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起現代學者的演講才能， 胡適即便稱不上首屈一指， 也肯定名列前茅。 這得益於他早年在康奈爾大學選修過一門演講課程， 從此開啟了“後來有訓練的講演生涯”， 並且“曆四、五十年而不衰”；作為一種全新的自我表達方式， 演講也影響到他日後的文學觀念， 因為“公開講演也是個最好的機會， 讓一個人去訓練他自己的寫作”， “這樣可使他以寫作的方式， 對他要表達的題目瞭解得更清楚”（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唐德剛譯注《胡適口述自傳》第四章《青年期的政治訓練》）。
在留美期間的日記中， 胡適曾作過“白話文言之優劣比較”，
不過話說回來， 口頭演說畢竟不能貿然與案頭撰著等量齊觀，
不同版本的《中學國文的教授》
1920年3月13日， 胡適在北京高等師範學校附屬中學國文研究部做過一次題為“中學國文的教授”的演講， 演講內容經由周蘧——也就是後來以經學史研究著稱的周予同——記錄整理， 當月就刊登在該校主辦的《教育叢刊》第二集上。 胡適在演講中對教育部規定的中學國文課程頗多詬病， 尤其主張“習字、文字源流、文學史都廢去， 習字盡可在課外練習， 不必空占時間， 所以廢去， 文字源流可以不必教， 並且現在用的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書是很荒謬的， 文學史也是商務印書館出版的，
《教育叢刊》本《中學國文的教授》
這篇記錄稿大概並沒有經過胡適的審核修訂， 因為在演講結束一星期之後， 他在日記中又提到“作文‘中學國文’”（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 1920年3月20日條）。
比如， 上文所引演講中的那段批評， 在《新青年》上發表時就被修改成：“寫字決不是每週一小時的課堂習字能夠教得好的， 故可刪去。
《新青年》本《中學國文的教授》
近年來相繼有梁心的《胡適關於中學國文教育的三次講演——側重第三次講演》（載《社會科學研究》2009年第1期）和瞿駿的《新文化的“到手”與“入心”》（載2016年8月12日《文匯報•文匯學人》），對胡適此次演講的始末原委做過細緻的爬梳和分析，但並不意味著就此題無剩義。比如胡適在演講中指責的那些教材內容究竟如何？對教材的出版方商務印書館，胡適為何在演講時點名道姓，而在修訂成文時卻又避而不談？這些問題都值得繼續深究。我們姑且以其中涉及的文學史教材為例，對相關史料略作鉤沉研討。
保守的王夢曾《中國文學史》
頒行於1904年的《奏定中學堂章程》中列有“中國文學”科目，其中有一項課程內容要求“講中國古今文章流別、文風盛衰之要略”。參照同時頒佈的《奏定大學堂章程》，其中提到“歷代文章流別（日本有《中國文學史》，可仿其意自行編纂講授）”，可知所謂“中國古今文章流別”云云實際上就是指中國文學史而言。只是國事稠濁，風雨如晦，這些規定並未真正落實。直至1912年頒佈《中學校令施行規則》，再次明確規定：“國文首宜授以近世文，漸及于近古文，並文字源流、文法要略及文學史之大概。”次年發佈的《中學校課程標準》也列有“中國文學史”。文學史由此正式列入中學階段的國文課程，與此相應的教材也應運而生了。
