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憶、感懷、思念， 再憶巴金的真性情與真心靈。 “這是一本回憶錄， 關於巴金的回憶錄， 是我與巴金老人接觸過程中的一些有關記錄。
“我寫這本書， 不作任何修飾和渲染， 只是力求做到真實、準確， 希望是一份完整的記錄。 我寧可寫得笨拙些、質樸些， 也絕不損害原貌。 只有這樣才是對巴老的尊重。 ”
《明我長相憶：走近巴金四十年》悉心記錄了作者自上世紀六十年代直至二〇〇三年這四十年間， 與巴金面對面的交往過程。 巴金晚年創作《隨想錄》， 赴港接受香港中文大學授予榮譽博士學位， 積極宣導創建中國現代文學館， 對青年人的摯愛與鼓勵， 堅持獨立思考， 樁樁件件、點點滴滴的真實記錄， 呈現了巴金晚年四十載的經歷與狀態， 被予以完整記錄和保存的對話和書信材料則還原了巴金當年的所思、所言、所感。 作者以自己的親歷親見， 向世人再現了巴金的真性情、真心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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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記憶
文 | 陳丹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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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童年時代， 有一件小事曾經深印在我腦中， 久久不能忘卻：有一個時期， 我常常看到大姊倚門坐在小板凳上， 聚精會神地埋頭看書。 有時， 整整一個下午， 動也不動地在那裡讀啊讀啊， 天色漸漸昏暗了，
我最早讀課外書， 是在小學三年級。 第一本啟蒙讀物是《三國演義》。 有一次， 我在外祖母家度假。 那個地方沒有別的同齡小夥伴一起玩耍。 外祖母看見我一副落寞的樣子， 忽然想起， 說：“你到閣樓上去看看， 那裡有你舅舅的書， 看看有沒有你愛看的書！”外祖母沒有進過學校， 不知道那是一些什麼書， 但她曉得那是可以讓我消磨時光， 相當於玩耍一樣的。 我在那裡很容易就找到一套《三國演義》，
那時， 在我家附近， 有一所圖書館， 是黃炎培先生主辦的中華職業教育社屬下的， 設在浦東大樓最高層。 圖書館規模雖然不大， 但比較健全， 藏書較豐， 夠我這個中學生看的了。 一個月交兩角錢租金，
《家》（開明書店版）第四版封面
我從這些圖書中， 接觸到了課堂上沒有的知識和道理：歷史、地理、社會、人生⋯⋯我看到了一個從未見過的廣闊、陌生、新奇的世界。 我開始懂得了人生的憂患和苦難，人間的是非、善惡和悲歡。比起我自己童年、少年時代經歷的清貧困苦的生活要更豐富，更可歌可泣。它使我歡樂，振奮，也使我流淚，感傷，也因此開始編織各種色彩斑駁的夢幻。在那樣薰陶感染中，鑄造我自己的性格和靈魂，昇華我自己的情感和襟懷。這些書中所蘊涵的嚮往自由、民主，崇尚愛和人道精神，張揚個性解放，反抗專制黑暗壓迫⋯⋯的思想力量實在太大了，長久地深深烙刻滲透在我的思想、情感、血脈之中，決定了我後來一生的命運。
