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怎樣發生？藝術家怎樣成長？
這是玄而又玄的問題。 但也許有一些具體的、生活化的圖景可以幫助我們去理解和思考之。 比如藝術評論家、2011年普利策批評獎獲得者塞巴斯蒂安·斯密發現， 有多位畫家在自己的早期藝術生涯中， 都遇到了“對他們很重要的人”， 創作受阻的畫家在這個人身上看到“特別的能量”， 就想按照他的方式走下去， 創造力得以被釋放。
斯密在自己的書中以這種“成對”的方式寫了八位元藝術家。 這種有些八卦的方式怎樣獲得了嚴肅的向度？又怎樣有助於我們理解深奧的藝術？
最近， 書評週刊的記者採訪了斯密， 我們聽聽他本人怎麼說吧。
采寫 | 新京報記者 李佳鈺
藝術史的書寫， 通常只是描摹單個藝術家的形象， 斯密卻在《競爭的藝術》中一寫寫一雙：馬奈和德加、馬蒂斯和畢卡索、德·庫寧和波洛克、佛洛德和培根。
《競爭的藝術》
作者：（澳）塞巴斯蒂安·斯密
譯者：程雪 董欣然
版本：漢唐陽光 | 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 2017年8月
八位響噹噹的現代畫家， 在斯密筆下卻獻身四段有料的八卦。 那是既密切又疏離的傳奇友誼， 亦是被嫉妒和雄心左右的男性博弈。 斯密在那些偉大的畫作背後， 發現了藝術家之間的秘密——他們的愛與恨、相似與矛盾。 沒有來自馬蒂斯的壓力， 畢卡索不會暗自較勁畫出《亞威農少女》；沒有馬奈人格魅力的引領， 德加不會走出工作室， 去咖啡店寫生；不曾嫉妒過波洛克， 德·庫寧不會在他車禍去世不到一年就和他原來的女友高調戀愛；不曾崇拜愛慕過培根， 佛洛德也不會三個月不間斷工作一心想畫培根肖像。
畢卡索作品《亞威農的少女》。
“當一位藝術家遇到比他事業上更順利、更無畏的同行時， 所帶來的影響往往是啟發性的——也可以說是一種解放。 它打開了一扇大門， 各種可能性盡在眼前。 隨之而來的不僅僅是一種新的工作方式， 還有看待世界的方式。 人生的方向也隨之改變。 ”垂暮之年仍對培根念念不忘，
盧西安·邁克爾·佛洛德（Lucian Michael Freud， 1922－2011）， 英國藝術家， 出生在德國， 是著名心理學家西格蒙德·佛洛德之孫。
這種被斯密歸為藝術家之間的“競爭”關係，
作為一個藝術批評家， 斯密自嘲這個群體總是相對最晚發現那些了不起的作品， “批評家總是念念不忘他們所接受的教育， 並希望他們看到的藝術總是與他們認為藝術應該的樣子相適應”。 同情的理解， 善意的評論， 在創造力不斷迭新的時代， 開放的心態顯得尤為重要。 不止在繪畫藝術， 在任何領域都是；就像真正的對手對自我的激發一樣， 亦適用於每個領域的創作者。
對話斯密
塞巴斯蒂安·斯密，藝術評論家，2011年普利策批評獎獲得者。在多所大學和機構授課，包括耶魯、哈佛、紐約大都會博物館。2016年10月他應邀以本書為題，參加普利策百年紀念演說。斯密獲2011年普利策批評獎頒獎詞：“他對藝術生動豐富的寫作讓那些偉大的作品在愛和欣賞中重生。”
四段藝術家們之間的故事
新京報：最初為什麼想寫這本書，因為結識了盧西安·佛洛德？
斯密：對，我在倫敦住過四年，也是在那裡遇到盧西安·佛洛德。我知道他曾經跟培根有過一段很密切的交往，他們一度非常親近，當然也有過爭吵，最後到關係破裂，誰也不跟誰講話。
我其實挺害怕去問佛洛德這件事，因為不想冒犯他。所以認識佛洛德很多年了，我都沒有問過任何關於他們之間關係的事，直到2006年的一天，我在同他做一個採訪的時候，終於忍不住問了。
關於培根，佛洛德其實想過挺多，所以他其實很樂意去談他，不會覺得冒犯。他告訴我，他確實曾經對培根心生敬佩並傾倒沉迷，不止在於培根的作品和畫法，還念念不忘培根的個人魅力和散發出的強烈吸引力。他那天談了很多，包括培根如何影響到自己的藝術創作，以及他並不覺得培根的作品曾經受到他的影響。很長一段時間，他都在與這種影響作鬥爭。他身上確實表現出培根的影響，但一段時間過後，他害怕失去自己的獨立性，所以再次把這種影響推開。