商務印書館在1914年8月便瞄準商機，捷足先登出版了民國建立以來第一本專供中學使用的《中國文學史》，到了11月又推出了與之配套的《中國文學史參考書》，兩書的編纂者均為時任浙江省立第一中學教員的王夢曾。這本《中國文學史》不僅在封面上印有“共和國教科書”字樣，目錄和正文中也都標明“中學校教科書”，處處提醒讀者加以注意。版權頁上還特意印有教育部的審定批詞：“教科書簡括得要，參考書印證得宜，于學者、教者皆足資研究，應准審定，作為中學校教科書及教員參考書可也。”更是藉此標榜自己符合規定，切於實用。
王夢曾《中國文學史》版權頁
在《編輯大意》中，王夢曾也宣稱：“本書恪遵部定中學章程編纂，以供中學校學生之用。”還特意指出：“本書共二萬餘言，以全年四十周計，每週約授五百言，足供一年之用。”對課時安排及講授進度也加以說明，足見考慮極為周詳。
依仗商務印書館在宣傳、流通、銷售等環節的高效運作，截至1926年，這本教材就連續印刷達二十版之多。胡適在演講中所說的“文學史也是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毫無疑問正是針對此書而言。
不過，稍加翻閱，就會發現此書內容頗為奇特。王夢曾在《編輯大意》中曾交代撰著的經過：“編纂方法以文為主體，史學、小說、詩詞、歌曲等為附庸，文字為文章之源，亦著其因革，其他經學、理學等只旁及焉。”儘管以文學作為主要論述對象，同時卻又闌入“史學”、“文字”、“經學”、“理學”等內容，與通常的文學觀念頗有扞格。這在章節安排上也有所體現，如第一編《孕育時代》包括《六經之遞作》和《諸子百家之朋興》兩章，內容更接近哲學史；後面的章節中還有“史家紀傳體之成立”、“字體之變更”、“古史學之發明”、“史學之複盛”、“史學家之馳騖”、“史學家之改進”等名目，顯然和文字學、史學的關係更為密切。
王夢曾《中國文學史》目錄
有些章節看似專注于文學，實則內容相當駁雜，如第五十一節《記事文之就衰》有一大段評論：“南宋史學大盛，並多奇創之作。胡宏作《皇王大紀》，羅泌作《路史》，始破除尊經之成例；鄭樵作《通志》，又破除斷代為史之成例，而《二十略》之作，通括歷代政治、學術而著之篇，尤為發前人所未發；至於朱熹因《通鑒》作《綱目》，寓以褒貶；袁樞因《通鑒》作《紀事本末》，便於記覽；馬貴與因唐杜佑《通典》作《通考》，廣厥體例，皆特殊之著作。元以來史學衰，元人所修各史，《宋史》蕪雜，《遼》、《金》疏漏。明初修《元史》，尤為粗率雲。”其實和文學史並無關聯，更適宜放到史學史中。儘管這種龐雜的“文學”觀念古已有之，在早期文學史著作中也並不鮮見，但在接受了現代西方文學觀念的胡適眼中，肯定顯得大而無當，汗漫無所歸依。
更令胡適產生強烈不滿，以至要斥之為“荒謬”的，還有這部文學史所呈現的保守立場。對西方文化的傳入，王夢曾抱有強烈的反感和抵觸，從全書結語就可見一斑：“自屈、宋開詞賦之端，其傳且千百年；自韓、柳開古文之端，其傳亦千百年；論古文至姚、曾，論駢文至孔、曾，論詩至沈、王，論詞至張、周，取徑甚正，其興當未有艾。乃自歐化東來，學者兼騖旁營，心以分而不一，業以雜而不精固有之，文學致有日蹙百里之憂，是亦承學之士矯枉過直故耳。”且不論他將文學傳統的衰落歸咎於“歐化東來”，與宣導“全盤西化”的胡適早已背道而馳；即便是他如此推崇的韓愈、柳宗元、姚鼐、曾國藩之古文，孔廣森、曾燠之駢文，沈德潛、王士禛之詩，張惠言、周濟之詞等等，也與鼓吹文學革命的胡適格格不入。
