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梅生
提起攝影家周梅生， 很多人會聯想到他廣泛的愛好， 書法、繪畫、美術、攝影他都有涉獵， 此外他還做過攝影記者、美術編輯、學術專欄主持，
近年來， 他以“建立一個概念， 完成一個體系， 尋找一種方法”為學理基礎， 以“文獻性、學術性、藝術性”為評判準則， 在“世界遺產影像學”方面進行了開創性的工作。 在摘得第十一屆中國攝影金像獎藝術攝影類榮譽後， 他與本報記者高潔慧展開對話， 講述了他40餘年研習文化與攝影的背景故事與不解之緣。
紫禁城系列之《故宮·太和雪霽》
紫禁城系列之《故宮·奉天殿》
紫禁城系列之《天壇·祈年殿》
紫禁城系列之《天壇·圜丘》
訪談對話， 這就開始
高潔慧：您被人們熟知是由於風光攝影、商業攝影， 後來您轉而進行了文化專題的拍攝， 是出於什麼原因？
周梅生：在文化專題攝影之前我還拍過新聞攝影、商業攝影。 那時候天性使然， 對於大自然有一種發自內心的感覺， 特別鍾情于拍攝自然風光， 上世紀80年代中期憑藉九寨溝題材的作品在國際影展中嶄露頭角。 按照攝影界約定俗成的慣例， 大家把我歸類為風光攝影師。 那時候對於美的追求還僅僅是形式上的表現，
紫禁城系列之《故宮·鋪首門釘》
我決定暫時把攝影放下，不再參與中國攝影界的活動，不再關注中國的攝影媒體，不是抵制，而是怕在當時的攝影環境中受到“慣性影響”而失去獨立的判斷能力。採取了類似於佛教中“閉關”的自省修行方式，閉門讀書，這段時間我很少再拍照片，但我看照片，看亞當斯、薩爾加多、尤金·史密斯、荒木經惟等國外攝影大師的作品。而且是看原版作品，這是一種原生態的體驗。另外，利用出國機會，我還會到某些攝影家拍攝照片的地方實地感受一下，雖然時過境遷，物是人非，可能原來那張照片的畫面也已經不在，但是氣場還在，當你身處那樣一個環境中，仍然會有很多與看照片不同的感受，腳踏實地，才能感受到那些照片的分量，對攝影家有更多更深的認識。這樣的學習，讓我不再滿足照片如何拍攝，而是理解攝影家如何思想，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紫禁城系列之《故宮·午門》
在這期間我還以製作人的身份做了3年音樂，體驗不同的藝術手段在表達思想時從具象到抽象的過程和方法。攝影具象，音樂抽象，在比較中得到啟發，比較是非常殘酷而有效的手段。
因為做世界遺產這樣的大專題，我去過七大洲的56個國家，考察和拍攝了世界上重要的文化類型和自然區域，特別關注世界上其他國家攝影的狀態、現象，攝影人的思想趨勢，公眾的影像價值判斷。專題攝影無論在國內外都已經成為攝影表達的成熟形式，使得影像的力量更加強大。個人的價值取向、學術背景、性格興趣以及中國的影像環境，都是我進行文化專題拍攝的重要原因。
紫禁城系列之《故宮·內廷》
高潔慧：您是怎樣確立了拍攝中國皇家建築這樣的主題的？
周梅生：從上世紀80年代我對九寨溝、黃山、張家界等單純風光題材的拍攝，到後來對於長城、敦煌、皖南古民居、麗江古城這樣一些人文景觀的系統影像表達，完成了許多各自獨立的攝影專題。回顧我以前拍的照片，經過題材類型的梳理，我意識到這些專題都在世界遺產的範圍之內。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從1972年開始對全世界的自然和文化遺產舉行梳理考察研究，確定了《世界遺產名錄》，這個題材本身已經具有無可辯駁的重要價值，攝影人只要去把它完成就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了。