《弗蘭西斯·培根肖像》，盧西安·佛洛德，1952年。
新京報：這也是你這本書裡所講的“藝術的競爭”，這種關係和影響在書中四對藝術家身上都有表現。
斯密：確實，在這八位畫家的早期藝術生涯中，都有一個對他們很重要的人。我繼而開始觀察每一段關係裡的模式，它們幾乎是一樣的。每一對裡，總有一個人擅長畫畫，另一個人不擅長；同樣，總是其中一個人創作受阻，試圖尋求突破，然後他遇到另一個人，看到他身上有一種特別的能量，就想按照他的方式走下去，創造力得以被釋放。這就好像波洛克對德·庫寧，培根對佛洛德的影響。所以，總有一個特定模式，不僅僅關乎作品的藝術風格，還包括人物的個性和魅力。
培根作品 《三張十字架底下人物的素描》
我覺得，這有點像我們所有人的生活。有時，我們遇到一個特殊的人，會對我們產生特別大的影響——讓我們為之迷戀傾倒，想像跟他們在一起生活會更興奮刺激——但是接下來，我們也開始擔心會失去自主性，試圖推開、拒絕這些影響，從而找到自己的存在方式，發現自己的聲音和創造力。這一點兒也不容易，有時會經歷巨大的衝突。
新京報：《紐約時報》說這本書是“半人物傳記半藝術史”，除了四段藝術家之間的故事，還有什麼是你想透過這本書傳達的嗎？
斯密：我想提醒人們，藝術和生活分不開，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也分不開。我在上大學的時候常被教導說，如果藝術發生在此處，生活則在另一處。可在我看來，生活和藝術是一起發生的。人們所處的關係，還有人的個性和性格，都會對一幅畫的創作方式產生非常大的影響。
過去幾個世紀，西方的藝術一直在追隨傳統，頂多在傳統之上加一點自己很小的創新。但是進入到現代社會階段，從19世紀50到60年代開始，原創的表達變得更加重要，也就是從那時起，你的人格和人生開始在繪畫作品的創作上扮演重要角色。
畫作其實在表達對另外一個人的關注
新京報：今天照相技術已經那麼發達，我們似乎不再需要畫像了，那今天的肖像畫還有什麼意義？
斯密：我們似乎忘記了其實照片會說謊。它並不呈現所有的事實。我們通過兩隻眼睛看世界，所以有一種空間感；但照片只有一隻眼睛，是平面的。照片只是一種特別的觀看方式。我們以為它是自然的，但它並不是。尤其是今天當它變成數碼，更多是變成1和0之間的組合。它是技術主導的，也就有了許多技術上的限制。當然，繪畫也是“觀看”的一種方式而已，也有它自己的限制，但它會涉及人性和心理上的深度，它與人相關。當你用眼睛去看，用手舉著畫刷，會產生比一張照片更為豐富的聯結和回應。這既是心理上的，也是身體上的，會形成對一個人更加完整和豐滿的印象。
新京報：畢卡索在為格特魯德·斯泰因畫像時，前後見了九十次；盧西安·佛洛德畫培根的肖像也花了三個月之久，為什麼一幅肖像需要花費這麼長時間？畫家到底在觀看什麼？
斯密：這個時間長度對於每個畫家都不同。畢卡索通常畫得很快，斯泰因的畫像對他來說太不尋常，部分也是因為他當時在和馬蒂斯較勁，他腦子裡全是馬蒂斯，所以需要不斷嘗試新的畫法尋求突破，但通常他畫一幅肖像頂多花一兩天時間。培根也畫得很快，他不喜歡模特長時間在場，所以一般借助記憶和照片來畫，會以一種快速的方式扭曲面部或者模糊掉一些東西。這和佛洛德非常不同，佛洛德雖然受培根影響，但他後來不一樣的地方就在於他畫得很慢，不慌不忙，也非常寫實。
畢卡索《格特魯德·斯泰因畫像》
畫的時候確實可以看一眼就得到一些資訊，但通過一遍又一遍地觀看就會得到更多。在一天裡的不同時間段去看，在不同的心境下去看，帶著不同的情緒去看。還要和他們對話，形成對整個人的一個感覺，而不僅限於外表。他坐在凳子上的姿勢，他累了的時候、精力充沛的時候是什麼樣子。所以你去看佛洛德的肖像畫，其中會包含很多資訊，他對他所畫的這個人的一切都感興趣。
