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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位得過冰心獎的鄉村女教師,幹了一件卡爾維諾也幹過的事

【編者按】《中國故事》是冰心兒童文學獎得主、鄉村教師一葦整理重述的中國傳統民間童話故事結集。 2010年開始, 她暫時放棄個人的文學創作, 開啟中國故事重述工作, 經過六年工作, 一葦選定中國根源故事300個, 本書收集了81個她重述的故事。 她的重述, 既要完全保持童話故事的原初面貌, 又要以今天的兒童觀和價值觀重新闡釋。

一葦是廣東的一位鄉村教師, 也是一位兒童文學作家, 十年前就獲得過冰心文學獎。

一葦重述的《中國故事》

中國故事, 如果按照更為通行的叫法, 或許應該被稱作“民間故事”。

但當下, “民間故事”這個名詞似乎已經背上了本不該由故事來背的汙名。 在大部分情況下, 翻開一本民間故事集, 意味著你會看到千篇一律的情節和一本正經的說教面孔, 以及枯燥無味的語言。 翻看這樣的民間故事集, 你不知道, 我們的祖先為什麼要把這些故事代代相傳, 其中的精神和意義到底何在。

沒有孩子會喜歡這樣的故事集, 他們會搖著頭說無聊, 會把這些書拋在一邊。

民間故事, 就這樣被“殺死”了。

《田螺姑娘》插圖

中國的家長, 大都會在某個階段給孩子們準備一部《格林童話》, 但他們大概不會深究, 《格林童話》源自德意志民族的民間故事, 其中浸潤著的, 是德意志的文化與精神傳統。 從這個意義來說, 我們把所謂的民間故事這個概念, 換成更具精神性的“根源故事”, 可能更為恰當, 因為每個民族傳承都有自己的根源故事, 代表的都是本民族獨特的精神傳統。

如今, 《格林童話》大概在全球範圍內都成了經典兒童文學的閱讀標配。 但或許很少有人會去思考, 格林童話, 是否真的可以代表人類故事傳承的全部。

一百年前, 《格林童話》剛剛傳入中國的時候, 中國的現代兒童意識, 正處於萌發之時。 當時的中國學者, 包括魯迅、周作人、顧頡剛, 等等, 一方面驚歎于《格林童話》的現代意識, 一方面開始致力於以同樣的模式發現和記錄中國的故事, 以成就中國人自己的《格林童話》。

但當時他們並沒有意識到, 《格林童話》雖然源自民間故事, 卻又與民間故事完全不同, 它是作為現代作家的格林兄弟的創作結果, 前後經過了七次修訂和重述。 兒童文學評論家韋葦先生說, “從民間文學到兒童文學是一條康莊大道”,

《格林童話》走的, 便是這條康莊大道。

然而, 儘管歷經了百年之久, 儘管人們收集了數以萬計, 字數以億計的中國民間故事, 但中國故事從民間到文學的這條大道, 卻沒有人能夠走完。 以至於我們今天捧讀任何一本中國故事集, 都無法看到和記住任何一個寫作者的名字。 相對中國故事悠久而深厚的傳統, 這不得不說是一件遺憾的事。

《雲中落繡鞋》插圖

我們現在看到的中國民間故事,大部分是沒有寫作者名字的,更沒有人如格林兄弟一樣,把自己的名字置於自己民族的故事集之上。而沒有名字,又怎能有性格?沒有名字,人們又拿什麼記住你呢?

