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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心 自磨礪出:王明陽龍場悟道始末~

一個從京城任兵部主事貶為偏遠地方的小小驛丞, 諍而杖責, 忠而被貶, 情何以堪?王陽明每每念及此事, 總是鬱悶不已。

如果貶官尚不算人生最糟糕之事,

那麼生活環境之艱苦和生活物資之極度匱乏, 則是此時王陽明面臨的最大、最直接的窘境。 貶謫黔中龍場, 所帶來的政治上的失意和生活上的艱苦使王陽明進入了人生低谷, 現實的魔爪再一次伸向王陽明。

他開始懷疑自己, 懷疑前賢, 甚至懷疑天道的存在。 無奈與絕望之中, 他在“玩易窩”裡看到一個石墎, 形狀頗像一口棺材, 他對著石棺自言自語道:“我現在只是在等待生命的結束罷了!”是的, 王陽明是在等待, 在靜靜地等待。

他躺進石墎, 閉上眼睛, 以等待死神的降臨, 以等待下一次生命的開始。

開始, 王陽明獨臥石墎, 體驗生死, 靜坐之間, 思緒繁複, 雜念頗多:或思父母養育之恩、或念夫妻之情、或歎朋友之信,

心中羈絆難以釋懷。

的確, 自己尚未報國為民, 尚未盡孝知悌, 尚未與妻舉案齊眉, 尚未與友把酒言道, 豈能撒手人寰?豈能坐以待斃?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一一在王陽明內心裡過濾著, 他一一思忖著。 現實、夢想、人生、聖賢盤旋于王陽明內心上空, 久久叩問著這貶謫之臣。

經過了一番激烈的思想鬥爭和政治鬥爭之後, 王陽明早已對功名利祿看輕看淡, 一切榮華富貴、榮辱得失在他看來都是過眼雲煙, 都能超脫, 唯獨生與死這一執念仍未能看透。 顯然, 對生的嚮往和對死的畏怖是人與生俱來的, 如何才能將這生死之念克除?

王陽明默默思忖著。 突然間, 他想起少年時在私塾立志做聖人的理想, 於是他從內心發問, 向天而言:“聖人處此, 更有何道?”誠然, 人總是在逆境時才往往會叩問蒼天——應當怎樣看待人生?這時的王陽明也不例外。

其實, 不管是順境還是逆境, 不管是喜悅還是悲傷, 我們都不應該去叩問蒼天, 而是拷問自己, 處於此境, 該為社會做點什麼?該為民族做點什麼?該為人生做點什麼?是虛度年華而悔恨還是默默無聞而羞恥?

顯然不是, 而是要仰望星空叩問心中的道德, 用自己的良知去關注社會, 關注人生, 關注未來。

思考是痛苦的, 但人生就是一個不斷思考的過程。 不難發現, 陽明在“玩易窩”中讀《易》時經歷了三個困惑, 這三個困惑也是王陽明在“玩易窩”中思索的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就是“未得”。 在這階段, 王陽明仰觀俯察, 靜坐凝思, 天地四方無所不察, 微末虛無無所不思, 凡事都在思考之中, 凡事皆有所染, 可是茫然無所得, 像一縷青煙一樣無所依附。 此階段明顯屬於“靜悟”階段。

第二個階段是“得之”。 王陽明對《易》有所悟時, 猶如洪水決堤不可阻擋, 瞭然通透, 如水草出淤泥,

精華頓現, 唯有身在其中, 才曉其中奧妙。 此階段屬於“覺悟”階段。

第三個階段就是“玩之”。 覺悟之後, 王陽明怡然自得、欣然若喜、油然春生, 因所得而能產生無限的樂趣, 這樣就可以觸類旁通, 達到大徹大悟的境界。 王陽明自認為已經到了“玩之”的階段。

他從玩《易》中領悟了《易經》中天人合一、對立統一、否極泰來的易理精髓, 領會到精粗一致, 內外合一, 視險若夷, 而不知其夷之為阨的真理, 體悟古之聖人處此, 而能忘卻執念、忘卻生死, 甘為奴、忘拘幽, 而不知老之將至。 此階段乃是“徹悟”階段。

通過對《易經》反復領會, 從靜悟到覺悟, 從覺悟到徹悟, 王陽明認識到, 人與天地萬物本是一體, 此為“大我”。 這個“大我”猶如萬物生生不息, 此消彼長, 永恆存在于現實世界,不念過去不念將來。