新京報：但是畫作最終呈現的只是一個固定的形象，如何做到像佛洛德那樣讓所有的情緒、感情融入定格的畫中呢？
斯密：我覺得是兩點，一是當你走近佛洛德的畫時，你會發現很多細節。不同的顏料朝著不同的方向，還有畫作的紋理，色彩上也有很多細微的差異。佛洛德會非常努力地讓你感知到他所畫的這個特定的身體：臉上的粉刺，手臂的血管，還有微微汗意。也能表達出那個人的情緒嗎？我不確定，這個很難講。
這也是我想說的第二點，於我而言，畫作其實在表達對另外一個人的關注。關注也是愛的一種形式。生活裡，我們並沒有很多時間可以和一個人長時間待在一起，和他們說話，看著他們。大部分時間裡，我們邊走邊說，邊說邊走，不會停下來專注。我覺得佛洛德作品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密切關注一個人。這也是愛的一種方式。這種愛並不像夫妻之間的愛，而是一種尊重，有情感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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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適用於每個領域的創作者。對話斯密
塞巴斯蒂安·斯密，藝術評論家，2011年普利策批評獎獲得者。在多所大學和機構授課，包括耶魯、哈佛、紐約大都會博物館。2016年10月他應邀以本書為題，參加普利策百年紀念演說。斯密獲2011年普利策批評獎頒獎詞：“他對藝術生動豐富的寫作讓那些偉大的作品在愛和欣賞中重生。”
四段藝術家們之間的故事
新京報：最初為什麼想寫這本書，因為結識了盧西安·佛洛德？
斯密：對，我在倫敦住過四年，也是在那裡遇到盧西安·佛洛德。我知道他曾經跟培根有過一段很密切的交往，他們一度非常親近，當然也有過爭吵，最後到關係破裂，誰也不跟誰講話。
我其實挺害怕去問佛洛德這件事，因為不想冒犯他。所以認識佛洛德很多年了，我都沒有問過任何關於他們之間關係的事，直到2006年的一天，我在同他做一個採訪的時候，終於忍不住問了。
關於培根，佛洛德其實想過挺多，所以他其實很樂意去談他，不會覺得冒犯。他告訴我，他確實曾經對培根心生敬佩並傾倒沉迷，不止在於培根的作品和畫法，還念念不忘培根的個人魅力和散發出的強烈吸引力。他那天談了很多，包括培根如何影響到自己的藝術創作，以及他並不覺得培根的作品曾經受到他的影響。很長一段時間，他都在與這種影響作鬥爭。他身上確實表現出培根的影響，但一段時間過後，他害怕失去自己的獨立性，所以再次把這種影響推開。
《弗蘭西斯·培根肖像》，盧西安·佛洛德，1952年。
新京報：這也是你這本書裡所講的“藝術的競爭”，這種關係和影響在書中四對藝術家身上都有表現。
斯密：確實，在這八位畫家的早期藝術生涯中，都有一個對他們很重要的人。我繼而開始觀察每一段關係裡的模式，它們幾乎是一樣的。每一對裡，總有一個人擅長畫畫，另一個人不擅長；同樣，總是其中一個人創作受阻，試圖尋求突破，然後他遇到另一個人，看到他身上有一種特別的能量，就想按照他的方式走下去，創造力得以被釋放。這就好像波洛克對德·庫寧，培根對佛洛德的影響。所以，總有一個特定模式，不僅僅關乎作品的藝術風格，還包括人物的個性和魅力。
培根作品 《三張十字架底下人物的素描》
我覺得，這有點像我們所有人的生活。有時，我們遇到一個特殊的人，會對我們產生特別大的影響——讓我們為之迷戀傾倒，想像跟他們在一起生活會更興奮刺激——但是接下來，我們也開始擔心會失去自主性，試圖推開、拒絕這些影響，從而找到自己的存在方式，發現自己的聲音和創造力。這一點兒也不容易，有時會經歷巨大的衝突。
