐漸豐富的資產配置手段來向上攀升的。不安是怕掉隊，但沒有機制可以防止你不掉隊。競爭之外，也要有守望相助、彼此關心的態度。
至於“中年危機”，正如秦朔老師說的：保溫杯裡的中年大叔，是想學習更多新知識但記憶力不斷下降的日子，是對兒女的嘮叨越來越多但掌控力越來越弱的日子，是仍處於社會中堅但被年輕人漸漸看不上的日子，是升最大官掙最多錢的想法一天天破滅的日子，但中年大叔也有屬於自己的新生活方式：自自然然做一個真實的自己，自如、自安排、自我調整。每一代人都有他/她們的綻放方式，調整方式，再出發的方式，enjoy your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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