面對真正方興未艾的白話文，王夢曾當然並不能熟視無睹。正如他在《編輯大意》中所說的那樣：“凡文章、詩詞、歌曲之源流，悉博考精稽，著之於冊。其有一時異制，如唐末皮、陸等之詩，宋世白話之詩詞，元世白話之文告，亦刺取其精華列入，以明歧趨，並以博讀者之趣。”儘管兼顧白話的發展遞嬗，卻將其視為“歧趨”。在具體評論中也時常流露鄙夷之情，如稱：“自宋人為詞，間用俚語。金元以塞外蠻族入據中原，不諳文理，詞人更曲意遷就，雅俗雜陳，而曲作矣。”（第五十六節《曲之興盛》）如此輕慢不屑，自然和堅決捍衛白話文學的胡適勢同水火。早在1917年發表的《歷史的文學觀念論》（載《新青年》第三卷第三號）中，胡適就大聲疾呼：“夫白話之文學，不足以取富貴，不足以邀聲譽，不列于文學之正宗，而卒不能廢絕者，豈無故耶？豈不以此為吾國文學趨勢自然如此，故不可禁遏而日以昌大耶？愚以深信此理，故又以為今日之文學，當以白話文學為正宗。”日後更有《國語文學史》（北平文化學社1927年版）、《白話文學史》（新月書店1928年版）等完全圍繞白話展開論述的文學史著。因而在演講過程中，一向溫柔敦厚的胡適竟然痛斥此書，實屬事出有因，情有可原。
複雜隱微的內心世界
至於胡適在演講時並不諱言出版這些教科書的商務印書館，在《新青年》上發表改定稿時卻又刻意回避，則當從兩者的受眾、場合等環節入手進行分析。演講的地點設在北京高等師範學校附屬中學國文研究部，面對的聽眾應該主要是該校師生。胡適所批評的正是他們在課堂上或研究室中使用、研究的教材，因而根本不必遮遮掩掩，直陳其事反倒會引起聽眾的共鳴或商討，形成很好的現場效果。在改定稿的最後，胡適曾提及“我演說之後，有許多人議論我的主張”，正說明演講效果頗佳。
作為這次演講的記錄者，周予同後來撰有《中國現代教育史》（良友圖書印刷公司1935年），在第六章《中等教育》中介紹說：“各學科教授的內容，由教育最高行政機關制定教授要旨及學程標準，任各校教師按照標準選擇教材。但實際上，如國文一科，教材選擇的混亂，與教授方法的無標準，幾令人無法形容。”他對“私人遵照政府所定標準而編纂的教科書”尤為不滿，雖然這些教科書“都須呈教育部審查，審定以後，許各校自由採用”，“但實際上，私人編纂中學教科書呈部審查的很少而仍成為書賈一種營業的競爭”，其矛頭所指，首當其衝的便是商務印書館。
《中國現代教育史》（良友圖書印刷公司1935年）
周予同的意見雖然未必受到胡適的影響，但至少證明有同樣觀感的不乏其人。此外，即便考慮到胡適在當時的巨大號召力，可受場地條件所限，能到現場親聆的聽眾人數恐怕並不會太多。他在演講過程中興之所至地提及商務印書館，應該不會廣泛擴散，導致嚴重後果。而率先刊載演講稿的《教育叢刊》屬於高校主辦的同仁刊物，發行量極為有限，同樣不用顧慮會在社會上造成不良影響。
然而當胡適依據演講內容修改文稿，並決定交由《新青年》正式發表時，需要考慮的問題就要複雜得多了。從1920年1月起，《新青年》便改在上海編輯出版，而商務印書館總館也設於上海。以《新青年》的影響力而言，其受眾數量之龐大，即便是演講現場的聽眾再加上《教育叢刊》的讀者，恐怕也要望塵莫及。——沒過多久，《浙江教育學刊》第九期就全文轉載了《新青年》上的這篇文章，足以說明其產生的巨大滾動效應。
如果說此前在北京演講時的批評還僅是“隔空喊話”，未必能真正損害到商務的形象；那麼在《新青年》上刊發文章時，如果依然指名道姓，則近乎“上門叫板”，勢必會影響到商務的聲譽和業務，既而激起雙方的不快甚至紛爭。
事實上，胡適和商務的合作交流一直非常愉快。他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就是由商務在1919年2月出版的，兩個月不到又再版發行，為他在學術界贏得了極大的聲譽。到了1920年6月，他又被商務禮聘為世界叢書委員（參見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4年版胡頌平編著《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數月之後，商務編譯所所長高夢旦還專程赴京，力勸胡適辭去北大教職，轉至上海主持商務的編譯工作。儘管他並未接受邀請，可仍在次年7月赴上海商務印書館考察，不僅提出許多具體建議，還大力舉薦王雲五出任編譯所負責人。