紫禁城系列之《故宮·丹陛》
世界遺產涵蓋了自然遺產和文化遺產兩種類型，後來又增加了文化景觀（即雙遺產）和非物質文化遺產。我特別關注的是文化遺產，建築在其中占了絕大多數，以我自己的經歷、興趣和知識儲備，對中國皇家文化瞭解更多。還有個便利條件是我生活在北京，地理方位上更加方便一些，當時已經拍了20多年北京故宮，對故宮的建築結構、文化內涵、拍攝時的光線機位、氣象物候等等，早已瞭若指掌。從皇家文化概念出發，這個體系包括皇家宮殿、皇家陵寢、皇家園林，皇家寺廟、皇家軍事建築等五大類建築。有了概念象徵、結構對應、功能體現的認知體系，中國的皇家建築在世界文化遺產裡的位置和影像學上的表現精准博大。不懂歷史何以寫出史詩？再大的才氣也只能是個人情感的吟風弄月。年輕的時候我什麼都喜歡玩，什麼都想嘗試，憑著本性去做事，因此拍攝的照片僅僅是賞心悅目而已，沒有深刻的思考。後來終於覺得自己要拿攝影去做點事了，發現我拍的很多名山勝水都是世界遺產，就把這部分提煉出來做成體系。對這些世界遺產和中國預備向聯合國申報的世界遺產項目，進行分類整理，探討學理基礎，從文化遺產和自然遺產的分類方法中認識到人和自然的關係，開始系統地、有計劃地拍攝世界遺產這個大專題，進而探索建立“世界遺產影像學”的可能，以學者的思維對影像做出新的解釋。一個攝影家非常重要的條件是獨立的人格精神，人格精神決定了影像的品味格調和價值觀。這是聯合國集結了全世界幾千個專家，歷時50多年的研究所確認的人類共同財富，我要做的是儘量把它的物質屬性和文化內涵以及理解感悟用攝影表現出來。
紫禁城系列之《故宮·甯壽宮》
高潔慧：您曾被稱為是“影像詩人”。您認為攝影跟其他藝術門類有怎樣的關係？比如書法、繪畫、詩歌、文學等。
周梅生：“影像詩人”是指影像的詩性表達，而不是會攝影的詩人。我不炫技，但是我特別講究攝影語言的修煉，推崇說明性和詩性俱佳的照片，我那些傳播特別廣泛的影像都是這樣的作品，不動聲色而又耐人尋味。
各藝術門類中間有個“通道”，相互影響，叫做“融會貫通”。
我9歲開始學習書法，11歲學習篆刻和繪畫，至今仍未輟筆。中國書法五千年歷史，發展成為世界上成熟的抽象藝術，僅以黑白兩色和筆劃之間的安排，便可以完成形象和情感的表達，聖者甚至將思想融入其中。從中國書法的評價標準“能品，妙品，逸品，神品”即可知其蘊奧。書法中，從單字橫豎撇捺的間架構成到詞句之間疏密疾緩的安排再至整幅作品在章法上的分行布白，氣韻意境的表達，都對我的攝影起過巨大的影響，如我早年的作品《殘荷》即有強烈的書法韻味和詩的意境。
篆刻藝術在方寸之中變化萬千，使我在攝影構圖上得到嚴謹的訓練，眼睛在取景器上的觀察和刻印章時對文字形象的安排有了融會貫通的意會。繪畫和攝影同屬造型藝術，道理相通，其意自明。人的感知模式分為行為、情感、精神幾個層次。藝術的表現形式亦有具象、寫意、抽象的階段變化，其中有許多連帶關係，潛移默化，相互滲透，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
紫禁城系列之《故宮·角樓》
我曾經用三、四年的時間在做音樂這件事。音樂和攝影有著特別明確的對照，形成音樂基本的元素是旋律和節奏，攝影當中也有旋律和節奏的元素，只不過表現的形式不一樣，如影調和構圖。繪畫與攝影是兄弟姊妹的關係，音樂與攝影是遠緣相交的關係。文學則不是簡單的故事敘述，而是通過故事表達出人類的思想與情感，這是藝術的最高階段。