對於我來說，巴金是其中最主要的一位啟蒙老師。我是從他那裡最早懂得了愛，懂得了愛人類，懂得了人生的目標，應該是使人變得善良些、純潔些、對別人有用些，是為了給人間添一點溫暖。也許，巴金的作品對中學生更有吸引力些。因為熱情洋溢，宣洩苦悶，渴望到更廣闊的世界裡去自由翱翔，正符合青春期的少男少女的心懷。巴金就像站在人生入口處的詩人，在呼喚引導著我們。也正如但丁說的那樣：“這裡必須根絕一切猶豫，這裡任何怯懦都無濟於事。”讓我們勇敢地迎接人生的風暴吧！
那時，我不僅狂熱地讀巴金的書，還買巴金的書。雖然家境清寒，並無餘錢可供我買書。我就把每天買早點的錢節省下來，日長天久，銖積寸累，陸續買得一些自己喜愛的書。《滅亡》《激流三部曲》《愛情的三部曲》《火三部曲》《巴金短篇集》⋯⋯等等，我都曾擁有；巴金翻譯的屠格涅夫的書我也都有，散失了一些就又設法補買，有的舊版本至今仍還保存著。
劉旦宅先生為巴金小說《家》所作的插圖
當然，隨著自己心智的成熟，我的讀書範圍更廣了。但是，巴金的書，的確是我讀新文學書的起點，也一直是我喜愛的。
正因為巴金作品在一代又一代青年中有深遠影響，在四九年後文藝界領導人不斷對巴金舊作提出批評，強調要清除其消極影響，告誡青年多讀工農兵文藝，不讀或少讀巴金、冰心的作品。到了一九五八年，上面號召插紅旗、拔白旗，大批老知識份子就被當作資產階級“白旗”，遭到批判和衝擊，成了迫害的對象。文化打手姚文元最會揣摩上面旨意，率先發動了對巴金的大批判，先後發表了好幾篇長文，聲稱：《滅亡》《家》中宣揚“陰暗的虛無主義，極端個人主義”，“對於社會主義事業，它起著思想上的腐蝕、破壞作用”，有些青年讀了他的書，“嚴重的發展到反黨。這點在去年鳴放中，是暴露得很清楚的”。姚文元還說，覺慧出走以後，有可能“變成一個反動的極端個人主義者⋯⋯”因此批判肅清巴金思想，是“青年們共產主義思想解放的一個重要方面⋯⋯”⑴從而煽動起許多高校學生、報刊對巴金圍攻，製造了種種可怕的罪名；甚至說巴金的作品引導青年墮落，仇恨、反對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等等，把青年成了“右派”的根由也挖到巴金身上。這些可以置巴金於死地的政治罪狀，用心是非常險惡叵測的。
可是，即使在這樣高壓的政治環境中，在這場持續了半年多的大批判中，仍然有許多人頑強地發出支持巴金的聲音。其中有一個參與這場批判的雜誌《文學知識》，在一九五八年十一月，曾發表過一個“來稿綜述”，稱：對巴金作品，“全部肯定這兩個‘三部曲’（指《激流三部曲》《愛情的三部曲》），有七十四篇，否定較多的有四篇，基本肯定又有所批判的有三十五篇”。如果說，這也可以算是一次准民意測驗的話，還有那麼多的青年讀者不避政治風險，公開站出來為巴金作品辯護，恰恰說明了這場批判的慘敗。一九五九年四月，這家雜誌又公佈了所收到的有關稿件竟多達近千件。可見人們是怎樣關注著巴金和他的作品的命運。許多外國通訊社、學者、作家也有公開撰文報導、評論此事，反映了他們對巴金的重視。
《家》的手稿早已遺失，這是僅存的幾頁之一
我想，對這件事可以作為一個小小旁證的是：我的二妹那時正在上海第六女中讀書。不知什麼時候開始，她悄悄地從我的書櫃裡取去《家》《春》《秋》，不僅自己讀，還借給她的同學讀。當我發現時，連她自己都不知道這幾本書已經過多少人的傳閱，最後又流落在何處，再也尋找不回來了。據說學校圖書館僅有的一套，眾多的學生是很難有機會輪上借到的。因此，我對這套解放前開明書店出版的、我自己極為珍惜的書的“失蹤”，在遺憾的同時，卻也無可奈何了。
