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到1942年， 從陝甘寧邊區首府延安到各抗日根據地， 出現過一陣演“大戲”的熱潮， 先後有20多部中外名著， 被不同劇團反復上演， 熱鬧異常。 所謂演“大戲”， 是指當時從延安到根據地各劇團競相排演中外經典名劇的熱潮。 延安魯藝戲劇系主任、戲劇家張庚說：“所謂‘大戲， 乃是外國名劇和一部分並非反映當時當地具體情況和政治任務的戲， 而這些戲， 又都是技術上有定評、水準相當高的東西。 ”演“大戲”， 在一段時間內成了根據地舞臺上的一種時尚。
演“大戲”的序幕
抗戰初期， 延安的演劇活動繼承了蘇區紅色革命戲劇的優良傳統，
1938年10月日軍佔領廣州、武漢後， 抗日戰爭進入了相持階段。 根據這一形勢，
演“大戲”的發起團體主要是工餘劇人協會。 延安戲劇界抗敵協會以魯藝成員為主， 集中了延安一些優秀演員， 組成了工餘劇人協會。 其任務是“集中多數藝人的才力， 集體創造反映這偉大時代的劇作， 同時介紹世界戲劇名著， 進行實驗性演出”。 經過反復商討， 工餘劇人協會定于1940年元旦演出俄國劇作家奧斯特洛夫斯基的《大雷雨》。
由於《大雷雨》的主要演員生病， 在毛澤東的提議下， 工餘劇人協會的首演改為曹禺的《日出》。 據負責這一工作的張庚回憶說：“毛澤東說延安也應該上演一點國統區名家的作品， 《日出》就可以演。 還說這個戲應當集中一些延安好的演員來演， 為了把戲演好， 應該組織一個臨時黨支部， 參加的黨員都在這個支部過組織生活， 以保證把戲演好。 ”不久， 《日出》臨時黨支部成立， 周揚任書記， 組成了以王濱為首的導演組， 並決定由抗大和魯藝聯合演出。 演員陣容也空前強大：剛從國統區進入延安的李麗蓮扮演陳白露，
1939年12月28日， 延安下起大雪， 《日出》舉行首演。 儘管天氣寒冷， 大雪紛飛， 可全體參演人員早早冒雪進入中組部禮堂。 當晚， 毛澤東因事不能前來， 周恩來和一些中央領導都準時觀看公演。 一些女演員在寒冷天氣裡演出要穿旗袍， 有人在台上凍得打哆嗦。 周恩來等人在演出剛結束， 就派人給演員們送來了棉大衣。 尤其讓演員們感動的是， 毛澤東雖沒能親臨劇場， 但是派人來看望大家。 在後檯燈下卸裝的演員們看到兩個滿身是雪的小戰士走了進來。 小戰士每人手中捧著一隻裝滿豬油的大碗， 對他們說：“毛主席聽說同志們下裝時很辛苦，
《日出》連演八天， 觀眾近萬人， 獲得好評。 《日出》公演後， 報刊上發表了不少消息和文章， 一致高度評價和讚揚演出的成功和重要意義。 《新中華報》以《〈日出〉公演八天， 觀眾將近萬人，中共領導同志倍加讚揚》為題，報導了《日出》演出的盛況。《日出》公演的成功，極大地鼓舞了戲劇工作者。從此以後，延安戲劇舞臺上的中外名著如雨後春筍般競相上演。幾乎每個“大戲”上演後，都會有文章做熱情洋溢的評價，這些好評助推了競演“大戲”的熱潮。
延安的演“大戲”運動帶動了整個抗日根據地演“大戲”風潮
“大戲”熱的原因
1939年底，吳玉章、周揚出任魯藝正、副院長。為培養更多有較高修養的藝術幹部，魯藝實施了提高的方針。課程設置走向正規化、專門化，學制也延長到三年。戲劇系將排演外國古典名劇列入教學內容。1940年先後演出了果戈理的《欽差大臣》（與其他學校聯合演出）和契訶夫的《求婚》《蠢貨》《紀念日》，1941年演出了蘇聯獨幕劇《海濱漁婦》《鐘錶匠與女醫生》，1942年演出了包戈廷的名作《帶槍的人》等。