我去荷蘭的阿姆斯特丹，專門去國立美術館看大畫家倫勃朗的專題展覽，看到倫勃朗對於光的觀察和在繪畫中的應用，攝影上稱側逆光的運用為典型的“倫勃朗式用光”，由此可以看到攝影和繪畫相互之間的影響。出了國立美術館往前走100米就是梵古美術館，梵古的繪畫把光完全打碎，又進行重新組合。這兩人一個傳統，一個現代，最終形成了美術史上彪炳世界的大畫家。接著往前走是當代美術館，又出現了蒙德里安，他不僅僅把色彩光線打亂了，把形象都打散了。數十年來就在講打散與集合，形成了抽象繪畫完整的理論體系。看完了以後，我覺的攝影是小兒科啊！這些東西放在攝影裡，攝影的認識與表達馬上就解決了，這就是視覺藝術之間的關係。把古今中外各種藝術門類裡的共同元素拿出來進行比較，就會得出明確的結論，相互借鑒，無論是峻厚空靈，還是繁華簡約，藝術語言豐富多彩。從小學習繪畫使得我的攝影受到潛移默化的影響，中國古典文學的修養在影像中表現為深沉濃郁的文人氣息。近十幾年我拍攝的片子裡滲透了更多的學理成分，是一種從情感到精神的昇華。影像本身的元素在弱化，內涵在強化，攝影成為我進行文化研究的一種語言方式。
紫禁城系列之《君權天命·三大殿》
高潔慧：那攝影跟您所進行的文化研究有怎樣的聯繫?
周梅生：人類文化從誕生後，必然要有一個特定形式、語言來表達。如果溯本逐源，文化基本上包含了人類活動的全部。文學家用的是文字；舞蹈和戲劇則是用肢體語言來表達人類的思想情感的藝術；第三類是視覺藝術，從繪畫到攝影、書法、雕塑皆屬於此。這些形式歸類為藝術的語言方式。
從1976年我拿相機記錄社會開始，到現在已經有41年了。在這個過程中，我發現自己對於光、色彩、形狀等元素有著特殊的感受能力，攝影可以滿足我對這個世界的判斷、理解和表達，成為我研究文化順理成章的語言方式，所以就走到了今天。
還有一個致命的問題，很多東西根本無法用文字或語言描述清楚。我在與國內外專家接觸時發現，一張照片往往就能把複雜的事情交代清楚，免去了很多解釋。所以，在世界文化遺產研究當中，影像毫無疑問有著精准到位的優勢，成為非常有效的表達方式。我們用它來解釋、記錄、表現世界文化遺產，不僅僅是一個工具，而且有其優厚的學理基礎。
紫禁城系列之《故宮·翊坤宮》
高潔慧：怎樣解釋你在拍攝世界文化遺產項目的過程中“文獻性，學術性，藝術性”的準則？
周梅生：我在拍攝世界文化遺產的過程中，接觸過考古學家、人類學家、語言學家等各種不同領域的專家。因為世界文化遺產的屬性不同，需要不同門類的專家進行研究和認定。大部分世界文化遺產最終是以文字的形式在傳播，也就是典籍。而各國語言文字的不同，使典籍的傳播天生具有極大的局限性。
紫禁城系列之《故宮·金水河》
多年來，我對攝影的要求，就是攝影要呈現出文獻性、學術性、藝術性。第一，影像的基本價值是文獻性，它應該記錄今天以證明歷史。第二，從影像中提出問題，即論點，找出論據，得出結論，是“影像學”的基本方法，這是學術性。第三，是攝影語言的運用，光線變化，影調表現，構圖安排，以及攝影器材對上述元素的影響，屬於攝影語言的表達，即影像的藝術性。有了這三點，專題攝影毫無疑問會有很高的完成度。
我的拍攝理念是“建立一個概念，完成一個體系，尋找一種方法”，完整的體系才對得起世界遺產這樣宏大的專題。“方法”是對攝影器材的選擇、拍攝技巧的把握、藝術風格的形成。一個攝影家對宏大專題的拍攝不同于設計師對工程項目的記錄。當概念、體系、方法融為一體時，目的才可以達到。
紫禁城系列之《清東陵·神道》
高潔慧：第十一屆中國攝影金像獎評委林路為您寫的評語中提到您“在‘世界遺產影像學’方面進行了開創性的工作”，您為什麼會提出建立“世界遺產影像學”這樣的學術體系？