今日世界各主要民族,很多都有本民族故事的決定性文學版本。《格林童話》自不必說,與格林兄弟幾乎同時,挪威人阿斯比約恩森就完成了《挪威童話故事》的整理,其他例如雅各斯的《英格蘭童話故事》、阿法納西耶夫的《俄羅斯童話故事》、卡拉季齊的《塞爾維亞童話故事》、關敬吾的《日本童話故事》、卡爾維諾的《義大利童話故事》,還有勞爾·洛伊奈的《芬蘭童話故事》等,不同民族的根源故事,共同構成了傳承自遠古的人類精神。

翻閱這些不同民族的故事,我們很容易看到各種似曾相識的故事,例如著名的《灰姑娘》,據說已經有了數以千計的不同版本。很顯然,除了專門的學者,沒有人需要閱讀所有這些故事,但作為一種文化精神,每個民族自己的根源故事,又都需要有真正的傳承。

傳承,當然不是固守傳統,而是要在不同的時代,對故事有不同的理解和闡釋。換一句說,需要寫作者賦予那些悠久的故事以現代價值。從歷史的角度來說,這個工作是常做常新的,也正因為如此,直到今日,在世界範圍內,也還有大作家們持續不斷地去翻新和重述傳統的故事。而在中國,這個重要的工作,實在是被忽視和耽誤得太久了。故事存在於歷史裡,而歷史,也可以存在於故事裡。比如世界上最著名的智者故事納斯列丁·霍加(即阿凡提),在中國也有與之相應的類型,明代的兩位大才子徐文長和解縉,就成了大量民間故事的主人公。到了清朝,像《聊齋志異》這樣的文言小說,又吸納了大量的民間故事元素。

在中國,人們記錄和創作故事的歷史是沒有停止過的,與《格林童話》相比,我們沒能做到的,是站在孩子的角度,把故事講好。

一葦,是我們這個時代講故事的人,她為中國故事做了一百年前就應該有人做的重要工作。但我們很難說,她是中國故事的發現者、整理者,或打撈者,倒不如說,她是被生生不息的中國故事選中,要去完成那個神聖任務的人,更合適。我們必須感謝一葦,為《中國故事》寫下了現代意義上的序章,但很可能,即便沒有一葦,中國故事,也總是會有辦法,講述自己的。

一葦,本名黃俏燕,是廣東的一位初中和小學教師,也是一位兒童文學作家,十年前,就獲得了冰心文學獎。但與中國故事的相遇,讓她不得不中斷了自己的文學創作,全心全意投入到對故事的搜集和重述當中。用一葦自己的話說,她是在中國故事裡面長大的,小時候,祖父給她講了無數個故事,為她創造了一個中國故事的奇幻世界,但長大以後,當她想要重溫童年的美好回憶之時,卻發現那些“民間故事集”面目可憎,根本不是在傳承故事,反而像是在謀殺故事。在這樣的強烈刺激之下,重述故事,還中國故事以文學魅力和兒童價值,就成了這個曾經的兒童文學作家,現在的故事整理者,不得不去完成的一個任務。

當然,一葦不是格林兄弟,她不需要再走遍天涯去收集故事了,她的苦惱不是缺少故事,而是要披沙揀金,從億萬字的文獻當中,找到最具有現代活力,也最具有傳統精神的核心故事。從這個角度,她的工作倒是和卡爾維諾有些相似——卡爾維諾就是在浩瀚的義大利故事文獻當中挑選故事,然後花一年時間完成重述的。

不過,一葦比卡爾維諾的工作量要大得多,她總共選出了300個故事,到現在為止,也還沒有全部完成重述工作。今天,《中國故事》第一卷的81個故事正式出版,距她正式落筆,已經過去了六年,而如果從她開始構思和籌畫這個工作算起,則已經有了整整十年。

董永遇仙

十年,與故事的相守,是寂寞的。在西方,重述故事是一個寫作傳統,連埃柯,阿斯圖裡亞斯這樣的大師都幹過這樣的事,但在當下的中國,重述民間故事,意味著幾乎放棄了自我的寫作道路,甚至,自我放逐於寫作者的行列。當一葦選擇重述故事這條道路的時候,她聽到的最多質疑是,這些老掉牙的東西有什麼意義?如果別人講不好這些故事,憑什麼你就可以講好?