系統的理論學習和演出實踐，對提高學員的素質產生了積極影響，同時帶動了延安戲劇團體學演名劇。西北青年救國會總劇團（後與其他單位合併為延安青年藝術劇院）1940年演出了陽翰笙的《塞上風雲》、曹禺的《雷雨》，1941年演出了蘇聯伊凡諾夫的《鐵甲列車》、法國莫里哀的《偽君子》，1942年演出了夏衍的《上海屋簷下》。1940年，陝甘寧邊區劇協在延安舉辦戲劇節。魯藝實驗劇團、西北青年救國會總劇團、陝北公學、中國女子大學和抗大等聯合公演了果戈理的多幕劇《欽差大臣》。陝北公學文藝工作隊（後改為西北文藝工作團）演出了曹禺的《蛻變》、夏衍的《法西斯細菌》、宋之的的《霧重慶》，延安業餘劇團上演了德國作家沃爾夫的反法西斯名作《新木馬計》。中央黨校劇團演出了蘇聯話劇《決裂》，中央馬列主義學院演出了沃爾夫的《馬門教授》，醫科大學演出了《阿Q正傳》，留守兵團部隊藝術學校實驗劇團上演了陽翰笙的《李秀成之死》、莫里哀的《慳吝人》、陳白塵的《太平天國》等。
1942年5月，陳白塵的七幕歷史劇《太平天國》上演。黃照認為，此劇“對中國青年學生和一般國民是絕對有好影響的：它為我們節省讀許多蕪雜史料的精力，而又用一種生動的藝術方法把一個時代的歷史真相展示在我們眼前”。在延安訪問的茅盾也對延安演出“大戲”倍加讚賞：“想不到你們在這裡演出這樣的大戲，而且演得這樣好。”
從1939年至1942年，延安上演的國統區名家劇作一共有10部，其中6部屬於“與抗戰無關”的“大戲”。它們是：1940年演出的曹禺的《日出》《雷雨》，1941年演出的陽翰笙的《李秀成之死》、夏衍的《上海屋簷下》，1942年演出的曹禺的《北京人》、陳白塵的《太平天國》。另外4部國統區劇作是曹禺的《蛻變》、陽翰笙的《塞上風雲》、宋之的的《霧重慶》、夏衍的《法西斯細菌》，它們是以抗戰現實為主題的劇作。在1940年至1942年三年裡，延安上演的多幕話劇，一共有29部，這6部“大戲”占近21%。
這期間，延安還上演了幾部外國名家的經典劇作，包括1940年演出的果戈理的《婚事》《欽差大臣》、莫里哀的《偽君子》、契訶夫的獨幕劇《求婚》《蠢貨》《紀念日》，1941年演出的莫里哀的《慳吝人》等。
1940年至1942年初，延安劇壇出現“大戲”熱，有多方面的原因：求新、求異、求美的審美心理，客觀上激發了延安戲劇工作者演“大戲”的熱情；一邊倒的肯定性評價，為“大戲”熱推波助瀾。延安戲劇工作者意在通過對中外名劇的排演和研討“培養藝術幹部”，“提高延安戲劇藝術水準”，同時“開闊延安觀眾的視野，提高他們的鑒賞水準”，因此演“大戲”是歷史的必然，完全符合藝術鑒賞、藝術創造和藝術發展的規律。
延安作為中國革命的大本營，演出中外名劇，特別是一些演出，從演員陣容、導演水準、舞美設計、燈光效果都讓人大開眼界，很快從延安傳播到晉察冀、晉綏、晉冀魯豫、山東、華東等抗日根據地，不少根據地出現了演“大戲”的情況。
1940年11月，華北聯大文藝學院、聯大文工團和西北戰地服務團、抗敵劇社等多個文藝團體演出了黃天等根據高爾基的同名小說改編的大型話劇《母親》。1941年1月，晉察冀軍區抗敵劇社突擊趕排了曹禺的《日出》，為邊區高級幹部會議演出。隨後這部戲經過加工，又在慶祝邊區政府成立三周年大會上演出。在這次慶祝活動中，還排演了其他一些外國戲，如華北聯大文藝學院、聯大文工團合演的果戈理的《婚事》。