周梅生：拍攝中國皇家建築這個專題並不是我攝影的最終目標。在專題攝影的基礎上開創“世界遺產影像學”的學術體系是我近幾年考慮比較多的事情。
在研究故宮文化的時候，我發現了很多事物在表述的時候有障礙。因為文字陳述不夠量化，不同文化程度的人理解不同，對於文字的翻譯有障礙。比方說，我的文章從中文翻譯成英文，英文翻譯成法文，法文再譯回中文，我自己都不認識這篇文章了，很多詞彙經過多重意義的轉譯，已經面目皆非。但是攝影語言很直觀，表述準確明白。比如我寫過一些文章研究故宮的城牆為什麼是紅色的，“中國紅”是怎麼來的，“中國紅”是什麼狀態？中國人對紅色的描述是有不同的狀態。比如朱為正色，第二是赤，第三是丹，第四是絳，第五是緋，都歸為紅色系列，但是沒辦法用語言或文字準確分辨出來，攝影卻一目了然，能夠準確地表現出色彩的區別，影像是最直接的表達方式。我把攝影當作研究世界文化遺產的語言方式，“世界遺產影像學”學術體系重要的基礎語言。
紫禁城系列之《清西陵·崇陵》
做世界遺產不是急功近利、一蹴而就的事，攝影有很多事情可做，有人想攀登高峰，有人想先鋒前衛，但我只想把學問做得更深刻。哪怕我只是塊墊腳石，為中國的攝影補一塊短板，打一個基礎，探索攝影學術性研究的可能。正如我在獲獎感言中提到的：“歷屆金像獎作品經常會成為風向標，引導一個時期的攝影潮流。我更願意成為一塊攝影文化的鋪路石。文化是攝影的底蘊與內涵，文化是攝影的品味與格調，文化是攝影的命脈與靈魂。在攝影的生命歷程中，呈現天地萬物的自在，傳達人類心智的清明，印證思想精神的美麗。為此，我將不懈地努力。
高潔慧：攝影技術革新日新月異，您認為攝影新人該如何處理好攝影理念與攝影技術的關係？
周梅生：說到底攝影的本質是要表達人類的思想、精神。攝影器材越進步，把握的精度越高、越準確。營養過度有時對正常健康反而是一種損害，屈就於技巧和高科技的器材性能之中，就無法應對攝影生命的考驗。一定不能為外在表現所困惑，鑽牛角尖——就物質說物質，就技術說技術，就器材說器材，而迷失了對攝影本質的追求。大多數的攝影技巧和器材只要花費足夠的時間和金錢就可以得到，創造性靈感卻有錢無覓處。技術和器材在飛速發展，有了思想的駕馭，攝影才能遨遊長空。當思想平庸時，相機也無奈。
紫禁城系列之《故宮·王朝背影》
紫禁城系列之《故宮·鋪首門釘》
我決定暫時把攝影放下，不再參與中國攝影界的活動，不再關注中國的攝影媒體，不是抵制，而是怕在當時的攝影環境中受到“慣性影響”而失去獨立的判斷能力。採取了類似於佛教中“閉關”的自省修行方式，閉門讀書，這段時間我很少再拍照片，但我看照片，看亞當斯、薩爾加多、尤金·史密斯、荒木經惟等國外攝影大師的作品。而且是看原版作品，這是一種原生態的體驗。另外，利用出國機會，我還會到某些攝影家拍攝照片的地方實地感受一下，雖然時過境遷，物是人非，可能原來那張照片的畫面也已經不在，但是氣場還在，當你身處那樣一個環境中，仍然會有很多與看照片不同的感受，腳踏實地，才能感受到那些照片的分量，對攝影家有更多更深的認識。這樣的學習，讓我不再滿足照片如何拍攝，而是理解攝影家如何思想，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紫禁城系列之《故宮·午門》
在這期間我還以製作人的身份做了3年音樂，體驗不同的藝術手段在表達思想時從具象到抽象的過程和方法。攝影具象，音樂抽象，在比較中得到啟發，比較是非常殘酷而有效的手段。