凡此種種，都可見胡適在此期間和商務印書館接觸之頻繁及關係之融洽。在小範圍的演講中批評幾句問題還不算嚴重，在《新青年》上撰文如果還那麼直言不諱，不免有點逞一時口舌之快，最終只會得不償失。處事歷來小心謹慎的胡適，自然會就此反復斟酌衡量，審時度勢地刪改講稿，也正在情理之中。
終其一生，胡適有不少文章都是由演講脫胎而來。從他的立場來說，希望讀者看到的當然是經過深思熟慮、再三推敲之後的最終改定稿，而非未經自己審核潤飾的現場記錄稿。但就讀者而言，倘若能同時參酌比較前後不同的版本，則不但能瞭解這些文章究竟是怎樣“層累地造成”的，還能夠藉此探察到他複雜隱微的內心世界。
《新青年》本《中學國文的教授》
近年來相繼有梁心的《胡適關於中學國文教育的三次講演——側重第三次講演》（載《社會科學研究》2009年第1期）和瞿駿的《新文化的“到手”與“入心”》（載2016年8月12日《文匯報•文匯學人》），對胡適此次演講的始末原委做過細緻的爬梳和分析，但並不意味著就此題無剩義。比如胡適在演講中指責的那些教材內容究竟如何？對教材的出版方商務印書館，胡適為何在演講時點名道姓，而在修訂成文時卻又避而不談？這些問題都值得繼續深究。我們姑且以其中涉及的文學史教材為例，對相關史料略作鉤沉研討。
保守的王夢曾《中國文學史》
頒行於1904年的《奏定中學堂章程》中列有“中國文學”科目，其中有一項課程內容要求“講中國古今文章流別、文風盛衰之要略”。參照同時頒佈的《奏定大學堂章程》，其中提到“歷代文章流別（日本有《中國文學史》，可仿其意自行編纂講授）”，可知所謂“中國古今文章流別”云云實際上就是指中國文學史而言。只是國事稠濁，風雨如晦，這些規定並未真正落實。直至1912年頒佈《中學校令施行規則》，再次明確規定：“國文首宜授以近世文，漸及于近古文，並文字源流、文法要略及文學史之大概。”次年發佈的《中學校課程標準》也列有“中國文學史”。文學史由此正式列入中學階段的國文課程，與此相應的教材也應運而生了。
商務印書館在1914年8月便瞄準商機，捷足先登出版了民國建立以來第一本專供中學使用的《中國文學史》，到了11月又推出了與之配套的《中國文學史參考書》，兩書的編纂者均為時任浙江省立第一中學教員的王夢曾。這本《中國文學史》不僅在封面上印有“共和國教科書”字樣，目錄和正文中也都標明“中學校教科書”，處處提醒讀者加以注意。版權頁上還特意印有教育部的審定批詞：“教科書簡括得要，參考書印證得宜，于學者、教者皆足資研究，應准審定，作為中學校教科書及教員參考書可也。”更是藉此標榜自己符合規定，切於實用。
王夢曾《中國文學史》版權頁
在《編輯大意》中，王夢曾也宣稱：“本書恪遵部定中學章程編纂，以供中學校學生之用。”還特意指出：“本書共二萬餘言，以全年四十周計，每週約授五百言，足供一年之用。”對課時安排及講授進度也加以說明，足見考慮極為周詳。
依仗商務印書館在宣傳、流通、銷售等環節的高效運作，截至1926年，這本教材就連續印刷達二十版之多。胡適在演講中所說的“文學史也是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毫無疑問正是針對此書而言。