1941年7月，山東抗日根據地戰士劇社演出了曹禺的《雷雨》。1941年7月，華北聯大文藝學院、聯大文工團聯合演出了蘇聯大型話劇《帶槍的人》。1941年至1942年上半年，晉綏抗日根據地戰鬥劇社演出了蘇聯作家拉夫列尼約夫的《第四十一》和曹禺的《雷雨》。1942年，新四軍拂曉劇團在淮北演出《日出》《原野》《雷雨》。1942年8月，晉察冀軍區抗敵劇社演出了奧斯特洛夫斯基的《大雷雨》。1943年，蘇南抗日根據地上演過曹禺的《蛻變》、果戈理的《欽差大臣》、柯涅楚克的《前線》。毛澤東的少年好友蕭三翻譯的柯涅楚克的三幕五場話劇《前線》，成為炙手可熱的名劇。廣東東江縱隊曾要求中央以電報的方式把劇本傳去。
這些“大戲”的主要觀眾是根據地有一定文化水準的幹部。“大戲”不僅大大豐富了邊區的戲劇舞臺演出的內容，也大大開闊了邊區幹部的眼界，給邊區文化生活帶來了新的氣息，同時對提高我軍戲劇團體的演出水準也產生了積極影響。
延安和各抗日根據地演出的中外名劇，大部分劇碼有厚重的思想內容、高度的藝術價值和深刻的現實意義：《馬門教授》《海濱漁婦》《俄羅斯人》歌頌正義鬥爭，反對法西斯戰爭；《帶槍的人》反映了偉大的十月革命；《塞上風雲》《一年間》《蛻變》《法西斯細菌》《上海屋簷下》等劇，反映中華民族反侵略鬥爭以及國統區人民的生活遭遇；《雷雨》《日出》《北京人》表達了人們要掙脫封建勢力和黑暗統治的願望；歷史劇《秋瑾》《李秀成之死》《太平天國》等充滿了革命精神和值得汲取的歷史教訓；《前線》對教育幹部接受新事物，反對驕傲自滿，克服保守思想，學習和掌握現代作戰能力具有重要意義。
這些“大戲”與當時的現實生活都有著一定的聯繫，對開闊大家的思路，鼓舞軍民的革命鬥志有著積極的影響。就戲劇發展本身來說，這些作品的編演，也帶動了創作、導演、表演、舞臺美術等水準的提高和觀眾鑒賞水準的提高乃至精神需求的滿足。
演“大戲”的積極意義
從紅軍時期開始，我軍戲劇工作者就有過演“大戲”的實踐活動，對提高戲劇的創作演出水準，豐富大家的精神生活起到了一定作用。
戲劇工作者參與了關於戲劇現象及戲劇方向問題的討論，關於戲劇大眾化問題的討論，關於對民間民族形式的利用問題的討論，關於某些具體戲劇作品的討論等。通過這些討論，加深了對於戲劇在戰爭中的位置的認識，明確了軍事戲劇的獨特性和軍隊戲劇發展的正確方向，對軍隊戲劇的繁榮和沿著正確方向前進產生了重要影響。
從1940年到1942年初，延安舞臺共上演了24部中外戲劇名作。這些“大戲”的上演，使偏僻閉塞的延安的軍民通過戲劇舞臺，看到了國統區普通百姓的生存狀態，看到了俄國官僚、歐洲貴族庸俗可笑、腐朽卑劣的醜態，感受到歐洲民主革命的浪潮，這是中外戲劇名作給抗日根據地帶來的“精神大餐”。這些中外戲劇名作在藝術水準上遠遠高於此前各抗日根據地上演的獨幕劇、街頭劇、廣場劇、活報劇，讓抗日根據地軍民大開眼界，豐富了他們的精神文化生活，提高了他們的戲劇鑒賞水準，滿足了抗日根據地軍民求新、求異、求美的審美需求。演“大戲”運動為各抗日根據地的戲劇運動培養了人才，推動了陝甘寧邊區和整個抗日根據地戲劇運動的發展，也為此後新中國戲劇的民族化、現代化做出了卓越貢獻。（來源|黨史博覽 作者|何立波）
觀眾將近萬人，中共領導同志倍加讚揚》為題，報導了《日出》演出的盛況。《日出》公演的成功，極大地鼓舞了戲劇工作者。從此以後，延安戲劇舞臺上的中外名著如雨後春筍般競相上演。幾乎每個“大戲”上演後，都會有文章做熱情洋溢的評價，這些好評助推了競演“大戲”的熱潮。
延安的演“大戲”運動帶動了整個抗日根據地演“大戲”風潮
“大戲”熱的原因