六十年代初，我曾因為寫稿需要，到上海圖書館調查瞭解過文藝書籍出借情況。可惜當時使用的筆記本在“文革”時丟失了，沒有留下具體數字。但是，巴金小說的出借率仍然是最高的幾種之一，卻是確實無疑的。更不必說，“文革”後，《家》重印再版時為人們搶購、暢銷的熱烈場面，後來也還一直成為出版社經常重印的書目之一。更不必說稍後新寫作的《隨想錄》所帶來的又一輪新的衝擊波，八十年代，依然活躍著大批的“巴金迷”。
時光荏苒，我也已垂垂老矣！回憶起曾經哺育自己成長、帶領走過青春歲月的這些精神上的導師，不能不滿懷著感激的深情。而我又有幸，從一九六三年初次拜識巴金老人，斷斷續續有所交往，迄今已有整整四十年了。其間，又不斷得到他的關愛、教誨，聽到過他許多次率性隨意的談話，甚至還有兩次長達半個月左右朝夕相處的日子，有意無意深深感受到他處世待人的日常生活方式，和獨有的人格魅力，使我的靈魂常常受到衝擊，得到洗滌。我想把我的這些親身經歷的所見所聞所感，記錄下來，告訴讀者，對於人們認識理解這位元二十世紀文學大師的真性情、真心靈，可能多少會有一點參考作用。
這算是我們這次文學之旅的一個起點，讓我們一起走近巴金吧！
⑴ 分別見於《中國青年》1958-19，《讀書》1959-2。
本文摘自《明我長相憶：走近巴金四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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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開始懂得了人生的憂患和苦難，人間的是非、善惡和悲歡。比起我自己童年、少年時代經歷的清貧困苦的生活要更豐富，更可歌可泣。它使我歡樂，振奮，也使我流淚，感傷，也因此開始編織各種色彩斑駁的夢幻。在那樣薰陶感染中，鑄造我自己的性格和靈魂，昇華我自己的情感和襟懷。這些書中所蘊涵的嚮往自由、民主，崇尚愛和人道精神，張揚個性解放，反抗專制黑暗壓迫⋯⋯的思想力量實在太大了，長久地深深烙刻滲透在我的思想、情感、血脈之中，決定了我後來一生的命運。對於我來說，巴金是其中最主要的一位啟蒙老師。我是從他那裡最早懂得了愛，懂得了愛人類，懂得了人生的目標，應該是使人變得善良些、純潔些、對別人有用些，是為了給人間添一點溫暖。也許，巴金的作品對中學生更有吸引力些。因為熱情洋溢，宣洩苦悶，渴望到更廣闊的世界裡去自由翱翔，正符合青春期的少男少女的心懷。巴金就像站在人生入口處的詩人，在呼喚引導著我們。也正如但丁說的那樣：“這裡必須根絕一切猶豫，這裡任何怯懦都無濟於事。”讓我們勇敢地迎接人生的風暴吧！
那時，我不僅狂熱地讀巴金的書，還買巴金的書。雖然家境清寒，並無餘錢可供我買書。我就把每天買早點的錢節省下來，日長天久，銖積寸累，陸續買得一些自己喜愛的書。《滅亡》《激流三部曲》《愛情的三部曲》《火三部曲》《巴金短篇集》⋯⋯等等，我都曾擁有；巴金翻譯的屠格涅夫的書我也都有，散失了一些就又設法補買，有的舊版本至今仍還保存著。
劉旦宅先生為巴金小說《家》所作的插圖
當然，隨著自己心智的成熟，我的讀書範圍更廣了。但是，巴金的書，的確是我讀新文學書的起點，也一直是我喜愛的。