不過，稍加翻閱，就會發現此書內容頗為奇特。王夢曾在《編輯大意》中曾交代撰著的經過：“編纂方法以文為主體，史學、小說、詩詞、歌曲等為附庸，文字為文章之源，亦著其因革，其他經學、理學等只旁及焉。”儘管以文學作為主要論述對象，同時卻又闌入“史學”、“文字”、“經學”、“理學”等內容，與通常的文學觀念頗有扞格。這在章節安排上也有所體現，如第一編《孕育時代》包括《六經之遞作》和《諸子百家之朋興》兩章，內容更接近哲學史；後面的章節中還有“史家紀傳體之成立”、“字體之變更”、“古史學之發明”、“史學之複盛”、“史學家之馳騖”、“史學家之改進”等名目，顯然和文字學、史學的關係更為密切。
王夢曾《中國文學史》目錄
有些章節看似專注于文學，實則內容相當駁雜，如第五十一節《記事文之就衰》有一大段評論：“南宋史學大盛，並多奇創之作。胡宏作《皇王大紀》，羅泌作《路史》，始破除尊經之成例；鄭樵作《通志》，又破除斷代為史之成例，而《二十略》之作，通括歷代政治、學術而著之篇，尤為發前人所未發；至於朱熹因《通鑒》作《綱目》，寓以褒貶；袁樞因《通鑒》作《紀事本末》，便於記覽；馬貴與因唐杜佑《通典》作《通考》，廣厥體例，皆特殊之著作。元以來史學衰，元人所修各史，《宋史》蕪雜，《遼》、《金》疏漏。明初修《元史》，尤為粗率雲。”其實和文學史並無關聯，更適宜放到史學史中。儘管這種龐雜的“文學”觀念古已有之，在早期文學史著作中也並不鮮見，但在接受了現代西方文學觀念的胡適眼中，肯定顯得大而無當，汗漫無所歸依。
更令胡適產生強烈不滿，以至要斥之為“荒謬”的，還有這部文學史所呈現的保守立場。對西方文化的傳入，王夢曾抱有強烈的反感和抵觸，從全書結語就可見一斑：“自屈、宋開詞賦之端，其傳且千百年；自韓、柳開古文之端，其傳亦千百年；論古文至姚、曾，論駢文至孔、曾，論詩至沈、王，論詞至張、周，取徑甚正，其興當未有艾。乃自歐化東來，學者兼騖旁營，心以分而不一，業以雜而不精固有之，文學致有日蹙百里之憂，是亦承學之士矯枉過直故耳。”且不論他將文學傳統的衰落歸咎於“歐化東來”，與宣導“全盤西化”的胡適早已背道而馳；即便是他如此推崇的韓愈、柳宗元、姚鼐、曾國藩之古文，孔廣森、曾燠之駢文，沈德潛、王士禛之詩，張惠言、周濟之詞等等，也與鼓吹文學革命的胡適格格不入。
面對真正方興未艾的白話文，王夢曾當然並不能熟視無睹。正如他在《編輯大意》中所說的那樣：“凡文章、詩詞、歌曲之源流，悉博考精稽，著之於冊。其有一時異制，如唐末皮、陸等之詩，宋世白話之詩詞，元世白話之文告，亦刺取其精華列入，以明歧趨，並以博讀者之趣。”儘管兼顧白話的發展遞嬗，卻將其視為“歧趨”。在具體評論中也時常流露鄙夷之情，如稱：“自宋人為詞，間用俚語。金元以塞外蠻族入據中原，不諳文理，詞人更曲意遷就，雅俗雜陳，而曲作矣。”（第五十六節《曲之興盛》）如此輕慢不屑，自然和堅決捍衛白話文學的胡適勢同水火。早在1917年發表的《歷史的文學觀念論》（載《新青年》第三卷第三號）中，胡適就大聲疾呼：“夫白話之文學，不足以取富貴，不足以邀聲譽，不列于文學之正宗，而卒不能廢絕者，豈無故耶？豈不以此為吾國文學趨勢自然如此，故不可禁遏而日以昌大耶？愚以深信此理，故又以為今日之文學，當以白話文學為正宗。”日後更有《國語文學史》（北平文化學社1927年版）、《白話文學史》（新月書店1928年版）等完全圍繞白話展開論述的文學史著。因而在演講過程中，一向溫柔敦厚的胡適竟然痛斥此書，實屬事出有因，情有可原。
複雜隱微的內心世界
至於胡適在演講時並不諱言出版這些教科書的商務印書館，在《新青年》上發表改定稿時卻又刻意回避，則當從兩者的受眾、場合等環節入手進行分析。演講的地點設在北京高等師範學校附屬中學國文研究部，面對的聽眾應該主要是該校師生。胡適所批評的正是他們在課堂上或研究室中使用、研究的教材，因而根本不必遮遮掩掩，直陳其事反倒會引起聽眾的共鳴或商討，形成很好的現場效果。在改定稿的最後，胡適曾提及“我演說之後，有許多人議論我的主張”，正說明演講效果頗佳。