1939年底，吳玉章、周揚出任魯藝正、副院長。為培養更多有較高修養的藝術幹部，魯藝實施了提高的方針。課程設置走向正規化、專門化，學制也延長到三年。戲劇系將排演外國古典名劇列入教學內容。1940年先後演出了果戈理的《欽差大臣》（與其他學校聯合演出）和契訶夫的《求婚》《蠢貨》《紀念日》，1941年演出了蘇聯獨幕劇《海濱漁婦》《鐘錶匠與女醫生》，1942年演出了包戈廷的名作《帶槍的人》等。
系統的理論學習和演出實踐，對提高學員的素質產生了積極影響，同時帶動了延安戲劇團體學演名劇。西北青年救國會總劇團（後與其他單位合併為延安青年藝術劇院）1940年演出了陽翰笙的《塞上風雲》、曹禺的《雷雨》，1941年演出了蘇聯伊凡諾夫的《鐵甲列車》、法國莫里哀的《偽君子》，1942年演出了夏衍的《上海屋簷下》。1940年，陝甘寧邊區劇協在延安舉辦戲劇節。魯藝實驗劇團、西北青年救國會總劇團、陝北公學、中國女子大學和抗大等聯合公演了果戈理的多幕劇《欽差大臣》。陝北公學文藝工作隊（後改為西北文藝工作團）演出了曹禺的《蛻變》、夏衍的《法西斯細菌》、宋之的的《霧重慶》，延安業餘劇團上演了德國作家沃爾夫的反法西斯名作《新木馬計》。中央黨校劇團演出了蘇聯話劇《決裂》，中央馬列主義學院演出了沃爾夫的《馬門教授》，醫科大學演出了《阿Q正傳》，留守兵團部隊藝術學校實驗劇團上演了陽翰笙的《李秀成之死》、莫里哀的《慳吝人》、陳白塵的《太平天國》等。
1942年5月，陳白塵的七幕歷史劇《太平天國》上演。黃照認為，此劇“對中國青年學生和一般國民是絕對有好影響的：它為我們節省讀許多蕪雜史料的精力，而又用一種生動的藝術方法把一個時代的歷史真相展示在我們眼前”。在延安訪問的茅盾也對延安演出“大戲”倍加讚賞：“想不到你們在這裡演出這樣的大戲，而且演得這樣好。”
從1939年至1942年，延安上演的國統區名家劇作一共有10部，其中6部屬於“與抗戰無關”的“大戲”。它們是：1940年演出的曹禺的《日出》《雷雨》，1941年演出的陽翰笙的《李秀成之死》、夏衍的《上海屋簷下》，1942年演出的曹禺的《北京人》、陳白塵的《太平天國》。另外4部國統區劇作是曹禺的《蛻變》、陽翰笙的《塞上風雲》、宋之的的《霧重慶》、夏衍的《法西斯細菌》，它們是以抗戰現實為主題的劇作。在1940年至1942年三年裡，延安上演的多幕話劇，一共有29部，這6部“大戲”占近21%。
這期間，延安還上演了幾部外國名家的經典劇作，包括1940年演出的果戈理的《婚事》《欽差大臣》、莫里哀的《偽君子》、契訶夫的獨幕劇《求婚》《蠢貨》《紀念日》，1941年演出的莫里哀的《慳吝人》等。
1940年至1942年初，延安劇壇出現“大戲”熱，有多方面的原因：求新、求異、求美的審美心理，客觀上激發了延安戲劇工作者演“大戲”的熱情；一邊倒的肯定性評價，為“大戲”熱推波助瀾。延安戲劇工作者意在通過對中外名劇的排演和研討“培養藝術幹部”，“提高延安戲劇藝術水準”，同時“開闊延安觀眾的視野，提高他們的鑒賞水準”，因此演“大戲”是歷史的必然，完全符合藝術鑒賞、藝術創造和藝術發展的規律。
延安作為中國革命的大本營，演出中外名劇，特別是一些演出，從演員陣容、導演水準、舞美設計、燈光效果都讓人大開眼界，很快從延安傳播到晉察冀、晉綏、晉冀魯豫、山東、華東等抗日根據地，不少根據地出現了演“大戲”的情況。
1940年11月，華北聯大文藝學院、聯大文工團和西北戰地服務團、抗敵劇社等多個文藝團體演出了黃天等根據高爾基的同名小說改編的大型話劇《母親》。1941年1月，晉察冀軍區抗敵劇社突擊趕排了曹禺的《日出》，為邊區高級幹部會議演出。隨後這部戲經過加工，又在慶祝邊區政府成立三周年大會上演出。在這次慶祝活動中，還排演了其他一些外國戲，如華北聯大文藝學院、聯大文工團合演的果戈理的《婚事》。