因為做世界遺產這樣的大專題，我去過七大洲的56個國家，考察和拍攝了世界上重要的文化類型和自然區域，特別關注世界上其他國家攝影的狀態、現象，攝影人的思想趨勢，公眾的影像價值判斷。專題攝影無論在國內外都已經成為攝影表達的成熟形式，使得影像的力量更加強大。個人的價值取向、學術背景、性格興趣以及中國的影像環境，都是我進行文化專題拍攝的重要原因。
紫禁城系列之《故宮·內廷》
高潔慧：您是怎樣確立了拍攝中國皇家建築這樣的主題的？
周梅生：從上世紀80年代我對九寨溝、黃山、張家界等單純風光題材的拍攝，到後來對於長城、敦煌、皖南古民居、麗江古城這樣一些人文景觀的系統影像表達，完成了許多各自獨立的攝影專題。回顧我以前拍的照片，經過題材類型的梳理，我意識到這些專題都在世界遺產的範圍之內。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從1972年開始對全世界的自然和文化遺產舉行梳理考察研究，確定了《世界遺產名錄》，這個題材本身已經具有無可辯駁的重要價值，攝影人只要去把它完成就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了。
紫禁城系列之《故宮·丹陛》
世界遺產涵蓋了自然遺產和文化遺產兩種類型，後來又增加了文化景觀（即雙遺產）和非物質文化遺產。我特別關注的是文化遺產，建築在其中占了絕大多數，以我自己的經歷、興趣和知識儲備，對中國皇家文化瞭解更多。還有個便利條件是我生活在北京，地理方位上更加方便一些，當時已經拍了20多年北京故宮，對故宮的建築結構、文化內涵、拍攝時的光線機位、氣象物候等等，早已瞭若指掌。從皇家文化概念出發，這個體系包括皇家宮殿、皇家陵寢、皇家園林，皇家寺廟、皇家軍事建築等五大類建築。有了概念象徵、結構對應、功能體現的認知體系，中國的皇家建築在世界文化遺產裡的位置和影像學上的表現精准博大。不懂歷史何以寫出史詩？再大的才氣也只能是個人情感的吟風弄月。年輕的時候我什麼都喜歡玩，什麼都想嘗試，憑著本性去做事，因此拍攝的照片僅僅是賞心悅目而已，沒有深刻的思考。後來終於覺得自己要拿攝影去做點事了，發現我拍的很多名山勝水都是世界遺產，就把這部分提煉出來做成體系。對這些世界遺產和中國預備向聯合國申報的世界遺產項目，進行分類整理，探討學理基礎，從文化遺產和自然遺產的分類方法中認識到人和自然的關係，開始系統地、有計劃地拍攝世界遺產這個大專題，進而探索建立“世界遺產影像學”的可能，以學者的思維對影像做出新的解釋。一個攝影家非常重要的條件是獨立的人格精神，人格精神決定了影像的品味格調和價值觀。這是聯合國集結了全世界幾千個專家，歷時50多年的研究所確認的人類共同財富，我要做的是儘量把它的物質屬性和文化內涵以及理解感悟用攝影表現出來。
紫禁城系列之《故宮·甯壽宮》
高潔慧：您曾被稱為是“影像詩人”。您認為攝影跟其他藝術門類有怎樣的關係？比如書法、繪畫、詩歌、文學等。
周梅生：“影像詩人”是指影像的詩性表達，而不是會攝影的詩人。我不炫技，但是我特別講究攝影語言的修煉，推崇說明性和詩性俱佳的照片，我那些傳播特別廣泛的影像都是這樣的作品，不動聲色而又耐人尋味。
各藝術門類中間有個“通道”，相互影響，叫做“融會貫通”。
我9歲開始學習書法，11歲學習篆刻和繪畫，至今仍未輟筆。中國書法五千年歷史，發展成為世界上成熟的抽象藝術，僅以黑白兩色和筆劃之間的安排，便可以完成形象和情感的表達，聖者甚至將思想融入其中。從中國書法的評價標準“能品，妙品，逸品，神品”即可知其蘊奧。書法中，從單字橫豎撇捺的間架構成到詞句之間疏密疾緩的安排再至整幅作品在章法上的分行布白，氣韻意境的表達，都對我的攝影起過巨大的影響，如我早年的作品《殘荷》即有強烈的書法韻味和詩的意境。