他人的質疑並非毫無道理,如何講好中國故事,是一葦必須解決的頭等大問題。那些記憶中的鮮活故事,落到紙上卻變得面目可憎,一葦剛剛開始自己工作的時候,她發現,自己做的,並不比那些不肯留下名字的各路民間故事“編著者”好多少,以至於她一度懷疑,是不是自己根本不適合做這個工作,抑或是,中國故事內部本身有缺陷,無法實現現代化的講述?

事實當然並非如此。在與中國故事的漫長相守之後,一葦最終在兩個不同的方向上獲得了故事的啟迪。第一是文獻,一個故事講不好,有可能是記錄文獻本身的問題,故事的內核與靈魂,在記錄的過程當中流失了,解決這個問題沒有別的辦法,只有收集更多的文獻,當你把同一個故事在中國大地上流傳的不同版本,有時候甚至是幾十上百個版本都找到之後,那些藏在不同版本當中的故事的靈魂碎片,就會慢慢呈現,故事本身的面貌,也就呼之欲出。

一葦的第二個路徑,是講述。她在自己的課堂上,開了故事課,每週為孩子們講述中國故事,在這裡,她能夠親眼目睹孩子們對故事的熱情,更能從孩子們對不同細節的反應,找到故事被講述出來時該有的樣子。

一篇,兩篇;一年,兩年。有了這兩條路徑,一葦慢慢找到了中國故事的精魂所在,她一篇一篇把故事講述下來,把這些故事講給孩子們聽,把這些故事變成文字,讓故事呈現出新的活力。她沒有想到的是,在她捕捉故事靈魂的時候,也需要把自己的生命交付給故事的。

一葦渡江

《雲中落繡鞋》插圖

我們現在看到的中國民間故事,大部分是沒有寫作者名字的,更沒有人如格林兄弟一樣,把自己的名字置於自己民族的故事集之上。而沒有名字,又怎能有性格?沒有名字,人們又拿什麼記住你呢?

今日世界各主要民族,很多都有本民族故事的決定性文學版本。《格林童話》自不必說,與格林兄弟幾乎同時,挪威人阿斯比約恩森就完成了《挪威童話故事》的整理,其他例如雅各斯的《英格蘭童話故事》、阿法納西耶夫的《俄羅斯童話故事》、卡拉季齊的《塞爾維亞童話故事》、關敬吾的《日本童話故事》、卡爾維諾的《義大利童話故事》,還有勞爾·洛伊奈的《芬蘭童話故事》等,不同民族的根源故事,共同構成了傳承自遠古的人類精神。

翻閱這些不同民族的故事,我們很容易看到各種似曾相識的故事,例如著名的《灰姑娘》,據說已經有了數以千計的不同版本。很顯然,除了專門的學者,沒有人需要閱讀所有這些故事,但作為一種文化精神,每個民族自己的根源故事,又都需要有真正的傳承。

傳承,當然不是固守傳統,而是要在不同的時代,對故事有不同的理解和闡釋。換一句說,需要寫作者賦予那些悠久的故事以現代價值。從歷史的角度來說,這個工作是常做常新的,也正因為如此,直到今日,在世界範圍內,也還有大作家們持續不斷地去翻新和重述傳統的故事。而在中國,這個重要的工作,實在是被忽視和耽誤得太久了。故事存在於歷史裡,而歷史,也可以存在於故事裡。比如世界上最著名的智者故事納斯列丁·霍加(即阿凡提),在中國也有與之相應的類型,明代的兩位大才子徐文長和解縉,就成了大量民間故事的主人公。到了清朝,像《聊齋志異》這樣的文言小說,又吸納了大量的民間故事元素。

在中國,人們記錄和創作故事的歷史是沒有停止過的,與《格林童話》相比,我們沒能做到的,是站在孩子的角度,把故事講好。

一葦,是我們這個時代講故事的人,她為中國故事做了一百年前就應該有人做的重要工作。但我們很難說,她是中國故事的發現者、整理者,或打撈者,倒不如說,她是被生生不息的中國故事選中,要去完成那個神聖任務的人,更合適。我們必須感謝一葦,為《中國故事》寫下了現代意義上的序章,但很可能,即便沒有一葦,中國故事,也總是會有辦法,講述自己的。