1941年7月，山東抗日根據地戰士劇社演出了曹禺的《雷雨》。1941年7月，華北聯大文藝學院、聯大文工團聯合演出了蘇聯大型話劇《帶槍的人》。1941年至1942年上半年，晉綏抗日根據地戰鬥劇社演出了蘇聯作家拉夫列尼約夫的《第四十一》和曹禺的《雷雨》。1942年，新四軍拂曉劇團在淮北演出《日出》《原野》《雷雨》。1942年8月，晉察冀軍區抗敵劇社演出了奧斯特洛夫斯基的《大雷雨》。1943年，蘇南抗日根據地上演過曹禺的《蛻變》、果戈理的《欽差大臣》、柯涅楚克的《前線》。毛澤東的少年好友蕭三翻譯的柯涅楚克的三幕五場話劇《前線》，成為炙手可熱的名劇。廣東東江縱隊曾要求中央以電報的方式把劇本傳去。
這些“大戲”的主要觀眾是根據地有一定文化水準的幹部。“大戲”不僅大大豐富了邊區的戲劇舞臺演出的內容，也大大開闊了邊區幹部的眼界，給邊區文化生活帶來了新的氣息，同時對提高我軍戲劇團體的演出水準也產生了積極影響。
延安和各抗日根據地演出的中外名劇，大部分劇碼有厚重的思想內容、高度的藝術價值和深刻的現實意義：《馬門教授》《海濱漁婦》《俄羅斯人》歌頌正義鬥爭，反對法西斯戰爭；《帶槍的人》反映了偉大的十月革命；《塞上風雲》《一年間》《蛻變》《法西斯細菌》《上海屋簷下》等劇，反映中華民族反侵略鬥爭以及國統區人民的生活遭遇；《雷雨》《日出》《北京人》表達了人們要掙脫封建勢力和黑暗統治的願望；歷史劇《秋瑾》《李秀成之死》《太平天國》等充滿了革命精神和值得汲取的歷史教訓；《前線》對教育幹部接受新事物，反對驕傲自滿，克服保守思想，學習和掌握現代作戰能力具有重要意義。
這些“大戲”與當時的現實生活都有著一定的聯繫，對開闊大家的思路，鼓舞軍民的革命鬥志有著積極的影響。就戲劇發展本身來說，這些作品的編演，也帶動了創作、導演、表演、舞臺美術等水準的提高和觀眾鑒賞水準的提高乃至精神需求的滿足。
演“大戲”的積極意義
從紅軍時期開始，我軍戲劇工作者就有過演“大戲”的實踐活動，對提高戲劇的創作演出水準，豐富大家的精神生活起到了一定作用。
戲劇工作者參與了關於戲劇現象及戲劇方向問題的討論，關於戲劇大眾化問題的討論，關於對民間民族形式的利用問題的討論，關於某些具體戲劇作品的討論等。通過這些討論，加深了對於戲劇在戰爭中的位置的認識，明確了軍事戲劇的獨特性和軍隊戲劇發展的正確方向，對軍隊戲劇的繁榮和沿著正確方向前進產生了重要影響。
從1940年到1942年初，延安舞臺共上演了24部中外戲劇名作。這些“大戲”的上演，使偏僻閉塞的延安的軍民通過戲劇舞臺，看到了國統區普通百姓的生存狀態，看到了俄國官僚、歐洲貴族庸俗可笑、腐朽卑劣的醜態，感受到歐洲民主革命的浪潮，這是中外戲劇名作給抗日根據地帶來的“精神大餐”。這些中外戲劇名作在藝術水準上遠遠高於此前各抗日根據地上演的獨幕劇、街頭劇、廣場劇、活報劇，讓抗日根據地軍民大開眼界，豐富了他們的精神文化生活，提高了他們的戲劇鑒賞水準，滿足了抗日根據地軍民求新、求異、求美的審美需求。演“大戲”運動為各抗日根據地的戲劇運動培養了人才，推動了陝甘寧邊區和整個抗日根據地戲劇運動的發展，也為此後新中國戲劇的民族化、現代化做出了卓越貢獻。（來源|黨史博覽 作者|何立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