新京報：《紐約時報》說這本書是“半人物傳記半藝術史”，除了四段藝術家之間的故事，還有什麼是你想透過這本書傳達的嗎？
斯密：我想提醒人們，藝術和生活分不開，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也分不開。我在上大學的時候常被教導說，如果藝術發生在此處，生活則在另一處。可在我看來，生活和藝術是一起發生的。人們所處的關係，還有人的個性和性格，都會對一幅畫的創作方式產生非常大的影響。
過去幾個世紀，西方的藝術一直在追隨傳統，頂多在傳統之上加一點自己很小的創新。但是進入到現代社會階段，從19世紀50到60年代開始，原創的表達變得更加重要，也就是從那時起，你的人格和人生開始在繪畫作品的創作上扮演重要角色。
畫作其實在表達對另外一個人的關注
新京報：今天照相技術已經那麼發達，我們似乎不再需要畫像了，那今天的肖像畫還有什麼意義？
斯密：我們似乎忘記了其實照片會說謊。它並不呈現所有的事實。我們通過兩隻眼睛看世界，所以有一種空間感；但照片只有一隻眼睛，是平面的。照片只是一種特別的觀看方式。我們以為它是自然的，但它並不是。尤其是今天當它變成數碼，更多是變成1和0之間的組合。它是技術主導的，也就有了許多技術上的限制。當然，繪畫也是“觀看”的一種方式而已，也有它自己的限制，但它會涉及人性和心理上的深度，它與人相關。當你用眼睛去看，用手舉著畫刷，會產生比一張照片更為豐富的聯結和回應。這既是心理上的，也是身體上的，會形成對一個人更加完整和豐滿的印象。
新京報：畢卡索在為格特魯德·斯泰因畫像時，前後見了九十次；盧西安·佛洛德畫培根的肖像也花了三個月之久，為什麼一幅肖像需要花費這麼長時間？畫家到底在觀看什麼？
斯密：這個時間長度對於每個畫家都不同。畢卡索通常畫得很快，斯泰因的畫像對他來說太不尋常，部分也是因為他當時在和馬蒂斯較勁，他腦子裡全是馬蒂斯，所以需要不斷嘗試新的畫法尋求突破，但通常他畫一幅肖像頂多花一兩天時間。培根也畫得很快，他不喜歡模特長時間在場，所以一般借助記憶和照片來畫，會以一種快速的方式扭曲面部或者模糊掉一些東西。這和佛洛德非常不同，佛洛德雖然受培根影響，但他後來不一樣的地方就在於他畫得很慢，不慌不忙，也非常寫實。
畢卡索《格特魯德·斯泰因畫像》
畫的時候確實可以看一眼就得到一些資訊，但通過一遍又一遍地觀看就會得到更多。在一天裡的不同時間段去看，在不同的心境下去看，帶著不同的情緒去看。還要和他們對話，形成對整個人的一個感覺，而不僅限於外表。他坐在凳子上的姿勢，他累了的時候、精力充沛的時候是什麼樣子。所以你去看佛洛德的肖像畫，其中會包含很多資訊，他對他所畫的這個人的一切都感興趣。
新京報：但是畫作最終呈現的只是一個固定的形象，如何做到像佛洛德那樣讓所有的情緒、感情融入定格的畫中呢？
斯密：我覺得是兩點，一是當你走近佛洛德的畫時，你會發現很多細節。不同的顏料朝著不同的方向，還有畫作的紋理，色彩上也有很多細微的差異。佛洛德會非常努力地讓你感知到他所畫的這個特定的身體：臉上的粉刺，手臂的血管，還有微微汗意。也能表達出那個人的情緒嗎？我不確定，這個很難講。
這也是我想說的第二點，於我而言，畫作其實在表達對另外一個人的關注。關注也是愛的一種形式。生活裡，我們並沒有很多時間可以和一個人長時間待在一起，和他們說話，看著他們。大部分時間裡，我們邊走邊說，邊說邊走，不會停下來專注。我覺得佛洛德作品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密切關注一個人。這也是愛的一種方式。這種愛並不像夫妻之間的愛，而是一種尊重，有情感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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