作為這次演講的記錄者，周予同後來撰有《中國現代教育史》（良友圖書印刷公司1935年），在第六章《中等教育》中介紹說：“各學科教授的內容，由教育最高行政機關制定教授要旨及學程標準，任各校教師按照標準選擇教材。但實際上，如國文一科，教材選擇的混亂，與教授方法的無標準，幾令人無法形容。”他對“私人遵照政府所定標準而編纂的教科書”尤為不滿，雖然這些教科書“都須呈教育部審查，審定以後，許各校自由採用”，“但實際上，私人編纂中學教科書呈部審查的很少而仍成為書賈一種營業的競爭”，其矛頭所指，首當其衝的便是商務印書館。
《中國現代教育史》（良友圖書印刷公司1935年）
周予同的意見雖然未必受到胡適的影響，但至少證明有同樣觀感的不乏其人。此外，即便考慮到胡適在當時的巨大號召力，可受場地條件所限，能到現場親聆的聽眾人數恐怕並不會太多。他在演講過程中興之所至地提及商務印書館，應該不會廣泛擴散，導致嚴重後果。而率先刊載演講稿的《教育叢刊》屬於高校主辦的同仁刊物，發行量極為有限，同樣不用顧慮會在社會上造成不良影響。
然而當胡適依據演講內容修改文稿，並決定交由《新青年》正式發表時，需要考慮的問題就要複雜得多了。從1920年1月起，《新青年》便改在上海編輯出版，而商務印書館總館也設於上海。以《新青年》的影響力而言，其受眾數量之龐大，即便是演講現場的聽眾再加上《教育叢刊》的讀者，恐怕也要望塵莫及。——沒過多久，《浙江教育學刊》第九期就全文轉載了《新青年》上的這篇文章，足以說明其產生的巨大滾動效應。
如果說此前在北京演講時的批評還僅是“隔空喊話”，未必能真正損害到商務的形象；那麼在《新青年》上刊發文章時，如果依然指名道姓，則近乎“上門叫板”，勢必會影響到商務的聲譽和業務，既而激起雙方的不快甚至紛爭。
事實上，胡適和商務的合作交流一直非常愉快。他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就是由商務在1919年2月出版的，兩個月不到又再版發行，為他在學術界贏得了極大的聲譽。到了1920年6月，他又被商務禮聘為世界叢書委員（參見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4年版胡頌平編著《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數月之後，商務編譯所所長高夢旦還專程赴京，力勸胡適辭去北大教職，轉至上海主持商務的編譯工作。儘管他並未接受邀請，可仍在次年7月赴上海商務印書館考察，不僅提出許多具體建議，還大力舉薦王雲五出任編譯所負責人。
凡此種種，都可見胡適在此期間和商務印書館接觸之頻繁及關係之融洽。在小範圍的演講中批評幾句問題還不算嚴重，在《新青年》上撰文如果還那麼直言不諱，不免有點逞一時口舌之快，最終只會得不償失。處事歷來小心謹慎的胡適，自然會就此反復斟酌衡量，審時度勢地刪改講稿，也正在情理之中。
終其一生，胡適有不少文章都是由演講脫胎而來。從他的立場來說，希望讀者看到的當然是經過深思熟慮、再三推敲之後的最終改定稿，而非未經自己審核潤飾的現場記錄稿。但就讀者而言，倘若能同時參酌比較前後不同的版本，則不但能瞭解這些文章究竟是怎樣“層累地造成”的，還能夠藉此探察到他複雜隱微的內心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