顯然,人有三重生命,即生物生命(肉體生命)、社會生命(人際生命)和精神生命,而死亡只不過是生物生命從一種形式轉化為另一種形式而存在,如果執著於生死就是執著於軀體,執著於生物生命,這是以生物軀體之“小我”遮蔽了人心與天地萬物合為一體之“大我”——精神生命。

於是,王陽明通過對易理的琢磨與研習,將生死之念這個“小我”放下,去追求人心與天地合一之“大我”。

破解了榮辱得失,放下了功名利祿,忘卻了生死之念等世間種種煩惱之後,王陽明的內心開始變得平靜而專一,變得無比坦然。

他不分日夜端居默坐,以求靜一,一切順其自然,無欲無為,“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久而久之,王陽明漸漸進入了一種純粹的“大我”之境。

在一天半夜裡,他忽然覺得心中升起一片光明,眼前一片燦爛,仿佛一道佛光環繞頭頂,又仿佛盤腿靜坐於蓮台之上,又仿佛與聖人促膝交談,但其內心一片明靜,一片澄明。

此時,王陽明感到自己被籠罩在光明之中,並與光明融為一體,他不禁大聲歡呼,一下子從床上跳下來,驚醒了一旁的僕人。原來,他突然體悟到格物致知之旨,體悟到聖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

此時的王陽明心如明鏡,他意識到:聖人的處世之道,從自己內心本性就可以找尋,而不必向外去尋求,心即是理,心外無物。

人只要從內心尋求本真的自我,即使身處蠻夷,亦如故鄉,即使語言不同,但語意相通,心心相通。有了那顆心,就有那個理。人的精神生命就是為這顆心努力著、探求著、仰望著、堅持著。

王陽明悟“道”所悟到的就是聖賢之道,就在於依憑良知做事。他認為良知就是存在於我們心中的那個本體,它是心與理、人道與天命的貫通,是人心中的天道,是心之昭靈明覺,它是指導我們做人做事的道德準則。

聖賢之道存在于每個人的本性之中,只要自我努力,人人都可以成為聖賢。只有當我們努力把一切名利、得失、生死執念都放下的時候,才能突破“小我”的遮蔽,恢復心之本來面目,實現“大我”。

要實現“大我”,並不需向外尋求,而只需向內端正自己的內心,克除自己的私欲,恢復良知本心,這樣就能夠恰當地領悟到事物的道理並作出正確的、善的行為。

正如古之聖人們之所以在面對危難和困境時能平靜從容、視險若夷,就是因為他們知道自己是按照良知本心去做事,胸懷坦蕩蕩,所以無需害怕。

顯然,王陽明所悟的“格物致知”之旨,可以分作三個層次來解讀。

一是心外無理,心外無物。世間的一切道理和萬事萬物都存在於我之心中,心包萬物,心攝萬理,心外無理,心外無物,心外無心,心可以位天地、育萬物、化萬民。這與主張心理為二的朱熹劃清了界限。

二是去欲求理,體認良知。人要窮究世間萬理,認識事物,就應該拋卻外部世界一切雜念,排除干擾,向內尋求,到心中去體認,使得心中本有的良知釋放出來。這與朱熹維護封建倫理、固化知識分道揚鑣。

三是聖人之道,吾性自足。人人心中皆有一個聖人,人皆可以為聖賢,既無須求理於外物,亦無須求理于聖賢。只要心中有個聖人存在,你就是一個聖人,你心中是什麼,你就是什麼。擺脫一切桎梏,回歸本真狀態,胸中灑然,不假外求。

對內在之“心”的作用的發揮和對主觀精神的強調,給王陽明帶來了克服外在困境的勇氣和力量。

從此,王陽明的心靈得到了安頓,不管是在京城還是在龍場,也不管是廟堂還是江湖,只要有“心”,就有“理”,“心”與“理”永遠為一。

只要有心,一樣都是忠君,一樣都是報國,一樣都是為民。心中裝著什麼,你就會為這著想。心中裝著人民,你自然就會為人民謀福祉。

不難看出,王陽明在承繼陸九淵心學理論的基礎上加以發揮和發展,提出“心即理”、”心外無物“,並確立了“心”的本體地位,這為他後來創立“知行合一”、“致良知”揚帆起航,它猶如一盞明燈在茫茫的黔中大地的黑夜指引王陽明前行。