正因為巴金作品在一代又一代青年中有深遠影響，在四九年後文藝界領導人不斷對巴金舊作提出批評，強調要清除其消極影響，告誡青年多讀工農兵文藝，不讀或少讀巴金、冰心的作品。到了一九五八年，上面號召插紅旗、拔白旗，大批老知識份子就被當作資產階級“白旗”，遭到批判和衝擊，成了迫害的對象。文化打手姚文元最會揣摩上面旨意，率先發動了對巴金的大批判，先後發表了好幾篇長文，聲稱：《滅亡》《家》中宣揚“陰暗的虛無主義，極端個人主義”，“對於社會主義事業，它起著思想上的腐蝕、破壞作用”，有些青年讀了他的書，“嚴重的發展到反黨。這點在去年鳴放中，是暴露得很清楚的”。姚文元還說，覺慧出走以後，有可能“變成一個反動的極端個人主義者⋯⋯”因此批判肅清巴金思想，是“青年們共產主義思想解放的一個重要方面⋯⋯”⑴從而煽動起許多高校學生、報刊對巴金圍攻，製造了種種可怕的罪名；甚至說巴金的作品引導青年墮落，仇恨、反對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等等，把青年成了“右派”的根由也挖到巴金身上。這些可以置巴金於死地的政治罪狀，用心是非常險惡叵測的。
可是，即使在這樣高壓的政治環境中，在這場持續了半年多的大批判中，仍然有許多人頑強地發出支持巴金的聲音。其中有一個參與這場批判的雜誌《文學知識》，在一九五八年十一月，曾發表過一個“來稿綜述”，稱：對巴金作品，“全部肯定這兩個‘三部曲’（指《激流三部曲》《愛情的三部曲》），有七十四篇，否定較多的有四篇，基本肯定又有所批判的有三十五篇”。如果說，這也可以算是一次准民意測驗的話，還有那麼多的青年讀者不避政治風險，公開站出來為巴金作品辯護，恰恰說明了這場批判的慘敗。一九五九年四月，這家雜誌又公佈了所收到的有關稿件竟多達近千件。可見人們是怎樣關注著巴金和他的作品的命運。許多外國通訊社、學者、作家也有公開撰文報導、評論此事，反映了他們對巴金的重視。
《家》的手稿早已遺失，這是僅存的幾頁之一
我想，對這件事可以作為一個小小旁證的是：我的二妹那時正在上海第六女中讀書。不知什麼時候開始，她悄悄地從我的書櫃裡取去《家》《春》《秋》，不僅自己讀，還借給她的同學讀。當我發現時，連她自己都不知道這幾本書已經過多少人的傳閱，最後又流落在何處，再也尋找不回來了。據說學校圖書館僅有的一套，眾多的學生是很難有機會輪上借到的。因此，我對這套解放前開明書店出版的、我自己極為珍惜的書的“失蹤”，在遺憾的同時，卻也無可奈何了。
六十年代初，我曾因為寫稿需要，到上海圖書館調查瞭解過文藝書籍出借情況。可惜當時使用的筆記本在“文革”時丟失了，沒有留下具體數字。但是，巴金小說的出借率仍然是最高的幾種之一，卻是確實無疑的。更不必說，“文革”後，《家》重印再版時為人們搶購、暢銷的熱烈場面，後來也還一直成為出版社經常重印的書目之一。更不必說稍後新寫作的《隨想錄》所帶來的又一輪新的衝擊波，八十年代，依然活躍著大批的“巴金迷”。
時光荏苒，我也已垂垂老矣！回憶起曾經哺育自己成長、帶領走過青春歲月的這些精神上的導師，不能不滿懷著感激的深情。而我又有幸，從一九六三年初次拜識巴金老人，斷斷續續有所交往，迄今已有整整四十年了。其間，又不斷得到他的關愛、教誨，聽到過他許多次率性隨意的談話，甚至還有兩次長達半個月左右朝夕相處的日子，有意無意深深感受到他處世待人的日常生活方式，和獨有的人格魅力，使我的靈魂常常受到衝擊，得到洗滌。我想把我的這些親身經歷的所見所聞所感，記錄下來，告訴讀者，對於人們認識理解這位元二十世紀文學大師的真性情、真心靈，可能多少會有一點參考作用。
這算是我們這次文學之旅的一個起點，讓我們一起走近巴金吧！
⑴ 分別見於《中國青年》1958-19，《讀書》1959-2。
本文摘自《明我長相憶：走近巴金四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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