篆刻藝術在方寸之中變化萬千，使我在攝影構圖上得到嚴謹的訓練，眼睛在取景器上的觀察和刻印章時對文字形象的安排有了融會貫通的意會。繪畫和攝影同屬造型藝術，道理相通，其意自明。人的感知模式分為行為、情感、精神幾個層次。藝術的表現形式亦有具象、寫意、抽象的階段變化，其中有許多連帶關係，潛移默化，相互滲透，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
紫禁城系列之《故宮·角樓》
我曾經用三、四年的時間在做音樂這件事。音樂和攝影有著特別明確的對照，形成音樂基本的元素是旋律和節奏，攝影當中也有旋律和節奏的元素，只不過表現的形式不一樣，如影調和構圖。繪畫與攝影是兄弟姊妹的關係，音樂與攝影是遠緣相交的關係。文學則不是簡單的故事敘述，而是通過故事表達出人類的思想與情感，這是藝術的最高階段。
我去荷蘭的阿姆斯特丹，專門去國立美術館看大畫家倫勃朗的專題展覽，看到倫勃朗對於光的觀察和在繪畫中的應用，攝影上稱側逆光的運用為典型的“倫勃朗式用光”，由此可以看到攝影和繪畫相互之間的影響。出了國立美術館往前走100米就是梵古美術館，梵古的繪畫把光完全打碎，又進行重新組合。這兩人一個傳統，一個現代，最終形成了美術史上彪炳世界的大畫家。接著往前走是當代美術館，又出現了蒙德里安，他不僅僅把色彩光線打亂了，把形象都打散了。數十年來就在講打散與集合，形成了抽象繪畫完整的理論體系。看完了以後，我覺的攝影是小兒科啊！這些東西放在攝影裡，攝影的認識與表達馬上就解決了，這就是視覺藝術之間的關係。把古今中外各種藝術門類裡的共同元素拿出來進行比較，就會得出明確的結論，相互借鑒，無論是峻厚空靈，還是繁華簡約，藝術語言豐富多彩。從小學習繪畫使得我的攝影受到潛移默化的影響，中國古典文學的修養在影像中表現為深沉濃郁的文人氣息。近十幾年我拍攝的片子裡滲透了更多的學理成分，是一種從情感到精神的昇華。影像本身的元素在弱化，內涵在強化，攝影成為我進行文化研究的一種語言方式。
紫禁城系列之《君權天命·三大殿》
高潔慧：那攝影跟您所進行的文化研究有怎樣的聯繫?
周梅生：人類文化從誕生後，必然要有一個特定形式、語言來表達。如果溯本逐源，文化基本上包含了人類活動的全部。文學家用的是文字；舞蹈和戲劇則是用肢體語言來表達人類的思想情感的藝術；第三類是視覺藝術，從繪畫到攝影、書法、雕塑皆屬於此。這些形式歸類為藝術的語言方式。
從1976年我拿相機記錄社會開始，到現在已經有41年了。在這個過程中，我發現自己對於光、色彩、形狀等元素有著特殊的感受能力，攝影可以滿足我對這個世界的判斷、理解和表達，成為我研究文化順理成章的語言方式，所以就走到了今天。
還有一個致命的問題，很多東西根本無法用文字或語言描述清楚。我在與國內外專家接觸時發現，一張照片往往就能把複雜的事情交代清楚，免去了很多解釋。所以，在世界文化遺產研究當中，影像毫無疑問有著精准到位的優勢，成為非常有效的表達方式。我們用它來解釋、記錄、表現世界文化遺產，不僅僅是一個工具，而且有其優厚的學理基礎。
紫禁城系列之《故宮·翊坤宮》
高潔慧：怎樣解釋你在拍攝世界文化遺產項目的過程中“文獻性，學術性，藝術性”的準則？
周梅生：我在拍攝世界文化遺產的過程中，接觸過考古學家、人類學家、語言學家等各種不同領域的專家。因為世界文化遺產的屬性不同，需要不同門類的專家進行研究和認定。大部分世界文化遺產最終是以文字的形式在傳播，也就是典籍。而各國語言文字的不同，使典籍的傳播天生具有極大的局限性。