一葦,本名黃俏燕,是廣東的一位初中和小學教師,也是一位兒童文學作家,十年前,就獲得了冰心文學獎。但與中國故事的相遇,讓她不得不中斷了自己的文學創作,全心全意投入到對故事的搜集和重述當中。用一葦自己的話說,她是在中國故事裡面長大的,小時候,祖父給她講了無數個故事,為她創造了一個中國故事的奇幻世界,但長大以後,當她想要重溫童年的美好回憶之時,卻發現那些“民間故事集”面目可憎,根本不是在傳承故事,反而像是在謀殺故事。在這樣的強烈刺激之下,重述故事,還中國故事以文學魅力和兒童價值,就成了這個曾經的兒童文學作家,現在的故事整理者,不得不去完成的一個任務。

當然,一葦不是格林兄弟,她不需要再走遍天涯去收集故事了,她的苦惱不是缺少故事,而是要披沙揀金,從億萬字的文獻當中,找到最具有現代活力,也最具有傳統精神的核心故事。從這個角度,她的工作倒是和卡爾維諾有些相似——卡爾維諾就是在浩瀚的義大利故事文獻當中挑選故事,然後花一年時間完成重述的。

不過,一葦比卡爾維諾的工作量要大得多,她總共選出了300個故事,到現在為止,也還沒有全部完成重述工作。今天,《中國故事》第一卷的81個故事正式出版,距她正式落筆,已經過去了六年,而如果從她開始構思和籌畫這個工作算起,則已經有了整整十年。

董永遇仙

十年,與故事的相守,是寂寞的。在西方,重述故事是一個寫作傳統,連埃柯,阿斯圖裡亞斯這樣的大師都幹過這樣的事,但在當下的中國,重述民間故事,意味著幾乎放棄了自我的寫作道路,甚至,自我放逐於寫作者的行列。當一葦選擇重述故事這條道路的時候,她聽到的最多質疑是,這些老掉牙的東西有什麼意義?如果別人講不好這些故事,憑什麼你就可以講好?

他人的質疑並非毫無道理,如何講好中國故事,是一葦必須解決的頭等大問題。那些記憶中的鮮活故事,落到紙上卻變得面目可憎,一葦剛剛開始自己工作的時候,她發現,自己做的,並不比那些不肯留下名字的各路民間故事“編著者”好多少,以至於她一度懷疑,是不是自己根本不適合做這個工作,抑或是,中國故事內部本身有缺陷,無法實現現代化的講述?

事實當然並非如此。在與中國故事的漫長相守之後,一葦最終在兩個不同的方向上獲得了故事的啟迪。第一是文獻,一個故事講不好,有可能是記錄文獻本身的問題,故事的內核與靈魂,在記錄的過程當中流失了,解決這個問題沒有別的辦法,只有收集更多的文獻,當你把同一個故事在中國大地上流傳的不同版本,有時候甚至是幾十上百個版本都找到之後,那些藏在不同版本當中的故事的靈魂碎片,就會慢慢呈現,故事本身的面貌,也就呼之欲出。

一葦的第二個路徑,是講述。她在自己的課堂上,開了故事課,每週為孩子們講述中國故事,在這裡,她能夠親眼目睹孩子們對故事的熱情,更能從孩子們對不同細節的反應,找到故事被講述出來時該有的樣子。

一篇,兩篇;一年,兩年。有了這兩條路徑,一葦慢慢找到了中國故事的精魂所在,她一篇一篇把故事講述下來,把這些故事講給孩子們聽,把這些故事變成文字,讓故事呈現出新的活力。她沒有想到的是,在她捕捉故事靈魂的時候,也需要把自己的生命交付給故事的。

一葦渡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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