永恆存在于現實世界,不念過去不念將來。

顯然,人有三重生命,即生物生命(肉體生命)、社會生命(人際生命)和精神生命,而死亡只不過是生物生命從一種形式轉化為另一種形式而存在,如果執著於生死就是執著於軀體,執著於生物生命,這是以生物軀體之“小我”遮蔽了人心與天地萬物合為一體之“大我”——精神生命。

於是,王陽明通過對易理的琢磨與研習,將生死之念這個“小我”放下,去追求人心與天地合一之“大我”。

破解了榮辱得失,放下了功名利祿,忘卻了生死之念等世間種種煩惱之後,王陽明的內心開始變得平靜而專一,變得無比坦然。

他不分日夜端居默坐,以求靜一,一切順其自然,無欲無為,“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久而久之,王陽明漸漸進入了一種純粹的“大我”之境。

在一天半夜裡,他忽然覺得心中升起一片光明,眼前一片燦爛,仿佛一道佛光環繞頭頂,又仿佛盤腿靜坐於蓮台之上,又仿佛與聖人促膝交談,但其內心一片明靜,一片澄明。

此時,王陽明感到自己被籠罩在光明之中,並與光明融為一體,他不禁大聲歡呼,一下子從床上跳下來,驚醒了一旁的僕人。原來,他突然體悟到格物致知之旨,體悟到聖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

此時的王陽明心如明鏡,他意識到:聖人的處世之道,從自己內心本性就可以找尋,而不必向外去尋求,心即是理,心外無物。

人只要從內心尋求本真的自我,即使身處蠻夷,亦如故鄉,即使語言不同,但語意相通,心心相通。有了那顆心,就有那個理。人的精神生命就是為這顆心努力著、探求著、仰望著、堅持著。

王陽明悟“道”所悟到的就是聖賢之道,就在於依憑良知做事。他認為良知就是存在於我們心中的那個本體,它是心與理、人道與天命的貫通,是人心中的天道,是心之昭靈明覺,它是指導我們做人做事的道德準則。

聖賢之道存在于每個人的本性之中,只要自我努力,人人都可以成為聖賢。只有當我們努力把一切名利、得失、生死執念都放下的時候,才能突破“小我”的遮蔽,恢復心之本來面目,實現“大我”。

要實現“大我”,並不需向外尋求,而只需向內端正自己的內心,克除自己的私欲,恢復良知本心,這樣就能夠恰當地領悟到事物的道理並作出正確的、善的行為。

正如古之聖人們之所以在面對危難和困境時能平靜從容、視險若夷,就是因為他們知道自己是按照良知本心去做事,胸懷坦蕩蕩,所以無需害怕。

顯然,王陽明所悟的“格物致知”之旨,可以分作三個層次來解讀。

一是心外無理,心外無物。世間的一切道理和萬事萬物都存在於我之心中,心包萬物,心攝萬理,心外無理,心外無物,心外無心,心可以位天地、育萬物、化萬民。這與主張心理為二的朱熹劃清了界限。

二是去欲求理,體認良知。人要窮究世間萬理,認識事物,就應該拋卻外部世界一切雜念,排除干擾,向內尋求,到心中去體認,使得心中本有的良知釋放出來。這與朱熹維護封建倫理、固化知識分道揚鑣。

三是聖人之道,吾性自足。人人心中皆有一個聖人,人皆可以為聖賢,既無須求理於外物,亦無須求理于聖賢。只要心中有個聖人存在,你就是一個聖人,你心中是什麼,你就是什麼。擺脫一切桎梏,回歸本真狀態,胸中灑然,不假外求。

對內在之“心”的作用的發揮和對主觀精神的強調,給王陽明帶來了克服外在困境的勇氣和力量。

從此,王陽明的心靈得到了安頓,不管是在京城還是在龍場,也不管是廟堂還是江湖,只要有“心”,就有“理”,“心”與“理”永遠為一。

只要有心,一樣都是忠君,一樣都是報國,一樣都是為民。心中裝著什麼,你就會為這著想。心中裝著人民,你自然就會為人民謀福祉。

不難看出,王陽明在承繼陸九淵心學理論的基礎上加以發揮和發展,提出“心即理”、”心外無物“,並確立了“心”的本體地位,這為他後來創立“知行合一”、“致良知”揚帆起航,它猶如一盞明燈在茫茫的黔中大地的黑夜指引王陽明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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