紫禁城系列之《故宮·金水河》
多年來，我對攝影的要求，就是攝影要呈現出文獻性、學術性、藝術性。第一，影像的基本價值是文獻性，它應該記錄今天以證明歷史。第二，從影像中提出問題，即論點，找出論據，得出結論，是“影像學”的基本方法，這是學術性。第三，是攝影語言的運用，光線變化，影調表現，構圖安排，以及攝影器材對上述元素的影響，屬於攝影語言的表達，即影像的藝術性。有了這三點，專題攝影毫無疑問會有很高的完成度。
我的拍攝理念是“建立一個概念，完成一個體系，尋找一種方法”，完整的體系才對得起世界遺產這樣宏大的專題。“方法”是對攝影器材的選擇、拍攝技巧的把握、藝術風格的形成。一個攝影家對宏大專題的拍攝不同于設計師對工程項目的記錄。當概念、體系、方法融為一體時，目的才可以達到。
紫禁城系列之《清東陵·神道》
高潔慧：第十一屆中國攝影金像獎評委林路為您寫的評語中提到您“在‘世界遺產影像學’方面進行了開創性的工作”，您為什麼會提出建立“世界遺產影像學”這樣的學術體系？
周梅生：拍攝中國皇家建築這個專題並不是我攝影的最終目標。在專題攝影的基礎上開創“世界遺產影像學”的學術體系是我近幾年考慮比較多的事情。
在研究故宮文化的時候，我發現了很多事物在表述的時候有障礙。因為文字陳述不夠量化，不同文化程度的人理解不同，對於文字的翻譯有障礙。比方說，我的文章從中文翻譯成英文，英文翻譯成法文，法文再譯回中文，我自己都不認識這篇文章了，很多詞彙經過多重意義的轉譯，已經面目皆非。但是攝影語言很直觀，表述準確明白。比如我寫過一些文章研究故宮的城牆為什麼是紅色的，“中國紅”是怎麼來的，“中國紅”是什麼狀態？中國人對紅色的描述是有不同的狀態。比如朱為正色，第二是赤，第三是丹，第四是絳，第五是緋，都歸為紅色系列，但是沒辦法用語言或文字準確分辨出來，攝影卻一目了然，能夠準確地表現出色彩的區別，影像是最直接的表達方式。我把攝影當作研究世界文化遺產的語言方式，“世界遺產影像學”學術體系重要的基礎語言。
紫禁城系列之《清西陵·崇陵》
做世界遺產不是急功近利、一蹴而就的事，攝影有很多事情可做，有人想攀登高峰，有人想先鋒前衛，但我只想把學問做得更深刻。哪怕我只是塊墊腳石，為中國的攝影補一塊短板，打一個基礎，探索攝影學術性研究的可能。正如我在獲獎感言中提到的：“歷屆金像獎作品經常會成為風向標，引導一個時期的攝影潮流。我更願意成為一塊攝影文化的鋪路石。文化是攝影的底蘊與內涵，文化是攝影的品味與格調，文化是攝影的命脈與靈魂。在攝影的生命歷程中，呈現天地萬物的自在，傳達人類心智的清明，印證思想精神的美麗。為此，我將不懈地努力。
高潔慧：攝影技術革新日新月異，您認為攝影新人該如何處理好攝影理念與攝影技術的關係？
周梅生：說到底攝影的本質是要表達人類的思想、精神。攝影器材越進步，把握的精度越高、越準確。營養過度有時對正常健康反而是一種損害，屈就於技巧和高科技的器材性能之中，就無法應對攝影生命的考驗。一定不能為外在表現所困惑，鑽牛角尖——就物質說物質，就技術說技術，就器材說器材，而迷失了對攝影本質的追求。大多數的攝影技巧和器材只要花費足夠的時間和金錢就可以得到，創造性靈感卻有錢無覓處。技術和器材在飛速發展，有了思想的駕馭，攝影才能遨遊長空。當思想平庸時，相機也無奈。
紫禁城系列之《故宮·王朝背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